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京旗常備軍
- 所屬年代：清朝
創建背景,創建過程,軍隊構成,軍隊改組,
創建背景
庚子事變後，清廷決意全面編練新軍。光緒二十七年（1901）七月，清廷頒發練兵上諭責成各督撫切實練兵，此時京畿軍事力量盡毀，惟武衛右軍有能力穩定京畿秩序。當年九月，李鴻章逝世，慈禧令袁世凱接替李鴻章署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並依靠武衛右軍鞏衛京畿之安全。十二月，袁世凱奏準“先募練精壯，趕速操練，分布填扎”，並獲準在“順直善後賑捐結存項下撥款一百萬兩，作為募練新軍之需”，分別派遣王英楷、王士珍等人分赴直隸正定、大名、廣平、順德、趙州、深州、冀州各地，精選壯丁六千人，分別帶往保定訓練。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清廷再次頒發上諭稱“京師為天下根本，畿輔為京師屏障，現值門戶洞開，強鄰逼處，兵燹甫靖，伏莽猶繁，籌餉練兵，視他省為尤急”，加大畿輔練兵進度；同年五月，袁世凱奏陳訂立的北洋常備軍營制餉章奏陳清廷，並獲準施行，開始北洋常備軍的創練；同年十一月，在北洋常備軍創練之際，為加強旗軍力量，清廷宣布八旗挑練兵丁萬人，由魁斌、溥倫、桂春、景灃、榮慶、鐵良等人並會同薑桂題於此萬人內挑選三千人，交由袁世凱訓練，開始創練京旗常備軍。京旗常備軍創建原因主要有：
- 京畿地區的旗籍軍事力量亟須重建。京畿地區旗籍軍事力量原本由北京與畿輔駐防的八旗所組成。但是在庚子之役中，八旗部隊大部分都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除了隨扈慈禧與光緒的少數神機營與虎神營外，在北京城內的所有八旗軍事力量都已經瓦解。由於在京師內八旗軍事力量已完全瓦解，北京城內一段時間的秩序由聯軍負責。在聯軍撤退以後，則由胡燏棻奏請調派當時駐紮在畿輔地區的薑桂題、馬玉昆部負責穩定京畿地區的秩序。他們負責了京城與畿南地區重鎮作為暫時的協防軍隊，這種情況直到在慈禧與光緒迴鑾以後也並未改變，仍繼續需要武衛右軍以鞏固京津地區。作為守衛皇室最基本的禁衛軍隊都由漢人軍隊來擔當，有違滿清的祖宗成法，安全操於他人之手，這是必須儘快重建旗籍軍事力量的原因之一。
- 平衡北洋常備軍實力。庚子國變以後，重建軍事實力以自保成為朝野共識。然而不論是武衛右軍或是創練的北洋常備軍盡為漢人軍隊，仍為清廷所疑懼。為避免北洋常備軍勢力過大，清廷宣布八旗挑練兵丁萬人，由魁斌、溥倫、桂春、景灃、榮慶、鐵良等人並會同薑桂題於此萬人內挑選三千人，交由袁世凱訓練。
將旗籍軍隊交由袁世凱這個漢族大臣訓練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慈禧對袁世凱的信任，且袁世凱所部武衛右軍是當時拱衛京津安全最大的軍事力量，不得不倚仗袁世凱；其二，當時並沒有能夠獨立擔當訓練旗軍的旗籍大臣。因此，便由袁世凱這個漢族大臣擔任京旗練兵的重任。與此前改革不同，旗籍軍事力量的改革不再局限於旗營自身的改革，而是決意全盤西化，以當時常備軍形式來訓練京旗子弟。熟諳當時的政治原則的袁世凱迅速推薦鐵良作為京旗練兵翼長，以避免旗籍兵丁產生逆反心理。
鐵良雖作為練兵翼長，但如何訓練旗軍，袁世凱亦有自己一套方案，這套方案對旗軍的訓練方式產生極大的革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袁世凱陳奏關於旗軍的訓練方式，稱：“練兵之道，節目紛繁，茲當開辦之初，必須厘定章程，方足以資遵守。臣與該翼長悉心商榷，此項旗兵既就近由北洋酌調訓練，其一切軍規營制，自應仿照北洋常備軍奏定章程辦理，庶易收目染耳濡之效，無難臻整齊劃一之風。至於此項軍名，亦即擬請名為京旗常備軍，以示區別而便推廣。”由此可知，旗軍的訓練方式一開始便已定調為仿照北洋常備軍的方式，對旗軍來說是一次很大的嘗試。
袁世凱與鐵良商議後，訂立九條開辦章程，將京旗常備軍的訓練與抽調方式的規定清楚地規定下來。這些規定對於旗營管理方式有以下幾個影響：首先，管理方式完全仿照北洋常備軍章程管理，而非是旗營的管理方式；第二，軍中將弁並非限定由旗人擔任，而是取決於對軍學知識的掌握程度，將旗軍管理官的任官資格從在旗身份轉變為新式軍事知識的掌握；第三，京旗成為了抽調兵丁的來源，原作為管理官員角色的參、佐領轉變成為了類似地方具保官員的角色，而旗丁則從旗營之中剝離出來，也避免了一直存在旗營之中家族、血緣、姻親之間的相互牽絆之弊病，得以專心接受專門的軍事訓練；第四，旗丁編入新的組織單位之中受訓，原有旗籍成為識別身份的證明，改變了以旗作戰的方式，轉變為新軍的作戰方式；第五，抽調的旗丁來自京城內的各個旗營，有些被抽調的旗丁或原本已作為旗軍，一律取消原本的軍事任務，得而專心受訓；第六，旗籍新軍的俸餉與其他新軍發放方式較為不同，要查其是否原在旗就已領餉，區別對待發放；第七，請假者必須通報各旗營，如果遭到革退，喪失再次挑選的資格；第八，逃兵者，除由該營派兵緝拿，原屬旗營也要負責幫忙追究，並革除原有底餉。
以上八種對於旗營管理方式的改變，是基於九條“訓練旗兵開辦章程”的規定。而這些關於旗營管理方式改變對整個旗制有以下三大影響：第一，旗籍軍隊不再局限於旗人管理旗人的資格規定，打破了封閉式的軍隊管理體系；第二，旗營內部的管理官員參領、佐領不再直接管理旗人的軍事活動，僅作為確認旗籍身份的行政官員；第三，旗軍正式脫離旗制編組作戰的束縛，走向近代化的軍隊管理組織。清代八旗軍制透過以上三個層面的改革也邁向了一個新的方向。
創建過程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次挑選京旗兵丁，主要由魁斌、溥倫、桂春、景灃、榮慶、鐵良等人會同薑桂題挑選，將各旗營送到的精壯兵丁共10655名，分十日在東安門內鑲黃旗侍衛教場，按照政務處頒發的招募格式挑選，挑選條件為：身材在四尺八寸以上；臂力平舉需達百斤以上；年歲與原冊相符，應與政務處規定的相同。根據這三條要求，最後在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以及健銳、前鋒、護軍、內外火器營、圓明園八旗及包衣三旗等各營挑選出3865名，淘汰率為64%左右，其淘汰理由大部分為年齡過小與身材不足等原因，可見這次篩選兵丁的力度相當大。此3865名兵丁，先發1000名發往天津由袁世凱訓練，而後轉往保定附入當時北洋常備軍第一鎮內接受訓練，此後京旗常備軍的挑選方式基本與此次情況相似。
第一期所挑選出的3000名京旗兵丁首先編成步隊四營、過山炮隊一營、馬隊一營、工程兩隊，其編練原則“一切操規營制悉仿北洋常備軍章程辦理，應需將弁即在北洋各軍將領暨滿漢武備卒業學生內，擇其通曉兵學、操法嫻熟者，分別委充”。根據北洋常備軍制規定，常備軍一鎮分為步兵兩協，每協分為兩標，每標分為三營，每營分為四隊，每隊分為三排，每排計兵三棚，每棚計兵目十四名；炮隊一標分為三營（兩營陸路炮，一營過山炮），每營四隊，每隊二排，每排計兵三棚，每棚計兵目十四名；馬隊一標分為四營，每營四隊，每隊兩排，每排計兵二棚，每棚計兵目十四名；工程隊一營，每營三隊，每隊三排，每排計兵四棚，每棚計兵目十三名；輜重隊一營，每營三隊，每隊三排，每排計兵四棚，每棚計兵目十三名。從上述營制來看，八旗兵丁在受訓時，完全打破過往以八旗分旗作戰的編組方式，完全以新式的軍事組織形態重新編組、管理，不僅打破過往旗軍單一的陸軍營制，重要的是其管理將弁以“北洋各軍將領暨滿漢武備卒業學生內，擇其通曉兵學、操法嫻熟者，分別委充”，而北洋常備軍將領的任免亦“必須在新設實缺人員及武備學堂出身者考驗選拔”，使得管理人員素質更加提高，不至於以不通新式軍事知識的人員胡亂充當，更衝破了僅以旗人擔當旗官的規定。
第一期京旗兵丁在經過幾個月挑選之後，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再度由袁世凱、鐵良二人聯名上奏，要求增添京旗兵丁，以增強其實力。清廷對其所列舉經費一概照準，由鐵良在京繼續挑選兵丁。第二期的編練目標為步隊兩營、陸路炮隊一營、馬隊一營、工程一隊，希望與第一期的步隊四營、過山炮隊一營、馬隊一營、工程兩隊合而為常備軍一協的編制，共步隊六營（已達步隊二協）、過山炮隊一營、陸路炮隊一營、馬隊二營、工程三隊，與常備軍一鎮營制相比，尚欠馬隊二營、陸路炮隊一營、工程隊一隊、輜重隊一營。
第二期編練從上一期挑選的餘下的旗丁內開始編練，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三月二十二日編成馬隊第二營、五月一日編成陸路炮隊營。而新挑選的京旗兵丁則於五月二十日陸續送至保定送訓，於五月二十四、五兩日編成步隊第五、第六兩營及工程隊第三隊進行訓練。而挑選的章程與編成新軍的營制部分皆與北洋常備軍章程相同，故不再複述。第二期編練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五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編練步隊兩營與工程隊一隊以後，編練完成，其規模約等於常備軍一協的編制，即步隊六營（已達步隊二協）、過山炮隊一營、陸路炮隊一營、馬隊二營、工程三隊，但此規模，既不足一鎮編制，也沒有達到平衡北洋軍力的要求。為此，袁世凱、鐵良等人再次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三十日請求擴編為鎮。
為了滿足第三期所需旗籍兵丁，尚需編練陸路炮隊一營、馬隊一營、工程隊一隊、輜重隊一營；原已編練陸路炮隊尚需增添目兵二三十人左右，過山炮隊同，以符合光緒三十年（1904年）八月新修訂的常備軍制，練兵處令京旗以外，包括直隸各處、熱河、密雲、山海關、德州、青州、京口、江寧、杭州、荊州等處駐防之內，按格挑選年輕體壯、識字兵丁，每處數十人或百餘人，分帶來營，編伍訓練，並希望將來各兵教練有成，可各自遣回各處，更番輪選，而回防各兵，自可轉相教授操規一切，以達到挽救各駐防軍事的目的。受限於史料的缺乏，目前可看到的僅有青州、德州駐防一百八十八名兵丁、江寧駐防二百名，京口駐防一百名的挑選報告，但已可推知其餘駐防所送人數亦不會太多。而在此命令以前，袁世凱對於直隸各駐防亦已經選調駐防兵丁附入常備軍營中訓練，計有保定旗兵一百四十八名，滄州旗兵六十五名，密雲旗兵一百六十名，山海關旗兵二百名，熱河旗兵一百名。從三期編練情況來看，儘管在第三期編練中，京旗常備軍兵丁來源雖夾雜駐防兵丁，但其仍以京旗兵丁為主要來源。
京旗常備軍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申請編組成鎮後（實際上兵丁數滿額，需遲至各駐防將兵丁送至保定以後），不久以“此軍為京師勁旅，開練最早，編列號數宜居各鎮之先”為由，改番號為陸軍第一鎮，原北洋常備軍第一鎮改為陸軍第二鎮；原北洋常備軍改為陸軍第四鎮；原北洋常備軍第三鎮改為陸軍第三鎮；原北洋常備軍第四鎮改為陸軍第六鎮；原北洋常備軍第五鎮改為陸軍第五鎮，至此北洋六鎮編練完成。次年十月，清廷為奪袁世凱兵權，將陸軍第一、第三、第五、第六鎮歸陸軍部統轄，而第二、第四兩鎮則仍暫由袁世凱調遣訓練。陸軍第一、三、五、六鎮合稱為近畿四鎮，由正白旗蒙古副都統鳳山專司近畿各鎮訓練事宜，並設立近畿督練公所以督促各鎮訓練。
軍隊構成
在籌建陸軍第一鎮之初，“訓練旗兵開辦章程”中即已載明“管帶、隊、排等官，均須撥用操法嫻熟、兵學明通者充當”，而不再拘泥於過往的“在旗資格”。因此在陸軍第一鎮開辦之初，將弁皆從北洋常備軍中或直隸將弁學堂中調用。特別是陸軍第一鎮編營之初，於保定附入北洋常備軍隊中一起練習，隊中一切稽察事件皆借調直隸人員協助辦理。其組成情況是：
- 開辦人員：f根據鐵良上呈保舉名單，開辦人員有王士珍、王英楷、吳鳳嶺、段祺瑞、雷震春、吳籛孫等六名。值得注意的是，這六名協助開辦京旗常備軍人員，皆系參與武衛右軍訓練的將弁，且除了吳籛孫（教育背景不詳）外，其餘均畢業自天津武備學堂。而旗籍官員內鮮少懂得新的軍事知識，且袁世凱正開始創練常備軍，清政府不得已將八旗新軍的創練任務委託給袁世凱，正如鐵良在折內所言：“在京旗陸軍開辦之初，規模未定，營伍未成，各項人員亦多缺乏。其時挑選兵丁帶至保定，均附入直隸常備步隊第一、第二兩協，至馬炮隊先行練習，迨至編列營隊，所有將弁除調用之北洋將領外，逾多由直隸將弁學堂造就畢業，即稽查一切事件，亦借直隸人員隨時襄助”。因此，京旗常備軍雖由鐵良掛名訓練，實則為武衛右軍將弁從中管理、訓練，因此京旗常備軍雖以八旗兵丁組成，但卻成為受袁世凱影響的一支新軍。
- 出力人員：在鐵良保舉創辦京旗陸軍出力人員名單中共有37名，分別是何宗蓮、曹錕、李純、周符麟、楊紹寅、李奎元、於有富、孟效曾、徐源桂、張榮科、郝義、董式梃、札拉芬、蕭良臣、宮長溎、鐘恩、伊清阿、桂華、春慶、志泉、朱泮藻、王廷楨、徐獻廷、劉錫鈞、李飛鵬、李譽俊、張鳳鳴、李朝棟、李蔚、劉錫齡、李澤霖、劉漢岐、曲春和、褚其祥、朱朝濱、陳兆祿、閻永珍。其中，曾參與武衛右軍創練的將弁有9名，分別為何宗蓮、曹錕、李純、於有富、孟效曾、朱泮藻、劉錫鈞、李澤霖、褚其祥，大部分在第一鎮中任標一級以上的將弁，是第一鎮將弁的管理層。特別是何宗蓮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署陸軍第一鎮統制官兼甘肅河川鎮總兵直至民初，辛亥革命時期通電贊成共和。說明即便本鎮兵丁以旗籍兵源為主，控制權卻始終牢牢控制在北洋系的手中。唯一生平履歷可考的旗籍將弁為札拉芬，他是陝甘總督升允次子，漢名羅壽恆，號延齡，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後，東渡日本學習。任陸軍第一鎮何職不詳，後調任禁衛軍第三標標統。
從以上將弁情況可發現，大部分將弁，特別是較高層將弁的出身，皆來自於中國近代第一個軍事學堂——天津武備學堂。而李鴻章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創辦此學堂時，清廷雖仍照數撥款，但朱批中卻表示“軍事仍以個人武藝技藝為重，勿本末倒置”之語，表達了對開辦軍事學堂效用的不信任。此語放諸於後世，固然滑稽，卻是當時多數主管朝政之重臣之主張，即素有知兵之名的榮祿，在此時期訓練神機營時，仍以多訓練“藤甲兵”的方式以對抗西方火器。也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政府並未多派旗籍學生進入武備學堂學習（目前僅見有156名八旗學生由蔭昌帶領進入武備學堂學習），因而創立武備學堂的二十年後，北洋新軍出現在歷史舞台之際，多由這些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的學生掌握了近代中國軍事、政治的發展與走向，而旗籍幾無將才，以致陳夔龍評之“八旗氣數已盡，實乃人才缺失之弊。
而大半的北洋武備學堂學生，在袁世凱小站練兵時被袁收入軍中培養，形成以袁世凱為核心的龐大軍事集團，而編練編組京旗常備軍的主要將弁又以武衛右軍將弁為主，與袁關係更為密切。因此，儘管京旗常備軍的兵丁主要來源為旗籍兵丁，對於清廷而言，仍不能徹底放心，且其時，袁世凱編練新軍已達六鎮，實力令清廷疑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二十日，改兵部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並於十月五日宣布以陸軍第一、第三、第五、第六鎮歸陸軍部專轄，並成立近畿督練公所，負責此四鎮的督練工作；第二、第四鎮暫由直隸總督袁世凱調遣訓練，並準開去各項兼差，以專責成而符新制，奪取袁世凱對軍隊的直接指揮權。
然而，即便是奪走袁世凱對陸軍第一鎮等的直接指揮權，也不能妨礙袁世凱對第一鎮的間接控制，因“京旗練兵始終由袁世凱主持，其奏請添派鐵良為翼長，蓋以示好於京旗，並藉以聯絡鐵良也。此軍既派袁訓練，其一切軍規營制，又仿照北洋常備軍奏定章程，自與北洋各鎮一樣，不過區別其名曰京旗而已。有以此軍不屬北洋系統者，殆未深考”。
陸軍第一鎮在移駐至京北仰山窪後，組成宿衛營以協防紫禁城與西苑等處，其將弁情況略有調動，但高層軍官變異不大。因此陸軍第一鎮雖然以旗籍兵丁為主要兵源，但將弁多為北洋系，使得政府對第一鎮的指揮權仍存有疑慮。故此，除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宣布陸軍第一、三、五、六等四鎮由部直轄外，更逐年加增旗籍將弁之比重，對抗漢任將弁。
在宣統三年（1911年）由蔭昌褒獎參與宿衛宮禁的陸軍第一鎮步隊四標十二營獎勵名單中，褒獎將弁共87名，而明確的旗籍人員數量則達到了47名，比例超過了一半。刻意安插這么多旗籍將弁的原因當有以下兩點：一、“以滿人為將”的基本原則。清廷刻意培養出具有新式軍事背景的旗籍將官，統領新軍，確保政府對軍隊的掌控力；二、陸軍第一鎮的步隊四標十二營，自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移駐北苑以後，組成宿衛營負責宿衛宮禁與頤和園外圍，對皇室之安全負有直接責任，故而儘量安插旗籍將官，保證軍隊忠誠度。然而標一級以上將弁仍多為北洋系將弁，因此對於載灃一系而言，陸軍第一鎮仍不被視為可被信任之軍隊，必須另組新軍以供驅策。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陸軍部統轄全國陸軍事務，包括新、舊軍事務，無形中也區分出管理新、舊軍事務的主管單位。以陸軍第一鎮而言，陸軍第一鎮雖然以京旗兵丁為主要兵源，但由於其以新軍規制創練，因此在陸軍部內管理其事務的機構主要為陸軍部軍制司下的步、馬、炮、工、輜重各科管理；但是原有的八旗事務則主要歸軍衡司下的旗務科管理。這使得旗人被區分為參加新軍的旗人與未參加新軍的旗人，使得旗人的身份開始出現了變化。
陸軍第一鎮及後來的禁衛軍，是清政府在新軍籌建階段，嘗試以旗籍兵源組建的軍隊。新軍建立以後，在1905-1911年之間，共擬訂了四次新軍會操計畫，其中1905年的河間會操與1906年的彰德會操順利舉行，以及屬於鎮與鎮之間對抗的小型秋操（即1907年的涿州秋操）中，陸軍第一鎮的表現與戰力都達到了組建時的要求”。
軍隊改組
進入民國後，對於民國政府來說，如何審慎處理具有旗籍色彩的兩支新軍（陸軍第一鎮與禁衛軍），不致出現“叛亂”的可能，先後對於兩軍進行不同程度的改組，削弱原本帶有的“旗籍”色彩。
陸軍第一鎮自成軍以後，雖有零星兵丁退伍之記錄，但事實上，大部分之兵丁仍未仿照嚴格的退役制度進行退役，甚至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夕，陸軍部大臣蔭昌在奏摺內請求發文熱河都統，查詢熱河圍場放墾情形以作為陸軍第一鎮兵丁退伍養贍之所，專門提及陸軍第一鎮兵丁大率仍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開練京旗常備軍的旗兵，應該令其儘快退伍，但因辛亥革命爆發，此項計畫被迫中斷。因此，陸軍第一鎮在民元時仍應以旗籍兵源為主體。
根據《陸軍統計簡明報告書》載明，民國二年（1913年）六七月間，步兵第一、二、四團，騎兵第二、三營分別遣散，於十月在各省挑募鄉民以補充兵源，同時在宣化招募土著編練補充旅，共步兵六營、騎兵一營，後將此步兵六營改為第一旅，騎兵一營改為騎兵第二營；多倫鎮守使在多倫代募步兵一團、騎兵一營，後歸為步兵第四團與騎兵第三營；民國三年（1914年）十月，駐守在歸化及張垣等處的步兵第三團劃歸川省，所遺缺額於民國五年（1916年）七月由京畿執法處衛隊兩營及前奉天將軍所部衛隊一營組為步兵第三團。經過以上改編後，老兵已基本遣散更替完畢，而騎、炮、工、輜各營之兵當中有年歲較大者也於民國二、三年（1913年、1914年）間分別剔退該由各省新募補充。
從以上兵源補充情況來看，所募新兵已大半為漢籍兵源，至此，陸軍第一鎮原具有的旗籍色彩蕩然無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