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入四行論》是由菩提達摩的弟子曇林所記訴的菩提達摩的語錄。菩提達摩被尊為中國禪宗初祖，他的禪法及禪學理論在中國禪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對中國禪宗及中國佛教的發展也具有極大的影響。達摩禪法主要體現在現今所保存的《二入四行論》中，了解這一論典的思想，對了解達摩禪法，對於理解中國禪宗及中國佛教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二入四行論
- 創作年代：中國禪宗
- 作品出處：菩提達摩
- 作者：曇林
關於語錄,與其弟子,摘要,特點,影響,
關於語錄
一卷，禪宗初祖菩提達摩的語錄。為研究中國初期禪宗的重要資料。此論在近代才被發現，故仍無定本。目前所能知道的版本，有
（1）朝鮮本《菩提達摩四行論》二種，即明·天順八年（1464）及李氏朝鮮隆熙二年（1908）所刊行的二種版本，後者收在《禪門撮要》中。
（2）北京圖書館藏敦煌寫本，宿九九號。
（3）倫敦大英博物館藏敦煌寫本，S.2715號及3375號。
（4）法國國民圖書館藏敦煌寫本，P.3018號及4634慌。
其中，北京圖書館藏的敦煌寫本與倫敦博物館藏的敦煌寫本S.2715號，已由鈴木大拙對照朝鮮本加以校訂，收錄在《禪思想史研究》中。S.3375號及P.3018、4634號等三本，都只是中間部份的斷片，為近年所發現。
上述敦煌寫本，均缺少卷首部份，所以無法確知本來的題名。收錄在《楞伽師資記》及《景德傳燈錄》中的本書，其卷首部分雖題有“菩提達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林序”，但卻從未被認定為達摩所說。直到近年，由於敦煌寫本的出現，才受到新的評價。再加上水野弘元《菩提達摩的二入四行說與金剛三昧經》的論文發表後，其資料價值才得到肯定，被認為是道宣《續高僧傳》中達摩及慧可傳的直接資料。於是，前面所說的敦煌寫本等，包括雜錄部等，統稱為《二入四行論》，成為今日所知之菩提達摩的唯一語錄。
與其弟子
在菩提達摩身上，有關他的生平事跡，是歷史和傳說並存，撲朔迷離，所說各異，似乎都有所據。實際上說法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就越能證明他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一般認為，記載達摩事跡最早的史料是北魏楊炫之所撰《洛陽伽藍記》，在此中卷一曾兩次提到過菩提達摩，如中云：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游中土。見金盤炫日，光耀雲表；寶鐸含風，吹自天外；歌詠讚嘆，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
關於此中所記之菩提達摩是否就是後代禪宗所奉為初祖的菩提達摩，學術界爭論很大，似不能下最後定論。在唐道宣所撰之《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中，對菩提達摩的生平事跡也有記載。南朝宋代（420——479）到達中國宋境南越，關於這個“南越”有的學者依《景德傳燈錄》卷三〈菩提達摩傳〉所載認為是指廣州，有的則認為是泛指江南一帶。不管怎么說，達摩初達宋境是到中國南方是不會錯的。後至北魏嵩洛一帶弘法，誨人以禪教。達摩對於當時佛教界盛行講經說法而不重視打坐修行的風尚表示不滿。他特別重視禪觀修行，在棲止少林寺時，經常“面壁而坐，終日默然”，被人稱為“壁觀婆羅門”。關於達摩晚年的事跡，各傳記載的也都不一樣，出入很大。若依道宣《續高僧傳·慧可傳》中說，慧可40歲時始拜達摩為師，從學六年，達摩圓寂後，“天平之初，北就新鄴，盛開秘苑”。由這來看達摩應圓寂於（534——537）以前。不過《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則說他“游化為務，不測所終”。也有說他是遇毒身亡，葬於熊耳山（今河南宜陽縣）。又傳魏使宋雲自西域回國時在蔥嶺遇見達摩，時達摩手攜只履翩翩獨逝，這就是“只履西歸”的傳說。
達摩在中國北方傳授禪法的時候，曾經向弟子傳授“二入四行”的禪法，又據載，他特別提倡南朝宋代求那跋陀羅譯的《楞伽經》四卷，曾以此經授惠可，對他說：“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四卷《楞伽經》全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是早期唯識經典之一，講世界萬有皆由心（如來藏及其受“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形成的識藏）顯現，虛妄不實；文字不能“顯示”真諦，要人們遠離“一切妄想相、言說相”；眾生皆有如來藏自性清淨心，是眾生成佛的內在根據。達摩以四卷《楞伽經》傳授給弟子，就是為了教導他們參照此經的思想認真坐禪修行，重視內心覺悟，而不要受當時佛教界風氣的影響一味地追求讀經解經。
達摩身邊的主要弟子有惠可、道育、僧副、曇林等。
惠可，為達摩弟子中最有名的，也作僧可，唐代以後多寫為慧可。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六有他的傳，俗姓姬，虎牢（在今河南滎陽縣汜水鎮）人。他非常博學“外覽墳索（按，泛指古書），內通藏典”。在40歲時於嵩洛受達摩禪法，並四卷《楞伽》。達摩圓寂後，天平初年（534——537）到北鄴（今屬河南省安陽縣境）傳授達摩禪法，受到拘守經文的僧徒的攻擊、迫害，不得不流離於鄴、衛之間，與化公、廖公、和禪師、向居士、林法師等人意氣相投，有著密切的交往。惠可遵守師教，重視《楞伽經》，曾附以“玄理”進行發揮。《續高僧傳·慧可傳》說他“發言入理，未加鉛墨，時或纘之，乃成部類”；《楞伽師資記·慧可傳》說他“精究一乘，附於玄理，明心要法，真登佛果”，說明他是有著作的。慧可有弟子粲禪師即僧璨、那禪師、端禪師、長藏師、真法師、玉法師、向居士、化公等。
道育，據《續高僧傳·達摩傳》說，他和慧可一同親事達摩四、五年,是達摩最初入門弟子之一。他從達摩學了禪法，專重個人內心修持而少對人講說。但他的事跡已不可考，只有《景德傳燈錄》卷三等記達摩臨終時自許慧可得髓、道育得骨、尼總持得肉、道副（即僧副）得皮的傳說，可以想見其禪學程度之一斑。
僧副（464——524），俗姓王，太原祁縣人，是達摩剃度的弟子。南齊建武（494—497）年間住鐘山（今南京）定林下寺。梁時受到武帝的信敬，請他住進開善寺。後隨西昌侯蕭淵藻出鎮蜀部（益州，治今四川成都），“遂使庸蜀禪法，自此大行”。後來又回金陵（今南京），普通五年（524）寂於金陵開善寺，年六十一歲。
曇林，史書無傳，自稱是達摩的弟子，曾記錄過達摩的“二入四行論”。在《開元釋教錄卷六<北魏錄>載，曇林曾先後參加過佛陀扇多、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的譯場，擔任翻譯《無畏德菩薩經》、《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毗耶娑問經》、《奮迅王問經》、《不必定入定入印經》、《一切法高王經》、《第一義法勝經》、《正法念處經》、《菩薩四法經》、《寶髻菩薩四法經論》、《轉法輪經論》、《業成就論》、《回諍論》等經的筆受者。不過關於曇林也有的學者認為，他就是《續高僧傳·慧可傳》所提到的“林法師”。據《續高僧傳·慧可傳》中講，這個林法師，原“在鄴盛講《勝鬘》並制定文義”，“及周滅法（577），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後來也為賊斷臂，號“無臂林”，由慧可乞食供養。〈慧可傳〉中所記載的這個“林法師”是否就是曇林，現在學術界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不過現存《菩提達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的前面，有“弟子曇林序”這是不爭的事實。他在傳承達摩禪法上所記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為中國禪學史留下了寶貴資料，可謂是功不可沒。
摘要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眾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舍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為理入。
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之行。
云何報冤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冤訴。經雲“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
二隨緣行者，眾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
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智者悟真，理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舍諸有，息想無求。經雲“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真為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
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為法。此理，眾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雲“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舍施，心無吝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為去垢。稱化眾生，而不取相。此為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為稱法行。
特點
理論和實踐並重
從《二入四行論》總體的看來，“理入”和“行入”的關係並不是機械的，而是有著密切關聯的。“理入”可以看作是對真解脫道總原則的認識和概括，也就是真解脫道的綱領；行入是在“理入”的基礎上，在實際生活中實踐，切實體會解脫道的利益和殊勝。所以，菩提達摩由“理入”和“行入”組成的禪法思想，就是理論與修行實踐兩者有機的結合。因此，他的“二入四行”禪法，是他的宗教理論和宗教實踐相融合的產物。由此可見，菩提達摩是主張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
注重般若中觀思想
這是達摩《二入四行論》禪法一個明顯的特點。在《四行論》中雖也有大乘佛性學說的思想，所使用的“法性”、“真性”、“自性”、“心性”、“心”等具有“佛性”的意思，但達摩卻沒有直接用過“佛性”這個詞。從所引用的著作來看，主要引用的是般若中觀思想的經論，其中明確標明經名有《佛藏經》、《諸法無行經》，雖未標明經名而引用最多的是《維摩詰經》，此外有《中論》、《金剛經》等般若類經典，還有後秦僧肇的《肇論》。因此可以說，達摩是非常重視般若中觀思想的，他的禪法主要理論基礎就是般若中觀思想。
菩提不離自心，世與出世不二
這也是《二入四行論》中一個較為明顯的禪法特點。從整體上來看，達摩及其弟子雖受般若中觀思想較大的影響，但在關於心性問題上顯然是吸收了《楞伽經》和《大涅槃經》的思想。如《二入四行》中的“理入”，是要深信含生同一真性，這個真性就是《楞伽經》中所稱的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也就是佛性，佛性即是眾生成佛的可能性。一切眾生皆具有佛性，皆可以成佛，只是因為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若能“凝住壁觀”，去除無明煩難，就可以使與佛一樣的真如佛性顯現出來。所以達摩主張菩提不離自心，所謂修行，不應處處外求，而應直探心源，達到內心的覺悟。同時，菩提達摩與其弟子反對修行完全脫離社會，脫離現實生活。基於般若空義和不二的中道學說，他們提倡即煩惱是菩提的思想，要人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達到覺悟。《二入四行論》中特別是四行就是讓人在日常生活中達到覺悟解脫。
影響
《二入四行論》篇幅不大，卻精闢而又深刻地闡釋了佛教修學佛法的原則和宗旨，它以簡短的文字深刻而又清晰地揭示出了修行的重要途徑，給修行者指明了一條成佛的道路，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其以般若中觀思想為主要理論基礎的禪法思想，對人們的現實生活也有著重要意義，使人們能在現實生活中，處處以禪意指導人生，在生活中能打破種種名相的束縛，從而更好地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煩惱和痛苦，達到解脫。從這種意義上說，現代的人間佛教也可以從達摩的《二入四行》思想中得到啟示，從而使大乘佛教得到更好的發展。由這一點上看，達摩的禪法《二入四行論》對人們認識和理解佛教，對人們更好地把佛教與現實生活無間地聯繫起來，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這樣達摩不僅是中國禪宗的初祖，對中國禪宗有著重要影響，他的禪法對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也同樣有著積極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