低人權並不是經濟發展一定要有的東西，改善人權最終並不會影響經濟發展，而且會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背景。如現在的東歐，經濟成長就非常快，甚至普遍都比俄羅斯快。中國應該把提升人權、改變二元結構、改變制度性的歧視作為一個未來發展方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低人權優勢
- 外文名：The advantage of low human rights
- 對象：人權
- 類型：現代詞
簡介,作用,
簡介
任何一個歌頌中國式奇蹟的經濟學家都會先盛讚那個被做大的蛋糕，畢竟只有蛋糕做大了，每個人可以分到更多的可能性才會存在。那么，大規模勞動力以及低勞動力成本無疑是中國在全球化競爭中的最大優勢，通過最大可能的規模擴張，吸納儘可能多的勞動力加入到就業領域。唯有儘可能的吸納就業，才能縮小因為勞動力閒置造成的資源浪費，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強社會的穩定性。而它的代價則是初級勞動的低收入分配、環境污染以及資源的浪費。這不禁令筆者想起了秦暉教授在多年前的一則訪談：《中國以“低人權優勢”造就驚人競爭力》，在其中，秦暉認為低人權表現為初級勞動力在議價領域權利的喪失，和在勞動力供給過剩及巨觀上國家的出口導向政策的作用下，工廠可以任意決定工人的工資、福利。中國奇蹟的出現顯然受益於沒有討價還價餘地的某種機制。而這種單方面出價以節省“交易成本”的儘管其實是一種強盜邏輯，然而它卻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原始積累。但區別於前面這種一般的看法，秦教授認為低人權(或低收入分配)並非簡單看起來那樣節省成本，相反，這種低成本帶來的某些負外部性也會產生出於生產成本之外的成本。正如，人民公社看起來節省了國家與小農經濟的分散對話，然而，人民公社時的成本是最高的，哪個國家在工業化時期付出了餓死如此多人的高昂成本?
為此，社會是否已經到了該考慮這份隱藏成本的時候了呢?低人權優勢如果用得過頭的話，對社會的良性成長來說，終究會成為一個引起社會斷裂的最大的劣勢。但是，國家是否能夠或者願意從這種低人權優勢中走出來是存疑的
為此，社會是否已經到了該考慮這份隱藏成本的時候了呢?低人權優勢如果用得過頭的話，對社會的良性成長來說，終究會成為一個引起社會斷裂的最大的劣勢。但是，國家是否能夠或者願意從這種低人權優勢中走出來是存疑的
作用
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蹟是因為中國的“低人權優勢”，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但我認為有一個不存在爭議的問題，就是我對低人權優勢下的經濟成長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中國現在的模式還不如拉美，是比拉美還要低一檔的模式。
南非和中國一樣，都被認為創造了經濟的奇蹟，“低人權”是不是對這奇蹟的創造產生了作用呢？肯定不是唯一的作用，還在於全球化。由於低人權，在全球化中它們就特別有出口商品、吸引資本的優勢。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像中國或南非用這樣的條件來招攬資本家，推出血汗工廠的商品。沒有全球化，中國就是朝鮮，根本不可能有高增長；沒有低人權，中國就是東歐。東歐不可能像中國一樣推出血汗工廠的商品，尤其是它要加入歐盟，歐盟的福利門檻要比自由門檻高得多。
但是，低人權在一定時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加速資本原始積累。南非經濟高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美大量投資。為什麼英美就不投資到別的國家？不就是因為南非那種欺負勞工的方式別的國家做不到嗎？左派痛罵全球化，其實全球化與中國、南非這種不道德的奇蹟是有一定的關聯。但是我提出的解決方案跟左派完全不一樣，左派不要經濟全球化，要重新設立關稅壁壘，把外資堵出去。我恰恰相反，經濟全球化要保留，但是要推進人權的全球化，不能一直靠低人權優勢來搞原始積累。
通常講的人權無非三層意義，其一是左派講的人權，即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平等意義上的人權。福利國家就是高人權，自由放任國家就被認為是低人權。但南非和中國都是負福利國家，比零福利還要低。負福利國家就是用國家權力、用非經濟力量增加不平等，而非減少不平等。福利就是在二次分配中，用政府的力量降低不平等，也可以說是降低基尼係數。南非和中國恰恰是一次分配的基尼係數還不是太高，二次分配以後就高起來了。其二是右派（主要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講的人權，是契約自由權，就是對自由競爭的保持。而南非和中國恰恰都壟斷得很厲害，都是國有經濟占有很大比重。其三是左右兩派都認同的人權，即政治自由和公民權：言論自由、結社、成立工會等等。但在這一點上，至少對於南非黑人來說，和中國一樣，也都是低人權的。
因此，無論從哪方面來講，中國都是低人權，還不僅僅是低工資的問題。低工資的國家很多，比如印度、南非很多國家，但是比如說集體談判能力，就沒有像中國一樣被剝奪得那么厲害。
在全球化過程中，閉關鎖國肯定不能長久，像朝鮮一樣根本就搞不下去。但是如果打開國門，低人權國家就有一個特點。自由經濟、民主國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有創新激勵，這是低人權國家不能相提並論的。但在市場經濟的全球化下，資本可以廣泛流通，自由經濟、民主制度下的創新優勢就會被低人權國家接過去，而低人權國家血汗工廠的所謂優勢又非自由經濟、民主制度國家所能擁有，那么最終結果的確很可能出現劣幣驅逐良幣。市場經濟要求全要素的自由流動，但是目前在民族國家的背景下很難完全如此，比如勞工就不可能自由流動，所以的確可能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只有要求低人權國家放棄低人權優勢，而非終止市場全球化。
有人說南非的低人權是基於邪惡的動機，中國則是善良的，因為中國要發展就要付出一些代價。動機問題其實是很難說的。在南非，其實也有很多動機也是很好的，比如認為非洲黑人要求發展的機會非常重要，如果沒有發展機會就不可能保障白人社會的安全，所以建設黑人家園、改善黑人就業等等，但說是說，實際做得卻很差。
我從來沒有完全否定過新農村建設，比如其中的教育和衛生，我一直認為應大力度投資。但有很多人把新農村建設理解為中國解決城市化問題的一種替代，他們認為農民進城會導致嚴重的問題，比如農民進城會找不到工作，會導致犯罪。所以一定要把農民留在農村，那就要改善農村生活條件，國家要投資。但是，即便如此，在新農村建設中，就人均而言，中國的投入還不如南非黑人家園建設的水平。
還有貧民窟的問題，我的主張是，農民進了城，打工以外總是要安家的，不能等出賣完了青春就趕他們回去。無非兩個辦法：一是通過福利來解決，政府給他們蓋房子；二是通過自由來解決，允許讓他們自己解決。我的意見是，如果不能給他們福利，至少不應該剝奪他們的自由，不能搞到他們既無福利又沒自由。
一些左派非常反感貧民窟，說政府沒有給窮人蓋房子。有人也反感貧民窟，理由卻截然相反，認為窮人沒有房地產跑到城市裡來就是侵犯產權。這個邏輯即便是在西方也是很少有人敢講的。還有說法是中國就好在有一個中性政府，而中性政府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我就要問：打土豪、分田地不侵犯產權嗎？要利用的時候，就鼓勵窮人侵犯產權；當了富人了，就要維護產權。中國哪有什麼窮人侵犯產權，只有政府侵犯窮人的產權，中國政府對待窮人的態度全世界罕見，最右的國家都不可能這樣做。
低人權並不是經濟發展一定要有的東西，改善人權最終並不會影響經濟發展，而且會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背景。如現在的東歐，經濟成長就非常快，甚至普遍都比俄羅斯快。中國應該把提升人權、改變二元結構、改變制度性的歧視作為一個未來發展方向。
南非和中國一樣，都被認為創造了經濟的奇蹟，“低人權”是不是對這奇蹟的創造產生了作用呢？肯定不是唯一的作用，還在於全球化。由於低人權，在全球化中它們就特別有出口商品、吸引資本的優勢。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像中國或南非用這樣的條件來招攬資本家，推出血汗工廠的商品。沒有全球化，中國就是朝鮮，根本不可能有高增長；沒有低人權，中國就是東歐。東歐不可能像中國一樣推出血汗工廠的商品，尤其是它要加入歐盟，歐盟的福利門檻要比自由門檻高得多。
但是，低人權在一定時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加速資本原始積累。南非經濟高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美大量投資。為什麼英美就不投資到別的國家？不就是因為南非那種欺負勞工的方式別的國家做不到嗎？左派痛罵全球化，其實全球化與中國、南非這種不道德的奇蹟是有一定的關聯。但是我提出的解決方案跟左派完全不一樣，左派不要經濟全球化，要重新設立關稅壁壘，把外資堵出去。我恰恰相反，經濟全球化要保留，但是要推進人權的全球化，不能一直靠低人權優勢來搞原始積累。
通常講的人權無非三層意義，其一是左派講的人權，即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平等意義上的人權。福利國家就是高人權，自由放任國家就被認為是低人權。但南非和中國都是負福利國家，比零福利還要低。負福利國家就是用國家權力、用非經濟力量增加不平等，而非減少不平等。福利就是在二次分配中，用政府的力量降低不平等，也可以說是降低基尼係數。南非和中國恰恰是一次分配的基尼係數還不是太高，二次分配以後就高起來了。其二是右派（主要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講的人權，是契約自由權，就是對自由競爭的保持。而南非和中國恰恰都壟斷得很厲害，都是國有經濟占有很大比重。其三是左右兩派都認同的人權，即政治自由和公民權：言論自由、結社、成立工會等等。但在這一點上，至少對於南非黑人來說，和中國一樣，也都是低人權的。
因此，無論從哪方面來講，中國都是低人權，還不僅僅是低工資的問題。低工資的國家很多，比如印度、南非很多國家，但是比如說集體談判能力，就沒有像中國一樣被剝奪得那么厲害。
在全球化過程中，閉關鎖國肯定不能長久，像朝鮮一樣根本就搞不下去。但是如果打開國門，低人權國家就有一個特點。自由經濟、民主國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有創新激勵，這是低人權國家不能相提並論的。但在市場經濟的全球化下，資本可以廣泛流通，自由經濟、民主制度下的創新優勢就會被低人權國家接過去，而低人權國家血汗工廠的所謂優勢又非自由經濟、民主制度國家所能擁有，那么最終結果的確很可能出現劣幣驅逐良幣。市場經濟要求全要素的自由流動，但是目前在民族國家的背景下很難完全如此，比如勞工就不可能自由流動，所以的確可能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只有要求低人權國家放棄低人權優勢，而非終止市場全球化。
有人說南非的低人權是基於邪惡的動機，中國則是善良的，因為中國要發展就要付出一些代價。動機問題其實是很難說的。在南非，其實也有很多動機也是很好的，比如認為非洲黑人要求發展的機會非常重要，如果沒有發展機會就不可能保障白人社會的安全，所以建設黑人家園、改善黑人就業等等，但說是說，實際做得卻很差。
我從來沒有完全否定過新農村建設，比如其中的教育和衛生，我一直認為應大力度投資。但有很多人把新農村建設理解為中國解決城市化問題的一種替代，他們認為農民進城會導致嚴重的問題，比如農民進城會找不到工作，會導致犯罪。所以一定要把農民留在農村，那就要改善農村生活條件，國家要投資。但是，即便如此，在新農村建設中，就人均而言，中國的投入還不如南非黑人家園建設的水平。
還有貧民窟的問題，我的主張是，農民進了城，打工以外總是要安家的，不能等出賣完了青春就趕他們回去。無非兩個辦法：一是通過福利來解決，政府給他們蓋房子；二是通過自由來解決，允許讓他們自己解決。我的意見是，如果不能給他們福利，至少不應該剝奪他們的自由，不能搞到他們既無福利又沒自由。
一些左派非常反感貧民窟，說政府沒有給窮人蓋房子。有人也反感貧民窟，理由卻截然相反，認為窮人沒有房地產跑到城市裡來就是侵犯產權。這個邏輯即便是在西方也是很少有人敢講的。還有說法是中國就好在有一個中性政府，而中性政府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我就要問：打土豪、分田地不侵犯產權嗎？要利用的時候，就鼓勵窮人侵犯產權；當了富人了，就要維護產權。中國哪有什麼窮人侵犯產權，只有政府侵犯窮人的產權，中國政府對待窮人的態度全世界罕見，最右的國家都不可能這樣做。
低人權並不是經濟發展一定要有的東西，改善人權最終並不會影響經濟發展，而且會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背景。如現在的東歐，經濟成長就非常快，甚至普遍都比俄羅斯快。中國應該把提升人權、改變二元結構、改變制度性的歧視作為一個未來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