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是現代作家巴金創作的一篇散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二十年前
  • 作者:巴金
  • 創作年代:現代
  • 作品出處:《隨想錄》
  • 文學體裁:散文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二十年前
天熱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腦子不肯休息,我卻奈何不得。
“文革”發動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了。這是我後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記不了,不能不讓它在腦子裡轉來轉去,因此這些天我滿腦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時候我回憶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溫舊夢,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鐘。舊夢也罷,警鐘也罷,總有一點隔岸觀火的感覺。不像刑場陪綁,渾身戰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別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獄裡服刑。我奇怪當時我喝了什麼樣的迷魂湯,會舉起雙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認罪,讓奪去我做人的權利。
我不是在講夢話,一九六六年我的確做過這樣的事情。迷魂湯在我身上起過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還想再一次把我引入夢境,但是用慣了的魔法已經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說:“我要睜大兩隻眼睛,看你怎樣捲土重來。”結果過去的還不是終於過去!我才懂得維護自己權利的人不會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為世界上並沒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這樣:十歲以前我相信鬼,聽見人講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後要經過十座閻王殿,受拷問,受苦刑,我嚇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別人還拿各種傳說和各樣圖畫來嚇唬我。那些時候我整天戰戰兢兢,抬不起頭,的確感到“沒勁”。後來不知道怎樣,我漸漸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嚇唬我的人自己並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漸消失,終於完全消失。到十五歲的時候可以說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說也奇怪,從此連鬼影也看不見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舊事,我不能不發生一個疑問:“要是那個時候我沒有喝迷魂湯又怎么樣?”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過迷魂湯,我們可以免掉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倘使只有少數幾個人清醒,我可能像葉以群、老舍、傅雷那樣走向悲劇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間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為他們是在這次所謂“革命”中最先為他們所愛的社會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讓子孫後代懂得怎樣愛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鬥,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再回顧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協會分會召開的批判大會。這年六月初。我因參加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在北京等地待了兩個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賓,然後回機關參加“運動”。
我在作協分會一向只是掛名,從不上班辦公。這次運動稱為“大革命”,來勢很猛,看形勢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因為全國作家大半靠邊,亞非客人在西湖活動三天,卻不見一位當地作家出來接待,幾位北京來的熟人在上海機場告別時都暗示不知什麼時候再見,連曹禺也是這樣。我看見他們上了飛機,忽然感到十分孤獨,我知道自己無路可走了,內心空虛得很。
解放後雖然學習不斷,運動不斷,然而參加“文革”這樣的“運動”我一點經驗也沒有。回到機關我才知道給編在創作組裡學習。機關的“運動”由上面指定的幾人小組領導。創作組組長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點名氣,以前看見我還客客氣氣地打招呼,現在見面幾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覺到他要同我“劃清界限”了,心裡更加害怕,可以說是自己已經解除了武裝。我們開會的大廳里掛滿了大字報,每一張都是殺氣騰騰,絕大多數是針對葉以群、孔羅蓀兩人的,好像全是判決書。也有幾張批判我的大字報,講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措辭很厲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進大廳,就仿佛進了閻王殿一樣。
參加學習後我每天都去機關開會,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後來要按時上班,再後便是全天學習,最後就是隔離審查,由人變“牛”。這是我回機關報到時萬萬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組學習,十日下午便在機關參加批判以群的大會,發言人沒頭沒腦地大罵一通,說以群“自絕於人民”,聽口氣好像以群已經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還瞥見他坐在這個大廳里埋著頭記筆記。總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會的幾個頭頭也不向民眾作任何解釋,反正大家都順從地舉手表示擁護,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廳里什麼也不敢想,只是跟著人們舉手,跟著人們連聲高呼:“打倒葉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讓人們看出我的緊張,不要讓人們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會連小會開了將近三個半小時,會後出來,一個熟人小聲對我說:“不要把以群的訊息講出去。”我打了一個冷噤。她是專業作家,又是黨員,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實情況。
晚上我睡前在日記里寫了這樣一段話:“一點半同蕭珊雇三輪車去作協。兩點在大廳開全體大會批判葉以群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四點後休息。分小組開會,對葉以群最後的叛黨行為,一致表示極大憤慨。五點半散會。”我動著筆,不加思考,也毫不遲疑,更沒有設身處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處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過關。一個月後一天上午,我剛剛上班就給“造反派”押著從機關回家,看他們“執行革命行動”。他們搜查了幾個小時,帶走了幾口袋的東西,其中就有這幾年的日記。日記在機關里放了將近十一年,不知道什麼人在上面劃了些紅槓槓,但它們終於回到我手邊來了。都是我親筆寫的字。
為了找尋關於以群死亡的記錄,我一頁一頁地翻看,越看越覺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上面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聲聲“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為什麼呢?我不用自己腦筋思考,只是跟著人舉手放手,為了保全自己,哪管犧牲朋友?起先打倒別人,後來打倒自己。所以就在這個大廳里不到兩個月後,我也跟著人高呼“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實可恥!甚至在我甘心徹底否定自己的時候,我也有兩三次自問過:我們的文化傳統哪裡去了?我們究竟有沒有友情?我們究竟要不要真實?為什麼人們不先弄清是非,然後出來表態?不用說我不會得到答覆。今天我也常問:為什麼那些年冤假錯案會那樣多?同樣也沒有人給我回答。但是我的腦子比較清醒了。
“文革”期間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個,據說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樓自殺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還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樓的詳情。我主持了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會,宣讀了悼詞,我只知道他是讓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實的具體情況,就是說應當由什麼人負責,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許我永遠不會明白了,因為大家都習慣於“別人說了算”,也從不要求知道真實。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後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①卻是在他自殺後的一段長時期,知道傅雷的絕筆則是在他辭世後的若干年了。通過十幾年後的“傅雷家書墨跡展”,我才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靈,找到了真正的我們的文化傳統。“土可殺,不可辱!”今天讀傅雷的遺書我還感到一股顯示出人的尊嚴的正氣。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詞稱讚我的一些朋友,它們差不多成了我的口頭禪,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們放射出一種獨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識分子何止千萬,他們樹立了一個批判活命哲學的榜樣。我記得在反右時期還寫過文章批駁“不可辱論”,我贊同打掉知識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寫這種文章其實也是為了活命。當時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顧全面子,那么在生死關頭,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天保佑!我還沒有遇到這樣的機會,亡友們又接連不斷地給我敲響了警鐘。
以群死了,對羅蓀的批判照常進行。機關的革命派動員我寫揭發羅蓀的材料,創作組的頭頭也要我寫揭發孔和別人的大字報。我不會編造,只能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滿意。壓力越來越大,攻擊我的大字報漸漸地多了起來。作家中王西彥是最先給“拋”出來的。他自己後來說:“我一覺醒來,才知道已經給市長點了名成了反革命。”吳強和魏金枝先後被趕出創作組,師陀接著也靠了邊。我還在掙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機關,創作組只到了柯靈、白危和我三個,有人告訴我們,別人都有事,要我們到資料室找個地方自學。以後我們三個人,就脫離了創作組在資料室二樓自學。說是自學,也無非寫點交待檢查。
形勢越來越緊,我也看得出來對我的包圍圈越來越縮小,但是我還在安慰自己:組織上對待我跟對待師陀他們還是有區別的。他們學習的地方在食堂,每天還得做點輕微的勞動。但是過了幾天,柯靈就給電影廠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還在資料室學習。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來通知我說我態度不老實,革命民眾要對我採取行動,於是開始了第一次的抄家。這次抄家從上午抄到下午,連吃中飯的時間在內大約有六七個小時(來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們家吃飯,飯菜由里委會送來)。後來聽人說“這次抄家還是保護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帶些封條來”。原來還有所謂“毀滅性的抄家”,就是將你家裡的一切罈罈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掃地出門。我們機關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毀滅性抄家”,便先動手將我的書櫥全部貼上封條,把重要的東西完全帶走。臨走時,革命派還貼了一張揭發我的罪行的大字報在我家門廊的入口處,一位頭頭威脅地對我說:“你再不老實交待,我們就把大字報貼到大門口,看你以後怎樣過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門口貼上這樣一張大字報,過路人都可以進來為所欲為了。我想這一天遲早總會到來的。我對自己不再存什麼希望了。
然而我還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象已經落水,還想抓住一塊希望的木板游到岸邊。其實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羅蓀、王西彥、吳強、師陀、魏金枝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勞動,在一起批鬥了,不但跟他們沒有區別,而且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有一個時期白天在機關,我一天幾次給外地串連的學生叫出去當眾自報“罪行”;晚上還要在家應付一批接一批的住在附近的中學生,請求他們不撕掉書櫥上貼的封條,拿走書或別的東西。有一個時期我給揪到工廠、農村、學校去游斗,又有一個時期我被帶到“五·七幹校”去勞動。我和無數的知識分子一樣在“牛棚”里待了若干年,最後讓“四人幫”的六個爪牙用他們的名義給我戴上無形的“反革命”帽子。這就是檔案上所謂“打翻在地,踏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現了奇蹟,一夜之間以“旗手”為首的幫伙們全給抓起來,關進牢房,我就真會永遠見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寫小說,也不是寫回憶錄,並不想在這裡多寫詳情細節。那十年中間每個人都有寫不完的慘痛的經歷。說慘痛太尋常了,那真是中國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鍋以及種種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觸皮肉”和“觸靈魂”的侮辱和折磨,因為受不了它們,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兩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陳同生和金仲華,我今天還感到痛心。我六六年開過亞非作家會議回到上海還和他們幾次交談,他們給過我安慰和鼓勵。在同一個城市,他們的家離我的住處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死亡的日期。金仲華孤寂地吊死在書房裡,住在樓下的八旬老母只聽見凳子倒下的響聲。陳同生據說伏在煤氣灶上死去,因此斷定他“自盡身亡”。可是他在隔離審查期間怎么能去開煤氣灶?而且,他死前不久還寫信告訴熟人說明自己絕不自殺。過了十八年,連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連這個問題也得不到解決,說是為死者平反昭雪,難道不就是讓亡靈含恨九泉?!
萬幸我總算熬過來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難過,然而在人世間我留戀很多,許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決定要儘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說是爭取徹底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重新作人”,過去我的說法有些誇張,我從小就不喜歡形式主義,我舉手高呼“萬萬歲!”,也不過是在保護自己。我們口口聲聲說是為“新社會”,可是這“新社會”越來越不被我們理解,越來越顯得可怕,朋友們一個接一個比我先掉進黑暗的深淵。比我小十三歲的蕭珊患癌症得不到及時治療含著淚跟我分離。
整整過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腸斷的往事。但是二十年來一直沒弄清楚的那些疑問,我總得為它們找到一兩個解答。否則要是我在泉下遇見蕭珊,我用什麼話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斷地想,我仿佛又給扔在油鍋里用烈火煎熬。儘管痛苦難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湯的作用了,雖然記憶力衰退,可我的腦子並不糊塗。我還記得二十年前回到機關參加“運動”,當時我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我們國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憲法,我的公民權利應當受到憲法的保障,這憲法是全體代表投票通過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通過憲法之前全國人民多次討論它,多次修改它;憲法公布之後又普遍地宣傳它。說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應當發生作用的時候,我們卻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連幾張大字報也比不上。二十年前我就是這樣走進“牛棚”的,憲法已經失蹤,人權早被踐踏,我高舉“紅寶書”,朗誦“最高指示”,由人變獸,任人宰割。儘管那些年我受盡侮辱,受夠折磨,但我還是不能不責備自己為什麼不用腦子思考?!作為知識分子,我的知識表現在什麼地方?“四人幫”稱我為“反動學術權威”,我唯唯諾諾,早把“學術”拋在腦後了!
過去的事也只好讓它過去,有人不想舊事重提,有人不能不舊事重提,我屬於後者。因為記住過去的教訓,我才不怕再次上當。只有承認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衛自己。沒有人願意我們國家裡再發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讓大家都牢牢記住那十年中間出現的大小事情。最好的辦法我看只有一個:創辦“文革”博物館。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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