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的旁觀者:雷蒙·阿隆訪談錄》是以“口述史”的形式回顧了法國50年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演變歷程，是阿隆的自畫像，也是法國同代知識分子的群體畫像。由於對話者分屬1933年代和1968年5月運動兩個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經歷、閱歷和政治傾向不同，又都能言善辯，讀起來更加生動、惟妙惟肖，或許更能反映其人其事的真實面貌。與《阿隆回憶錄》形式各異，互為補充，相映成趣。這兩本以不同形式發表的阿隆回憶錄在法國和外國均一版再版，讀者興趣經久不衰。
基本介紹
- 書名：介入的旁觀者:雷蒙•阿隆訪談錄
- 作者：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頁數：279頁
- 開本：16
- 品牌：北京吉版圖書有限責任公司
- 外文名：Le Spectateur Engage
- 譯者：楊祖功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5340141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作者雷蒙·阿隆被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稱呼為“我的老師”。阿隆的這本訪談錄，告訴我們什麼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當如何對社會與政治上的種種現象與問題進行介入，知識分子被譽為社會的良心，而不是利益集團的發言者。
作者簡介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年3月14日－1983年10月17日）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政治學家以批判左派法國思想家薩特聞名。被法國解放報譽為“法國人的教師".80年代法國學術和政治思想的理論權威。
媒體推薦
當冷戰把整個世界“撕裂”成“社會主義陣營”和“自由世界”時，薩特，還有梅羅-龐蒂等人，卻看走了眼。令人驚奇的是，雖然歷史是不可預測的，但是，命運之神垂青的卻不是薩特，而是阿隆，一再讓阿隆的預言成真。人生在世，人們常常會身不由己，原本想邁左腿，卻伸出了右腳。在古希臘，出身貴族的梭倫專為中產階層發聲，在雅典奠定了民主制；而平民出身的蘇格拉底， 卻喜歡與貴族子弟談玄論道，幫助他們尋找新的生活道路。世事如棋局，半在天意，半由人為。其實，命運只是事件的走向，而事件的走向是許許多多事實、人與物 之間關係的交織與趨近。英雄或哲人只是洞察到這些事實、人與物之間的趨近，或者主動順應，或者在新的趨近形成前，先行改變一些事實、人與物的關係，讓各種 事實、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形成有益於己方的“態勢”，最終讓命運的天平倒向自己。所以， 要與命運相抗爭，僅有良知、激情和理想還不夠，人更要冷靜和有見識。記得人文主義者瓦拉曾把主宰命運的上帝分成兩部分：上帝的預知（旁觀）和上帝的意志 （介入），兩者的作用猶如希臘神話故事中的阿波羅和宙斯，其中，阿波羅能夠預知未來，卻不能決定未來，而決定未來的是宙斯，他代表上帝的意志。因此，上帝 的預知並不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障礙，而真正決定人的命運的是上帝的意志。為此，人可以自由地選擇，通過努力獲得神恩，讓命運的天平倒向自己的一邊。換言之， “天道酬勤”、“天佑勇者”。……
——東方早報
——東方早報
圖書目錄
譯者前言
引言
第一部動盪中的法蘭西
第一章年代的一個知識青年
一、從年的烏爾姆街到年的柏林
二、人民陣線：左派喜歡拿自己的失敗慶功
三、法國的衰落
第二章黑暗的年代：—年
一、動身去倫敦
二、戴高樂與貝當
三、大屠殺
第三章解放時期的失望
一、重建法國
二、政治病毒
三、雅爾達，瓜分世界的傳說
第二部民主制與極權主義
第一章大分裂：—年
一、誰打贏了冷戰？
二、在法蘭西人民聯盟中
三、知識分子的鴉片
第二章非殖民地化
一、阿爾及利亞悲劇
二、戴高樂與非殖民地化
三、知識分子與反對殖民主義
第三章各民族間的和平與戰爭
一、關於核戰爭的思考
二、經濟成長與意識形態對立
三、戴高樂，以色列和猶太人
第三部自由與理性
第一章永恆的和變化中的左派
一、年月運動
二、水中撈月
第二章帝國的衝擊
一、緩和的幻想
二、美利堅帝國的衰落
三、中國與第三世界
四、人權不能成為一種政策
五、衰落的歐洲
第三章介入的旁觀者
一、著作的同一性
二、新聞評論家與大學教授
三、政治選擇
四、價值觀
結語
附錄雷蒙·阿隆著作目錄
引言
第一部動盪中的法蘭西
第一章年代的一個知識青年
一、從年的烏爾姆街到年的柏林
二、人民陣線：左派喜歡拿自己的失敗慶功
三、法國的衰落
第二章黑暗的年代：—年
一、動身去倫敦
二、戴高樂與貝當
三、大屠殺
第三章解放時期的失望
一、重建法國
二、政治病毒
三、雅爾達，瓜分世界的傳說
第二部民主制與極權主義
第一章大分裂：—年
一、誰打贏了冷戰？
二、在法蘭西人民聯盟中
三、知識分子的鴉片
第二章非殖民地化
一、阿爾及利亞悲劇
二、戴高樂與非殖民地化
三、知識分子與反對殖民主義
第三章各民族間的和平與戰爭
一、關於核戰爭的思考
二、經濟成長與意識形態對立
三、戴高樂，以色列和猶太人
第三部自由與理性
第一章永恆的和變化中的左派
一、年月運動
二、水中撈月
第二章帝國的衝擊
一、緩和的幻想
二、美利堅帝國的衰落
三、中國與第三世界
四、人權不能成為一種政策
五、衰落的歐洲
第三章介入的旁觀者
一、著作的同一性
二、新聞評論家與大學教授
三、政治選擇
四、價值觀
結語
附錄雷蒙·阿隆著作目錄
序言
譯者前言
—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
雷蒙·阿隆作為法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引起中國學界和讀者的矚目有些年了。阿隆著作的中譯本也陸續出了一些。《雷蒙·阿隆回憶錄—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中譯本2006年再版受到不少讀者的關注和歡迎。熱心中法文化交流的胥弋先生讀後專門來訪，又大力推薦這本《介入的旁觀者》。其實，這本訪談錄先於回憶錄出版，當時即有法國友人推薦。我又找出贈書查了一下，確實認真看過，並且做了筆記和評註。可能由於當時自己對這位著名右派知識分子的一己之見，對肇始於法國史學界、濫觴於新媒體的“口述史”形式也尚未認同，特別是書中涉及阿隆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等一些根本問題的個人見解，估計翻譯出來出版也難，只好暫時作罷。
《介入的旁觀者》是由法國兩位青年學者經過長期的認真準備，與雷蒙·阿隆成功合作的果實。先是作為電視訪談節目在法國電視二台上分3期播出，引起轟動。後在原始電視腳本的基礎上（未做任何刪節）整理成書，並由阿隆本人擬寫了一節對話作為《結語》，於1981年出版問世。《介入的旁觀者》是用“口述史”的形式回顧了法國50年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演變歷程，是阿隆的自畫像，也是法國同代知識分子的群體畫像。由於對話者分屬20世紀30年代和1968年5月運動兩個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經歷、閱歷和政治傾向不同，又都能言善辯，讀起來更加生動、惟妙惟肖，或許更能反映其人其事的真實面貌。與1983年出版的《雷蒙·阿隆回憶錄》形式各異，互為補充，相映成趣。這兩本以不同形式發表的阿隆回憶錄在法國和外國均一版再版，讀者興趣經久不衰。
向中國讀者譯介阿隆及法國一代知識分子，從個人來講，就算畫了一個並不圓滿的句號。掩卷遐思，總覺得還缺點什麼，欲罷不能。時隔25年再次閱讀和翻譯過程中，書中提到的人和事以及種種論爭，像過電影一樣不時在腦海中閃過，產生了不少聯想和新的認識。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多次學術訪問和交流中，我有幸與書中提到的幾位院士、學者接觸（其中包括左派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有的還成了從相識到相知的老朋友。在交流中不僅增長了學識，而且看到了法國或西方學者做學問、做人的方式和社會文化環境，更不由得聯想到半個世紀以來我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幾位貴人—我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知識型老領導）。他們學識高深，身體力行，“潤物細無聲”，道德文章，感人至深。可惜他們生前沒有趕上更為公正和寬鬆的生存條件，他們的才能和精神也未能得到應有的發揚光大。箇中原因，可能包括社會如何對待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如何給自己定位的問題。
一
首先，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人算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正面地講，我們一般把知識分子看作“有知識的人”，《現代漢語詞典》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學術界、思想界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也在不斷探討和深化，最近有人提出，知識分子是“精神產品的製造者”或“知識分子是知識的載體”。這些都有一定道理。然而，現代知識分子概念（intelligentsia）的初始含義來自西方，在古拉丁語（intellectualis）中是指“智慧型”、“理解”和廣義的“知識”，19世紀以後通行於世，用於稱呼那些“把一生獻給精神活動的人”。與中國古代的“士”或傳統的“文人”、“書生”含義不盡相同。歐洲啟蒙運動和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實踐推動了現代西方知識分子的形成和演變。19世紀末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或政治事件的影響，知識分子時而成為褒義（如“智者”）、時而成為貶義（如“脫離實際”，“不懂裝懂”等）的形容詞，但用於貶義的逐漸減少，甚至消失了。最後，知識分子成為社會分類的一個群體。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進展，中外對於知識分子概念的理解相互接近或達成某種共識。在法國等已開發國家中，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相對獨立但又不斷流動的社會群體依然存在，但由於三大差別日益縮小，特別是農民人數已經很少並多受過高等教育和有專業技能，已經沒有人根據勞動方式和文化水平給知識分子定位。知識分子來源於社會各個階層，更沒有人為知識分子群體或個體尋找階級屬性。只有社會學家在分析社會結構和科層體制時把一部分終生從政和從事經營管理而變成政府高官、企業高管等列為“技術官僚”或“社會精英”。
目前，知識分子的定義和標準，更多是從他們的公民意識、專業水準和職業道德來確認。去年，法國《新觀察家》周刊曾就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問題搞過一次民意調查，多數被調查者把“立場獨立”作為知識分子的首要標準，其次才是職業道德和專業水準等。公共知識分子則指那些有一定社會地位和一定權威，依靠他們的智力介入公共領域，分析各種問題並發表自己的觀點，維護正義和捍衛某種價值觀的人。
法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曾為自己定位。雷蒙·阿隆認為，人類要繼續生存只能靠理性與科學，知識分子應該成為“理念的創造者”。他強調，知識分子的核心價值觀，是該始終不渝地堅持“真理與自由“。他在其《歷史哲學導論》中指出，純粹的旁觀者和行動者都有局限性，知識分子只能成為“介入的旁觀者”。讓-保羅·薩特則強調，知識分子對任何關乎人類的事情都不能袖手旁觀，要為正義事業而“介入”各種實際鬥爭。理性思索和批判精神都是知識分子難能可貴的品質。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對自身的定位有不同理解，行為方式也不盡相同。
阿隆的學生和助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阿隆研究中心主任馬南（Pierre Manent） 最近在一次同中國記者對話中提出了一個新的看法。他認為，知識分子的身份首先是公民，是擁有更多時間和能力來了解“公民技能”的人。而“公民技能”不僅是指掌握知識，更是指在公共生活中善於辨別方向和規範行為的美德。隨著國民教育的發展和知識傳播技術的現代化，腦力勞動和知識水平已不再是社會階層分類的標準，知識分子也已不再是獨立於其他社會階層的精英。說已經平民化的知識分子是有一定“美德”的公民也許更符合現實狀況並得到更多人認同。
二
法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不是某個階級的附屬品，當然也不是鐵板一塊，存在不同傾向和派別，尤其是左派與右派的觀點涇渭分明，有時爭論十分激烈。
眾所周知，左派與右派之分起源於法國議會座位的習慣分法。目前，法國政治生活中的左右派（以及中間派）劃分主要用於分析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方面，如左派黨或右派黨，包括中間派、極左派和極右派政黨，等等。傳統上把共產黨、社會黨等稱為左派，把戴高樂派和新戴高樂派等稱為右派。左派和右派反映不同政黨和選民對待一些重大問題的傳統看法和立場，不是價值判斷，也不是階級屬性劃分。在法國近現代史上，法國大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有深刻影響，國家主義（包括國家干預）傳統也比較強大；對自由主義，特別是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批判傳統。當然，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的自由主義也有很大影響，有時在思想界或學術界中占據主導地位。法國知識分子受到不同影響，持有不同立場。
19世紀末圍繞“德雷福斯事件”法國知識分子發生了第一次大分裂，出現了以左拉為代表的左派與以莫拉斯為首的傳統右派之間的大辯論。此後，法國知識分子的左右派對立與爭論連綿不斷，持續至今。20世紀，特別是“二戰”以後，法國、歐洲和世界上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別是蘇聯和史達林主義、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社會改革、非殖民地化、戴高樂主義、法德和解、大西洋主義、冷戰與美蘇爭霸、韓戰、越南戰爭、歐洲聯合、1968年5月運動、1981年社會黨重新執政，等等。這些事件都對法國知識分子產生了深刻影響，他們必須不斷思考，做出選擇，表明立場。他們圍繞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革命與改良、理想與理性、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國家干預與自由競爭、公平與效率，以及婦女解放、環境保護、自由墮胎等許多問題進行爭論，形成不同派別或流派。除了傳統左派和右派以外，還不時出現各種新的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
法國左右派知識分子的力量和影響在不同時期、不同事件中互有消長。“二戰”以後，法國左派知識分子的力量迅速增長，馬克思主義一度成為知識教育的中心。以薩特和阿隆為代表的法國知識分子第二次大辯論長達30年。應該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左派知識分子在社會輿論界和思想界占有優勢。但隨著蘇聯古拉格集中營被揭露和1968年5月運動的結束，代表理性與自由的右派知識分子似乎最後占了上風。對於現代法國知識分子之間的爭論，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知識分子中的左右派之分不是區別政治上正確與否的標準，更不能拿來衡量個人的學術水準和人品。一般來講，法國法學家中保守派居多，經濟學家中自由派較多。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中左右派學者中都不乏佼佼者。“二戰”後從美國學成歸來的學者有不少屬於新派自由派。但目前幾乎在各個領域裡都有人在孜孜以求地堅持用馬克思學說闡釋現代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和現象。在法國，不僅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在知識分子中更是派中有派，流派紛呈。例如對歐洲聯合等問題，左派和右派知識分子中都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這類情況經常發生，也是很正常的。儘管爭論起來有時用詞激烈，也有“用一種善惡二元對立反對另一種二元對立”的絕對方式，但一般都對事不對人。1968年5月運動以後的新生代知識分子對待爭論的態度更為寬容、大度、平和。
青年時期的阿隆受的是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的傳統自由主義教育，也曾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自認為是“朦朧的社會主義者”。在德國攻讀哲學時又深受胡塞爾和韋伯的影響。他曾追隨戴高樂赴倫敦參加自由法蘭西運動。“二戰”後重建和經濟發展時期，他大力支持大西洋主義，更傾向於德斯坦的自由主義政策。阿隆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形成並堅持自己的觀念和獨立立場，他在許多問題上與當時社會主流觀點或官方主張不同，多次處於少數派或陷於孤立地位。作為一個政治學家和政治評論家，他才華橫溢，洞察力強，敢於直言，不怕孤立。回過頭來總結，事實證明他確實比別人更早地看清了一些事物的本質，講出了自己的道理。他在哲學、社會學和國際關係理論上也做出了獨到建樹。目前，他的政治自由主義主張和理性知識分子立場在法國和西方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有一種印象，以為右派必然都是反對或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其實不然。阿隆對馬克思的所謂“歷史決定論”持有異議，對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實踐不滿意，但他不是從總體上否定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本人十分敬佩。他明確表示：“我深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理念顯然起了巨大作用，馬克思主義理念改造了世界，但這種改造是經由後來產生的列寧主義完成的，卡爾·馬克思大概也會拒絕這種改造。”當20世紀80年代西方知識界一股反對馬克思分析方法的傾向近乎達到高峰時，阿隆對“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興趣仍不減當年。他在這次訪談中概括說，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啟迪下對20世紀作的一種反思，是揭示現代社會各個方面的一種嘗試，其中包括經濟、社會關係、階級關係、政治制度、國家關係以及意識形態爭論”。
左派哲學家馬爾庫塞也對馬克思主義做出自己的闡釋，阿隆對此不以為然。法國不同派別之間對馬克思主義存在不同看法和爭論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並不影響馬克思在法國和西方的多次民意調查中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或第三個千年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1989年，鄧小平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時說：“馬克思去世100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應該說，法國知識分子圍繞馬克思主義的辯論也對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有好處。
順便指出，法國左派與右派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輿論陣地和讀者群，如《費加羅報》、《快報》周刊、《觀點》雜誌屬於右派和傾向於右派；《世界報》、《新觀察家》周刊和《解放報》屬於左派和傾向於左派，等等。法國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同觀點和爭論，都有可以充分表達和發表的園地，也都能夠得到部分社會公眾的認同。
三
阿隆在對話中多次談到他與戴高樂、蓬皮杜、德斯坦總統及其他高官的關係。論戰對手和社會輿論也十分關注他與當權者的關係。知識分子與當權者的關係和知識分子對現實政治的態度是左右派爭論的問題之一，也是知識分子社會定位的一個重要參照系。
阿隆的好友馬爾羅追隨戴高樂從政，成為文化部長並邀請阿隆任辦公廳主任。他的“小同學”薩特從來不願受體制羈絆，“不接受任何官方榮譽”，甚至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全身心地投入民眾運動和政治論爭。阿隆則認為，知識分子不能隨波逐流，要有獨立立場和反潮流精神。他不怕與主流社會輿論唱對台戲，不惜與好友反目為仇；也不願充當“君主的顧問”，棄官從學，最終遂了乃父的心愿：教書育人，著書立說，當了一個“介入的旁觀者”。所謂“介入的旁觀者”，就是認同法國現存社會制度，支持多數派政府，但又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對世界大事、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進行理性思考和分析，堅持發出不同聲音。這三位好友代表了法國知識分子中不同人生觀和不同價值取向。
阿隆對現實政治採取理解、敬畏和不逃避的態度。政治觸及人類生活最重要的方面，理解政治很難，在政治生活中辨別方向、採取正確行動更難。作為知識分子，他不厭惡政治、不逃避政治；也不隨波逐流，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作為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國際關係理論家，他經常對國內外重大事件進行分析，發表評論；作為“介入的旁觀者”，他內心充滿懷疑、矛盾、內斂。他集“分析者、闡釋者和踐行者”於一身，又嚴格地把知識分子的身份同個人的職業行為、政府的政策行為區別開來。例如，他雖然主張政治自由主義，但反對西方國家依照人權原則制定外交政策。密特朗政府時期的另一位同代法國院士、知名右派學者不同意政府的某些對外政策，在國外訪問期間也曾表示：“我在國內是反對派，但沒有在國外批評本國政府的習慣。”
阿隆對當權者—當選多數派領導人的關係是既認同也公開批評。自稱對右派戴高樂、自由派德斯坦和左派密特朗總統一視同仁。知識分子與當權者往往存在互動關係。1981年法國社會黨在大選中提出一套改革方案並取得勝利，密特朗當選總統。阿隆在對話中提到的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米歇爾·克羅吉耶（Michel Crozier） 針對社會黨的改革綱領寫了一本專著，書名題為《法令改變不了社會》，從社會學理論上批評密特朗的改革計畫。密特朗以總統之尊回應社會學家的評論說：“法令改變不了社會，但可以改造社會。”當權者與學者的這種平等爭論與互相呼應，在民主社會中是很平常的事。
在法國，知識分子的身份不是一成不變或終生不變的。知識分子與政府高官、企業高管和專業人員互相流動和身份轉換時有發生，是一種正常現象和經常現象。法國（和義大利）多屆政府總理是從大學法學教授或經濟學教授應召而來，當完一屆或兩屆總理再回去教書也司空見慣。阿隆在訪談中提到的魯夫－阿爾芒委員會的年輕秘書長米歇爾·阿爾貝爾（Michel Albert） ，從普通公務員到新聞工作者，從政府高官和企業高管到法蘭西學院院士，一生不斷轉換。據他說，法蘭西學院“政治經濟學、統計與財政學部”共有6名院士，3名是經濟學教授，另3名為包括他本人在內的經濟高官和企業高管。在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中，行長任期6年，委員則任期9年。 可見，無論右派政黨或左派政黨當權，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只要有真才實學，多可以享有重要地位和發揮重要作用。例如，法共的著名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曾長期在經濟社會委員會和國家行政法院中擔任高級顧問和領導人。時下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幹事的史特勞斯·卡恩和世貿組織總幹事的帕斯卡爾·拉米當年都是左派青年經濟學家。
法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是百年來在本國歷史發展中形成和確定的，也同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體制特徵有密切聯繫。由於各個國家或地區的國情、社情、民情不同，知識分子的地位、作用、理念和行為方式有些差異是正常的，在那裡看似自然而然的事情在這裡行不通，反之亦然。但隨著社會經濟的進步和現代化、全球化的發展，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個性中有共性。“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錢鐘書語，《談藝錄》），從陳寅恪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到阿隆強調的“真理與自由”，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互通共融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知識分子有憂國憂民、“視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和自強不息的精神，有過大師輩出、群星燦爛的時期，也有過悲哀和不幸。只要中國有了“培養天才的泥土”（魯迅語，《未有天才之前》），即有了適當的社會環境和知識分子的科學定位，傑出人才破土而出也許指日可待。
楊祖功謹識
2010年6月於京城芳草地陋室
—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
雷蒙·阿隆作為法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引起中國學界和讀者的矚目有些年了。阿隆著作的中譯本也陸續出了一些。《雷蒙·阿隆回憶錄—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中譯本2006年再版受到不少讀者的關注和歡迎。熱心中法文化交流的胥弋先生讀後專門來訪，又大力推薦這本《介入的旁觀者》。其實，這本訪談錄先於回憶錄出版，當時即有法國友人推薦。我又找出贈書查了一下，確實認真看過，並且做了筆記和評註。可能由於當時自己對這位著名右派知識分子的一己之見，對肇始於法國史學界、濫觴於新媒體的“口述史”形式也尚未認同，特別是書中涉及阿隆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等一些根本問題的個人見解，估計翻譯出來出版也難，只好暫時作罷。
《介入的旁觀者》是由法國兩位青年學者經過長期的認真準備，與雷蒙·阿隆成功合作的果實。先是作為電視訪談節目在法國電視二台上分3期播出，引起轟動。後在原始電視腳本的基礎上（未做任何刪節）整理成書，並由阿隆本人擬寫了一節對話作為《結語》，於1981年出版問世。《介入的旁觀者》是用“口述史”的形式回顧了法國50年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演變歷程，是阿隆的自畫像，也是法國同代知識分子的群體畫像。由於對話者分屬20世紀30年代和1968年5月運動兩個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經歷、閱歷和政治傾向不同，又都能言善辯，讀起來更加生動、惟妙惟肖，或許更能反映其人其事的真實面貌。與1983年出版的《雷蒙·阿隆回憶錄》形式各異，互為補充，相映成趣。這兩本以不同形式發表的阿隆回憶錄在法國和外國均一版再版，讀者興趣經久不衰。
向中國讀者譯介阿隆及法國一代知識分子，從個人來講，就算畫了一個並不圓滿的句號。掩卷遐思，總覺得還缺點什麼，欲罷不能。時隔25年再次閱讀和翻譯過程中，書中提到的人和事以及種種論爭，像過電影一樣不時在腦海中閃過，產生了不少聯想和新的認識。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多次學術訪問和交流中，我有幸與書中提到的幾位院士、學者接觸（其中包括左派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有的還成了從相識到相知的老朋友。在交流中不僅增長了學識，而且看到了法國或西方學者做學問、做人的方式和社會文化環境，更不由得聯想到半個世紀以來我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幾位貴人—我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知識型老領導）。他們學識高深，身體力行，“潤物細無聲”，道德文章，感人至深。可惜他們生前沒有趕上更為公正和寬鬆的生存條件，他們的才能和精神也未能得到應有的發揚光大。箇中原因，可能包括社會如何對待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如何給自己定位的問題。
一
首先，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人算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正面地講，我們一般把知識分子看作“有知識的人”，《現代漢語詞典》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學術界、思想界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也在不斷探討和深化，最近有人提出，知識分子是“精神產品的製造者”或“知識分子是知識的載體”。這些都有一定道理。然而，現代知識分子概念（intelligentsia）的初始含義來自西方，在古拉丁語（intellectualis）中是指“智慧型”、“理解”和廣義的“知識”，19世紀以後通行於世，用於稱呼那些“把一生獻給精神活動的人”。與中國古代的“士”或傳統的“文人”、“書生”含義不盡相同。歐洲啟蒙運動和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實踐推動了現代西方知識分子的形成和演變。19世紀末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或政治事件的影響，知識分子時而成為褒義（如“智者”）、時而成為貶義（如“脫離實際”，“不懂裝懂”等）的形容詞，但用於貶義的逐漸減少，甚至消失了。最後，知識分子成為社會分類的一個群體。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進展，中外對於知識分子概念的理解相互接近或達成某種共識。在法國等已開發國家中，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相對獨立但又不斷流動的社會群體依然存在，但由於三大差別日益縮小，特別是農民人數已經很少並多受過高等教育和有專業技能，已經沒有人根據勞動方式和文化水平給知識分子定位。知識分子來源於社會各個階層，更沒有人為知識分子群體或個體尋找階級屬性。只有社會學家在分析社會結構和科層體制時把一部分終生從政和從事經營管理而變成政府高官、企業高管等列為“技術官僚”或“社會精英”。
目前，知識分子的定義和標準，更多是從他們的公民意識、專業水準和職業道德來確認。去年，法國《新觀察家》周刊曾就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問題搞過一次民意調查，多數被調查者把“立場獨立”作為知識分子的首要標準，其次才是職業道德和專業水準等。公共知識分子則指那些有一定社會地位和一定權威，依靠他們的智力介入公共領域，分析各種問題並發表自己的觀點，維護正義和捍衛某種價值觀的人。
法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曾為自己定位。雷蒙·阿隆認為，人類要繼續生存只能靠理性與科學，知識分子應該成為“理念的創造者”。他強調，知識分子的核心價值觀，是該始終不渝地堅持“真理與自由“。他在其《歷史哲學導論》中指出，純粹的旁觀者和行動者都有局限性，知識分子只能成為“介入的旁觀者”。讓-保羅·薩特則強調，知識分子對任何關乎人類的事情都不能袖手旁觀，要為正義事業而“介入”各種實際鬥爭。理性思索和批判精神都是知識分子難能可貴的品質。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對自身的定位有不同理解，行為方式也不盡相同。
阿隆的學生和助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阿隆研究中心主任馬南（Pierre Manent） 最近在一次同中國記者對話中提出了一個新的看法。他認為，知識分子的身份首先是公民，是擁有更多時間和能力來了解“公民技能”的人。而“公民技能”不僅是指掌握知識，更是指在公共生活中善於辨別方向和規範行為的美德。隨著國民教育的發展和知識傳播技術的現代化，腦力勞動和知識水平已不再是社會階層分類的標準，知識分子也已不再是獨立於其他社會階層的精英。說已經平民化的知識分子是有一定“美德”的公民也許更符合現實狀況並得到更多人認同。
二
法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不是某個階級的附屬品，當然也不是鐵板一塊，存在不同傾向和派別，尤其是左派與右派的觀點涇渭分明，有時爭論十分激烈。
眾所周知，左派與右派之分起源於法國議會座位的習慣分法。目前，法國政治生活中的左右派（以及中間派）劃分主要用於分析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方面，如左派黨或右派黨，包括中間派、極左派和極右派政黨，等等。傳統上把共產黨、社會黨等稱為左派，把戴高樂派和新戴高樂派等稱為右派。左派和右派反映不同政黨和選民對待一些重大問題的傳統看法和立場，不是價值判斷，也不是階級屬性劃分。在法國近現代史上，法國大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有深刻影響，國家主義（包括國家干預）傳統也比較強大；對自由主義，特別是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批判傳統。當然，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的自由主義也有很大影響，有時在思想界或學術界中占據主導地位。法國知識分子受到不同影響，持有不同立場。
19世紀末圍繞“德雷福斯事件”法國知識分子發生了第一次大分裂，出現了以左拉為代表的左派與以莫拉斯為首的傳統右派之間的大辯論。此後，法國知識分子的左右派對立與爭論連綿不斷，持續至今。20世紀，特別是“二戰”以後，法國、歐洲和世界上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別是蘇聯和史達林主義、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社會改革、非殖民地化、戴高樂主義、法德和解、大西洋主義、冷戰與美蘇爭霸、韓戰、越南戰爭、歐洲聯合、1968年5月運動、1981年社會黨重新執政，等等。這些事件都對法國知識分子產生了深刻影響，他們必須不斷思考，做出選擇，表明立場。他們圍繞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革命與改良、理想與理性、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國家干預與自由競爭、公平與效率，以及婦女解放、環境保護、自由墮胎等許多問題進行爭論，形成不同派別或流派。除了傳統左派和右派以外，還不時出現各種新的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
法國左右派知識分子的力量和影響在不同時期、不同事件中互有消長。“二戰”以後，法國左派知識分子的力量迅速增長，馬克思主義一度成為知識教育的中心。以薩特和阿隆為代表的法國知識分子第二次大辯論長達30年。應該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左派知識分子在社會輿論界和思想界占有優勢。但隨著蘇聯古拉格集中營被揭露和1968年5月運動的結束，代表理性與自由的右派知識分子似乎最後占了上風。對於現代法國知識分子之間的爭論，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知識分子中的左右派之分不是區別政治上正確與否的標準，更不能拿來衡量個人的學術水準和人品。一般來講，法國法學家中保守派居多，經濟學家中自由派較多。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中左右派學者中都不乏佼佼者。“二戰”後從美國學成歸來的學者有不少屬於新派自由派。但目前幾乎在各個領域裡都有人在孜孜以求地堅持用馬克思學說闡釋現代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和現象。在法國，不僅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在知識分子中更是派中有派，流派紛呈。例如對歐洲聯合等問題，左派和右派知識分子中都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這類情況經常發生，也是很正常的。儘管爭論起來有時用詞激烈，也有“用一種善惡二元對立反對另一種二元對立”的絕對方式，但一般都對事不對人。1968年5月運動以後的新生代知識分子對待爭論的態度更為寬容、大度、平和。
青年時期的阿隆受的是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的傳統自由主義教育，也曾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自認為是“朦朧的社會主義者”。在德國攻讀哲學時又深受胡塞爾和韋伯的影響。他曾追隨戴高樂赴倫敦參加自由法蘭西運動。“二戰”後重建和經濟發展時期，他大力支持大西洋主義，更傾向於德斯坦的自由主義政策。阿隆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形成並堅持自己的觀念和獨立立場，他在許多問題上與當時社會主流觀點或官方主張不同，多次處於少數派或陷於孤立地位。作為一個政治學家和政治評論家，他才華橫溢，洞察力強，敢於直言，不怕孤立。回過頭來總結，事實證明他確實比別人更早地看清了一些事物的本質，講出了自己的道理。他在哲學、社會學和國際關係理論上也做出了獨到建樹。目前，他的政治自由主義主張和理性知識分子立場在法國和西方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有一種印象，以為右派必然都是反對或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其實不然。阿隆對馬克思的所謂“歷史決定論”持有異議，對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實踐不滿意，但他不是從總體上否定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本人十分敬佩。他明確表示：“我深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理念顯然起了巨大作用，馬克思主義理念改造了世界，但這種改造是經由後來產生的列寧主義完成的，卡爾·馬克思大概也會拒絕這種改造。”當20世紀80年代西方知識界一股反對馬克思分析方法的傾向近乎達到高峰時，阿隆對“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興趣仍不減當年。他在這次訪談中概括說，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啟迪下對20世紀作的一種反思，是揭示現代社會各個方面的一種嘗試，其中包括經濟、社會關係、階級關係、政治制度、國家關係以及意識形態爭論”。
左派哲學家馬爾庫塞也對馬克思主義做出自己的闡釋，阿隆對此不以為然。法國不同派別之間對馬克思主義存在不同看法和爭論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並不影響馬克思在法國和西方的多次民意調查中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或第三個千年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1989年，鄧小平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時說：“馬克思去世100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應該說，法國知識分子圍繞馬克思主義的辯論也對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有好處。
順便指出，法國左派與右派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輿論陣地和讀者群，如《費加羅報》、《快報》周刊、《觀點》雜誌屬於右派和傾向於右派；《世界報》、《新觀察家》周刊和《解放報》屬於左派和傾向於左派，等等。法國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同觀點和爭論，都有可以充分表達和發表的園地，也都能夠得到部分社會公眾的認同。
三
阿隆在對話中多次談到他與戴高樂、蓬皮杜、德斯坦總統及其他高官的關係。論戰對手和社會輿論也十分關注他與當權者的關係。知識分子與當權者的關係和知識分子對現實政治的態度是左右派爭論的問題之一，也是知識分子社會定位的一個重要參照系。
阿隆的好友馬爾羅追隨戴高樂從政，成為文化部長並邀請阿隆任辦公廳主任。他的“小同學”薩特從來不願受體制羈絆，“不接受任何官方榮譽”，甚至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全身心地投入民眾運動和政治論爭。阿隆則認為，知識分子不能隨波逐流，要有獨立立場和反潮流精神。他不怕與主流社會輿論唱對台戲，不惜與好友反目為仇；也不願充當“君主的顧問”，棄官從學，最終遂了乃父的心愿：教書育人，著書立說，當了一個“介入的旁觀者”。所謂“介入的旁觀者”，就是認同法國現存社會制度，支持多數派政府，但又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對世界大事、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進行理性思考和分析，堅持發出不同聲音。這三位好友代表了法國知識分子中不同人生觀和不同價值取向。
阿隆對現實政治採取理解、敬畏和不逃避的態度。政治觸及人類生活最重要的方面，理解政治很難，在政治生活中辨別方向、採取正確行動更難。作為知識分子，他不厭惡政治、不逃避政治；也不隨波逐流，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作為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國際關係理論家，他經常對國內外重大事件進行分析，發表評論；作為“介入的旁觀者”，他內心充滿懷疑、矛盾、內斂。他集“分析者、闡釋者和踐行者”於一身，又嚴格地把知識分子的身份同個人的職業行為、政府的政策行為區別開來。例如，他雖然主張政治自由主義，但反對西方國家依照人權原則制定外交政策。密特朗政府時期的另一位同代法國院士、知名右派學者不同意政府的某些對外政策，在國外訪問期間也曾表示：“我在國內是反對派，但沒有在國外批評本國政府的習慣。”
阿隆對當權者—當選多數派領導人的關係是既認同也公開批評。自稱對右派戴高樂、自由派德斯坦和左派密特朗總統一視同仁。知識分子與當權者往往存在互動關係。1981年法國社會黨在大選中提出一套改革方案並取得勝利，密特朗當選總統。阿隆在對話中提到的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米歇爾·克羅吉耶（Michel Crozier） 針對社會黨的改革綱領寫了一本專著，書名題為《法令改變不了社會》，從社會學理論上批評密特朗的改革計畫。密特朗以總統之尊回應社會學家的評論說：“法令改變不了社會，但可以改造社會。”當權者與學者的這種平等爭論與互相呼應，在民主社會中是很平常的事。
在法國，知識分子的身份不是一成不變或終生不變的。知識分子與政府高官、企業高管和專業人員互相流動和身份轉換時有發生，是一種正常現象和經常現象。法國（和義大利）多屆政府總理是從大學法學教授或經濟學教授應召而來，當完一屆或兩屆總理再回去教書也司空見慣。阿隆在訪談中提到的魯夫－阿爾芒委員會的年輕秘書長米歇爾·阿爾貝爾（Michel Albert） ，從普通公務員到新聞工作者，從政府高官和企業高管到法蘭西學院院士，一生不斷轉換。據他說，法蘭西學院“政治經濟學、統計與財政學部”共有6名院士，3名是經濟學教授，另3名為包括他本人在內的經濟高官和企業高管。在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中，行長任期6年，委員則任期9年。 可見，無論右派政黨或左派政黨當權，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只要有真才實學，多可以享有重要地位和發揮重要作用。例如，法共的著名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曾長期在經濟社會委員會和國家行政法院中擔任高級顧問和領導人。時下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幹事的史特勞斯·卡恩和世貿組織總幹事的帕斯卡爾·拉米當年都是左派青年經濟學家。
法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是百年來在本國歷史發展中形成和確定的，也同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體制特徵有密切聯繫。由於各個國家或地區的國情、社情、民情不同，知識分子的地位、作用、理念和行為方式有些差異是正常的，在那裡看似自然而然的事情在這裡行不通，反之亦然。但隨著社會經濟的進步和現代化、全球化的發展，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個性中有共性。“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錢鐘書語，《談藝錄》），從陳寅恪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到阿隆強調的“真理與自由”，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互通共融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知識分子有憂國憂民、“視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和自強不息的精神，有過大師輩出、群星燦爛的時期，也有過悲哀和不幸。只要中國有了“培養天才的泥土”（魯迅語，《未有天才之前》），即有了適當的社會環境和知識分子的科學定位，傑出人才破土而出也許指日可待。
楊祖功謹識
2010年6月於京城芳草地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