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文，質乃成”是一句名句，語出《論衡·書解》：“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
《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孔子在提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觀點的同時，還強調“繪事後素”。因此，在王充之前的荀子、揚雄，和以後的劉勰，雖然也承認文和質的統一，但或多或少總流露出先質而後文，以文附質的傾向。王充在哲學思想上不迷信聖人，在文學觀中也與孔子及門弟子略有出入。他認為文與質應該是結合在一起的統一體，好像樹木的根株和花葉，果實的核心與皮殼一樣：“文墨辭說，士之榮(花)葉、皮殼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超奇》)它們無輕重後先之分。當然，內容決定形式是重要的：“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焉。”但是，形式反作用於內容，同樣不可或缺：自然界的“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紛綸；龜知(通“智”)，背負文。”自然界的靈異者無不有其出色的文采。“人吳文，德不為聖賢。”(《書腳》)在幾千年來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中國，能真正做到文質並重的人是不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