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軍隊理論

人民軍隊理論是毛澤東關於人民軍隊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論斷。1945年4月，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提出。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中國共產黨人對這個真理的認識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人民軍隊理論
• 提出者：毛澤東
• 提出時間：1945年4月
• 類型：人民軍隊重要地位和作用

發展時期

初創時期

北伐戰爭時期，由於黨對建立人民的軍隊和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加上黨的領導人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以至於當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向人民舉起屠刀時，共產黨手中沒有一支堅強的革命武裝進行抵抗，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遭受屠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於失敗。沉痛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了建立人民軍隊的極端重要性。於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全國各地上百次武裝起義，進入了創立人民軍隊的新時期。

建國前期

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從理論上深刻闡明了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軍隊是國家政權的重要成份，誰想奪取政權並且保持它，誰就必須有強大的軍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敵人，求得自己的解放。在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裡，內無民主制度，外無民族獨立，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罷工的合法權利，這就決定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是戰爭，主要組織形式是軍隊。蔣介石和一切軍閥，都是視軍隊如生命的，蔣介石的命根子是他的軍隊。在這一點上，應該向敵人學習。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決不能交出去。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對建設人民軍隊的極端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認識，所以才能不斷加強人民軍隊的建設，才能戰勝國內外強大的敵人，建立了新中國。

建國後

建國後，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又多次強調加強人民軍隊的建設，使人民軍隊不斷鞏固發展，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和干涉，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保衛了社會主義建設，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歷史的教訓和經驗都一再證明，奪取政權靠人民軍隊，鞏固政權也要靠人民軍隊。新的歷史時期，為了給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創造和平的外部環境和安定的國內環境，保持和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宗旨

人民軍隊必須遵循的根本準則。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對人民軍隊的宗旨作了精闢的概括：“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這一宗旨，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人民軍隊，永遠與廣大人民民眾血肉相聯，永遠為廣大人民民眾的利益而戰。這一宗旨，也是人民軍隊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人民民眾是人民軍隊賴以生存的基礎，是戰爭偉力的深厚根源。軍隊視人民為父母，人民就會視軍隊如親人，軍民團結如一人，則必將無敵於天下。

在人民軍隊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反覆闡明這一宗旨，指導軍隊為人民利益而戰鬥。在新的歷史時期，人民軍隊要經得起反"和平演變"鬥爭的考驗、改革開放的考驗和相對和平環境的考驗，最根本的還是要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保持人民軍隊的無產階級性質。

三大任務

人民解放軍擔負的戰鬥隊、工作隊和生產隊三項基本任務的簡稱。它是由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和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決定的，是毛澤東人民軍隊建軍原則的重要內容。早在1927年12月，毛澤東就提出工農紅軍要執行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民眾工作三大任務。1929年12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的決議中，把三大任務進一步理論化，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幫助民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抗日戰爭時期，三大任務發展成為打仗、做民眾工作、生產三項。在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又及時指出，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又是一個工作隊，同時還是生產隊。人民軍隊執行三大任務是有主有次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工具，它的根本任務是戰鬥隊。在不妨礙執行作戰任務的前提下，它可以同時是工作隊、生產隊。

原則

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形象表述。黨指揮槍的原則，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是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長期革命鬥爭實踐中確立和逐步完善起來的。

南昌起義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獨立掌握軍隊和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於是組織了全國範圍的百餘次武裝起義。南昌起義標誌著人民軍隊的誕生，也標誌著黨對軍隊領導的開始。

1927年9月，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對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1929年12月，毛澤東主持制定古田會議決議，從理論上闡明了黨對軍隊領導的原則，並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立了黨領導軍隊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

1932年9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關於紅軍中黨的工作訓令》中，第一次出現了“保障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的字句。

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針對張國燾同黨爭權的歷史教訓，提出，共產黨不爭個人兵權，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爭人民的兵權，並形象地將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表述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意義

黨指揮槍的原則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人民軍隊的性質決定的。堅持黨指揮槍、即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的基本精神，一是人民解放軍必須完全地絕對地無條件地置於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任何情況下，決不允許軍隊鬧獨立性，決不允許任何個人向黨爭兵權；二是除共產黨和她的助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可以根據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在軍隊中工作以外，其他政黨都不得在軍隊中發展和開展工作；三是人民解放軍的一切活動都必須服從於和服務於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重申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強調"黨指揮槍"是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立軍之魂，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有絲毫的動搖。

(二)古田會議，確立了黨領導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原則，成為黨從政治上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里程碑
1929年春夏，隨著革命的深入和紅軍鬥爭的發展，紅軍第4軍黨內在創建根據地、加強黨的領導、組織發動民眾和政治工作等原則問題上產生了不同的認識和爭論。由於紅軍長期處在農村分散游擊戰爭的環境之中，紅軍的主要成分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經常反映到部隊中來。一部分紅軍官兵來自舊軍隊，他們不自覺地帶有舊軍隊的種種舊觀念。部分官兵不習慣做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艱苦工作，不習慣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不習慣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他們認為毛澤東強調黨對軍隊的領導，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是搞家長制；他們認為軍事高於一切，提出“司令部對外”；他們不贊成創建根據地，而主張四處游擊，“走州過府”。
1929年6月下旬，紅4軍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以求解決爭論的問題。由於缺乏正確的政治觀念，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否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並且未經中共中央同意，將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選掉，使毛澤東被迫離開紅4軍的領導崗位。之後召開的紅4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仍未能解決問題。
7月，新任紅4軍前委書記陳毅向中共中央匯報紅4軍情況後，中共中央於8月21日致信紅4軍前委，強調要加強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和黨的領導。8月下旬，陳毅親赴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匯報了紅4軍黨內在建軍問題上存在的意見分歧。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主持，周恩來、李立三、陳毅集體討論，陳毅執筆代中央起草並經周恩來審定下發《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信中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特徵；規定了紅軍的基本任務；要求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展開鬥爭；強調黨的一切權力應集中前委指導機關，並指示仍由毛澤東任前委書記。10月下旬，陳毅回到紅4軍，向前委傳達了中央指示信並親邀毛澤東回紅4軍工作。
11月28日，毛澤東在福建長汀主持召開紅4軍前委擴大會議，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決定召開紅4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12月下旬，紅4軍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陳毅主持大會並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精神，毛澤東、朱德分別作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會議總結了紅4軍的建軍經驗，糾正了紅4軍黨記憶體在的各種錯誤思想。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譚震林等11人為中共紅4軍前委委員，毛澤東為書記；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
古田會議決議，總結了紅軍誕生以來部隊建設的經驗和教訓，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正確處理了軍隊與黨的關係、軍隊與人民民眾的關係、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的關係、軍隊內外部的關係，糾正克服了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確立了新型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解決了以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為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的根本問題。
1、決議正確闡明和處理了軍隊與黨的關係，強調紅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
決議闡明了軍隊同黨的關係，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地為著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鬥。
決議強調要加強黨的組織領導，反對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念。決議指出“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必須健全連以上各級黨的組織，以建立黨的領導中樞。在黨內，應當“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嚴肅黨的紀律，反對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念，防止“黨與軍事分離”、“黨不能領導軍事的危險”。
決議強調紅軍必須實行黨的政治領導，指出：由於一部分同志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認識軍隊中政治領導的作用”，“應當有計畫地進行黨內教育”，以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廣大黨員，“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使黨的組織確實能擔負黨的政治任務”。
決議強調必須加強黨的組織生活，建立正確的上下級關係，增強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決議指出“上級機關要明了下級機關的情況和民眾生活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民眾對於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了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辦法”；“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決議強調要加強黨的組織生活，純潔黨的隊伍；強調必須加強黨內教育，提高黨員的質量，增強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古田會議決議，在“三灣改編”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認識，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
2、決議正確闡明和處理了軍隊與人民民眾的關係，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初步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決議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是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的。“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幫助民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離開了對民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目標，就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決議提出必須對紅軍進行建軍宗旨教育，劃清紅軍與國民黨軍及其他舊式武裝的界限，紅軍必須執行打仗、籌款、做民眾工作三大任務；必須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
決議正確闡明了軍隊和人民民眾的關係，規定了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和任務，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
3、決議正確闡明和處理了政治機關和軍事機關的關係，規定了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在軍隊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強調要加強軍隊的思想政治教育
決議指出，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是錯誤的。“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民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
決議強調紅軍的政治部和司令部是“在前委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的關係。決議規定了政治部和司令部兩個部門各自的職權範圍，提出紅軍的各級政治委員和政治部，應當積極開展政治教育工作，加強對官兵的政治訓練，提高其階級覺悟，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保證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和各項任務的完成。
決議強調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決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基層為重點，以戰士和基層幹部為主要對象；要與文化學習相結合，著眼於提高士兵和基層幹部的文化水平；要著重於革命常識教育，以提高官兵的革命覺悟和宣傳民眾的能力；要注重思想教育的民眾性，要人人作工作、受教育;要因人施教、分班施教，逐步逐級提高；要提倡教授法，形式喜聞樂見，方法靈活多樣。
古田會議決議，科學地闡明了政治工作機關與軍事機關、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的關係，規定了政治工作機關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強調要加強軍隊的思想政治教育，為人民軍隊政治思想建設奠定了基礎。
4、決議正確處理和規定了紅軍內部、外部的關係，強調人民軍隊必須建立良好的內部和外部關係，闡明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
決議強調要處理好軍隊內部的關係，實行官兵一致的原則。決議指出紅軍官兵都是階級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官長應當愛護士兵，關心士兵的政治進步和生活狀況，特別應當關心傷病兵，給予他們以優待；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堅決廢止肉刑，糾正打罵士兵等舊軍隊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長，自覺接受管理，糾正平均主義、僱傭思想等錯誤傾向。
決議強調要處理好軍隊外部的關係，實行軍民一致的原則。決議提出要加強對官兵的紀律教育，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愛護人民民眾的利益，尊重地方黨和政府。
決議強調要加強瓦解敵軍的工作，實行優待俘虜的政策。
決議闡明了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是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原則。
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建設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從政治上建軍的里程碑。古田會議，找到了黨從政治上建設人民軍隊的正確方向，確立了黨領導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它不僅推動了當時紅軍的建設和革命戰爭的發展，而且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軍學說，是人民軍隊建設的偉大綱領。古田會議決議所規定的新型人民軍隊建軍原則，不但在紅4軍得到貫徹執行，而且中共中央將其轉發各地紅軍，成為指導全國紅軍的綱領性文獻，對全國紅軍加強政治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