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亨廷頓政治發展理論
- 外文名：Huntington's theor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內涵,特徵,
內涵
西方學者對政治發展的認知主要局限於西方世界本身的認知範圍之內，他們認為“政治發展”與“政治現代化”是同一的概念，認為“政治發展”的本質上就是“政治民主”。亨廷頓對此持有異議，他指出“政治發展”和“政治現代化”一樣，有時並不是指具有特定目標的發展過程，而僅僅體現政治變革的實際狀況，它既包含著正面的積極發展，也包含著政治衰敗，故他把“政治發展”定義為“現代化的後果”，這樣的後果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可見他把“政治發展”定義成了一個中性的概念。亨廷頓認為“政治發展”和“政治現代化”都用於描述積極的政治變革時，兩者是有區別的，“政治發展”主要意味著政治體系制度化程度的提高，而“政治現代化”民眾政治參與的擴大。一個制度化程度較高的傳統政治體系雖然其政治參與的範圍很狹小，也可以具有較高的“政治發展”水平。就政治發展的內容而言，政治發展包含以下幾個部分：
(1)政治制度化
政治制度化代表著社會組織和政治程式的力量，“制度化是組織與程式獲得價值和穩定性的過程”，制度化的結果就是得到穩定的、受到尊重和不斷重現的行為模式。亨廷頓指出任何政治體系的制度化的程度，可用其組織和程式的適應性、複雜性、自立性、凝聚性來衡量。任何特定的組織和程式的制度化程度，也都可以從這四個方面來識別、衡量。適應性，“一個組織或程式的適應性越強，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適應力差、越僵化，其制度化的層次就越低。適應性是一種後天習得的組織特性。籠統地講，適應性是環境挑戰與時間考驗的一個函式。一個組織承受環境的挑戰越多，經歷時間的考驗越久，則越具有適應性；年輕的組織比古老組織更具有僵化的特性”；複雜性，“一個組織越複雜，其制度化程度就是高。所謂複雜性，既包括在等級上和功能上組織上的下級單位增多，也包括各類下級組織單位自身的結構分化。組織的下級單位越繁多複雜，越能獲得並維持其成員對組織的忠誠。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較為原始和簡單的傳統政治體系，往往一下子就會被推翻、被消滅掉。相形之下，較為複雜的傳統政治體系在適應新時代需求方面則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自立性，制度化的第三個衡量標準是政治組織和程式獨立於其他社會集團以及其他行為方式的程度。“自立性包含各種社會勢力與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就自立性的意義而言，政治制度意味著發展適當的政治組織和程式，使之不僅僅只表達某些特定社會群體的特殊利益。若一個政治組織淪為某個社會群體(指家庭、宗派、階級等)的工具，它便不具有自立性，也沒有制度化”；凝聚性，“一個組織越統一、越具有凝聚性，其制度化的程度便越高；反之，離散性越強，其制度化的程度也就越低”。一個政治體系如果具備了這些特徵，就意味著它具有吸收轉換現代化進程中各種壓力的能力，保持對社會的有效控制，從而維持社會發展時期的政治穩定和政治秩序。
(2)政治參與
政治學家最初對政治參與做理論設計是出於緩解社會內部矛盾的需要，將壓力、緊張限制在可控的範圍之內。如果對政治參與的把控適度，非但不能化解危機反而將使矛盾進一步激化，帶來大量的政治動亂。亨廷頓為了政治參與問題，他給出了一個的公式：社會挫折感社會流動機會=政治參與。在現代化進程中，由於都市化、識字率、教育和傳媒的發展，深刻地影響著人民的傳統生活方式，改變著人民的生活需求，傳統的文化在民眾的認識和觀念上日趨小時，結果是帶來了人們的期望和需求水平。但是需求本身的增長比社會在這些方面的滿足遠遠要快，因而在期望和實際滿足之間形成了一個差距，差距的擴大引起了社會挫折感。同時，如果傳統社會開放得足以提供那種社會和經濟流動的機會，那么這種社會的挫折感就可以被消除。“從一定程度上，大多數現代化中國家的農村相對穩定，這恰恰得益於都市化從外部為農村提供了橫向流動(都市化)的機會。與此相反，城市幾乎不存在縱向流動的機會，這對城市的穩定局勢產生了不良影響”。社會挫折感和社會流動的雙重誘因，必然促使人們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通過政治參與來表達自己的聲音，通過政治參與的渠道來訴諸利益表達。挫折感和流動性帶動政治參與，參與的不斷擴大如果在低度政治制度化的社會中，政府對民眾的合法要求無法滿足，自然導致政治體系的緊張，政局的動盪騷動也就在所難免。政治參與的高低，是影響政治體系運行的一個極為重要變數指標。
(3)政治民主化
亨廷頓提出了自己的民主觀念，認為“民主政治涉及到兩個維度，一個是競爭，一個是參與”。通過競爭和參與的程式方式來選舉產生領導人，是政治民主的本質要求。政治民主化意味著社會上所有集團均可參政，都有影響或奪取政治資源的可能，若政治體制拒絕社會部分成員參與投票，那么這種體制就是不民主的。開發中國家在奔向現代化的征途中，為了經濟的發展採取了威權政治模式，但並不是說可以放棄政治民主進程，恰恰相反政治上的最終目標之一就是要達致民主政治。對開發中國家來說，政治民主是根本任務，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進下，民主化是不可迴避的趨勢，是必然的選擇。()政治一體化政治一體化涉及權威的合理化，並以單一的、世俗的和全國的政治權威來取代傳統的、宗教的、家庭和種族的政治權威。權威的合理化也就是權力的集中化。因為權威的分散與現代化是不相容的，現代化要求具有變革能力的權威。
特徵
(1)保守性
強勢、威權政府亨廷頓作為一個保守主義學者或則說是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學家，在思想傾向同其他保守主義者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即：對強權、秩序的天生偏愛。如此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在理論的預設上把強大的威權政府作為他的政治發展理論的前提。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強大政府理念是亨廷頓早期政治發展思想的核心所在。他說，“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區別，並不在於政府統治形式的不同，而在於政府統治程度的高低共產極權國家和西方國家自由國家一般都屬於有效能的政治體系，而非軟弱無能的政治體系”。一個開發中國家在從“貧窮”到“致富”的轉變過程中，必須要有一個講求效力的強大政府，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出現政治衰朽和政治動盪，這是開發中國家在政治發展中不可迴避的重大現實課題。他認為開發中國家出現的糧食不足、文化教育落後、財富貧乏、收入低微、衛生狀況不良、生產力不發達是後發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會出現的普遍現象，不是關鍵問題，導致政治共同體四分五裂、政治機構軟弱無力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有效能的政治共同體、權威和合法的統治方式。亨廷頓以美國、英國和前蘇聯為例，指出儘管三國具有不同的政府形式，但卻都能安邦定國，因為這三個國家都具備強大的，適應能力強的有內聚力的政治體制，而這正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大多數國家所缺乏的。亨廷頓認為，一個強大的政府，應該具有以下指標，方可有效地實現本國的政治發展，即：有效的政府機構、組織完善的政黨、民眾對公共事物的高度參與、文官控制軍隊的有效系統、政府在經濟方面的廣泛活動、控制領導人更替和約束政治衝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式。作為保守主義的思想人物，亨廷頓對權力、強權模式的執著是不能理解的，是保守主義的本性使然。
(2)進步性
亨廷頓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學家，他與同時代的其他人相比要相對客觀和理性，對政治發展思想的思考不在於他觀點的獨特而在於其發展思想深深地反映著時代的進步性。大多數政治學家在分析政治發展問題時把政治發展等同於政治的民主或則將政治發展與政治現代化掛鈎，而民主政治和政治現代化都是發源於西方和成熟於西方的，用這樣的思路來分析後發國家的政治發展現狀和道路，無疑是將西方已經走過的道路重新模擬複製給不已開發國家，完全是無視不已開發國家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政治現實。“西方中心論”的優越感始終貫穿在他們政治理論的字裡行間。亨廷頓對此提出異議，並發展出自己的政治發展觀。年，亨廷頓與萬倫·韋納合作出版了《了解政治發展》一書，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觀點，主張開發中國家要根據本民族、本國的文化來制訂和選擇社會、政治的發展模式。亨廷頓認為，開發中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之所以不同“關鍵性的獨立變項是文化，亦即流行於社會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團的主觀態度、信仰和價值”。同一文化族群的民族國家的社會、政治發展模式大多相同或相近，只有少數國家例外；不同文化族群的民族國家的社會、政治發展模式極不相同。根據上述分析，亨廷頓呼籲開發中國家根據本民族國家文化傳統制訂和選擇自己的發展模式，而不要照搬西方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模式。他認為，西方模式是北歐文化的結果，不適用於其他文化族群。他多次呼籲，停止或改變搬用西方社會發展模式的嘗試，變換髮展模式，即建立更適合各國自身文化的現代伊斯蘭社會模式、現代儒教社會模式或現代印度教社會模式的時機可能已到了。對各國來說從來就沒有唯一固定的通用模式。情況的不同，政治發展的模式必然有差異。反對政治發展模式的一元化，贊成政治發展模式以及道路選擇的多元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政治發展理論上的弊端。
(3)變動性
亨廷頓政治思想是一個連貫著的整體，是一個變化著的體系，從時間來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60年、70年代、90年代，三個階段的變動構成了亨廷頓政治思想的鼎盛時期。20世紀60年代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社會處於急劇的動盪期，政治不穩定，政權更迭頻繁。穩定對這些國家來說尤為珍貴，對穩定的渴求壓倒了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亨廷頓正是看到這樣的時代背景而提出政治穩定是政治發展的首要追求目標，而穩定又必須通過政治制度來實現。穩定和制度化的分析框架是亨廷頓早期政治發展思想的前提性出發點。20世紀70年代始出現了全球化的民主化浪潮湧動，亨廷頓認為政治秩序和政治穩定不再是政治學的前提性問題，隨即拋出他的時代潮流巨作———《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在該書中，他賦予民主極高的價值，認為民主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二項偉大創舉，第一項創舉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第二項創舉便是民主。他明確地指出：“我以前對政治變遷的研究，即《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把重點放在政治穩定問題上，我寫那本書是因為我認為政治秩序是件好事。我的目的是發展一項社會科學理論來解釋能否實現穩定的原因、方式和條件。現在這本書放在民主化上，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相信民主是一件好東西”。亨廷頓開始用民主的兩個指標(競爭和選舉)作為政治發展的衡量標準。同時，亨廷頓開始思考文化對政治發展的影響，1990年代正式確定文化在政治發展中的地位，提出政治發展實質上是文明之間的衝突和融合問題。用文明衝突的理念開始為各國的政治發展尋找區域歸屬，文明的範式取代其他方面成為政治發展理論研究的重心。亨廷頓每一次研究方向的轉變都掀起了政治發展的研究熱潮，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非議，這本身就是其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