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人口拐點
- 簡介：改變曲線向上或向下方向的點
- 定義：人口增加或減少的交接點
- 情況：目前沒有明確的科學定義
中文百科,中國人口拐點,拐點的特徵,更大的流動性,低生育率之憂,轉型契機,
中文百科
人口拐點即在坐標上改變曲線向上或向下方向的點，直觀地說就是人口（或人口紅利）增加或減少的交接點。
人口紅利拐點，目前沒有明確的科學定義。一般理解意義上，可以認為人口紅利拐點指一個社會人口結構中，勞動人口增長率低於非勞動人口（特別是退休勞動人口）增長率的時候。這是可以通過統計得出來的結果，但是這個以增長率為基礎的判斷顯得相對狹隘。因為人口所帶來的（經濟成長或者財富增加）紅利是更加不確定，難以預測和統計的。如果政策和經濟的配合與發展得當，當勞動人口增長率已經低於非勞動人口增長率之後，人口紅利仍然是可能持續的。在這個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人口紅利拐點也可以被認為是，由於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經濟成長由於人口增長率的持續降低從而影響到了經濟的增長率（經濟成長率降低），並且明顯受到人口紅利因為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負擔的影響的時點。
人口紅利在實際意義上和勞動人口的比重最相關。
中國人口拐點
2010年春節過後不久，“用工荒”再度上演，與2004年起每年出現的“用工荒”有所區別的是這一次是全線告急：珠三角、長三角缺工數激增至數百萬，除前些年出現的技術工人短缺，普工也開始招不到人。“用工荒”的關注度漸次下退，富士康多起工人自殺又軒然而起，接踵而至的新聞是罷工，本田、豐田、尼康、平紡?各類所有製成本均有涉及。
在人口學家易富賢看來，這些是“2012年中國人口危機拐點的徵兆”。“人口結構對於現代社會的意義需要系統全面的反思。”他說，勞動力對於國家而言是“精氣”所在，要衡量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勞動力供應也是不可或缺的自變數。因此，他和不少人口學家呼籲，中國應儘早改變計畫生育政策，從“人口控制”轉向“人口發展”。
易富賢在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念完藥理學博士後，1999-2002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威斯康星醫學院做博士後，出國之後發現中國的人口問題，對“中國人很能生孩子”、“中國人口太多了”這些幾近“天然正確”的判斷產生了懷疑，零星地寫了一些人口方面的文章。2002年後在威斯康星大學做婦產科研究工作，由此開始系統研究中國的人口問題。不看電視、不做家務、沒有“會”參加的易富賢，將幾乎所有業餘時間放在人口學研究，2007年出版了廣受關注的《大國空巢》一書。
“我這次回國就是為了普及一個觀念，人口是最重要的產業單位，有了人才有消費、生產、就業這些循環，減少人口不但不能緩解就業壓力，而是恰恰相反。”7月1日，在北京東城區一家咖啡館，操著湖南國語的易富賢對《商務周刊》說，人口是戰略性大課題，視野必須超越一兩代人，“得儘快鼓勵生育，否則中國面臨的是老齡化社會裡的老無所養”。
《商務周刊》：中國已經連續幾年出現民工荒，一些企業也因為工人對工資水平不滿而遭遇罷工，這與前幾年的低廉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情況有很大不同，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為什麼會突然出現這種逆轉？
易富賢：值得大家嚴重關注的是，民工荒，其實與前幾年的民工荒有著本質的不同。2004年的民工荒，是因為中國20-39歲勞動力在2002年開始減少，但由於15-64歲總勞動力以及19-22歲最年輕的勞動力都還在增加，因此當時的民工荒並不嚴重。而2010的用工荒是因為各個年齡段的勞動力都在或即將減少。中國19—22歲人口在2009年達到了頂峰（1億人），之後開始急劇減少。這也是為什麼2009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減少約40萬人的重要原因。教育部的另一組統計也證明了適齡人口總量的減少趨勢：2008年全國應屆高中畢業生人數為849萬，2009年為834萬，2010年再減至803萬。
據最客觀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抽樣調查的數據計算，19—22歲人口到2018年只剩下0.53億，9年下降一半；而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的同類數據，這個年齡段人口數也是從2009年後快速下降，到2023年只剩下0.62億，14年下降差不多40%。兩組數據有些差別，但快速減少的大趨勢以及2009年這個節點都是一致的。
這還只是逆轉的開始。從人口學的預測看，由於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經有73歲了，即便人口政策不調整，勞動人口總量變化比較緩慢，但是年輕人數量的變化卻很大。比如以2010年為基點，15—64歲人口到2020年將只減少3.4%，但20—30歲勞動人口卻要下降27%，19—22歲人口更是下降45%。
勞動力市場對19-22歲人口數量的變化最為敏感。對企業來說，意味著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勞動力嚴重不足，各地將掀起搶勞動力的風潮，並且將越演越烈，也意味著大量企業可能將撤離中國；對於大學來說，意味著生源不足，今後高校將掀起生源爭奪戰；對於國防來說，意味著兵源數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將從目前的10%提高到今後的19%。並且也意味著房地產的好日子快要走到盡頭了。
《商務周刊》：那么，現在中國社會由於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大而社會負擔較輕的狀況將不復存在，人口結構會脫離人口紅利的狀態?
易富賢：我一直不太贊同“人口紅利”的說法。需要養的小孩少了，社會負擔低，但談不上紅利。這種靠降低生育率來降低撫養比的做法，其實是一個很粗略的想法，因為撫養比又分為兒童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混淆了兒童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來談人口紅利，這是不對的。
撫養，是工作的人養不工作的人，所謂撫養比，是指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勞動年齡人口指的是15—64周歲人口，0—14歲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是兒童撫養比，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是老年撫養比。顯然，兒童與老人都需要撫養，但總撫養比的這兩個組成部分哪個更多哪個更少，對整個社會的意義是不同的。兒童撫養比是人口投資，老年撫養比是人口還債。降低兒童撫養比，也就降低了人口投資，是一種人口高利貸。
最適合經濟發展的總撫養比應為50%—60%，消費與就業關係最為和諧，社會也就比較和諧。已開發國家在1950-1980年的總撫養比是50%—60%。中國1980年代初期社會比較和諧，一個重要的人口學原因是當時的總撫養比介入50%和60%之間。印度在2003年之後經濟成長率保持在8%以上，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總撫養比在50%—60%，印度經濟將步入快車道。
這是統計學上的經驗總結，從人口學來解釋，人口和消費是比例關係。我研究了所有國家勞動力與消費者的關係，所有國家都是50%左右，也就是說兩個消費者提供一個就業機會，但是中國不一樣，我們總勞動力（實際就業人口段）與總消費人口的比例是63.5%。中國的13億消費市場只能提供6.5億就業機會，而勞動力是8億，有1.5億過剩勞動力。勞動力與消費者比例過高也意味著總撫養比極低，目前中國的總撫養比低於40%，就業壓力大。為了保證就業，產品就必須大量廉價外銷，靠國際市場來提供就業機會，等於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國的人口紅利。中國目前雖然撫養比低，但是由於高就業壓力，社會和諧度還不如1980年代初期。因此，總撫養比過低其實並不是好事。
而未來則是在走向另一個極端。因為30年的計畫生育，人口結構中的兒童比例持續下滑，老年人比例越來越大，未富先老的問題正在迫近。2010年中國60歲及以上和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別只有1.66億、1.11億，老年撫養比還只有11%——就是9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養老金短缺問題已經很嚴重。而現在年輕勞動力又開始了持續減少的走勢，老年撫養比將從目前的11%不斷增加，到2030年老年撫養比增加到27%，到2050年增加到50%——也就是兩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
兒童越來越少，年輕勞動人口也開始出現不足，老年撫養比不斷增加，導致總撫養比逐漸加大，這對於綜合國力十分不利。比如日本的總撫養比在1990年代開始不斷攀升，到2050年將達到100%左右，也就是1個勞動人口撫養1個非勞動人口，更關鍵的是他們的總撫養比是以老年撫養比為主，中位年齡將超過55歲。日本成為一個老氣橫秋的國家，在沉重的老齡化壓力下，無力進行人口投資，更加養不起孩子，國力將難以恢復。我們的問題則是強制生育率帶來短暫的“紅利”後，反彈到另一個高點：中國已經未富先老，這樣下去還將老無所養。
《商務周刊》：但從直觀感覺上說，人口太多一直是中國很多問題的根源之一，至少從就業上來說，年輕人減少會讓上學和就業競爭不那么激烈了。
易富賢：1980年一胎化政策實施後，少生了1.3億人口，看上去少撫養了1.3億人，但也少了1.3億消費群體，減少了大量就業機會；並且由於家庭孩子少，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高達86%，世界罕見，進一步加劇了就業壓力。
如果將人口再生產看作是產業的話，生產嬰兒是人類社會投資拉動率最高的產業。孩子出生，要到20歲之前一直是單純的消費者，而且這種拉動作用是可持續的。嬰童經濟的產業鏈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人的幾乎所有方面。二戰後，已開發國家就是因為嬰兒潮拉動了消費，提供了年輕勞動力，而迎來了幾十年高消費、高增長的“黃金時代”。
所以降低兒童撫養比意味著人口投資的減少，而年輕人口占比迅速下降又讓我們過早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人口的消費能力和時間遠低於嬰童，資本回報率低，一旦老齡化程度加大，相應制度建設不健全，銀髮市場能有多大？
就業難成因極為複雜。目前中國的農民工能就業，靠的是人多勞動力便宜這樣的比較優勢從國外市場獲得的就業機會，大學生失業則恐怕是因為產業升級至少20年未有起色，第三產業發展遲緩。而產業升級遲緩的原因之一就是剛才講的，人口控制政策所造成的“額外過剩”的1億多勞動力無法找到國內對應的消費者，從而強化了不漲工資的比較優勢。
《商務周刊》：這真是與眾不同的邏輯。我們換一個問題，現在依靠漲工資倒逼產業升級的可能性又有些苗頭了，您剛才也說總勞動力供應量2012年開始減少，是不是劉易斯拐點來了？
易富賢：劉易斯拐點更多的是理論價值，從勞動力總量來看，全球都不存在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比如國內經常舉例的日本。日本經濟起步比中國早40多年，日本在1949年開始普及家庭生育計畫，提倡少生，結果生育率從1947年的4.5急劇下降到1950年的3.7、1956年的2.2，這就導致了日本在其後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勞動力短缺。但是並不表明勞動力短缺對日本的經濟發展做出什麼貢獻，事實恰恰相反。
日本20—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在1975年前是不斷增加的，為日本經濟騰飛奠定了人口學基礎。這個年齡段的人口1975年達到頂峰後開始減少，1990年代又出現過一個高峰，然後到2000年之後才不可逆轉的快速減少。日本15-64歲總勞動力在1995年才開始減少。也就是說日本1960年代經過所謂劉易斯拐點進行產業升級的時候，不但15-64歲總勞動力在不斷增加，而且20-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也在不斷增加。如果當初沒有出台控制人口的政策，日本經濟發展會更好，比較平滑。換句話說，日本勞動力短缺是控制人口政策的“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因”。
《商務周刊》：所以您一直是人口學界的激進派,主張儘快放開計畫生育政策，補充年輕人口。
易富賢：我的觀點並不激進，只是希望維持社會可持續發展。社會要持續發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要維持人口相當於上一代不增長也不減少（世代更替），中國的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需要在2.3以上。但中國1990年之後就已經低於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之後只有1.3左右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證實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抽樣調查再次證實生育率只有1.33了。由於長期的超低生育率，中國人口危機即將在2012年之後爆發。
其實即便沒有計畫生育，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育率也會自然下降，不需要強制調控。中國大陸目前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新加坡、韓國、台灣地區1980年代後期的水平，當年這些地區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現在泰國、伊朗、巴西的社會發展水平與中國非常接近，但生育率分別只有1.64、1.4、1.9了。國家計生委《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畫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也顯示全國生育意願低下，平均只有1.73。
1980年《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三十周年，當年公開信里說的明白：“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30年已經到了，我們應該積極調整人口政策，恢復人口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
拐點的特徵
更大的流動性
與“五普”相比，“六普”中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過2.6億人，比2000年增加了1.1億人，增長81.03%。這給多位人口學專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說，世界各國在轉型時期，都曾出現人口的遷移、流動。然而如此大規模的搖擺、潮汐式流動，且其中40%都是年輕人，這是中國特有的。李建民預計，中國人口的流動在未來仍將持續，城鎮化浪潮還將繼續
而在北京大學人口學所穆光宗教授看來，2.6億的人口流動，折射出中國社會轉型、社會發展的巨大能量。
然而在現階段中國社保制度尚未實現城鄉統籌、全國範圍內順暢轉移接續的背景下，流動人口這一龐大群體並沒有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務均，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指出。同時他也擔憂，龐大的流動人口如果不能合理管理，將會產生一系列社會、經濟、穩定問題。
分析六普的報告顯示，按常住人口統計，排在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山東、河南、四川和江蘇，而“五普”時的排名是河南、山東、廣東、四川、江蘇。翟振武教授分析說，“珠三角、長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區的人口更為密集，表明中國人口流動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間沒有緩解，反而得以強化。”
在人口過度集中於東南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給流入地的資源、環境、住房、交通、勞動力成本等帶來了一系列挑戰。“我們看到一些大城市出現資源緊張時，往往祭出‘戶籍’法寶加以限制，但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加大了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綁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難度。”李建民說。
“這警示中國，與人口分布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應更加向有利於引導人口的正常流動傾斜。”翟振武說。比如武漢、環渤海地區都是很好的人口聚集區，“這方面的綜合政策傾斜力度應該進一步加大”
低生育率之憂
在六普以前，很多研究認為中國生育率大概在1.5到1.8之間，六普數據給了中國人口專家一個新的啟示。“現在從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的總和生育率1.4-1.5之間。”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說。這個數字已經接近或者低於諸如美國，法國，西班牙等已開發國家的水平。
國際上通常把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或60歲以上的人口比重達到10%，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人口的13.26%，而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為8.87%。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認為，這些數據再次驗證了他關於中國人口生育率過低、老齡化問題嚴重的判斷。
根據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曾毅的計算，在現行生育政策不變情況下，從2030年開始，中國的勞動力每十年減少1億。而65歲 以上老年人口，在2030年將要達到28%左右，占總人口的9.1%。撫養負擔將從2000年平均每9.1個勞動者（18~64歲）供養1位65歲以上老 人，快速加重到2030、2050年平均每3.7與 2.1個勞動者供養一位老人。
在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創造經濟成長“奇蹟”的原因時，“人口紅利”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因素。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之後，“人口紅利消失”的觀點興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這次人口調查數據確認，中國少兒撫養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於此前的預測，中國已越過劉易斯拐點，中國勞動人口存量將於2015年前後開始下降，即確認人口紅利的消失。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也表示，從總量來講，中國在2013年勞動力總量、勞動力資源總量很可能到達頂端，勞動力供應還是充裕的。但是從2013年以後，中國的勞動力資源，適齡的勞動人口會逐步的下降。
在這種嚴峻的人口形勢下，很多中國人口專家在近年來一直呼籲調整中國的計畫生育政策，適當放鬆生育二胎。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曾毅建議中國可以儘快平穩過渡到二孩晚育間隔政策，也就是在設定適度晚育時限和間隔時限的前提下，放開生育二孩政策。他認為二孩政策可以大大改善勞動力相對老齡人口匱乏的問題，同時晚育、間隔措施保證了總人口不會在短期內迅速上升。
曾教授計算，在該政策方案下，中國人口總數預計在2038年達到14.8億峰值，然後平緩下降，不會導致新的生育高峰與人口失控，也不會造成資源的緊缺和環境保護的失控。
然而，種種跡象表明，政府似乎並沒有表示出現行計畫生育政策有鬆動的可能。
轉型契機
作為人口學者，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我國21世紀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社會對策研究”的首席專家，左先生的數據均來自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聯合國的最新人口展望，他有一句話讓人警醒：“未來中國面臨的將不再是勞動力過剩，而是勞動力不足。”我想，一個在過去30年收穫了巨大人口紅利的國家，當人口紅利開始消退，將意味著什麼？
人口問題不單純是一個數據問題，它包含有更為廣泛的社會經濟、文化的意義。按左學金的說法，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很快會在2015年出現下降。拐點到來的時候，真的會出現用工緊缺，年輕人找工作不愁，並且能拿到一份比前輩更高的工資嗎？這些問題我們還得拭目以待。左學金認為拐點正是轉型的契機，現在我們更需要一種思維的拐點，那就是加快經濟轉型，建設創新型國家。
經濟表明，傳統的增長方式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以低工資、高強度、低保障的勞工代價換取人口紅利的時代正在逐漸遠去，依靠高儲蓄率、高投資推動的投資型經濟也面臨挑戰。而城市超低的生育率，加速的老齡化，人們家庭中老少人口結構已經發生逆轉，這種變化也將影響社會結構的轉變，給社會管理帶來新的問題。
如何儘快推進經濟結構的轉型、人力資源結構的提升、戶籍制度及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應對人口結構性變化可能帶來的衝擊，以改革紅利替代人口紅利，回到一切從“人”出發，以“人”為本，這是改革必須面對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人民生活都取得很大的成績，但如果展望未來30多年，我們國家的發展模式，面臨的挑戰都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化，所以中央強調科學發展，強調轉變經濟成長方式。為什麼要轉變經濟成長方式，為什麼特別要強調建設創新型國家，有很多的客觀原因。
我研究比較多的是關於人口的問題，從人口變動趨勢來說我們一個比較優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人口的增長正在放慢，勞動年齡人口在三年之內可能會出現下降，我們勞動年齡人口對老齡人口的支持比在下降，然後勞動密集製造業的比較優勢也會下降。未來中國面臨的將不再是勞動力過剩，而是勞動力不足，勞動力會變得比較貴。
由於人口的變化我們的儲蓄率也會下降，國內投資的錢是從儲蓄來的，所以儲蓄率下降後投資率也會下降。我們現在主要出口是勞動力和製造業的產品，出口的勞動密集製造業競爭能力也會下降。因為很多開發中國家，比如印度、孟加拉國、越南、南非的勞動力可以更便宜，可以製造更便宜的出口商品。
很多學者認為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會在未來20年、30年逐步下降，會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甚至低速的增長，過去30多年我們平均增長率在9%以上，這一個五年規劃國家把經濟成長目標調整在7%，這兩年我們的增長率還是高於7%，但未來的增長率會從目前8%左右下降到7%左右，甚至會下降到6%以下，這都是很大的變化。
這就是我們國家資源稟賦的變化。什麼叫資源稟賦？就是我們勞動力豐富，資金豐富。這些因素變化會倒逼我國經濟成長，倒逼我們國家經濟的轉型，所以說轉變經濟成長方式不但是我們的主觀願望，也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客觀需要。如果我們不能有效提高國家的創新能力，與已開發國家去競爭技術，我們又不能和開發中國家去競爭廉價勞動力，那么我們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我國進行第六次人口普查，普查數據再一次確認了我國人口生育率和人口增長率不斷下降的趨勢，但人口增長率下降的速度和變化的趨勢比我們原來預料的要快一些。我們現在有很多研究，包括聯合國關於世界人口前景的展望，預測我國人口總量峰值大概是14億，原來我們說16億，低於我們原來的預測，而且峰值到來的時間會提前到2025年左右。
聯合國對中國大陸人口預測分為中方案、低方案和高方案。高方案脫離我們的現實。根據中方案，大陸人口總量在2026年達到接近14億的峰值以後開始進入負增長，在本世紀末會下降到9.41億。根據低方案預測，大陸人口總量將在2017年達到13.58億峰值以後進入負增長，並且在本世紀末下降到5.06億，低於1949年的水平。根據聯合國的預測，無論中方案還是低方案，印度都會在2021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頭號人口大國。
有個指標叫總和生育率，指一個國家婦女平均生孩子的數量。聯合國中方案預測我國總和生育率2010年到2015年是1.56，不到1.6個孩子，然後下降到2020年的1.51，以後逐步回升，在本世紀末達到2.01。低方案是從2010年到2015年的1.31，下降到2025年的1.03，到本世紀末回升到1.51。國內很多學者認為我國現在的總和生育率在1.4~1.5之間。按人口理論，總和生育率2.1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維持既有人口數量不變。低於2.1被稱為低生育率。
未來中國人口到底怎么變化，取決於今後年輕人生多少孩子。孔夫子強調多子多育，但未來是不是這樣？可以看看和中國文化接近的東亞地區。2010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是1.39，韓國1.23。全球最低的四個地區是中國的台灣地區1.16，中國香港1.09，中國澳門0.92，另外新加坡1.02。儘管他們有多項鼓勵生育的政策，但生育率還是最低。因為華人非常重視子女教育，很多錢花在小孩身上，大家可能不願意生很多孩子。綜合各方面情況，我個人判斷我國未來人口變化可能在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間。
我國人口總量變化，勞動人口也會變化。按15歲到64歲這個定義來算勞動年齡人口，我國勞動人口會從2010年9.77億增加到2015年9.96億，然後開始逐步下降，在本世紀末中國勞動人口會降到5.26億，就是說大約相當於2015年峰值時的一半多一點，在2075年後我們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略高於55%，現在是高於72%。就是說到那時總人口裡老齡人多了，拿養老金的人占比大幅提高。
還要說明一下，我們的就業人口實際上是少於勞動年齡人口的，比如，現在很多人在讀大學讀研究生，所以真正從事勞動的人口比勞動年齡人口要少得多，這樣對經濟是有影響的，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如果沒有勞動力數量增加以及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向製造業、服務業轉移，根據研究我國經濟成長率將放慢1/3以上。這裡還沒有考慮因為人口變化對投資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
所以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中國未來的經濟成長要更多依靠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所以中央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
中央早就提出要轉變政府職能，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政府職能的轉變，今後的政府可能要“三重”：第一是重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沒有回報，企業不大願意做，但是基礎研究對整個社會有好處，應該政府來做。第二抓基礎設施，包括教育設施、通訊設施、能源設施。第三重環境，商務環境、法制環境，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信息的透明，執法公平公正，這些東西對創新都非常重要。
另外三個減少。第一要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第二減少政府的行政審批，第三減少過度規劃和不斷變化的規劃。我們現在無論是產業還是城建都有很多規劃，但是有的規划過度了，而且經常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