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號屠宰場

《第五號屠宰場》是美國作家庫爾特·馮內古特創作的長篇小說。該小說以二戰為背景，描述一名凡人，在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內容十分複雜多變的惡夢，夢中他經歷了納粹集中營與未來星球世界的生活，在過去和未來之間，他想到了很多的問題，並在過去和未來的世界裡去找尋答案。《第五號屠宰場》跨越時空的界限，將戰爭的真實與科幻的奇異交織起來，在新奇的視野中揭露真實，成為20世紀美國重要的小說之一。

《第五號屠宰場》，揭示了當人面對荒誕的死亡，人要成為“死亡”的主人這一深刻主題。“死亡”在《第五號屠宰場》中，由一種被動的悲觀等待變成了一種主動的生存美學。把“死亡”看作是重塑和再生的必經之路。

由該作品改編的同名電影《第五屠宰場》，於1972年在美國上映。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第五號屠宰場
• 外文名稱：SLAUGHTERHOUSE-FIVE
• 作品別名：五號屠場、第五屠宰場
• 文學體裁：長篇小說
• 作者：（美）庫特·馮內古特；（又譯）馮內果
• 首次出版：1969年
• 作品字數：146千字

內容簡介

主人公畢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隨部隊到達歐洲，參加了保吉戰役，結果被德軍俘虜，隨後到德國德勒斯登的一個地下屠宰場做苦工。德勒斯登是一座歷史悠久的美麗古城，沒有任何軍事目標。然而就是這樣一座城市，1945年卻遭到英美聯軍的聯合轟炸，被一夜間夷為平地。畢利被關在地下冷藏室而幸免於難，然而這段經歷卻給他造成無法癒合的精神創傷。

畢利由於戰爭精神深受刺激，心理受創傷之後經常出現幻想：他遭遇飛碟綁架，被送到特拉法瑪多星球，在星球動物園中像動物般被展出和觀看。

畢利掙脫了時間的羈絆，他就寢的時候，是個衰老的鰥夫，醒來時卻在舉行婚禮。他從1955年的門進去，卻從另一個門1941年出來了。

創作背景

1212年，掀起了兒童十字軍運動。成千上萬的兒童被僧侶們招去，從日爾曼和義大利出發開始了一場“神聖”的東征，目的是要前往巴勒斯坦，從土耳其手中奪回聖地耶路撒冷。這是因為在當時流行一種荒謬的說法，認為成年人有罪，只有純潔的兒童才能奪回聖地。結果大部分兒童在行軍途中死亡，另一部分被運往北非，販賣為奴隸。馮古內特將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參加二戰，稱為“兒童十字軍”。

1943年，馮內古特作為美國第106步兵師的一名普通士兵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於1944年12月在保吉戰役中被德軍俘虜，關押在德國城市德勒斯登。而馮內古特一生中的決定時刻之一，就是1945年盟軍轟炸德國的德勒斯登：1945年2月13至14日，盟軍（英美空軍）對不設防的歷史文化名城——德勒斯登實施了地毯式轟炸，整個城市頓時成為血肉橫飛、陳屍遍野的一片廢墟，13.5萬人葬身火海，無辜喪生。馮內古特因為被關押在一家屠宰場的地窖中僥倖逃過這場劫難。這場恐怖的災難一直縈繞在馮內古特的心頭，直到1969年，在歷經了25年的思考和醞釀之後，馮內古特以這場空襲為基本素材，同時結合他自己對戰爭與死亡以及人類生存困境的獨特詮釋，通過對現代主義小說創作技巧上的大膽實驗，完成了小說《第五號屠場》的創作。

人物介紹

畢利·皮爾格里姆

畢利·皮爾格里姆（Billy Pilgrim）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隨部隊到達歐洲，參加了保吉戰役，結果被德軍俘虜，在德國城市德勒斯登的一個地下屠宰場做苦工。1945年，英美聯軍聯合轟炸，比利被關在地下冷凍室里幸免於難。戰爭結束後，比利帶著內心無法癒合的創傷回到了美國。在美國，他娶妻生子，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但由於那段戰爭的經歷，他失去了正常的時間概念，他無法控制時間。時不時地，他會將自己拉到遙遠的過去和未來。比利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在那裡，他遇到了愛略特·羅斯瓦特先生並且認識了一位科幻小說家，開始了對科幻的興趣。20世紀60年代的越南戰爭，將他的兒子拉進了戰場。1967年，在女兒婚禮當天的夜裡，比利被外星人特拉法馬多爾人的飛碟綁架，開始了一段歷險的外星人生活。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面對荒誕的死亡，人要成為“死亡”的主人

怕死比“死亡”更可怕。作者不是害怕“死亡”，卻是對“生存”感到恐懼。在《第五號屠宰場》中，作者通過主人公畢利表達出根本沒有生的留戀的想法，而且也自稱是一個非常想死的人。作者雖然有厭世的趨向，但並不是完全的悲觀絕望，其目的是，一方面，“死亡”是對作者所處的混亂時代的控訴，另一方面，“死亡”也是重構和再生的必經之路。

一、“死亡”是對混亂時代的控訴

對“死亡”的恐懼往往來自於對生活的眷戀、對未來的憧憬。慘絕人寰的戰爭，讓作者覺得人生已經毫無意義，因此，作者在《第五號屠宰場》文中明確聲明，“本小說里幾乎沒有人物，也幾乎沒有戲劇性衝突，因為書里大多數人都病弱不堪，都是被巨大的力量耍弄得無精打采的玩物。戰爭的主要後果之一是：到頭來，人們失去了充當人物的勇氣”。馮內古特經歷了德勒斯登轟炸，是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之一。轟炸不設防的德勒斯登，是人類的一次大悲劇，由於這次轟炸，根本沒有任何軍事上的必要性，因為德勒斯登並沒有軍事工業，也沒有集中多少軍隊，完全可以說這是一種對科技的濫用，此次濫用在瞬間奪去了十三萬人的生命。然而這種悲劇卻屢次上演，廣島上的核子彈致使七萬一千三百七十九人喪生；空襲東京奪去了八萬三千七百九十三人的生命；越南戰爭中報出的屍體數字也逐漸上升。“死亡”經歷，讓馮內古特有了冷眼觀察世界的能力，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沒有與死亡跳過舞，就不可能有藝術。”在馮內古特看來“，戰爭總會有的，反對戰爭就象攔截冰河一樣，談何容易。”然而，作者從心裡呼喚和平，在第一章中，作者就交代給讀者說，該書是獻給伯納德·弗·奧黑爾的賢妻瑪麗和德勒斯登的出租汽車司機格哈特·繆勒爾的，原因就是瑪麗和哈特·繆勒爾都極其反對戰爭、嚮往一個和平與自由的世界。

戰亂不斷，政壇昏暗，提倡民權運動的甘迺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金接連遇刺，尼克森因“水門事件”而被迫下台，在這個充滿陰霾的生存空間裡，到處都充斥著怪誕的“死亡”：畢利的父親在狩獵逐鹿時被朋友開槍誤打死；德國人用猶太人、吉普賽人以及這個國家的其他敵人身上的脂肪製造肥皂；與畢利一起勞動的毛利人在挖死人的時候，不堪忍受坑裡的氣味，吐斷了腸胃而死；老中學教員埃德加·德比雖然躲過了德勒斯登轟炸，卻因為拿了一隻茶壺而被槍斃。生活在如此混亂不堪的社會中，作者實在難以看到希望的曙光。

隨著尼采關於“上帝死了”的呼聲愈演愈烈，被戰爭弄得傷痕累累的人們也對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產生了懷疑。該小說中對《新約》的福音做出這樣的戲擬，“在你殺死某個人時，要絕對有把握他沒有富有的親戚。”《聖經》的權威被解符碼化。沒有了信仰，人們也就失去了精神依靠，陷入了孤獨和無助，精神變成了一片荒原。所以當“生存”已經沒有意義的時候，作者只好選擇“死亡”。然而，這種選擇並非無奈之舉，而是作者的一種主觀意向，因為“死亡”是對現存社會最強有力的討伐，是對混亂時代最聲嘶力竭的控訴。

二、“死亡”是重構和再生的必經之路

主人公畢利在討論小說是否已經終結的時候，講起了飛碟等科幻的東西，因為在科幻小說中，人們能夠重新塑造自己和世界。值得注意的是，《第五號屠宰場》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科幻小說，《第五號屠宰場》是一個虛實交織、生與死融為一爐的後現代主義文本。在這裡，深度模式被完全削平，毫無懸念可談，比如說，德勒斯登的十三萬人在第二天晚上將要送命、飛機將會墜毀、德比的兒子會活到戰後，而他自己卻會在六十八天以後死去等等，都已經提前告訴了讀者。

馮內古特在《第五號屠宰場》中虛構了一個叫做541號的大眾星球，當被問及在大眾星上學到的最寶貴的東西是什麼時，畢利回答說：“學到一個星球上的全體居民如何能和平生活。你們知道，‘我’原來居住的那個星球開天闢地以來就進行著愚蠢的殺戮。所以請授給‘我’秘訣：星球上的人如何能和平地生活？以便‘我’帶回去，拯救‘我們’大家。”作者在作品中呼喚人們應該團結友愛，而不是互相殘殺。

馮內古特的“心”，並沒有死，他頻頻提出的“死亡”僅僅是一種“本體死亡”，身為人道主義者的主體意識，還是促使他為人類的“生存”提出新的構想。當“本體”死亡以後，一切回歸原始，現存的物慾橫流、戰亂不斷、人情冷漠的社會不再存在，這樣人們才能重新營造一個和平、友愛的新世界。所以說，想要逃出藩籬，重獲新生，“死亡”是一條必經之路。

三、“死亡”不等同於虛無主義和宿命論

虛無是人類意識的一種狀態，不論是尼采所提出的那種積極的虛無主義，還是鮑德里亞提出的對未來沒有任何期望的消極的虛無主義，可以肯定的是，虛無常常藉助於“死亡”的形式來表現，但“死亡”所包含的內容並不是完全等於虛無。因為虛無是對一切價值的否定，然而“死亡”卻有時是對價值的肯定。比如說，象徵著“死亡”精神的櫻花。當漫天遍野的櫻花在瞬間絢爛時，人們感受到了它的美麗，但櫻花最美的時刻卻是在凋謝之時，紛紛的花瓣隨風飄落，人們並沒有扼腕嘆息，而是感受到了一種“死亡”的壯美。“死亡”不一定是對價值的否定，不一定走向虛無。

宿命論也常常與“死亡”聯繫在一起。宿命論是一種灰色的人生態度，認為生命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任何人都無法更改，只能聽之任之。宿命論往往是一種悲觀論，強調人們的奮鬥是徒勞無益的，最終還得和世界上的任何一種生物一樣走向死亡，甚至會突然面臨死亡。這與馮內古特在《第五號屠宰場》中所塑造的“死亡”有所不同。馮內古特所描述的“死亡”並不完全意味著大限已到，人們不得不去面對，他強調的是人們想要成為“死亡”的主人，就像該小說中描寫的那樣，“她使他心煩意亂，主要因為她是他的母親。她使他很為難，很討厭，很軟弱，因為她費了這么多心血給他以生命，使他生存，而畢利卻根本沒有生的留戀。”，可以說，“死亡”在《第五號屠宰場》中，由一種被動的悲觀等待變成了一種主動的生存美學。

綜上所述，馮內古特在《第五號屠宰場》中對待“死亡”的態度並不是單純的逃避、恐懼，而是一種主觀嚮往。馮內古特用“死亡”去控訴他生活的混亂時代，把“死亡”看作是重塑和再生的必經之路。當“死亡”沉澱了慘痛的過往後，並沒有演繹成一種虛無主義和悲觀的宿命論，而是變成一種最響亮的無聲反抗，從而引領人們成長。

藝術特色

作者運用敘述者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全聚焦敘事模式，向讀者講述了該小說主人公畢利從二戰期間盟軍轟炸並火燒德國歷史名城德勒斯登的親身經歷，到戰後回到美國成為一名成功商人，但始終無法擺脫戰爭創傷的痛苦體驗。作者通過使用意識流這一手段，抓住主人公畢利處於精神分裂狀態的“時間旅行”這一主線，通過畢利的意識在過去、現在、將來的時間隧道上和地球與特拉法麥爾多星球之間的空間軌道上的跳躍和變換，展現了畢利的時間體驗和一系列的空間體驗：出生——高中畢業在配鏡專科學校學配鏡——入伍——二戰中在德勒斯登服役——被德軍俘虜——回國——退伍——重回埃廉驗光配鏡學校學習——當配鏡師——結婚——患精神分裂症——在廣播電台講述被特拉法麥爾多星球的飛碟綁架的經過——在芝加哥被殺手殺死。其間除了個別部分採用傳統的以時間為線索的小說敘事手法之外，大部分缺乏故事的主要線索，整個《第五號屠宰場》一本書，是由一個個斷斷續續的簡短畫面構成。作者讓畢利獲得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自由的目的，在於使該小說擺脫傳統敘事手段的束縛。

一、蒙太奇式的元小說敘事形式

在《第五號屠宰場》中，作者在該小說的第一章就告訴讀者，故事將如何開頭，如何結尾，該小說的高潮將在哪裡出現。這種創作手法拋棄了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將作者從情節、邏輯和故事發展的時間順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作者假借541號大眾星人之口，總結了敘事特徵與意圖。

外星人向畢利介紹，他們的書用“一簇簇簡潔的象徵符號”構成，“故事沒有開頭，沒有中段，沒有懸念，沒有說教，沒有前因，沒有後果”。作者馮內古特親身經歷了德勒斯登大轟炸，他感到只有這種類似意識流的蒙太奇式的敘述手法，才能觸及德勒斯登事件的核心，講述這“難以形容的事件”，表達他對戰爭與死亡的最嚴肅的看法。

二、片斷性的元小說敘事結構

《第五號屠宰場》的副標題是“兒童十字軍：與死亡的盡職舞蹈”，馮內古特描述了他多年來怎樣努力把關於德勒斯登的各種說法拼湊起來，寫成一部小說。他幻想用時間旅行的方法來描述他在二戰期間的親身經歷。主人公畢利·皮爾格里姆（Billy Pilgrim）和馮內古特一樣經歷過德勒斯登的毀滅，他在時間旅行中，“掙脫了時間的羈絆”。他時而在押送戰犯的火車上，時而回到童年和母親在一起，一會是眼鏡師，一會又被劫持到外星上。畢利在時間旅行中，體驗了死亡的滋味，也學會用外星人的獨特的時空觀審視人類文明，了解人類戰爭的根源，從而變成反對戰爭的鬥士。

對於德勒斯登大轟炸的原因，馮內古特嘗試用片斷性的元小說敘事結構，來把他自己對曾參與的事件的看法呈現出來，讓讀者自己參與對這些事件的思考，牢記戰爭的的傷痛。在廣大無邊的片斷性的敘述結構中，馮內古特“將歷史和想像，現實與夢幻，歷時與共時，作家和讀者聯繫起來”，共同講述那個難言的歷史事實，表現出強烈的反戰傾向。

三、拼貼式的元小說敘事話語

作者在《第五號屠宰場》作品中，將一些毫不相干的事物拼貼在一起構成相互的關聯，“在最佳狀態下，創造出一個現實”，從而打破傳統小說凝固的敘事結構。

有意的拼貼，便是戲仿（parady）。馮內古特在《第五號屠宰場》中使用了大量語言遊戲般拼貼式的敘事話語，打油詩、別人的作品片段、聖經、雜誌等都出現在作品中。主人公畢利·皮爾格里姆，正是戲仿了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如果說班揚筆下的主人公所追尋的是上天之路，那么，畢利的時間旅行就是試圖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方法，給人們提供了逃離苦難和危險的臨時避難所。馮內古特借用《聖經》中羅德的妻子因不聽上帝的勸告，回頭看了一眼被毀滅的家鄉而被變成一根鹽柱子的故事，以此表現他對人類所遭受的戰爭苦難的深刻同情。馮內古特將德勒斯登的歷史記實和二戰期間美國總統杜魯門關於使用核子彈轟炸日本的講話片段，用於《第五號屠宰場》小說中，表達了馮內古特反思戰爭的苦難和科技發展給人類帶來的災難。

當然，馮內古特也將希望拼貼在《第五號屠宰場》作品裡，畢利的辦公室牆上的座右銘，就表明了作者的積極人生態度：“上帝賜‘我’，以從容沉著，去接受‘我’所不能改變的事物；以勇氣，去改變‘我’所能改變的事物”。馮內古特用拼貼式的敘事話語，暗示他對現實的另一種評論，將戰爭的真實與科幻的虛構交織在一起，這也有助於人們更好地理解人類歷史，從而更豁達地看待現實生活中的荒誕和磨難。

四、不確定性的元小說敘事文本

在時間旅行中，畢利常常有較大的時間跨越：從出生到死亡，從戰場到童年，從女兒的婚禮到541大眾星的動物園，這種時空的不確定性更顯出命運的不確定性。而每次提起死亡和毀滅，馮內古特都用一句“So it goes”結尾，超然冷漠，不做任何評論的語氣，讓讀者更加不能忘記戰爭的創痛，並引起讀者對現實問題的強烈關注。作者還特意將主人公的死安排在前，而將獲救放在該小說的結尾處，這種開放性的結尾，讓讀者不得不思考：既然死亡是確定的，歷經千辛萬苦贏得的自由又有何價值可言？這種開放性的文本，將讀者轉換成一個類似作者的讀者。

馮內古特在該小說中從未表現出具有賦予其文本以某個單一的正確意義的權威，他只是一個人物兼敘述者，最多是個文本的解釋者，他提出各種見解，以一個與讀者平等的身份參與各種爭論。

作品影響

1999年，《紐約時報》公布20世紀最好的一百部英語小說，《第五號屠場》名列第十八位。

作品評價

《第五號屠場》突出了人類以偉大事業的名義所犯下的種種骯髒的罪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人們得以審視罪惡，現代生存中的罪惡”。

——羅伯特·斯科爾斯（Robert Scholes，美國評論家）

《第五號屠場》，完整地詮釋了新歷史主義關於“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的理論。

——汪小玲（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作者簡介

庫特·馮內古特（又譯：庫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國作家。二戰期間，馮內古特被德軍俘虜，被抓到德勒斯登做苦力，進而親身經歷了慘絕人寰的大轟炸。

庫特·馮內古特

作品有：《第五號屠宰場》、《上帝保佑你，羅瓦特先生》、《時震》、《蘭鬍子》和《囚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