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窯瓷器是一項古老的制瓷技藝。起源於唐宋時期。松谿縣是福建省北部的邊陲小縣，位於東經118°33′～118°35′和北緯27°24′～27°51′之間，地處武夷山脈北端、仙霞嶺南麓，北接浦城縣、南連政和縣、西鄰建陽市，東與浙江省慶元縣交界。本縣氣候屬中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境內多中低山，森林資源豐富，河網密布。主幹河流松溪河，發源於浙江慶元縣百山祖南麓，在慶元縣內稱松源溪，經馬蹄岙進入本縣後稱松溪，從東北向西南斜貫全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九龍窯瓷器
- 外文名：Nine bank kiln porcelain
- 起源時間：唐宋時期
- 位置：福建省松谿縣
- 類型：古老的制瓷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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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由來
松谿縣是福建省北部的邊陲小縣，位於東經118°33′～118°35′和北緯27°24′～27°51′之間，地處武夷山脈北端、仙霞嶺南麓，北接浦城縣、南連政和縣、西鄰建陽市，東與浙江省慶元縣交界。本縣氣候屬中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境內多中低山，森林資源豐富，河網密布。主幹河流松溪河，發源於浙江慶元縣百山祖南麓，在慶元縣內稱松源溪，經馬蹄岙進入本縣後稱松溪，從東北向西南斜貫全境。古代沿河兩岸遍植喬松，故有“百里松蔭”之稱，“松溪”因此得名。據縣誌地質勘探資料，本縣地下礦藏含有高嶺土等資源。陶瓷土礦藏，分布於鄭墩、花橋鄉及城關回場等地。鄭墩鄉南坑陶土蘊藏量有1000萬噸。花橋鄉的源尾、渭田鄉的株林都富含瓷土礦藏。這些原料，為陶瓷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九龍窯絞胎青瓷斗笠盞
九龍窯絞胎青瓷斗笠盞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先民在松谿縣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西周時為七閩地。秦時屬閩中郡。西漢屬閩越國。三國吳永安三年（260年）為東平縣地，屬建安郡。南朝劉宋泰始四年（468年）撤東平縣為東平鄉，屬建安縣。五代梁時，屬吳越處州龍泉縣。五代晉天福六年（941年），閩國建安鎮安軍節度使王延政奪吳越東平鄉大部地方立為松源鎮。南唐保大九年（951年）升為松源縣。宋開寶八年（975年）正式改稱松谿縣，屬福建道建州。此後，一直都是閩北的縣治之一。
松谿縣古代窯址
於1958年文物普查時發現，1977年經過局部試掘（2），此後歷經省、地文物部門多次調查，現存窯址堆積主要分布地點有兩處。
1.河東窯址
窯址地名河東鄉三合村牛牯山，在城關東北5公里、松溪河東側，堆積範圍約5000平方米，調查中發現的1座龍窯長度近50米，堆積層厚度1－2米，包含大量窯具束腰狀托座和青瓷殘器。近幾年因村民挖土蓋房，僅存面積近1000平方米。
2.回場窯址
窯址位於縣城西南2.5公里，“回場”一詞，在當地民間方言裡是制瓷場所之意，故衍稱為地名。該址的廢窯堆積原有10餘處，俗稱“九龍窯”，沿松溪河自南而北分布於盆地丘陵之中，中部以賽（歧）浦（城）公路貫穿為界，分為兩片。靠河沿的一片，廢窯堆積原有3處，範圍約1000平方米，堆積層厚約1－3米，包含物有窯具托座和青釉、褐釉瓷器。1977年12月，松谿縣城關公社因治理松溪河床，施工用土觸及該址，福建省博物館、松谿縣文化館選擇靠近河沿的1處窯址進行試掘。窯址東高西低，地表雜草叢生，全長80米、寬10米、坡高8米。發掘探溝長6米、寬3米，方向120°。出土並採集窯具托座與青釉、褐釉瓷器262件。現廢窯堆積已蕩然無存。
公路以內距河沿較遠的一片，原址堆積有6座小山丘，範圍約50000平方米。多年以來，歷經水利、公路、工廠等建設工程的破壞，窯址面積已大大縮小。現存的廢窯堆積範圍約10000多平方米，自西向東有3處窯堆，依序編號為一、二、三號。各處窯堆之間，分別被山壟田所間隔。
一號窯堆，坐北朝南，外觀如斜置的蛋形。南北長約50米，東西寬約30米，是一條保存完整的龍窯遺址。
二號窯堆，由南北兩座連線在一起的小山丘組成，長寬各約100米。
三號窯堆，形如饅頭形小丘，長寬分別為30米。
二號窯堆居中，面積最大，是窯址的中心區域。堆積層的厚度一般為1～3米，包含有大量的窯具和瓷片。窯具主要是凹底的匣缽，有不同規格的大小式樣，是一種迭燒的裝窯器具。該窯的產品以青瓷為主，兼有部分黑釉瓷器。
一個地方陶瓷製造業的興展，具有歷史背景、生產規模、市場範疇諸因素。技術則包括礦土採掘、胎泥煉製、器物成型、花紋裝飾、窯爐裝燒系列工藝流程。松溪古代窯業及其技術的發展，也是遵循這一規律演進的。考古調查資料表明，距今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期，松谿縣先民業已製作和使用陶器，有生活用品的灰陶、黑衣陶罐、盆、碗，夾砂陶鼎和生產工具的陶紡輪、網墜等。3000年上下的商周時期，與江南其他地區相類似，幾何形印紋硬 陶盛行，有尊、罐、壺等，並伴存原始瓷盂、豆、碗等。兩晉南朝時期，浙江越窯、甌窯瓷器輸入松谿縣境，當地磚室 墓中出現了青瓷罐、壺、碗、虎子、五盅盤、插器等隨葬品。
晚唐五代時期，處在閩浙交界的松溪，成為閩國、吳越、南唐地方政權爭奪的地盤，接連遭受戰爭的波及，雖然戰爭在此尚未達到相當激烈的程度，但由此打開了松溪與周邊的通道，改變了以往封閉或半封閉的狀態，經濟文化交流逐漸頻繁，人口增加，逐漸聚居為城邑。瓷器製造業進入初創階段，河東窯場由此興起，燒成青瓷碗、缽、杯、壺、罐、硯、燈盞等器。對於一個小縣的民間產業來說，已有一定規模，產品可以供應本地日用生活的基本需求。
進入宋代，福建地區政治環境相對穩定，經濟發達，如《宋史·地理志》所稱：“民安土樂業，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松谿縣的經濟產業，農、林、礦冶、交通呈現比較欣欣向榮的景象。1980年以來，在本縣舊縣、渭田一帶的古碼頭、古驛道上，先後發現4塊南宋時期的交通碑。如其中發現於舊縣河邊碼頭的一塊碑，碑長134米、寬54米、厚15厘米。碑文有5行，當中刻寫所在地的地名：“松谿縣皈伏里十三都地名故縣”，兩側是行路規則和里程：“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東取馬大仙殿五里”、“西取麻步嶺後五里”；落款是“開禧元年（1205年）四月望日，保正魏安、迪功郎縣尉林高立”。這些碑刻在我國宋代同類記錄中較為少見，對古代交通史的研究卓有意義。它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當時商旅繁忙的交通狀況下，地方行政長官也曾制定了一套行為和道德規範。社會的物質與精神文明水平，總是在相對制約和互相輔成中得到提高的。交通碑的豎立，同時也反映了松溪社會經濟發展的軌跡。
作為手工業部門之一的制瓷業，在北宋時期進入茁壯成長的狀態，窯場作坊已從河東轉移到回場，規模繼續擴大，產品品種增多，有青釉、褐釉兩路。凡諸碗、盤、碟、罐、壺、杯、瓶、燈盞、爐、枕之器，產品可行銷閩北地區。北宋晚期至南宋時期，回場窯形成較大規模的民間產業，產品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品種相對集中，主要為碗、盤、杯、碟之類的大眾化飲食生活商品，並且遠輸海外。
從技術工藝的發展狀況看，松溪窯採掘地產瓷土，並摻入少量陶土成分，因而瓷器胎骨白度不高，以灰色為基調。晚唐 五代時期，主要接受浙江越窯青瓷形製作風的影響，但淘洗鍊泥不夠精細，呈色多灰暗，釉水燒結程度較差，容易剝落，能夠企及越窯如冰似玉的精品罕見。北宋以後相繼引進浙江甌窯、龍泉窯技術工藝，燒成青瓷器，並同時兼燒仿建窯作風的黑釉器。與以前相比，瓷土淘洗鍊泥精細程度有所提高，釉水燒成玻化程度逐漸增強，胎釉結合緊密，色調深沉，質量比較優良。
器物的成型工藝，一般採用陶車手工拉坯輪製成型，窯址中出土的瓷製軸頂帽和檔箍，就是屬於陶車的部件。晚唐五代時期，小型器胎體輕薄，大型器則厚重，此後成型工藝逐漸趨向規範化，還出現了部分模壓成型的產品。
器物的裝飾工藝，經歷了由簡而繁、繁簡併存的過程。晚唐五代時期，不尚裝飾，僅在形體上仿金屬器壓印凹道而已，余皆素麵。北宋早中期，素麵器與劃花並行，紋飾較簡單。北宋晚期至南宋時期，刻劃花盛行，有器里器外的雙面繁密裝飾，也有器里或器外的單面刻劃花，還出現內底模印與雙面刻劃花相組合的獨特工藝。
窯爐的窯燒與焙燒工藝，堪稱為火的藝術，它是陶瓷製造的最後工序，更是制瓷活動成敗的關鍵。由於窯址尚未系統科學發掘，對於窯爐構造尚不能全面深入了解。但從窯址堆積情形考察，應屬於龍窯形制，依傍山坡斜面挖槽構築。河東窯址暴露的窯牆殘段，採用土坯磚砌築，厚度30厘米，殘高50厘米，殘長50厘米，以此推測窯爐形制較矮小。筆者在1977年調查回場窯址時，曾發現1處被破壞的窯爐殘跡，窯床底部鋪粗砂，厚10～20厘米，窯牆寬2.0～2.3米，用紅磚砌築，殘高50厘米，表面窯乳窯汗燒結堅硬，外側還用匣缽瓷片砌成護窯堆。此種結構與宋元時期閩浙兩地龍窯建築雷同。
從窯址廢棄的窯具考察，晚唐至北宋早中期，松溪窯器物是在窯爐中明火燒成，器燒方法為托座重疊裝燒法，即同類規格器型大小或異類器型相互重疊，托座之間用泥捏墊柱間隔，使之固定於窯床地面，器物之間則採用泥釘間隔，以防止釉水粘連。使用這種方法的窯爐一般比較矮小。北宋晚期以後，窯爐的寬度和長度變長、變大。裝燒窯具大量地採用匣缽，同時有墊具托座，間隔具是泥釘或墊餅。匣缽裝燒法擴展了窯爐的豎向空間，對瓷坯起到保護作用，減輕了器體的負載重量，從而有力保護了產品的燒成質量，提高了成品率，在當時是一種先進的裝燒工藝。
與以往相比，此時的釉水濃度由稀薄而深沉，增強了粘性，燒成的氣氛能夠比較有效的控制。瓷器在氧化氣氛中燒成，胎釉中的鐵和足夠的氧結合，處於高價鐵（三氧化二鐵）狀態，就是黃色。如在還原氣氛中燒成，因火爐中的氧不足，就會把胎釉中的氧化鐵奪去一部分，使釉呈青色。要達到光亮滋潤的青綠色調，就必須在強還原氣氛中燒成。從窯址標本多呈青黃色狀況看，燒成氣氛多屬弱還原氣氛，至於有一部分呈青綠色滋潤的，則可能處在較好的窯位，在強還原氣氛中燒成的。
宋末而元，松溪一帶的閩浙邊境地區，政治秩序動亂，紅巾軍及畲漢農民起義活動頻仍，加以交通時常梗阻，窯業因此衰落。
瓷器時期
根據窯址的堆積狀況及其工藝技術因素考察，松溪唐宋瓷器的發展，大體的劃分為前後兩期。
1. 第一期 相當晚唐五代時期
此期產品以青釉器為主，兼有少量黑釉器。
胎釉特徵
瓷器胎骨呈灰色，碗、碟、杯類器形體較輕薄，壺、罐、缽類器厚重。釉水呈灰綠、灰黃二色，釉層很薄，器物施釉均不及底。還有少量褐黃等釉色。從器物質量觀察，由於胎釉中含鐵分較多而且火候不足，致胎體易碎，釉面灰暗無光澤，多開細冰裂紋，釉層剝落現象較為嚴重。
造型特徵
典型器有敞口碗、花口碗、花口碟、斂口缽、盤口壺、四系罐、矮足杯、雙層燈盞、箕形硯、瓜楞執壺等。輪製成型，圓器碗、碟多撇口，琢器壺、罐類內里及底足拼接痕跡明顯。部分器物仿金屬器皿。底足有實足、圈足，外撇情形常見。
裝飾特徵
大部分素麵，少數刻劃簡單纖細的捲雲紋，不少器身帶有仿金屬器皿的壓印直道凹紋，還有花口，或凸起的雙直線狀印紋。
裝燒工藝特徵
燒成方法是使用托座墊底器物重疊裝置，明火焙燒。器物底部往往遺留4－8個支釘痕跡。釉面不甚潔淨，常見沙粒和灰燼疵點。
年代推斷
上述器物中，敞口碗、撇口碗、盤口壺是福建南安豐州、漳浦劉坂等晚唐墓葬中習見的造型；花口碗與江西景德鎮窯五代花口大足碗、江蘇南京南唐二陵葵瓣口碗相似；斂口缽與浙江江山天寶二年墓缽近似；矮足杯、執壺、硯等也和浙江餘姚、紹興等唐五代至北宋越窯遺址出土的同類器形形制一致。
綜合上述推斷，本期瓷窯生產大約興盛於晚唐五代，下限可能延續至北宋初年。
2. 第二期 相當於北宋早中期
產品有青釉、褐釉兩路，種類比較複雜。
胎釉特徵
瓷器胎骨呈淺灰或灰色，質量較前期堅緻，釉層仍較薄，施釉多不及底，少量滿釉，有流釉現象。釉色可分為青、褐兩大類，青釉呈青灰或淡青色，褐釉多呈醬黃色，少數是純黑色。
造型特徵
典型器有撇口碗、敞口碗、直口碗、帶流缽、敞口盤、直口盤、雙耳罐、五管燈缽、瓜楞執壺、喇叭口瓶、高足杯等。碗、盤類底足較高，執壺較前期形體瘦長變為豐滿，腹部鼓圓。仍承襲以往造型工藝。
裝飾特徵
器形裝飾仍以素麵居多，少量刻劃的直線、弧形蓖線、雲氣、卷草、花卉或壓印的蓮瓣瓜棱直條紋，裝飾仍較簡樸。
裝燒工藝特徵
燒成發放仍以托座迭燒為主，不過，除了支釘承托以外，碗類器中內底出現澀圈，大約是使用墊圈或直接迭燒的痕跡。
年代推斷
上述器物中，青釉撇口碗、敞口碗、直口碗的造型見於浙江龍泉北宋山頭窯；敞口盤見於紹興上灶官山晚唐五代越窯；五管燈盞與浙江上虞縣窯寺前五代官窯燈盞相近似；雙耳罐、缽則與江西九江太平興國八年墓土的同類器物相似。青釉和褐釉高足杯則與江西吉州窯的北宋Ⅱ式高足杯造型相同；褐釉瓶的造型與景德鎮窯北宋影青瓶相似。
因此考證，本期瓷窯興盛年代在北宋早中期，下限可能延續至北宋晚期。
3. 第三期 北宋晚期至南宋時期
此期是松溪窯發展的鼎盛階段，規模大，質量較好，數量多，工藝技術凸現鮮明個性特色。產品以青釉器為主，兼燒部分黑釉器。
A. 青釉器
胎釉特徵
胎體多呈淺灰和灰色，也有灰白、深灰或灰黃色。灰白、淺灰的胎體比較堅硬細緻。灰黃、深灰的胎體，較為疏鬆，屬火候不足所致。
釉水呈色有青黃、黃綠、青灰、灰青、黃褐諸色。以青黃色多見，是該窯主要標準色。青綠則是該窯最成功的呈色，明淨而透亮，富於強烈的玻璃質感。黃褐色的一類，釉層中或濃或淡，多見細小的氣泡或沙眼。各色釉層皆勻薄，胎釉結合緊密，釉面一般都比較光滑。器物轉折處則凝聚厚釉，使釉層的厚薄發生有規則的變化，增加了明暗反差，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襯託了圖案的裝飾效果。部分釉層中分布細密的冰裂痕跡。除底足足根及內里露胎外，滿釉的情形常見，更有部分裹足底足濺釉的狀況。
造型特徵
器物成型，共同特徵是口沿較輕薄，腹部至足部則轉為厚重。採用輪制方法成型，故器外口沿、腹部至足部均見修坯旋轉時的弦紋痕跡，一般腹部的輪旋紋較稀疏，甚至圓滑無紋路，口沿與腹足連線處弦紋則較明顯。器內底則旋挖成一周淺環狀紋路。
底足根部風行內外分別斜切的作法，所以足根中部往往呈現微微隆起的脊棱或略帶一定的弧度，俗稱“泥鰍背”。與此同時，也有一刀平切或略向內斜切的作法，屬於這種作法的圈足則顯示出規整的特徵。圈足在挖淺過程中收刀時內底往往留下蒂狀或臍狀的旋坯痕跡。當然也有挖足較平整的，但數量不多。
裝飾特徵
器物除素麵外，普遍地施行刻劃花裝飾，兼有部分模印裝飾。刻劃花裝飾，有布局繁密的雙面刻劃花，見於碗、盤諸式器形。內里中央呈團花式，有菊花、萱草、荷蓮、草葉；器壁通常劃分2～4個區面，分別刻劃主題圖案荷蓮、萱草、蕉葉、蔓草、草葉、嬰戲等，或同向、或相向連續構圖。花卉、草葉一般呈纏枝或折枝式。近口沿處則以一道或數道弦紋盤旋，共同構成富於層次分明的完整圖案。內底和內里主題圖案之間的空白處，填補以之字形篦點紋或多道弧線的篦梳紋，使層次分明的空間平添了幾分飽滿的格調。器外壁相應刻劃摺扇形長短斜向直線，有數道長短直線為一組，或以蓮瓣紋為一周，圍繞器表，勻稱分布，與器里裝飾互相呼應，相輔相成，呈現一派氣息富麗的裝飾景象。
布局較為疏朗的單面刻劃花裝飾，一般見於碗、碟內里，主題圖案題材與構圖風格與雙面刻劃花的內里雷同。也有見於碗、爐外壁的，刻劃一周蓮瓣紋，蓮瓣較瘦削，瓣面填劃蓖線紋，略似浮雕工藝的裝飾效果。
模印的技法，僅見於盤內底，團花式紋樣，有秋菊、牡丹以及陽文“吉”、“張”等銘文，並與內外壁的刻劃紋樣 相結合，由於盤器形體高大，內外刻劃時又作上下兩層布局，認真細緻，獨具匠心。
從刻劃技法看，刻的工具應是金屬或是竹製刀具，紋樣痕跡犀利深刻，線條舒暢；劃的工具可能是竹木或骨角質製成，或刺點或刷劃，淺顯纖細，點線均勻。技術都極自然嫻熟，得心應手，一氣呵成。看似草率，但不失生動活潑，反映了民間工匠率真而浪漫的創作藝術。
裝燒工藝特點
此期普遍使用匣缽裝燒，基本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使用凹底匣缽，入窯時將匣缽倒置，一個匣缽一般裝器坯2至3件，用支釘承托器底，依次重疊將匣缽復迭，此法燒成的器物內底往往遺留支釘痕跡。也有一個匣缽裝置1件盤的情形，器坯底部間以環形墊餅。另一種是使用凸底匣缽，入窯時1個匣缽裝器坯1件，用墊餅承托器底，然後依次相迭，稱匣缽仰燒法，此法燒成的器物僅底露胎。從窯址堆積狀況來看，以前一類型占大多數。此外，托座迭燒法仍保留。由於迭燒的緣故，器物的內底或底足的根部，往往遺留4～6個支釘的痕跡。窯具中還發現有轆轤轉盤車上的軸頂帽和擋箍，表明輪制技術已經相當發達，以致器物成型比較規範化，品種較少而批量較大。
本期底典型器有侈口、撇口大盤，侈口、撇口、斂口、敞口中小型碗，撇口碟、燈盤、三足爐、高足杯等，它們都是松溪窯最具代表性意義的產品。以下就產品數量最多的盤、碗、碟類器物進行詳細描述，以深入考察其鮮明特徵的具體內涵。
盤類，形體碩大而厚重，分三式
Ⅰ式，撇口尖唇，深腹弧壁，內底寬平，矮圈足。內底刻團花，有五瓣狀，花面填篦線紋；十瓣狀輪旋式，瓣面亦填篦線紋；折枝萱草式，外填篦點紋。內壁刻劃纏枝卷草間填刺密集之字形篦點紋。纏枝卷草以四分布局，從上向下，兩兩相對，與內底團花共同構成完整圖案。外壁皆滿飾摺扇形斜直線條紋。較完整的一件，通高8厘米，足高0.6厘米，足徑8厘米，復原口徑26厘米。
Ⅱ式，口沿略外折尖唇，深腹圓壁豐滿，內收成平底，圈足。內底印陽文牡丹或“吉”字，內外壁皆飾卷草篦線紋。較完整的一件，復原口徑24厘米、通高9.3厘米，足高0.8厘米，足徑7.4厘米。
Ⅲ式，口沿皆殘，深腹圓壁，內底寬平，圈足極矮淺。內底一圈內淺印折枝菊花或水鴨圖，紋飾模糊；另一種則刻劃折枝萱草花。內壁布置4～5束水草，由下向上繪製，同向圍繞，纏綿一派，葉面充滿篦線。外壁刻劃相應的水草篦線或斜直線條圖案。內外刻劃的線條均舒展大方，圓轉酣暢。較大的1件，殘高6厘米，足高0.5厘米，足徑7.4厘米、
撇口碗，形體挺拔而俊秀，分二式
Ⅰ式，口沿向外侈折，小圓唇，深腹斜弧壁，內平底，圈足。內底刻劃三葉小草間填篦線紋。外壁飾摺扇形斜直線紋。口徑17.2～18.8厘米，通高7.6～8.4厘米，足高0.8～1.0厘米，足徑5.5～6.8厘米、
Ⅱ式，口沿微向外侈張，小圓唇或尖唇，淺腹弧壁，內平底，圈足。外壁皆素麵。內壁刻劃4束草花紋，每束草花作單向或對向排列；也有內壁刻劃4個極其簡樸練達的嬰戲圖案。口徑15～15.2厘米，通高6.8～7.4厘米，足高0.8～1.0厘米，足徑4.9～5.0厘米。
侈口碗，形體墩實而穩定。器形較小，口沿侈張，小圓唇或尖唇，深腹圓壁，內底較寬平，圈足，內壁刻劃5支相連線的蕉葉紋，或簡化為5道相等距的雙直線棱紋。外壁刻蓮瓣間填篦線紋，蓮瓣稍顯瘦削，或作數組線條紋。口徑12.6厘米，通高5.5～5.8厘米，足高0.8～1.0厘米，足徑4.2厘米。
斂口碗，形體端莊而豐滿，分二式。
Ⅰ式，口沿微內斂，小圓唇或尖唇，深腹斜弧壁收成小平底，圈足。雙面刻劃花，有兩種形態。一種內底素麵，有的遺留四個支釘痕跡，內壁刻劃卷草間加之字形篦點紋；外壁以6～8道長短直線為一組，圍繞腹壁間隔排列。口徑16.8～20厘米，通高6～7厘米，足高0.6～0.8厘米，足徑4.8～5.2厘米。
另一種內底為團花，呈旋渦式菊花，內壁刻劃對稱的纏枝蓮花，滿填之字形篦點紋；外壁刻劃摺扇線條，或有與五道橫向線紋相交的圖案。口徑19厘米，通高1.0厘米，足徑5.6厘米。此外，還採集到此類碗底殘片，一種內底到X形間填篦線圖案，內壁為勾連花草，一種內底作四瓣團花圖案。
Ⅱ式，斂口，深腹圓壁，內里飾弧形卷草篦線圖案，外壁刻劃斜直線條紋。口徑16厘米，通高6.3厘米，足高0.4厘米，足徑5.0厘米。
敞口碗，形體瘦削而峻峭。
器形較小，敞口小圓唇，淺腹斜壁微有弧度，內底凹下小圓圈狀。一種內外素麵或內壁刻劃雙層旋轉弧線形狀的團花，間填橫向篦線紋；口徑11.4厘米，通高3.8厘米，足高0.6厘米，足徑3.8厘米。另一種敞口外撇，內壁刻劃卷草篦點紋，外壁刻劃數組線條紋。口徑13厘米，通高3.8厘米，足高0.6厘米，足徑4.0厘米。
碟，形體扁矮而飄逸，分二式
Ⅰ式，撇口尖唇，淺腹底部內折成寬平底，小圈足。外壁皆素麵，內底刻劃折枝花卉，有三種形態：一種作萱草花，花外填四組之字形篦點紋；一種作瘦瓣形的蓮花，花朵略似蟹爪狀，圈內滿填之字形篦線紋；一種作折枝荷花，有的上部一朵圓碩，兩側伸出橄欖形花瓣，底部莖桿下是寬闊的側面荷葉，呈山字形，花面及葉面間填篦狀弧線紋，這種碟的內壁布置等距離的雙直線棱紋，構圖相當完美。口徑14～15厘米，通高3.6～3.8厘米，足高0.6～1.0厘米，足徑4.4～4.5厘米。
Ⅱ式，撇口小圓唇，淺腹寬平底，小圈足。外壁素麵，內壁滿刻卷草篦線紋。口徑15厘米，通高0.8厘米，足高0.8厘米，足徑5.0厘米。
B. 黑釉器
胎釉特徵
胎骨呈淺灰、灰、灰黑色，前兩者較為細緻，後者含有少量細紗而顯得粗糙。器物多厚重堅實。釉水呈黑、黑褐、褐色，釉層較薄與與胎體密貼，口沿至腹部釉色多一致，有的口沿則略淡一些。釉水器內滿釉，器外則覆蓋至腹部底2/3以下。腹底部及足部多露胎。有器物在腹底部由於流淌的釉水稀薄，則呈現出局部鐵鏽色，使釉面形成兩種不同的色調。
造型特徵
器物亦採用輪製成型，有器物在腹底部一周遺留跳刀痕，腹底與足部交接處往往向內一刀平切或斜切，削去多餘的坯泥，致使腹底部保留一道明顯的棱脊痕跡，並形成平肩或坡面。足牆豎直或微外撇，足根多有斜切，挖足矮淺乃至近似實足，足底遺留旋坯痕跡。典型器形有束口碗、撇口碗、盞托等。
裝飾特徵
不事裝飾，而依賴窯內燒成時所產生的窯變兔毫花紋，不過數量較少或不甚明顯。
裝燒工藝特徵
一般與青釉器一起置於匣缽內相迭同窯燒成，故器內外底遺留4～6個支釘痕跡。同時也採用凸底匣缽以墊餅相隔單件仰置燒成，採用此法裝燒的器物質量優良。
年代判斷
回場窯青釉產品，基本特徵是厚胎薄釉，以青黃、黃褐、青綠、青灰釉為特色，流行雙面刻劃花，紋飾較繁雜。此類工藝特徵與龍泉窯北宋中期至南宋早中期的作品風格相類似。例如斂口碗與龍泉金村窯址第三層出土的雙面刻花殘碗、刻花殘盤，形制紋飾皆相同，該窯發掘報告作者認為其年代相當北宋中期。金村窯址第二層相當南宋早中期，出土的雙面刻花I型一、二、四、八式碗，Ⅲ型I式碗，在回場窯皆有類似產品。回場窯的雙面刻劃花斂口碗、撇口碗、侈口碗、內里刻花敞口碗、撇口碟，雙面刻花盤，與龍泉龍東BY22、Y13、Y15、Y24北宋期至南宋早中期產品造型紋飾也多是有相一致的工藝技術風格。
本省順昌縣大坪場宋墓出土有2件青黃釉刻花碗。1件為斂口碗，胎灰色，釉透明呈茶黃色，有冰裂紋，碗內刻花草葉篦點紋，碗外略呈弧形的直楞紋。通高6.2厘米，口徑15.7厘米，足徑4.8厘米。另一件為侈口碗，灰胎，釉透明而呈茶色，有冰裂紋。碗內劃卷草篦點紋，線條流暢；碗外飾輻射線條紋。通高6.4厘米，口徑15.7厘米，足徑4.5厘米。窯中出土的銅錢，最晚是北宋神宗時期的元豐通寶。可以認定，這兩件碗應當出自回場窯。年代在北宋晚期。
回場窯中，碗、盤、碟外壁裝飾中壓印變體菊瓣直道凹紋的，盤的內底模印團花或“吉”字類銘文的，則年代相對較晚，當在南宋晚期，而高足杯則已接近元代形制。
綜合上述特徵，本期的年代上下限則起至北宋中期，晚至南宋晚期及元代初年，其基本的隆盛年代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晚期。
與周邊窯口的關係
1、與浙江青瓷窯場的關係浙江是我國古代青瓷的主要發祥地，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前是越窯的鼎盛時期。北宋以後越窯衰弱，繼承越窯傳統的龍泉窯代之而起，至南宋時期，形成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兩路，更加興旺發達。白胎青瓷以粉青、梅子青稱著，黑胎青瓷則以仿官的哥窯特徵聞名。越窯、龍泉窯的高超技藝對 我國南方青瓷產生巨大影響，以致形成廣泛的青瓷窯系統，聲名享譽海內外。松谿縣與浙江是緊鄰，瓷業也應運而起，並與越窯、龍泉窯一脈相承是很自然的事情。從歷史政區的沿革看，唐代以前，松溪本福建建安縣地，五代初屬吳越，為浙江處州東鄉地，尋屬閩國，立松原鎮，宋開寶末改曰松谿縣，仍屬建州。古代松谿縣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冶煉、制陶、竹木等工匠很多來自浙江，至今境內仍有不少“浙江師傅”傳技授藝。可以斷言，松谿縣的唐宋瓷窯，應該就是越窯和龍泉的支派。從前文考證的瓷窯堆積狀況及其產品的形制特徵看，晚唐至北宋中期，主要受越窯影響，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則受龍泉窯的影響，與越窯的消長和龍泉窯的興起趨勢相一致。
九龍窯烏金束口盞
九龍窯烏金束口盞松溪窯晚唐五代產品，質量不如越窯，易於分辨其差異之處。而宋代產品則與龍泉窯關係極為密切。
回場窯無論胎釉、成型、裝燒工藝，都可以在龍泉窯址中找到相類似的共同特徵，上述分析比較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這裡，再舉兩類很典型的例證。
一是青瓷中所少見的局部窯變產品。回場窯的碗、碟類器中發現有2件，龍泉金鐘灣窯址也出土有幾件，同是釉汁混濁呈天藍乳白色調，表明二者之間在釉水配方成份和燒成技術工藝方面存在相同因素。產生乳濁效果的原因，是龍泉瓷燒釉用的草木灰，都含有磷酸鹽，為乳濁劑的主要成份。在長期的實踐中，人們注意到當草木灰（或窯汗）與窯爐中紅熱的窯壁或窯具直接接觸時，有時會產生藍白色的花斑和流紋。這是因為磷酸鹽（磷酸亞鐵或磷酸鈣）高溫分解產生許多顯微氣泡，促進了液相分離所致。而這種現象，目前為止在福建其它窯址罕見。
二是器物裝飾中的多種裝飾紋樣。嬰戲紋是宋代南北瓷窯流行的裝飾題材之一，耀州窯、定窯、景德鎮窯、磁州窯系皆用，構圖以童子戲花最多，嬰孩個個肌體豐滿，體態活潑惹人喜愛，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龍泉窯嬰戲圖案的作品目前發現數量尚屬少數。浙江杭州北大橋宋墓曾出土有1件龍泉窯青瓷嬰戲蓮花紋碗早罕見的精美之作，約當南宋早中期。龍泉金村窯址出土的1例青瓷大碗Ⅰ型六式碗，“內壁滿飾篦紋，間飾草葉、荷花”。報告所寫的“草葉”，實誤，應訂正為嬰戲圖案。該碗內壁刻花的3個嬰孩形象，用寥寥數筆勾勒，圓頭前傾，兩手分別上下擺動，短身，雙足後卷，猶如漫畫手法，故不易辨認。3個嬰孩分別間隔1朵荷花，刻花也極簡練，構圖疏朗而傳神。松溪回場窯址的嬰戲紋碗，目前已發現2例，1例為侈口碗，內壁刻花3個嬰孩，作回首張望狀，其間分別布置折拔蓮花，碗內底為團花。另1件碗底嬰戲圖則更臻至簡樸而誇張。均與龍泉窯漫畫式的寫意手法相類似，說明畫風是一脈相承的。
再如，在一類曾經被認為是“閒花野草”的植物花卉圖案，李知宴先生在發掘整理標本過程中，結合實地考察，發現當地農民非常熟悉龍泉青瓷上的這些花紋。一種團形圖案，民眾稱為“浮田萍”，在龍泉山區水田、水塘里長得極多，農民用它作綠肥。有一種五瓣形的野草，民眾稱為“芋菜”，是一種苦菜，可以吃，也可以餵豬。正常年景一般人不會去吃，饑荒年代人們就采來充飢。另一種五瓣形的花卉，民眾稱為“扎菜”，是一種中草藥，可以治蚊蟲叮咬、消腫。這些花卉內容是當地民眾接觸較多，與人的生活有密切聯繫的東西，可以給人們帶來幫助，也成為制瓷工匠創作的源頭活水和審美取向，洋溢著濃郁飽滿的鄉土生活氣息和情調，同樣是回場青瓷產品上喜聞樂見的裝飾題材與紋樣。
朱柏謙先生在《龍泉窯青瓷概述》一書中指出：“龍泉窯址廣泛地分布在浙江省南部的龍泉、慶元、雲和、景寧、麗水、遂昌、松陽、縉雲、武義、青田、永嘉、文成、泰順等十多個縣市，以及福建省的浦城、松溪等縣。現在已經發現各時期的龍泉瓷窯址500多外，形成一個窯場眾多，分布範圍很廣的資窯體系。”這裡所說的福建浦城、松溪窯，即浦城碗窯背和松溪回場窯，顯然，它們是龍泉窯的分支。龍泉窯系窯址眾多，其產品質量不盡一致，大體可劃分為精緻、比較精緻、比較粗糙、粗糙4種類型。前兩種分布於龍泉縣為中心的中心區域，後兩種則屬於浙江南部及福建的地方類型。從總體風格上觀察，回場窯應在比較粗糙的類型之中，與浙江南部的同類窯址難分伯仲，福建地區的其他窯口則多屬於粗糙的一類。因此，回場窯可視為宋元時期龍泉窯工藝技術傳播影響福建地區的中介形態。
從總體特徵上看，回場窯與龍泉窯存在較多的共性特徵，也存在一定的差異。
胎釉方面。二者都有灰胎，但龍泉窯灰白胎多，回場窯灰白胎少。南宋時期龍泉窯又有白胎、黑胎，釉層增厚，由石灰釉改進為石灰鹼釉，由一次施釉改進成為多次施釉，出現了薄胎厚釉，出現具有玉質滋潤的粉青、梅子青成功色澤，具有紫口鐵足的特徵。還包含了部分仿官窯的開冰裂紋的作品。回場窯則更多地保留了北宋龍泉窯厚胎薄釉的形製作風。
造型方面。回場窯器物品種不如龍泉窯豐富，前後均以日用飲食用途的碗、盤、碟類圓器為大宗。龍泉窯還有藝術類的高雅作品，如仿青銅或仿玉器之類的陳設器以及各種人物、動物的雕塑藝術品，在回場窯中基本未見。器物底足的處理，龍泉窯一般較規整，回場窯比較草率的情形見多。
裝飾方面。回場窯大量地使用刻花技法，紋樣題材皆源自龍泉窯，兼有部分模印紋飾。但龍泉窯在南宋時期採用薄胎厚釉之後，青色顯著提高，裝飾上不宜再用刻花及篦紋，因為胎薄，刻花易於破裂，釉厚，篦紋難於顯露。而回場窯由於繼續厚胎薄釉，則仍就風行刻劃花及篦紋裝飾。龍泉窯南宋中晚期流行的剔刻中脊隆起的蓮瓣紋和堆貼雙魚紋，目前為止皆未在回場窯產品中發現。此外，龍泉窯的堆貼、雕塑以及元代釉下點彩裝飾技術，亦基本未見於回場窯。
裝燒工藝方面。回場窯與龍泉窯一樣，都採用龍窯及匣缽裝燒方法，但回場窯的匣缽僅有凹底、凸底兩種形制，而且匣缽復迭和托座迭燒的情形居多，以至不少產品器底遺留支釘痕跡，這種狀況，在南宋龍泉窯已大大改觀。2．與福建地區其它青瓷窯的關係
入宋以後，全國經濟文化重心逐漸偏移東南，加以海外貿易活動日益繁榮，福建地區的陶瓷製造業如雨後春筍，窯場林立。青釉、青白釉、黑釉各色瓷器產品層出不窮。龍泉窯工藝技術流風所及，松溪以外，閩北的浦城、建陽、南平；閩東南的連江，福清、莆田、閩南的泉州、南安、同安、漳浦等窯也都成批量燒成青瓷器皿。
就整體的形製作風上來說，福建的這些青瓷窯址，它們都沿襲了龍泉窯厚胎薄釉的一路，風行刻劃花裝飾，釉料、造型、裝飾等工藝帶有滯後性。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大量使用的刻劃花圖案中的蓖紋技法。這種技法，是用梳狀器在坯體未乾時刺劃而成，其形式有刺的連續點紋與劃的平行線紋。它是一種很古老的原始裝飾方法，起源於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和商周時期的原始瓷器上。進入宋代，由於技法的簡便易行，又重新成為時尚。不過，它已經演變為刻劃花主題圖案中的輔助性裝飾技法，刻花用平刃或斜刃刀具，劃花用針狀或簽狀工具，刻劃往往互相結合，故稱為刻劃花。宋代此法盛行，越窯以纖細見長，耀州窯以刀法犀利線條剛勁，圖案飽滿稱最，景德鎮窯則具所謂半刀泥特徵，龍泉器的刻劃花，線條現有犀利斜直，亦有圓柔流暢的作風，不失生動活潑的瀟灑態勢。刻劃花加蓖紋，在龍泉窯、景德鎮窯瓷器中南宋中期以前多見，其後蓖紋則基本不用。福建青瓷刻劃花加蓖紋的裝飾直接仿效於龍泉窯，但延續較長，這種滯後性乃至形成一種濃郁的地方特色。
就各個窯口的狀況來看，由於各地地產瓷土的成份不同以及製作、裝燒工藝的差異，各窯口又具各相應的個性特徵。其中，松溪回場窯與浦城碗窯皆窯青瓷雷同性多，應歸納為考古類型學劃分的一個類型，它們與龍泉窯的關係最為密切，燒造年代較早，更多地保留了龍泉窯早期青瓷的作風，可視為龍泉窯與福建青瓷之間的一種過渡形態。
與福建其他青瓷窯口相比較，回場窯的瓷胎較多緻密，底足處理較規整，釉水施作多覆蓋至足牆乃及裹足，呈色較深沉。其它窯口瓷胎較粗糙，氣孔、裂隙、沙粒及跳刀痕時有出現，底足處理草率情形常見，足端寬窄不一，內底不甚平整。釉水普遍施半釉，呈色有較清淡的，也有略似混濁的。裝飾方面，回場窯的雙面刻劃花，較繁密富麗，其它窯口則較多趨向簡樸，隨意性多。在裝燒工藝上，龍泉窯創製的凹底匣缽復迭法，為回場窯所繼承，也為其它窯口所沿用，同時也採用凸底匣缽正置仰燒和托座迭燒法。回場窯迭燒器在內外底遺留支釘痕跡底情形，少見於其它窯口。其它窯口在實行迭燒時，多在器內刮釉一周然後相重疊，故內底見有澀圈痕跡。此類情形少見於回場窯。至於各個窯口的個性特徵，應從各個窯口的產品工藝具體情況去全面鑑定之。3、與閩浙黑釉瓷窯的關係
松溪窯在北宋時期受建窯影響而兼燒黑釉碗盞，但是該窯北宋或者更早一些的褐色黑釉器，形制風格都於建窯迥然相異，明顯地屬於另外一個系統。從工藝上看，黑釉與青釉皆以鐵為呈色劑，黑釉是從青釉派生出來的。從歷史上看，早在東漢時期地浙江省上虞、寧波等地即開始生產黑釉瓷器，至東晉時期德清窯的黑釉瓷器已經相當成熟，唐代的越窯青瓷器也有褐色點彩的工藝。因此，可以推測，松溪窯早期的黑釉器工藝技術同樣可能來源於浙江方面。在該窯的堆積中，黑釉與青釉具有共存關係，證實是同一窯爐燒成的，表明制瓷工藝已經掌握了不同釉料的配方或者裝燒窯位的差異技術，使瓷器呈現不同的色調。
在宋代鬥茶風盛行和建窯燒成美麗微妙茶碗而備受推崇之前，黑釉陶瓷一般只是作為民間的日用粗器而不被重視。建窯的燒成，同樣可以追溯到北宋早期，最早的文獻記載見於陶轂的《清異錄》，謂“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1977年夏在建窯蘆花坪遺址中，發現北宋龍窯基址迭壓於晚唐五代青黃釉瓷器及窯具堆積層上，說明建窯早期也是燒造青瓷器的。1991----1992年建窯遺址考古發掘中，又發現晚唐五代時期的醬釉罐和五代北宋初年的黑釉盞等。說明建窯早期也燒造過醬釉和黑釉器。與松溪窯早期燒造青釉、褐釉器情形相類似。
由松溪早期黑釉瓷器燒成技藝的考證，結合建窯早期燒造歷史，也許能夠得上這樣一種啟示：建盞的燒成也經歷了一個生產發展過程，其技藝可能淵源於浙江的越窯青瓷系統，然後在宋代加以改進而最早獨創出兔毫裝飾的窯變來。工藝發展史上，必然的發展中往往產生出偶然的技術和成就，這也是一種客觀規律。
松溪窯的仿建窯碗盞作品，與建窯也存在一定差異。
回場的黑釉碗、灰、灰黑色，形體厚重與建窯器相近，建窯的黑釉器或釉水普掛垂流，回場窯則施多薄釉。器物的口沿，建窯器多呈赭石的鐵鏽色；回場器則呈茶褐色，器內多黑、黑褐或褐色，褐色兔毫紋不如建窯常見，青蘭色的優美兔毫紋更為罕見。在造型方面，回場窯主要仿建窯的束口碗類型，其中有相類似的，也有發生褪變的，如口沿外壁的一圈內凹束斂變為斂口，內壁則保留有一周凸圈。成型工藝方面，回場器腹外底有跳刀痕，與足部連線處往往遺留修坯時的向內平切時的稜角，底足不夠工整，反映輪制工藝不如建窯熟練嚴謹。
收藏價值
南宋一代，是我國海外貿易日益高漲的發展階段。為了管理海外貿易，從中獲得愈來愈多的利益，北宋時期，封建王朝先後在廣州、杭州、明州（寧波）、泉州、密州（山東膠西縣）、秀州（上海華亭縣）、設定市舶司或兼理市舶務；南宋時期又增置溫州、江陰（江蘇江陰縣）、澉浦縣（浙江海鹽縣）等市舶務或市舶場。其中閩浙兩省的杭州、明州、泉州、溫州都是比較固定、舶務時間長、規模巨大的管理機構。出口貨物有紡織品、陶瓷器、金屬品等等。進口貨物則有香貨、藥物、珠寶等等，交通遍及亞、非國家和地區，不下五、六十個。
海外貿易的發展，極大刺激了社會經濟的繁榮，呈現百業興旺的局面。在這種形勢下，一向窮鄉僻壤的松谿縣，就地取材，固地制宜，利用瓷礦、燃料、近水的優勢，陶瓷窯業逐漸嶄露頭角。經營的方式，屬民間性質。按元蔣祈《陶記》所載，宋元時代，民間窯場的經營,有“陶氓食工，不受藝傭。埽賃窯家，以相附和謂之‘相’”。即從事陶瓷製作的陶氓，不受他人僱傭，而是自己一邊生產，一邊經營，自食其力。他們做好陶坯後，就租賃窯家的窯爐設備，並請窯家予以燒成，這種相互合作的關係，就叫“相”。從各地窯場往往出土多種姓氏名字的情形看，也有多家多戶合夥製作燒成的合作形式。回場窯址中，出土“張”姓銘文的盤，可能就是窯主或者合作者的姓氏之一。尤其是宋代的回場窯，生產漸成規模，青瓷製作趨向相對集中的批量品種，出現了專業化、規模化的模式，這對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從而打入商業銷售渠道，是很有利益可圖的。
依《陶記》所錄，宋元時代，在窯業集中的陶瓷集鎮景德鎮，官方設有“博易之務”和“窯巡之職”，交易之時，則有“牙（中介人）、商、擔夫”的分工買賣關係。回場窯屬地方窯場，瓷器交易機制可能不需那么複雜，但經營瓷器的商賈應當是必不可缺的。閩北山區與沿海地區，自然地理條件不盡相同。沿海地區地少人多，迫使許多人出洋謀生，經商者甚眾。閩北地區地廣人稀，重農抑商的傳統根深蒂固。然而，在宋代社會商品經濟浪潮的衝擊下，舊傳統觀念隨之變化，也出現一些專門從事商品貿易活動的買賣人，有的甚至遠涉重洋，為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宋史·者婆傳》記載：“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多次往返南洋辟島的門婆國（在今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島），並帶領該國使者入宋進貢。《宋史·日本傳》記載：“鹹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之”。這只是見於歷史所書的閩北人，不見經傳的，或閩南、江浙等地的，當不在少數。
回場窯瓷器外銷的途徑，可分為南北兩路。
北路，從縣城東門，通過陸道驛站，翻越仙霞嶺，與浙江慶元、龍泉等地交通，並轉達江浙沿海港口，龍泉窯青瓷亦可由此通道進入福建地區。已故著名陶瓷專家陳萬里先生，考察龍泉南鄉慶元縣內古窯址時，曾記錄：“竹口之創造在前，新窯之繼起在後，故曰新窯（按：新窯位於與松溪交界處，至今地名仍故）。且依交通言，新窯與閩之松溪相距最近（只30里），當時出品之轉往閩北，必經松溪，往松溪，必經現在之新窯，如此推測，則在竹口窯較為興盛之際，新窯遂以地理便利，起而與竹口相競爭，非無故也。另一方面，則依新窯碎片所見，似以燒造日用盤碗者為多，其以日用品輸出松溪，以借閩北各地之用，實亦當時燒瓷工業之爭市場所應有者。我於此，又得一假定焉，即南鄉以竹口楓堂為主，新窯為附，以輸往閩北為其主要市場。北鄉各窯，群在大溪邊，利用溪水交通，達麗水永嘉以出海”。既是閩浙通道，松溪窯產品亦可參與龍泉窯產品競爭而輸往沿海港口。1977年12月上海奉賢縣的古代海灘中，出土了放置於籮筐內的成捆瓷碗829件。器形口沿微敞，圈足，胎骨灰白，施豆青釉，有的閃黃髮亮，有的灰暗，大多素麵無紋，一部分外壁飾直線或斜線刻紋，內壁飾篦紋或花瓣紋，有的碗內底有圈墊迭燒痕跡。這批瓷器可能是宋代從浙南、閩北一帶瓷器產地裝運來滬，臨時放在海灘上，準備轉運外地，後因某種突然事故而被埋沒的。從這批瓷碗的胎釉、造型、裝飾等工藝特徵看，也應是松溪窯的產品，是北輸的遺存。
南路，主要通過建溪水道口入閩江而出海，是古代閩北往福州港口的主要航線。福州為本省首府，也是宋元時期造船基地之一，東南的貿易繁華的海港。北宋蔡襄《荔枝譜》記載：閩產荔枝貢品及各種土特產品，由此“水陸浮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販益廣”。由福州又可轉往浙江明州、福建泉州等市舶司所在港口。泉州港的對外航線可抵東亞日本、朝鮮，東南亞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遠達東非一帶。其中，位於我國台灣海峽的澎湖列島和廣東南海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等海上島嶼，都是貿易航路上的必經休整地或驛站。1975年，廣東省考古人員在該島進行調查和發掘工作，發掘出土大量古代陶瓷。其中有宋元時代福建窯地青瓷碗、盤等器物。灰白或灰胎，施青黃、青灰或淡青釉，刻劃篦紋、斜線、蓮花和模印‘吉’字紋等），造型雷同的器物在松溪窯中也都有發現。是松溪窯產品外銷的實例。
瓷器由陸路而溪江，由溪江而出海，如此長途販運、包裝運輸不損壞是關鍵。明《萬曆野獲編》記載古代包裝方法：“夷人市瓷器……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迭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灑以水，久之則豆麥生牙，纏繞膠固。試投之牢確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船舶裝載，亦採取此類方法。陶瓷貨量龐大，宋朱彧《萍州可談》載：舶船航海法，“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
松溪窯及其類型的瓷器，在日本、東南亞的考古發現和傳世品中，收藏甚多。這些文物不僅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載體，而且對世界各國的文明傳播作出了卓越貢獻。在日本，包含松溪窯在內的宋代閩浙等地青瓷器，以往曾被定名為“珠光青瓷”，據說是因為受到茶道之祖珠光文琳（1422－1502年）的青睞而定名。珠光把它們作為茶道用具，雖然它並非諸如官窯或者貢品之類的上乘之作，而屬於民窯生產的一般器物，但他認為“雲遮的月亮比完美的月亮更富有韻味。”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由於我國已故學者陳萬里先生在 閩南同安首先發現了此類青瓷產地問題。學術界則又以同安窯系青瓷稱之。九十年代以來有的日本學者則冠之以“櫛描文青瓷”，在研究日本出土品的實例中，亦含有松溪窯瓷碗、磁碟的實例。在東南亞，由於中國瓷器的輸入，大大改善了當地土著居民的生活水平。如松溪窯的青瓷大盤，又可稱為大海碗，非常適合南洋土著圍坐抓食的習俗，因而深受歡迎。
東南亞又是福建華僑的家居地，流傳至今的文物，既具有實用價值的器物，又成為可供藏的藝術品。在印度爪哇發現的1件松溪窯宋代青瓷碟，陶學家如是議價：“本器刻花的蓮花篦紋，具有樸素無華一塵不染的清雅之美。欣賞此碟，令人聯想到閩地初夏的山水風光。為了向移居南洋群島的同胞們傳達故國之情，宋代的窯工們把器里的荷花描繪得多么生氣盎然”。
在中國陶藝百花園裡，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論壇上，在世界文明發展的里程碑中，都有松溪窯瓷器的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