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紀錄片”顧名思義，它顯然包括兩個方面——人類學和紀錄片，兩者密不可分。但它既不等於人類學的傳統文字表達方式，也不等同於人們日常熟悉的紀錄片。就內容而言，人類學紀錄片是人類學的、理性的，屬學術成果，在這個意義上，與人類學書面著作等同，而與一般紀錄片有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人類學紀錄片
- 外文名：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y
- 最早記錄：1985年
- 別名：民族記錄片
從表述形式來看，人類學紀錄片則又是鮮活的、形象的，與人類學書面著作的表述方式完全不同，而與一般紀錄片相同。由此可以說，人類學紀錄片是科學成果與藝術形式的完善結合，是紀錄片手段用於人類學研究，其紀錄片是外在的表現形式，人類學是內在的表述內容，是人類學家研究成果的產物，也是紀錄片中的一類特殊類型。“人類學”和“人類學紀錄片”都是從西方引入我國的。“人類學”較早，本世紀初就已傳入我國，而“人類學紀錄片”就很晚了，直到“1985年，當時擔任國際影視人類學委員會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婁大學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 Balikci）來我國訪問，這個片種才被介紹到我國”。①
在英語里，西方國家對人類學紀錄片有若干種不同的稱呼。一般稱為Anthropologic Documentary（人類學紀錄片），或Ethnologic Documentary（民族學紀錄片）。也有的人把其中單純記錄某一民族的文化現象，但很少或不加任何解釋和評價的影片稱之為Ethnographic Documentary（民族志紀錄片）。這些不同的命名多少有些差異，但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一般情況下可以兼容，這主要是在人類學界使用。而影視圈內，一般把這類影片通通歸於紀錄片，僅僅認為它是紀錄片中的一類，並沒有賦予它比一般紀錄片更多的含義。 當今世界，人們的交往越來越多，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社會，人類學紀錄片可以把不同的文化傳遞給人們，並促使人們開展對話，讓人們分享世界上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從而喚起人類對自身深刻而積極的感受。
在世界人類學第9屆大會上，與會人類學家通過了《關於影視人類學的決議》，決議寫道：“電影、錄音帶和錄像帶在今天已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科學資料的源泉。它們提供有關人類行為的可靠資料，……它們能將我們正在變化著的生活方式的種種特徵保存下來，留傳給後世。我們所處的時代不只是一個變化的時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強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時代。為了糾正這一過程可能導致的人類的短視行為，按現存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記錄人類遺產就非常必要。”②這已成為許多國家影視人類學家們的共識。
一、 人類學紀錄片的起源
人類學紀錄片是隨著電影的誕生而出現的。據著名的影視人類學家保羅·霍金斯（美國）的文章稱，第一個拍攝人類學紀錄片的人是瑞格納特（Felix-louis Regnault），他於1989年在法國巴黎舉辦的非洲民族學博覽會上用電影記錄了非洲沃洛夫婦女製作陶器的過程。“毫無疑問，這是第一部民族志電影”。 最初，人類學紀錄片在人類學界不受重視，它只不過是作為人類學研究中的附帶產物，而並沒有作為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成果中用以引用的重要部分。直到本世紀30年代，格利哥利·本特森（Gregory Bateson）和馬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改變了這種狀況，他們將人類學和電影結合到一起。
本特森曾在紐幾內亞東北部的色皮克河沿岸的雅特木耳人中間進行過田野調查工作，並寫了本題為《耐溫》（1936年）的專著。米德則在薩摩亞和紐幾內亞做過田野工作，他曾寫過大量的專著和文章，並早已由於他的人類學著名通俗易懂而著稱於世。本特森和米德於1936年—1939年在一個巴厘人的小村莊一起從事研究工作，他們的這一項研究對人類學的重要貢獻就是：將電影和照片運用到人類學研究中去，並將它們有機地結合到一起。他們用攝影手段來彌補早期各自工作中的不足，例如生動的可視性圖像可以使本特森非人格化的抽象分析更加豐滿；再比如紀實性的紀錄片可以使米德對人類行為的廣泛描寫更加生動和深刻，紀錄片就像他們的人類學著作一樣，描寫了人們的行為，並展示了人類學研究的結果。在紀錄片的“許多地方集中表現了小孩兒之間以及小孩兒與成年人之間的相互行為。譬如他們在影片中表現了巴厘人挑逗小孩兒的這樣一種行為：用手觸摸刺激嬰兒，使他達到近乎興奮最高點時，突然停止與嬰兒的接觸，這對研究成年的巴厘人沒有高興奮點的‘穩定狀態’來說，是很重要的，他也以生動的形象表明，這一點在紀錄片中可以很好地被表現出來。”③ 此次田野調查結束後，他們結合25000幅照片在1932年出版了兩部著作。
另一方面，他們將拍攝的22000英尺16毫米膠片素材剪輯成《巴厘跳神與舞蹈》、《巴厘與紐幾內亞的兒童競爭》、《一個巴厘人的家庭》、《一個紐幾內亞嬰兒的出生》等6部紀錄片，於1950年發行。在本特森和米德的系列片中，他們有一部影片縱向地研究了一個叫卡貝的小男孩，從7個月開始一直到3歲，以他為研究對象研究了兒童早期成長的幾個關鍵發育期。本特森和米德有意識地把電影用於人類學研究，用電影來表現形象化的運動，並從整體上表現複雜的場景間各種相互關係，這種運動和關係在電影中比在純文字中要好表現得多。這樣，他們對電影的運用就成了人類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彌補了文字材料的不足。 本特森和米德將紀錄片套用於人類學研究的方式，為後來的人類學家起到了示範作用。他們的文字報告加人類學紀錄片的成果方式，也為人類學界認同，一本書再加上一部人類學紀錄片成為後來人類學研究最佳的成果表述方式。
二、 人類學紀錄片的表現對象
人類學紀錄片表現的對象同人類學一致，是人類的文化和“向屬於一種文化的人們解釋屬於另一種文化的人們的行為”。④ “德國的格廷根科學電影研究所是世界三大影視人類學研究中心之一”⑤，以下我們試列出格廷根科學電影研究所保存的德國和丹麥拍攝的部分人類學紀錄片，從其內容我們可以看出人類學紀錄片所表現的對象。（摘自德國格廷根科學電影研究所《電影百科檔案人類學片目錄和內容簡介，歐洲專冊》） 《在黑林山開墾地》——火燒開墾土地並平整（E496，1937，“E”為科影所存影片編號，後為年代，下同——引者注） 《在巴登外勒榨油》——300年前的水動榨油機結構（E1965，1972） 《布勒特璃的金線刺繡》（E983，1965） 《符騰堡的土法燒炭》（E651，1959） 《水力鍛造作坊》（E658， 1963） 《鐮刀割黑麥》（E927，1951） 《農村式烤制麵包》（E931，1950） 《抄網冰上捕魚》（E930，1947） 《藍靛染房》（E928，1948） 《紛法諾人戴頭飾》（E929，1951） …… 我們統計了來自歐洲12個國家的40部人類學紀錄片，像《符騰堡的土法燒炭》、《鐮刀割黑麥》這種表現歐洲各國殘存的，而現在許多已消失的傳統物質生產流程內容的紀錄片，占絕大多數，共有25部，占全部紀錄片的60%強；其次是類似《黑林山復活節舉火活動》、《聖靈降臨節》這種具有民族和地區特色的民間宗教節目活動，共7部；此外還有表現民間娛樂活動的紀錄片4部，表現民間生活的紀錄片3部；還有利用影片形式，對比研究實現倫理道德觀念的《四個家庭——印度、日本、加拿大和法國農民家庭的比較研究》。
三、 人類學紀錄片的作用
關於人類學紀錄片具體的作用，埃米莉·德·布里加德（EMILIE DE BERGARD）在他的“影視人類學史”⑥中列出以下3條： 1. 當事件過於複雜，速度過快或太小，以至於人用肉眼或文字書寫無法把握的時候，它們作為記錄事件的工具而存在。 2. 由於人們的很多行為即將消逝，或者理論所涉及的事物已不復存在的時侯，它作為一種為了後代進行搶救性記錄的方式而存在。 3. 用於共時性跨文化的對比和歷史性的文化變遷研究。 也就是說，首先，當人類學家所研究的對象，使用常規記錄方式或觀察方式無法把握時，它是人類學家輔助記錄的工具。 例如對於民間舞蹈和巫術等的記錄。影視人類學家保羅·基奧齊（意）指出：“如果沒有影視記錄，對舞蹈和體態變化等文化現象的分析將十分困難（並且肯定不夠完善）”。
其次，人類學紀錄片也作為搶救人類文化的工具而存在，即前邊所提到的不加任何評論的“民族志紀錄片”，世界正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社會經濟文化急速變革，大量傳統文化形式來不及保存下來，更來不及仔細研究，轉眼便消失。文化的消失具有不可復得的特徵，人們急切地感到，如果不採取措施使之得以保存，人類將失去大批寶貴財富，同樣對發展新文化也十分不利。這種緊迫的形勢給人類學紀錄片帶來了發展轉機。因為形勢緊迫，許多從前不關注，甚至不願意使用影視手段進行人類學研究的學者，也注意到影視手段具有許多為傳統研究手段所不具備的長處：它能夠在比傳統的筆錄方式短得多的時間內收集到比筆錄多得多的原始資料，而且這樣的資料生動、形象，真實可信，並且可以重複放映，反覆觀察研究。他們意識到把電影電視這種現代化手段與傳統手段結合起來，對於人類學研究大有裨益，於是，把眼光投向人類學紀錄片，用影視手段來“搶救”人類即將消失的文化。
對於民族志紀錄片，著名的人類學家保羅·基奧齊指出：“為那些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留下可以看得見的證據並不是要刺激人們回歸到以往時代，而是應當把這些證據視為一種可以促進對人類本身的認識的信息資料。”⑦ 此外，人類學家利用人類學紀錄片的直觀可視形象性，將它用於橫向的同時性跨文化對比，或縱向的歷史性的文化變遷研究。這是一項真正的科學性的研究過程，就像以上片目中的《四個家庭——印度、日本、加拿大和法國農民家庭的比較研究》一片，將這4個來自世界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家庭的倫理道德觀念進行了對比研究。
另外，像本特森和米德最初做的那樣，他們在《巴厘和紐幾內亞兒童的競爭》一片中，將巴厘人和雅特穆爾人的文化背景和行為進行了對比。該片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第一次以影片的形式進行比較研究的嘗試，它表現了兩種不同文化的可比性。影片表現了不同地域的兩個種族內自然發生的同類事象，例如耳朵的靈敏度，經驗知識或創造性才能，還有像給兒童一個玩偶以引起競爭反應等等，將巴厘人和紐幾內亞塞皮克流域雅特穆爾人的文化現象進行了比較。
四、 人類學紀錄片的意義
以上我們談及了人類學紀錄片的起源、性質、表現對象、在人類學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同文字表述方式的區別，在此我們應該對人類學紀錄片進行初步的界定，下一個定義。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回答“什麼是人類學紀錄片”這個問題： “人類學紀錄片是人們運用影視手段，旨在研究人類學和體現人類學研究成果而拍攝的紀錄片。” 這個定義包含3層含義：其一是目的的表述，是為了研究人類學和體現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這是人類學紀錄片的本質，研究是出發點，研究指導拍攝。其二是運用影視手段，影視手段是工具，是表達人類學研究內容的重要媒體。其三是內容的表述，人類學紀錄片的內容是人類學研究和人類文化研究，它包括人類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人種繁衍、組織規則、宗教信仰、社會結構、文化模式等等。
五、 人類學紀錄片的分類
按照影視人類學家格瑞歐（Griaule）的分類方法，大體可分為以下3類： 1. 提供研究用的紀錄片斷； 2. 用於人類學課程的教學片； 3. 供電視台播放或學術交流的具有完整結構的作品。
其中第一類，提供研究用的紀錄片斷，數量最大，也最珍貴。它包括只用一個鏡頭拍攝的一個完整過程，像制陶、打制器具、舞蹈等，也包括人類學家利用較長時間，對研究對象進行的全面系統的記錄。這些素材，可以提供給人類學家研究，更重要的是保存下來留給後來人。目前世界三大影視人類學研究中心之一的德國哥廷根科學電影研究所就建立了人類學大百科全書影視卷，收集全世界各類民族的影視素材。 人類學素材片的價值在於，首先，它沒有拍攝者的主觀介入，沒有像藝術片似的主觀設計。其次，它充分保存了現場的原始狀態，沒有把當時拍攝者尚不理解，或用當時的理論無法解釋的信息過濾掉，完整而全面地保存客觀事物的原貌，因此，後人可以從中讀解到更多的信息，有利於人類學理論的發展。在人類學的研究中，此類人類學素材一向很受重視，具有永恆的難以估量的價值。
第二類，用於人類學課程的教學片，一般是那種只剪去素材中冗雜的部分，經過粗編後的紀錄片。有的加解說；有的則不加解說，附有文字說明。這類紀錄片雖對素材經過剪輯加工，但依然保留著原始資料的性質，未提供攝製者的任何見解。“美國人類學紀錄片製作者保羅·霍金斯（Paul Hockings）1968年在愛爾蘭農村攝製的《村莊》就屬於這種類型。該片長70分鐘，雖然只使用了原始素材的1/13，但展現在觀眾面前的，仍然是沒有攝製者觀點介入的當地生活實景寫照。全片沒有解說，只有少量字幕，用來翻譯片中人物說的愛爾蘭語。”⑧此外，像美國人類學家卡爾·海德（Karl G·Helder）攝製的《達尼人的房屋》表現了兩類不同達尼人房屋的建築過程；英國人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攝製的《昆布須·曼的儀式舞》展示了卡拉哈里布須曼人原始的醫療儀式，也屬於這類教學用的人類學紀錄片。
第三類，供電視台播放或學術交流用的人類學教學片是供大眾觀看的。“這類人類學紀錄片加入了製作者的觀點，是製作者按照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對素材進行剪輯和加工而成的，剪輯得比較細緻，結構較完整。一定程度上說，這一類人類學紀錄片是攝製者對所拍攝的文化事象所做詮釋的結構性再現，或者說是攝製者對所反映的客觀文化的主觀再現。在這類人類學紀錄片的製作中，運用相同素材，根據不同的需要，常可以成功地剪輯出不同類型的人類學紀錄片。例如，中央電視台的《最後的山神》和中央民族大學的《最後的薩滿》這兩部紀錄片，前期拍攝在一起進行，所獲素材相同，後期製作是從完全相同的素材中剪輯出來的。前者按照製作者自己對鄂倫春族原始宗教薩滿教的衰落及其殘存影響的感受和理解，用影片表現了薩滿教在鄂倫春族現實生活中的地位，和在鄂倫春族民眾心理上的歷史積澱，生動真實而富人情味，在1993年亞廣聯年會上獲獎，後者則詳盡、客觀地展示了薩滿祭祀儀式，包括薩滿所穿法衣，使用的法器，祭祀程式和活動細節等完整段落，為研究鄂倫春薩滿教的現狀提供了豐富可信的資料，1994年獲選參加在日本舉行的世界薩滿教學術討論會。”⑨
[注釋]： ①、⑤、⑧、⑨ 張江華、李德君等著《影視人類學概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② [美]保羅·霍金斯主編：《影視人類學原理》，伊利諾州熒加哥阿爾丹公司，1975年
③ [美]卡爾·海德著，田廣、王紅譯《影視民族學》，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
④ [美]沃爾特·戈德施萊特《民族志電影：定義和解釋》，收入美國伊利諾伊大學保羅·霍金斯教授論文集《影視人類學原理》，1975年
⑥ 埃米莉·德·布里加德著，鄧衛榮譯《影視人類學史》，載中國民族學學會影視人類學分會《影視人類學通訊》
⑦ [意]保羅·基奧齊文，夢蘭譯：《民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戰略》，載《民族譯叢》1994年2期，原載美國《影視人類學》雜誌1980年2卷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