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成員
柴契爾在倫敦
劉易舍姆出生,是紐西蘭出生英國商人托馬斯·赫伯特·柴契爾(Thomas Herbert Thatcher)和妻子凱瑟琳·伯德(Kathleen Bird)的長子。截至2007年,柴契爾是迄今最後一位獲得世襲爵位的非皇室成員。
臨終採訪
2002年秋天,大約在丹尼斯·柴契爾爵士去世前一年,他接受了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電視採訪。談話是在柴契爾夫婦倫敦住所的起居室里拍攝的,與87歲的丹尼斯爵士對面而坐提出問題的女人是卡羅爾·柴契爾。這位女記者計畫拍一部關於第一夫人們的紀錄片。她的名單上列有
布希夫人、施洛德夫人、
普京夫人、
柯林頓夫人——以及她的父親,丹尼斯·柴契爾。在他著名的夫人身邊的日子裡,丹尼斯·柴契爾把說話的機會讓給了夫人,一直故意躲開新聞界。因此,記者們把他視作蟄伏著等待時機再出口咬人的“爬行動物”。此時,他卻坐在電視
攝像機鏡頭前講述他的生活——在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身邊的生活。當卡羅爾問他,他的婚姻對他意味著什麼,他深深地嘆了口氣,身體在椅子裡蹭了蹭,無助地划動著胳膊,
瑪格麗特和丹尼斯·柴契爾筲丹尼斯和
瑪格麗特·柴契爾於1951年12月在他們的婚禮上。對於26歲的瑪格麗特·柴契爾來說,與富商的結合使她迅速進入英國的上流社會,而且大大促進了她事業的發展。
長考之後,他拍拍自己的大腿說,“
幸福的生活,當然!”停頓了片刻,他補充道:“……還有戰友關係!”誰又能想像得到,他作為強硬的
麥琪(柴契爾夫人的暱稱)被人認為有些古怪的丈夫,在這樁婚姻中多多少少有些被忽視。這是一樁他詛咒了多年,卻又被一長串人所追求的婚姻。它的中心是一個作為
英國首相的女人,為了她,他已經成為一個在很多英國人眼裡既可愛卻又可笑,同時又常被人譏諷的人物。瑪格麗特和丹尼斯·柴契爾的故事還是一個舊式的愛情故事,它關乎忠誠、尊重和誠實,關乎兩個被共同的價值體系聯繫在一起,卻又具有完全不同人格的人。24歲的
瑪格麗特·羅伯茨和丹尼斯·柴契爾初次相遇是在一次離倫敦不遠的小地方達特福特舉行的餐會上。當時是1949年,這位殷實的商人34歲。從軍6年之後,他領導著一個家族企業,一家製造顏料和漆的工廠。此外,他正過著單身漢的生活——通常一隻手拿著一杯飲料,另一隻手夾著香菸——將他的熱情沉迷於高爾夫球和
英式橄欖球中。他並沒有見過太多世面,而軍旅生涯給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儘管他作為防空軍的軍官並沒有參加很多戰鬥。
在軍隊中他學會了紀律和忠誠,他這么認為,這一直在影響著他。同樣,丹尼斯·柴契爾的第一次婚姻還得感謝這場戰爭——一場士兵的愛,迅速爆發,卻又同樣迅速地熄滅於戰爭結束之後。後來,丹尼斯·柴契爾閉口不談這次婚姻。他的女兒卡羅爾在長大成人後才知道,她父親在遇到她母親之前還有過一次婚姻。瑪格麗特·羅伯茨正相反,直到那時,她婚前僅有的一個熱情就是政治,它在二月的那個夜晚將兩人撮合在一起。當一個朋友邀請丹尼斯·柴契爾參加達特福特的保守黨俱樂部為一個競選當地議員的年輕婦女舉行的晚餐會時,他剛好沒什麼別的安排。邀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這可能是年輕的商人和作為後起之秀的女政治家的一次“邂逅”。但兩人都各懷心事。
丹尼斯·柴契爾剛剛從離婚的狀態中恢復過來,而瑪格麗特·羅伯茨還不需要男人,她的打算是在議會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女兒對他的採訪中,丹尼斯·柴契爾已經回憶不起那個晚上的細節,只能想起一雙美麗無比的秀腿。擁有這雙秀腿的女子後來也堅持認為,他們之間根本沒有發生一見鐘情這回事。丹尼斯身材高大修長,性格靦腆,作風老派,帶著一副眼鏡。他比瑪格麗特大10歲,人非常保守。他在恰當的時刻出現了,年長一些的黨內同志和顧問們都已提醒過這位年輕的、野心勃勃的羅伯茨小姐,通過一樁婚姻來提升自己飛黃騰達的幾率。但到那時為止,除了政治圈外,她卻還抽不出時間來浪費給男人。瑪格麗特·柴契爾來自小市民家庭。在具有階級意識的英國人眼裡,這對於想往上爬的人來說是個瑕疵,甚至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如果想像一下,瑪格麗特童年的故事就像一個有關貧窮但執著的小姑娘和嚴厲卻善良的父親的灰姑娘式的故事。
父親名叫阿爾弗萊德·羅伯茨,一個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和他的妻子貝阿翠斯在
林肯郡的小城
格蘭特漢姆經營一家小食品店。他只給兩個女兒,瑪格麗特和繆麗爾,一點點自由。瑪格麗特在青少年時代忙著盡各種義務:她必須到店裡幫忙,總是要去教堂,做作業,所有的業餘時間都被教堂活動占滿:手工小組,聖經學習小組,做禮拜……瑪格麗特·柴契爾後來寫道,羅伯茨認為最大的一項罪惡便是浪費時間。這是值得的,每天以有用的活動來換取一項
基督的感知而使自己不會陷入懶惰。在這個狹小的世界裡根本沒有空間留給幻想或是噩夢。瑪格麗特學會了不幹完所有的事情就不能上床睡覺。就連後來她也一直比別人準備得更好,她早就做完了她的“功課”,等著她的同事和談判夥伴,就像她父親對她要求的那樣。在格蘭特漢姆,不斷履行義務的束縛讓人無法擺脫,但瑪格麗特卻一點也沒有反叛的念頭。為了滿足父親的高要求,她去做所有的事。看上去,很早她就在努力效仿強大的、獨立的——男人。作為格蘭特漢姆市政委員會的成員,阿爾弗雷德·羅伯茨帶著她的小女兒參加政治集會和市政委員會的會議,而大女兒和母親則呆在家中。
回頭看去,瑪格麗特·柴契爾認為自己的這段童年過得十分理想。她非常願意談起他的父親給她做了怎樣的榜樣,以及她是多么感激她的父親,“我首先是帶著盡義務的理念長大的,無論做什麼,人都要對自己負責……每當我問父親,我能不能做別的孩子能做的事,他總是回答說,我必須自己做主而不要跟在別人後面。”她承認,有時家裡也能感覺到對節儉和嚴肅的氛圍存在反對的意見,“我的同學擁有很多可愛和有趣的東西。而相反我們只能去參加非常嚴肅的活動,我們的樂趣來自於教堂的圈子。”儘管如此,她仍然茁壯地成長,瑪格麗特·柴契爾強調,“這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非常殘酷,但卻是正確的。”如果要描述她的童年,她的母親可能就要退居次席。在1985年的一次電視訪談中,女首相回答相關的問題時說,母親是一位優秀的家庭主婦,總是支持著父親!然後她就大談起父親並一直沒有偏離這個話題,儘管採訪者多次堅持原先的問題。
幾分鐘後,瑪格麗特·柴契爾一邊同眼眶中的淚水做著抗爭,一邊講述起她父親在格蘭特漢姆市政委員會遭受的屈辱。她非常感人地引用了她父親的話,“我恭敬地放棄我的職位。”啜泣著,女首相補充道:“這就是他的感受!”她似乎在那一刻就已經在為某一天她必須要放棄的職位而哭泣。1943年,瑪格麗特·羅伯茨獲得了一項在英國的精英學校
牛津大學索摩維勒學院學習化學的獎學金。三年之後,她已是保守派大學生聯合會的主席。同學們都開玩笑說,羅伯茨小姐什麼時候就會當上女首相的,所以她才在校園裡如此著急地忙碌。當然那時沒有人相信預言會實現。
當丹尼斯·柴契爾在1949年一個2月的夜晚用
運動跑車把這個新生代女政治家從格蘭特漢姆送往倫敦的時候,就連他也一點兒都預料不到會有什麼在等待著自己。但他已經覺察到,這個女人不會把她的生活局限在家務瑣事當中。她一定很敬佩他,這是基於雙方的原因,她後來寫道,在她的記憶里,丹尼斯至少和她自己一樣了解政治,而對經濟政策甚至懂得還要多些。他是一個深通世故的人,有自己的風格。此外,他還從心底里蔑視執政的工黨政府和任何同社會主義有關的東西。由於靦腆的性格,他在政治上的自我成功已無法實現;丹尼斯·柴契爾不愛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他畏懼競選演說。但他具有完全不同於自由主義的觀點。瑪格麗特和他經常一起去餐館或是去劇院看戲,就像他乾巴巴地說明的那樣,“就是諸如此類的活動”。除此之外。丹尼斯還幫助她競選。他開車載著他,讚賞她的飛躍、她的抱負和她的說服力。她通過最簡單的表達方式喚起了對共產主義的鬥爭。雖然她失去了達特福特的選舉,卻又整裝待發,孜孜不倦地繼續戰鬥。由於丹尼斯·柴契爾在戰爭年代結婚太過草率,所以他想多花些時間。
就在女友在達特福特費力操勞,排擠工黨候選人的時候,他卻和一個朋友跑到法國度暑假。在那兒,他終於明白了,丹尼斯爵士對女兒敘述說,她是合適的那一個結婚人選。訂婚的時刻,瑪格麗特·羅伯茨卻伏在他的肩頭為第二次的選舉失敗而哭泣。婚禮於1951年12月13日在倫敦舉行,它是瑪格麗特·柴契爾事業傳奇般崛起,而成為世界上最有權威的婦女之一的基礎。“沒有丹尼斯,我又能在政治上達到怎樣的高度?”她後來在一次採訪中問出這樣的問題。當然答案緊接而來,“沒有丹尼斯,政治上將一無所成。”當然,他的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使她獨立,因為在英國,議員的薪水非常微薄,除個別情況外,只有社會上層的富裕人士才能夠從政。丹尼斯·柴契爾在當時的那個年代是一個特殊的丈夫。
愛德維娜·居里,瑪格麗特·柴契爾執政時期的衛生部女國務秘書強調說,丹尼斯對於瑪格麗特這樣具有抱負的婦女非常“完美”——就是這樣,因為他不反對她去追求自己的目標,甚至還很支持。就連1953年8月她生下雙胞胎
卡洛爾和馬克後,孩子也沒有成瑪格麗特和丹尼斯·柴契爾筲50年代,瑪格麗特·柴契爾與小學生們在一起。
後來,當她作為社會部長取消了小學生的免費牛奶時,第一次失去了英國民眾的喜愛。為她生活的中心,這對瑪格麗特·柴契爾來說一點也不成問題。“我記得孩子出世時,是那么弱小和無助……就這樣我被徹底征服了。但我想,如果你現在不去適應,那你就再也回不到任何智力型的工作中來了。我非常擔心我會就此與孩子為伴,再也沒有剩餘的精力去留給政治和工作。而我兩者都想要——孩子和事業。當1959年她終於代表倫敦選區的芬奇利區進軍議會時,她的孩子們和她一起出現在第一次電視採訪的鏡頭前。這位年輕的女議員神采奕奕地解釋她在議會假期期間花去了多少時間來陪孩子。她常常極力地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同樣勤奮地創造著自己作為一個家庭主婦的品質。不然,她也許要擔心自己將會得到一個冷酷的事業型母親的名聲。
婚姻
她想把一切都做得盡善盡美,但家庭始終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坎貝爾這樣認為,她真正的生活是政治。丹尼斯在這種境遇下是否幸福,這是個謎。他的女兒說,他從沒有抱怨過,即使有時妻子不在家,而是在議會、競選或是在進行一場會談,讓他感到很寂寞。卡羅爾對自己童年時期總是不停忙碌的父母有兩份各自不同的記憶。很少有兩人同時在家的周末。母親關心的是她的選民。父親在公司加班加點沒有盡頭,而業餘時間則屬於了球隊。當孩子們進入寄宿學校後,柴契爾一家只有在假期時才有家庭生活。
1961年,瑪格麗特·柴契爾在社會部得到一個國務秘書的職位。她的工作日從早晨7點開始直到午夜結束。她幾乎不需要休息並總是害怕出錯。此間丹尼斯的精神瀕於崩潰,對自己經營的家族企業的責任壓迫著他,企業同時還供養著他的母親、妹妹和阿姨。醫生警告,他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於是,丹尼斯去非洲旅行了三個月,參觀大型
國家公園,拍攝獅子。回國後不久,他賣掉了公司,成為英國一家石油公司”布爾瑪石油“的董事。丹尼斯·柴契爾從來沒有表示過,這場危機和他的家庭生活有關,只是曾經和一個朋友提起過。他也許在結婚時並沒有想到,他的妻子對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如此的嚴肅,也許他漸漸地才明白,她確實想往上走,往很高的地方。
10年之後,瑪格麗特·柴契爾成為了一顆明星,一個女性的政治奇蹟。直到這個時候,就連她多年的忠實助手羅德·查爾斯·鮑威爾也認為,她的事業還從沒有如此非同凡響過。她幹得不錯,渾身都是能力,但也並不是很特別,就連她在
愛德華·希斯政府任社會部長時,她也得操心自己的聲望,因為她取消了英國小學生免費的牛奶配額——瑪格麗特·柴契爾第一次真正地不受歡迎。後來,到了1970年代中期,如鮑威爾所述,情況有了一些變化。瑪格麗特·柴契爾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就是英國人需要徹底的變革,以使民族不至衰落。英國人此時再沒有多少理由去自豪。
大英帝國的經濟排在歐洲共同體的末尾,保守黨和工黨都因無法解決大量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而黯淡無光。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的政黨一直有一個共識:要實現強大的社會保障系統,完全就業的目標,使國家在經濟中扮演活躍的角色。強大的工會參與所有經濟政策的決定。企業被國有化並靠高額補貼得以生存,儘管他們生產質次的產品。從沒有哪個月裡沒有發生過影響社會經濟的罷工事件。工會不僅以罷工為手段來實現對社會福利的要求,而且把它作為權力的工具。1974年,愛德華·希斯制約工會的努力失敗後,保守黨政府被工黨所代替。對於瑪格麗特·柴契爾來說,解救英國的第一步是戰勝保守黨領袖愛德華·希斯。他的地位是動搖的,
英國下院的保守黨人一直吵著要更換領導層。呼聲較高的曾是契斯·約瑟夫爵士——瑪格麗特·柴契爾的政治顧問,但由於一個荒謬的建議——對中產階級實行計畫生育——而被淘汰出局。黨的高層缺乏合適的人選。“我聽說契斯·約瑟夫不願意站出來反對愛德華·希斯”,一個女性的聲音顯現出來,“必須有人站出來,這就是我!”瑪格麗特·柴契爾被推舉為保守黨主席的候選人。
1975年2月4日,她在第一階段選舉時得到的選票超過時任黨首
希斯,一周后第二次投票時獲得了絕對多數。瑪格麗特·柴契爾出人意料地成為第一位歐洲一個大保守黨派的女性領導人。對於一些保守黨人,這次選舉絕對是個疏忽。柴契爾和她的前任不同,她沒有多少經驗——作為部長,她在一個並不重要的部,“社會、家庭、教育”部,這並不很難。她在倫敦以外的黨內圈子裡並不出名,在經濟和外交領域乏善可陳。就連支持她參選的人當時都在捫心自問,他們幹了一件怎樣的事。未來柴契爾政府的財政部長,之後的外交部長
傑弗里·豪回憶道,1975年——就像黨內不少人——誰都不相信一個女人能夠獲勝。在某種程度上她的性別卻成了秘密武器,她贏了,因為沒人把她當回事。
不僅因為她是個女人,還因為瑪格麗特·柴契爾是
局外人,她並非出身於富裕家庭,沒有任何一個親戚在政界的任何一個重要部門任職,她的父親是個小商販!這對英國幕後權力集團的某些人是極大的震驚。就連丹尼斯·柴契爾也震驚了——他妻子竟然宣布競選保守黨主席。他只能用寥寥數語來勸妻子,她一定是瘋了。他擔心如果他反對得太晚,災難性的失敗將會毀滅她,保守黨最終將會“收拾”她。當瑪格麗特1975年2月11日獲勝後往他的辦公室打電話,他只是回應說他已經從收音機里聽到了結果。但事態的發展他直到晚上踏進在一個議員家舉行的慶功會時才明白,這裡擠滿了記者和電視報導組。直衝屋外的歡呼聲都是給他妻子的。自此,丹尼斯成為她身邊的男人。那天晚上的照片展示了一對光彩照人的柴契爾夫婦,他們甚至在鏡頭前還互吻了面頰。然而,接下來,她不必說服她的丈夫,卻要說服自己的黨和整個國家。當一名婦女成為歐洲第一大黨的領袖,工黨內的感情是複雜的,即使人們對此普遍感到自豪。因為有一點很清楚,如果“試驗”失敗,將是件尷尬的事。另外,對於某些老沙文主義者,金黃頭髮的瑪格麗特喚起了他們某種大男子主義的保護本能——他們決定“給這隻雛雞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