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斯托揚

丹·斯托揚(Dan Stoian,1919.11.13~),二戰期間羅馬尼亞空軍,轟炸機/遠程偵察機飛行員。住在布加勒斯特。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日,生於雅西〔Iasi〕。後來去切爾納烏迪〔Cernauti〕的軍事中學,最後又回到雅西學習。對航空的興趣始於九歲時。其繼父是尼古拉耶·拉度卡內斯庫〔Nicolae Raducanescu〕 上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丹·斯托揚
  • 外文名:Dan Stoian,
  • 出生日期:1919.11.13
  • 主要成就:二戰期間羅馬尼亞空軍,轟炸機/遠程偵察機飛行員
所在部隊,飛行/戰績,戰爭插曲,生平自述,

所在部隊

·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 一九四三年 八月 十五日:第六轟炸機大隊
· 一九四三年八月 十五日 ~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五轟炸機大隊
·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 一九四五年 五月 十二日:第二遠程偵察中隊

飛行/戰績

空中飛行:
一百三十六次〔轟炸〕+十一次〔遠程偵察〕
空戰戰績:
一架
獲獎〔僅列主要的〕:
· 優異航空勳章〔"Virtutea Aeronautica" Order〕,騎士級兩槓
· 一級鐵十字勳章

戰爭插曲

空軍少尉丹·斯托揚的第十八次任務是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轟炸賈科沃〔Djiakovo〕地區的摩托化縱隊和部隊集結地。編隊有五架Ju-88A-4,由德國聯絡官埃里希·科恩布魯姆〔Erich Kornblum〕中尉指揮,在早晨起飛。他們與計畫中的護航戰鬥機會合,二十分鐘後到達目標上空。他們進入俯衝,投彈。所有炸彈都直接命中。他們在一千米高度脫離。少尉丹·斯托揚驚訝地發現高射炮沒有對他們射擊,馬上他就知道為什麼了。兩架雅克戰鬥機從左側向他們衝下來,轟炸機群的所有機槍一起向蘇機開火,不久,機艙里就充滿了煙和發射藥的味道,因此斯托揚只得打開一扇側窗。編隊隊形非常緊湊,很容易集中火力對付雅克機,後者正一前一後進入攻擊。一架蘇機被擊中開始墜落,另一架攻擊了斯托揚的轟炸機,有幾秒鐘,他看到曳光彈就在旁邊飛過,直到轟炸機的射擊停止,他聽到觀察員吉烏伽〔Giurgea〕少尉叫道: “我們打中它了!”接著他看到雅克機燃燒著往下掉。整個過程只歷時三~四分鐘,但卻象過了幾個小時。當回到基地後,他們做了一次編隊低空通場。接著,當天宣稱擊落敵機的飛行員,丹·斯托揚少尉和揚內斯庫〔Ionescu〕少尉搖動機翼,再次通場,就象戰鬥機那樣。

生平自述

我是空軍上校丹·斯托揚,戰爭期間的Ju-88飛行員。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日,我生於雅西〔Iasi〕。我最初在那兒上學,後來去切爾納烏迪〔Cernauti〕的軍事中學,最後又回到雅西學習。我對航空的興趣始於九歲時。我的繼父,尼古拉耶·拉度卡內斯庫〔Nicolae Raducanescu〕 上校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期間在泰庫奇〔Tecuci〕的飛行學校,他遇到了我母親並要求她嫁給他,我母親要他在她和飛機之間做出選擇。因此他放棄了航空轉回步兵部隊,但保留了對飛行的熱愛。
在雅西有一支飛行部隊,他去拜訪以前同事的時候也帶著我。當時我九或十歲。五月十日〔羅馬尼亞君主制時期的國慶日〕有一個檢閱,他們邀請我父親與他們一起飛,我抓住時機說:“帶上我!帶上我!”他一開始反對,但由於飛行員的堅持同意了。當然飛行服和飛行帽不合身。我戴了一頂無舌帽。母親知道我們去機場,曾告戒父親:“尼庫爾,不要帶他上飛機!”但我們忽略了這個,我飛上了天,並且喜歡極了。當我們下飛機時,父親對我說:“這事不要告訴你母親!”“一定,父親!”到家後,母親問:“那么,你們做了些什麼呢?”父親回答:“我在雅西上空編隊飛行,如此等等……”但母親發現我的無舌帽的邊破了,“你對它做了什麼?”“啊,媽媽,有一陣大風!”“什麼樣的?今天沒有風!你飛了!”原來飛行時我緊抓著帽子怕它掉了!
後來,我母親卻變得非常高興,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如此痴迷於航空和航空模型,以致於既不去踢足球,也不去追女孩子。我很少踢足球。但我喜歡製作模型,其中一些甚至可以飛。
我讀完了軍事高中,在那兒我有份獎學金,因此食宿、書什麼的都是免費的,但我必須接著上軍校。當我告訴母親我想成為一個飛行員後,她幾近崩潰:“還不如在你小時候就殺了你!這么多年把你拉扯大你竟然想死在一架飛機里!?”“不會那么死的,媽媽!”但她就是不答應。然而在爭吵時她說讓我去其他任何地方,因此我乘機說:“我要加入海軍,”那是我第二喜歡的。“很好,我會簽同意書的。”那時,成人年齡是二十一歲,我只有十九或二十歲,因此需要家長的同意。我獨自去康斯坦察參加考試,因為這么多年的軍事高中生活使我能夠照顧自己。我父母去度假了。我有錢且沒有去過康斯坦察,我在那兒呆了一陣子,沒有去參加考試。我回家時瘦了,因為我把大部分錢花在海灘上玩樂了。“你怎么樣了?”“我沒有通過體檢。”我母親很滿意:“看看!你還想參加空軍!”兩三星期後,我父母收到了高中的一紙通知:“由於你的兒子沒有報考任何軍校,你們必須支付獎學金和已付款的差額部分。”那有超過十萬列伊,相當於一棟房子的錢!“我們上哪兒去搞這么多錢?”我知道航空學校在秋季總有第二次考試,因為名額不滿。“別擔心!我會通過秋季考試的。”自然我母親別無選擇,只能簽了同意書。我報了名通過了考試,從此航空生涯開始了。
一九三九年,我從軍事高中畢業,進入布加勒斯特的空軍軍官學校,在科特羅切尼〔Cotroceni〕附近。 這棟建築一兩年前被拆掉了。一開始我們上理論課,一九四○年春我們開始在奧托佩尼〔Otopeni〕機場進行飛行。 我飛的第一架飛機是優秀的弗里特〔Fleet〕F-10G,很容易操縱, 但一開始我卻想我永遠也學不會。我們用她做所有的飛行特技,接著獲得了戰鬥飛行員執照,但卻是在一架“老傢伙”上:已經快要退役的波泰〔Potez〕 -25。不管怎樣,一九四一年我取得了執照。五月十日我們畢業,都獲得少尉軍銜。接著是在布拉索夫〔Brasov〕的飛行技術提高學校〔Piloting Improvement School〕, 那兒我們再次飛單發飛機:IAR-27,一種輕型的轉換飛機,接著是納爾迪〔Nardi〕FN-305,一種非常好的特技飛機。 機種部隊〔戰鬥機、轟炸機、偵察機、等等〕的選擇在稍後進行:通過一個嚴格的特技飛行項目由一個在機場的委員會確定。特技飛行項目包括一個快速滾轉,要求在原來方向結束且不失高度。納爾迪的操縱性很好飛行員必須在轉到四分之一以前做出停止滾轉的操作。或許我操作得慢了一點,飛機沒有在同一方向改出。因此我飛回來重新做了兩次通場,這次成功了。當我降落後,在場的人告訴我:“傻瓜,你幹嗎又做兩次?委員會的人根本就沒有再看你。”委員會的人問了我同樣的問題。“第一次我飛得不很正確,我想飛得完美。”“好,有責任心!去轟炸機部隊!”雖然我曾經想成為一名戰鬥機飛行員,但最終到了轟炸機部隊。然而後來這就對我無關緊要了,因為一名轟炸機飛行員也需要足夠多的技術知識。
九月我們開始轟炸機課程。雙發機學校也在布拉索夫,由空軍上尉米哈伊·巴夫洛斯齊〔Mihail Pavloschi〕領導。我從Fw-58開始飛,我要說這是種不錯的飛機。她有著當時所有的現代設備:可收放起落架、襟翼、自動駕駛、無線電導航等等。這是我們初學者的飛機,但她不是作戰飛機,只是教練機。最大速度只有二百~二百二十公里/小時。接著是真的轟炸機:一九四二年冬在濟利斯塔-布紹〔Zilistea-Buzau〕機場的JRS-79B,我在薩伏亞飛機〔JRS-79B是義大利SM.79的羅馬尼亞編號——漢譯者注〕上獲得了轟炸機飛行員執照。接著是在波貝斯蒂-萊奧德尼〔Popesti-Leordeni〕零能見度飛行學校。我們飛有相應設備的Fw-58和He-111,而薩伏亞機則沒有。一九四三年春我完成了學習,可以上前線了。
我們被派到敖得薩的一所俯衝轟炸機學校,那兒有德國教員和飛機:Ju-88A-4。我爬進去後的第一印象是:與寬大的如同“倉庫”的薩伏亞〔你可以從一頭散步到另一頭〕相比,該機非常狹窄。但當我飛了後,我愛上了她。她十分適合我。駕駛艙考慮得很周到,儀表分門別類地布置:發動機、導航、等等。但是狹窄,我們四個非常擁擠。我在左邊位置,觀察員坐右邊,與我背靠背的是無線電員,同時也負責一挺機槍,後排的右面還有一挺機槍,需要時由觀察員操縱。俯臥姿勢的射擊手在我們的下面。
關於她的強有力的發動機還有個有趣的插曲。每台一千二百五十馬力,共二千五百馬力。兩副螺旋槳旋轉方向相同,因此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扭矩,使飛機有左轉的趨勢。兩個油門桿〔每台發動機一個〕都在飛行員的左側。起飛的要領是,左油門桿要推到最大,而右油門桿則只能50%。當飛機加速後,就可以使用方向舵了,於是要慢慢地前推右油門桿。我們的一個同志並不能完全弄懂這個技巧,他可能並不適合飛此類飛機:他就是吉爾蓋·斯坦庫萊斯庫〔Gheorghe Stanculescu〕,我們管他叫“中年人法內”〔nea Fane〕。他可以吹噓自己毀了三架飛機,在二十四小時內!
Ju-88A-4沒有雙重駕駛系統,學員與教官一起爬進飛機,教官做一兩次示範。打個比方,我就坐在觀察員的位置。教官再次強調了如何正確使用油門桿,然後起飛,繞機場盤旋幾圈降落。他再問我是否懂了,然後下了飛機,留下我自己。唯一和我一起“遭罪”的是一名機械師,他的任務是在操作失靈時用手放下起落架。這要靠一個液壓泵〔要壓約二百下〕。他告訴我:“您,長官,可能因自己的失誤喪命,但我為什麼要遭這個罪?”
教官指示:“起飛。”感覺自信的我於是起飛了,做完所有要求的動作後降落。當輪到中年人法內時,他沒有能做出正確的操作,可能是太激動了,他以一百五十公里/小時的速度沖離了跑道。飛機損毀了。我們與消防車和救護車一起趕到失事地點。中年人法內紅著臉,已經從緊急出口爬出了飛機。德國人問:“怎么回事?”“我油門桿操作錯了!”我們回到機庫,他上了另一架飛機,開始起飛,但在同一地點又出事了。此時前一架受損飛機已經搬去修理。“你明白髮生了什麼嗎?”“是。”“不是你的錯,因為你是一個好飛行員,已經學了這么多,是我的錯,因為我沒有認識到在第一次事故後你太激動了。去好好睡上一晚,明天早上你第一個飛。”第二天,他上了Ju-88,完全相同的事又發生了。
後來,在齊奧塞斯庫時期,有一次我們被要求寫些有趣的故事。我寫了一篇,題目是“中年人法內是如何破壞德國戰爭機器的”。我的錯誤是沒有先徵詢他的意見。文章不錯,但他因此而非常不快。
當我們對Ju-88的操控熟練後,我們開始做真正的俯衝〔畢竟是所俯衝轟炸機學校〕。這些俯衝是半自動完成的。飛行員座椅左邊有個按鈕,給出指令進入俯衝。尾翼面偏轉成負偏角,飛機進入七十度俯衝。要改出俯衝你必須按操縱桿上的按鈕投下炸彈並使尾翼面復位。改出過程非常不舒服。你被巨大的力推到座椅上,必須緊緊抓住操縱桿,因為如果滑落了,你再也沒有機會抓住它了。有些人說他們會暫時失明,但我沒有。當飛機俯衝時,俯衝減速板也自動放下。收起時必須按一個按鈕,這個按鈕與前面說的進入俯衝的按鈕完全一樣,而且在它的附近。這也是一起可怕的事故的原因。我們在敖得薩的學校時,尼古拉耶·薩日吉〔Nicolae Sarghie〕是飛行員, 和他一起飛的還有米爾查·瓦西里烏〔Mircea Vasiliu〕。他做俯衝接著改出,在改出時Ju-88掉了約八百米的高度。我們的俯衝高度範圍從三、四千米到一千五百米,因此還留下了七、八百米。我們猜測他錯誤地按了俯衝按鈕而不是另一個〔指收起俯衝減速板的按鈕〕,飛機再次俯衝,他再也沒有時間做什麼了,飛機直撞到地面。他是我的室友,出事後,我衝到離機場不遠的墜毀地點。飛機已插入地里,我都看不見發動機了,機翼折斷了。他們只找到一根手指還是一隻耳朵。
晚上我做了個夢,他們都在裡面。他們對我說:“跟我們來!這兒真不錯!”“見鬼去吧!我才不來!”第二天,我為這個夢困擾,但還是又飛了。我做了兩次俯衝,在做第三次時,右發動機發生故障,我只能關了它,改出俯衝。由於激動,我忘了收起俯衝減速板。理論上,飛機可以毫無問題地用一台發動機飛行,但我很困惑怎么速度這么低:二百二十~二百三十公里/小時。因此我絕望地開始降落,但從跑道相反的方向。與此同時,一架Ju-52也正在降落,從正常的方向。因此飛行控制人員打出了紅色信號彈,命令我重飛。我將左油門推到最大,眼睛緊緊盯著儀表小心翼翼地轉向以一百八十公里/小時開始降落。速度很低飛機馬上在跑道上停下。這時我才看到指針顯示俯衝減速板需要伸起,才明白怎么回事:“上帝啊,我做了件多么傻的事!”由於激動,隨機的機械師已經呼吸困難了。
我收起減速板,重啟發動機,將飛機開進機庫。在那兒教官說:“你為什麼將減速板一直放下?”“我忘了。”“你意識到你很可能會死嗎?”“是的。”“為此我必須懲罰你,但也同時要祝賀你。你是我知道的唯一放下減速板而且只憑一台發動機降落的人!你非常好地操縱了飛機!”那就是俯衝轟炸機學校。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急切地想讓我們上前線,我們沒有投過任何實彈,也沒有練習過編隊飛行,後者對防禦戰鬥機非常重要。
我們開始在第六轟炸機大隊編制內作戰。我很好地記得我的第一次任務。我們去轟炸亞速〔Azov〕港,天氣非常好。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港口和船隻。我們腳下的有機玻璃上有一些用於轟炸的紅色條子,提示我們開始俯衝的時間。接著我放低轟炸瞄準具,上面有一根閃光條〔我們管它叫“信念之線”〕,一個帶格線的圓圈,以及被叫做“領結”的,實際上是兩個相對的箭頭。當“領結”位於目標上時,我就要投放炸彈。與次同時,觀察員告訴我高度。我們開始俯衝,在一千五百米投彈,改出,還有,因為我喜歡攝影,我想拍下轟炸的效果。我的後面是一架戰鬥機,其飛行員是巴祖·堪塔庫吉諾〔Bazu Cantacuzino,羅馬尼亞二戰頭號王牌,五十六架證實的戰果,還有十三架可能擊落——漢譯註〕,他示意我離開編隊是很危險的。這是我的第一次轟炸。接著還有更多的。我總共執行了一百三十六次轟炸任務〔還有十一次遠程偵察任務〕,載彈量是兩噸,你可以算出我投下了二百五十噸炸彈,在東線還有西線〔指一九四四年八月後羅馬尼亞對德匈作戰——漢譯註〕,我都搞定了。
有時我對下一次飛行會有不祥之感,尤其是第二十五、五十和七十五次任務。最終我意識到我能完成好。
但我失去了許多同志,你可以想像我的感受,有一次在俄國執行任務時,在巴爾肖伊·托克馬克〔Balshoy Tokmak〕,一個防禦很好的目標,編隊中我們前面的那架飛機就在我們面前凌空爆炸。炸得粉碎!這就是丹·本·卡拉庫〔Dem Ben Carac〕事件了。
我沒有看見高射炮開火,但可能是高射炮,也可能是其中一顆炸彈的電子引信的誤激發。那一刻我呆住了!當時有一個謠言說俄國人有一種“死光”,某種天線發出可以使炸彈在飛機內爆炸。因此我四下環顧,看誰是下一個倒霉蛋。但什麼也沒有再發生。
當我們去轟炸敵人戰線後很遠的目標時,戰鬥機無法全程護航。他們一般只送到戰線上空就返回了。我們回來時他們或別的戰鬥機也在那兒等。我們到達目標前,蘇聯戰鬥機攻擊了我們。我們收緊隊形,開始射擊。當高射炮朝我們開火時,蘇聯戰鬥機飛走了。這是關鍵時刻,因為我必須飛得非常平而且要保持速度不變,直到進入俯衝。一般來說蘇聯高射炮很好地利用了這段時間,我們此時就象活靶子。當我們進入俯衝後,高射炮就沒有什麼用了。我看見高射炮彈在左邊或在右邊爆炸,投彈,改出。當我們離開高射炮射程後,蘇聯戰鬥機又來了。
我的右起落架被擊中。一般,飛機被攻擊後,所有乘員就檢查飛機主要部分是否完好。我飛回機場,放下起落架。綠燈亮了,表明起落架沒有放出。我們的高度是二百米,我問在下面的機槍手是否看見起落架他回答我一切完好。我想可能信號燈接觸不好,我們著了地,時速一百八十到一百五十,機翼還在飛機上,一切OK。接著飛機斜向右側,我無能為力。機翼變形,但並非不可修復。重要的是我們都活著。
另一個重要的東西是運氣。一次我們執行任務時,遭到後面的攻擊。觀察員移到了後排的無線電員邊上〔操縱另一挺機槍回擊〕。突然一架戰鬥機轉向從前方攻擊我們,這種情況很少出現。我向右側身到觀察員的機槍並開槍嚇唬他並干擾他準確射擊。什麼也沒有發生,我們擺脫後回到機場。機械師們來了,象往常一樣,我告訴他們哪些要修理。他們中的一個問我:“長官,您沒有負傷嗎?”“沒有!”“那么,看這兒!”我的罩衫上就在心臟的位置有一個洞,我把手伸進去,以為會滿手是血,但什麼也沒有。後來我才明白:我身體側斜時撐開了衣服,我發現了穿透風擋留在座椅的裝甲板里的子彈。當我坐回原來的地方時,衣服也回歸原形,而這個彈洞就在我的心臟附近。我取出子彈並留著它。
八月二十三日前,有種不自然的情形。我父親在前線,在奧爾黑〔Orhei〕 的第十三步兵團〔屬第十四步兵師〕任營長。當四月蘇聯攻勢被遏止後我們幾次轟炸了這個地區。但隨著接近八月二十三日,有一個月我們一次任務也沒有。似乎前線什麼也沒有發生。我父親不時給我送訊息:“俄國人正在集結部隊和坦克,而你們卻什麼也不做。怎么啦?”我猜測,一個月以前政變就在準備了,因為我們樂於看到蘇聯集結部隊而不施以轟炸。
八月二十日,〔蘇聯的〕攻勢開始了。坦克和軍車的數量是如此龐大,以至於揚起很高的沙塵使我們無法看見目標。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我們進行了轟炸,但我們的地面部隊正在撤退。八月二十三日,對蘇軍的最後一次行動是轟炸瓦斯盧伊〔Vaslui〕附近的內格雷斯蒂〔Negresti〕的坦克縱隊。我們隨後在伊維斯蒂〔Ivesti〕降落。我們接到命令帶上所有能帶的東西撤到岑德雷伊〔Tandarei〕。我們加了油,帶上機械師和他們的工具飛往岑德雷伊。德國聯絡官也來了,想說服我們站在他們一邊繼續戰鬥。我們回答他我們聽從國王陛下和羅馬尼亞最高司令部的命令,拒絕了他。他有些惱怒地回到自己的飛機飛走了。你知道我們是朋友,幾個月來互相了解。我們一起飛行。他起飛後,有兩個白痴用機槍向他射擊,但沒有打中。我告訴他們:“聰明人,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他有炸彈的話,會把我們都炸死的?!”那個德國人上升高度後,迴轉來朝我們俯衝了一下。那一刻我們僵住了,因為我們以為他會投彈了。他沒有投下任何東西,搖動機翼道別,飛走了。
在西線我們主要是為特蘭西瓦尼亞而戰,但我們對俄軍的態度非常惱火,並非常在意。他們偷我們的汽車。因此我們在卡車上裝上機槍,士兵們在被蘇軍阻攔時可以開火。那時我們從米什科爾茨〔Miskolc,現在屬匈牙利〕和茲沃倫〔Zwolen,屬捷克〕起飛執行任務,五月九日時我們到達皮耶什佳尼〔Piestany,屬捷克〕。每個人都在慶祝,人們發射高射炮和小型武器。我與一個朋友克拉瓊·薩拉揚〔Craciun Salajan,現在在美國〕 找了個地方躲了起來,因此沒有在和平到來的第一天“犧牲”。
第二天,五月十日,我們被召回機場,因為要飛更多的任務和轟炸弗拉索夫的軍隊,他們繼續戰鬥到十二日。其中一些人設法跑到美國人那裡逃脫了。因此對我們來說,戰爭十二日結束。
後來我們回國,一九四七年我被趕出了軍隊,因為我曾對蘇軍作戰,並且不贊成外國併吞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我幾乎流落街頭。最後我找到了一份拖拉機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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