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一書,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發行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中文版編校整理而成,記錄了伯力城審判全過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
- 別名:Khabarovsk Trials
- 作者:孫家紅
- 出版時間:2015年5月
-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 頁數:456 頁
- ISBN:978-7-5108-3419-6
- 類別:歷史 國際政治 法律
- 原作品: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
- 定價:68 元
- 開本:16 開
- 裝幀:平裝
- 字數:403千
特別推薦,內容簡介,出版背景,圖書目錄,精彩書摘,
特別推薦
★ 1949年12月伯力城審判首次揭示了日軍侵華期間在中國東北進行活體實驗、實施細菌戰爭等嚴重罪行。
★ 二戰以後,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細菌戰罪行的國際大審判,開創人類公開審判細菌戰爭犯罪的先河。
★ 原始記錄,生動再現伯力城審判的全過程,珍稀文獻,海內罕見。
★ 本書完整記錄了1949年底蘇聯在其遠東城市伯力城公開審判12名日本細菌戰犯的詳細過程,揭示了日軍侵華期間在中國東北進行活體實驗、實施細菌戰爭等嚴重罪行,是二戰後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細菌戰罪行的國際大審判,開創人類公開審判細菌戰爭犯罪的先河。
內容簡介
二戰結束後,戰爭罪犯的審判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體現了人類對於公平正義的普遍追求。但在1946-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中,在“冷戰”陰雲的籠罩下,由於某些大國的操控、掩護,當年侵華日軍在中國犯下的嚴重細菌戰罪行,最終竟沒有被提起訴訟,主要細菌戰罪犯也得以逃脫法網,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大的“漏罪”之舉。
有鑒於此,1949年底蘇聯在其遠東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就日軍在戰爭期間“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對包括最後一任關東軍總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內的12名日本戰犯公開審判。這場審判第一次全面揭示了日軍在中國東北進行活體實驗、實施細菌戰爭等嚴重罪行,劣跡斑斑,令人髮指。這場審判是二戰以後,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細菌戰罪行的國際大審判,開創了人類公開審判細菌戰爭犯罪的先河,具有重大意義。遺憾的是,由於各種複雜原因,導致這場審判長期湮沒,很少為國人所知。
《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一書,系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發行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中文版編校整理而成。該書記錄了伯力城審判全過程,再現了預審、庭審、舉證質證、終審判決等各個環節,資料原始,細節生動,國內罕見。本次編校整理,重版再現,並與該書英、日等文版本互校,釐正原書諸多訛誤。不僅為研究提供難得史料,更希望世人不忘戰爭歷史,共期和平未來!
出版背景
2015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的第70年。在這撫今追昔的莊嚴時刻,特將有關前蘇聯伯力城審判(或名“伯力審判”,KhabarovskTrials,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的歷史資料編校重版。
伯力城審判產生於特定的國際時勢背景下,長期遭受人為“曲解”和掩飾,並未引起足夠重視。1946-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關於日本戰爭罪行的揭露發現乃至審判追責不夠徹底,存在嚴重的“漏罪”問題。二戰結束前後,南京國民政府和蘇聯政府曾就日本細菌戰罪行進行調查取證,隨將所獲各項證據材料提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甚至蘇聯還曾押解兩名親身參與實施細菌戰實驗的日本戰俘到東京作證,擬就日軍細菌戰罪行提起訴訟。但在美國政府的野蠻幹預和精心掩護下,昔日細菌戰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親自批准組織進行細菌戰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於起訴,幸逃法外。東京審判歷時兩年有餘,竟未能將日本細菌戰犯送上國際法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遺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蘇聯在其遠東著名城市伯力城設定特別軍事法庭(即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從當時拘禁的數萬戰俘中遴選出十二名細菌戰犯,就其所犯細菌戰爭罪行,進行公開審判。這十二名戰犯分別是: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陸軍大將山田乙三,前日本關東軍醫務處長軍醫中將梶冢隆二,前關東軍獸醫處長獸醫中將高橋隆篤,前第七三一細菌部隊部長軍醫少將川島清,前第七三一部隊分部長軍醫少佐柄澤十三夫,前第七三一部隊部長軍醫中佐西俊英,前第七三一部隊支隊長軍醫少佐尾上正男,前第五軍團軍醫處長軍醫少將佐藤俊二,前第一〇〇細菌部隊科學工作員中尉平櫻全作,前第一〇〇部隊工作員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七三一部隊第六四三支隊醫務實習員上等兵菊地則光及前第七三一部隊第一六二支隊醫務實驗員久留島祐司。經過這場審判,蘇聯向全世界昭告日軍曾在戰爭期間“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犯罪事實,成為向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陣營對戰的有力“外交武器”。
圖書目錄
伯力城審判
I 從“拒絕遺忘”到“正視歷史”(代序)
IX 編校凡例序 言/001
預審檔案/003 起訴書 /003
被告與證人的供詞/031
檔案證據/129
被告和證人在法庭上的供詞/176
被告川島受審經過/185
被告柄澤受審經過 /201
被告山田受審經過 /209
被告西俊英受審經過 /219
被告梶冢受審經過 /225
被告佐藤受審經過/239
被告平櫻受審經過 /244
被告三友受審經過/252
被告高橋受審經過 /256
被告尾上受審經過/265
被告菊地受審經過/272
被告久留島受審經過/275
各證人受審經過/278
檢驗委員會結論 /322
國家公訴人的演詞 /330
各辯護人的演詞 /381
軍事法庭判決書 /430
受審12名戰犯名單
(一)山田乙三,1881年生,陸軍大將,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五年。
(二)梶冢隆二,1888年生,軍醫中將,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醫務處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五年。
(三)高橋隆篤,1888年生,獸醫中將,化學家兼生物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獸醫處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五年。
(四)川島清,1893年生,軍醫少將,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生產部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五年。
(五)西俊英,1904年生,軍醫中佐,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訓練部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十八年。
(六)柄澤十三夫,1911年生,軍醫少佐,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生產部分部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年。(七)尾上正男,1910年生,軍醫少佐,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第六四三支隊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十二年。
(八)佐藤俊二,1896年生,軍醫少將,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第五軍團軍醫處長;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二十年。
(九)平櫻全作,1916年生,獸醫中尉,獸醫,前日本關東軍第一〇〇部隊工作員;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十年。
(一〇)三友一男,1924年生,上士官,前日本關東軍第一〇〇部隊工作員;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十五年。
(一一)菊地則光,1922年生,九年級畢業生,上等兵,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第六四三支隊醫務實習員;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兩年。
(一二)久留島祐司,1923年生,八年級畢業生,前日本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第一六二支隊醫務實驗員;判決禁閉在勞動感化營內,期限三年。
精彩書摘
“第七三一部隊內設有拘禁犯人的特別監獄,其中所有要用來受實驗的犯人,均嚴被看管和隔絕;為了保守秘密起見,本部隊工作人員通常都把他們叫作‘木頭’。……要是犯人受過致命細菌傳染後又痊癒起來,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連三的實驗,直到因傳染病死去時為止。為了研究各種治療法,對已受傳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療,也給他們吃正常的飯食,等到他們身體完全復原之後,就把他們用來作另一種實驗,用另一種細菌傳染他們。無論如何,從來是沒有一個人能活著走出這個殺人工廠的。”
“此外,一九四五年一月,由我(西俊英)親身參加對十個中國戰俘進行過傳染壞疽病的實驗。實驗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二十度的嚴寒天氣下可否用壞疽病進行傳染。
這次實驗的手續如下:把十個中國戰俘綁在柱子上,距裝有壞疽菌的開花彈達十至二十公尺遠。
為了不讓這些人立刻被炸彈炸死,就把他們的頭部和背部都用特種金屬板和厚棉被掩蓋著,雙腳和臀部則露在外面。電門一開,炸彈爆炸了,帶有壞疽菌的霰片落到受實驗者所在的小坪上。結果全體受實驗者的腳上或臀部都受了傷,他們經過七天慘痛之後都死去了。”
“問:被拘禁在這監獄內的儘是男子呢,還是也有女子呢?
答:也有女子。
問:用那些拘禁在石井部隊監獄內的女子來進行過什麼特別的實驗么?
答:我沒有參加過這種實驗,但我知道會給她們傳染上梅毒,目的是要
研究預防這種病症的方法。
問:可見,被拘禁在第七三一部隊監獄內的女子是被傳染上了花柳病么?答:是的。”
“問:在被拘禁的女子中間有過帶孩子的女子么?答:這批女子中間有一個女子是帶著一個嬰兒的。
問:她是同嬰兒一起被押到第七三一部隊監獄的么?
答:我聽說她是在監獄內生下孩子的。
問:這個女子也是沒能活命出獄么?
答:當我在部隊內服務時是這樣的,所以這個女子的遭遇正是這樣。”
“被告山田最後陳述:……我被任命擔任關東軍總司令一職以後,始終忠實一貫地執行了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一切命令和指示,這樣來努力加強關東軍的作戰準備。
我承認我自己在加強細菌戰戰鬥準備方面所應負的責任。
至於當時為準備細菌戰而進行的那些滔天罪行,那末我明白了解,對此應負責任的有第七三一細菌部隊和第一〇〇細菌部隊各屆長官,以及關東軍各屆總司令,包括我個人在內。
但是我想說明一點,就是與這些部隊有關的一切人員都是按命令行事的,都是為執行這些部隊長官和關東軍司令官的意旨而行動了的。
被告川島剛才講到了這些部隊中所乾出的罪惡行為,以及一般為準備細菌戰而乾出的罪惡行為。我對於他所說的這些話沒有什麼可以補充。這些罪惡行為是根本無法辯白的。
我已經說過,我承認我應對各該部隊在我任關東軍總司令一職時期,即從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時期,為準備細菌戰而乾出的一切罪行負罪過責任。
我了解我所應負罪過責任的全部深重性。我了解我所犯罪惡的全部深重性,所以我並不去思想到法庭將來對我這種罪過判決的刑罰輕重如何的問題。
這就是我在最後陳述時所要講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