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審計署發布報告，衛生計生委主管的中華醫學會等33個社會組織和醫管所等9個所屬事業單位，利用所在部門影響力，採取違規收費、未經批准開展評比表彰、有償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總計17.79億元。其中中華醫學會收取醫藥企業贊助8.2億元。衛生計生委主管的某事業單位一位項目主管稱，企業贊助社會組織辦會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非常普遍，“這些說起來也是跟美國學的”。
兩年收8.2億贊助，說明中華醫學會在業內有相當的號召力，但與此對應的是，民間對其評價卻日漸狼藉。“斂財協會”的惡名正在侵蝕著這家協會百年積累的聲譽。一句“跟美國學的”像是在辯解，引來的反而是嘲笑。一個無依無靠的社會組織，通過贊助辦學術會議，當然無可指摘，但一個官方味道十足的機構，收受巨額贊助辦會，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
中華醫學會斂財事件指2014年6月25日，國家審計署在官網發布“國務院關於2013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報告指出，衛生計生委主管的中華醫學會等33個社會組織和醫管所等9個所屬事業單位，利用所在部門影響力，採取違規收費、未經批准開展評比表彰、有償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總計17.79億元。其中，中華醫學會於2012年至2013年在召開的160個學術會議中，用廣告展位、醫生通訊錄和註冊信息等作為回報，以20萬元至100萬元價格公開標註不同等級的贊助商資格，收取醫藥企業贊助8.2億元。
2014年6月25日，當《中國經濟周刊》致電中華醫學會要求就此事進行採訪時，其辦公室工作人員婉拒後表示，會公開發布回應聲明。
“兩年拿到8.2億元贊助費不算多！”
“兩年開160個學術會議太正常了！中華醫學會下面有80多個專科分會，一個分會一年開一次會，兩年都不止160次了！”衛生計生委主管的某一社會組織秘書長告訴記者，國家沒有相關法律對此進行約束。
據中華醫學會官方網站信息，成立於1915年的中華醫學會是中國醫學科學技術工作者自願組成並依法登記成立的學術性、公益性、非營利性法人社團。學會現有83個專科分會，50萬名會員，下設部門16個。
某記者發現，中華醫學會在其官方網站發布的2014年學術會議計畫顯示，中華醫學會及其專科分會、雜誌社和音像社計畫於2014年召開各類學術會議總計371場，其中國際學術會議14場，國內一類學術會議84場，國內二類學術會議231場，其他學術會議42場。這些學術會議的申報單位全部是中華醫學會各專科分會和中華醫學會旗下音像社與社雜誌。
“如果是幾百人那種規模的學術會議，冠名贊助費大概一兩百萬。除了冠名贊助，還有鑽石級贊助商、金牌級贊助商和普通贊助商等等。如果是鑽石級的，主辦方會把你的企業LOGO打在背景板上，金牌級的可能就是在會場上給你一些展台展位，或者允許你邀請一兩位嘉賓參會發言。”張揚告訴記者，企業贊助學術會議的形式多種多樣，“最便宜的就是讓你在會場放個花籃、氣球，上面寫幾句口號或祝福，就這樣也得交個一兩萬塊錢。”
社會組織和企業雙方“你情我願”
衛生計生委主管的某事業單位的一位項目主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企業贊助社會組織辦會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非常普遍。“社會組織辦會的目的是促進學術交流，可是辦會也有成本，政府不給出錢，我們自己也出不起那么多錢，那就只好找企業談贊助了。這些說起來也是跟美國學的。”
上述社會組織秘書長告訴某記者，如果社會組織成員成功拉來企業贊助，還會得到返點獎勵，比例通常在10%~20%左右。
除了社會組織主動辦會之外，企業自己也會主動找到行業協會談合作。“如果這個協會的影響力比較大，會有很多醫藥企業或醫療器械企業找上門來，給上一筆贊助費之後打著協會的名義辦會。畢竟由行業協會牽頭組織活動，無論是會議規模、影響力還是參會人員的層次都會高上很多。”上述事業單位項目主管說。
“這種學術會議對企業的吸引力還是很大的，畢竟來參會的都是業核心心人物，贊助這些會議讓他們更多地了解我們的企業，比我們四處打廣告的效果要好很多。”張揚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如果能夠直接接觸到政府有關部門領導和醫院院長，那么200萬的贊助費對於企業來說絕對是物超所值。
“以醫療器械為例，一個設備就成百上千萬元，如果企業能在會上跟領導搞好關係，領導一旦拍板下單統一購買他家的設備，這幾百萬的贊助費不就是九牛一毛了嗎？”上述社會組織的秘書長說。
除此之外，張揚還告訴某記者，除了一般的學術會議之外，企業更願意贊助社會組織的年終總結會和換屆大會。“領導一般都很忙，尤其現在學術會議又這么多，不可能每個都來參加，於是經常派手底下的人出席。這對我們來說就是一種損失。但是年終總結會和換屆大會就不一樣了，通常這些會議所有的相關領導都會出席，我們如果能贊助這種會，一邊打廣告，一邊搞關係，就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
中小企業難獲贊助機會
各家社會組織的學術會議形式都已基本確定。各方企業都清楚掌握了這些會議的大致時間，通常會在幾個月前主動談合作。“現在這些學術會議招商是絕對的賣方市場。需方有競爭，供方沒競爭，企業在價格談判時處於絕對劣勢。相對大企業來說，中小企業很難獲得贊助機會。”上述事業單位項目主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這種情況下，拿不到傳統學術會議贊助權的中小企業可能會找到社會組織，要求辦一些小規模的學習班和研討會，然後在這些會上有針對性地公關政府領導和行業帶頭人。
“我們曾經在外省組織過一場學術交流會，當時請來了某主管部門領導，會議時間3天，我們給他訂好房間和往返機票，結果會議剛開了一天，酒店就通知我們他已退房，但是機票卻一直沒有改簽，他依照日程參會後第3天回到北京。”上述事業單位項目主管笑著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我們有同事親眼看到他在會場被企業的人叫走吃飯，可以想像，後面那兩天他應該都是跟企業的人在一起。”
“國家衛生計生委下面有七八十個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這些社會組織的領導大都是由從主管部門退下來的官員擔任。”上述社會組織秘書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他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到協會主持工作，既發揮餘熱，創造價值，又在做一些擔任公務員時想做卻不敢做的事情。他們一邊領取退休金、享受公費醫療，一邊還能拿到一份相當不菲的收入，而且這部分收入有時甚至比到企業任職還要來得豐厚。”上述社會組織秘書長告訴記者，這些退下來的領導經常會邀請原來的下屬、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的官員參加自己所在單位的學術會議。
2014年6月25日，當《中國經濟周刊》致電中華醫學會要求就此事進行採訪時，其辦公室工作人員婉拒後表示，會公開發布回應聲明。
“兩年拿到8.2億元贊助費不算多！”
“兩年開160個學術會議太正常了！中華醫學會下面有80多個專科分會，一個分會一年開一次會，兩年都不止160次了！”衛生計生委主管的某一社會組織秘書長告訴記者，國家沒有相關法律對此進行約束。
據中華醫學會官方網站信息，成立於1915年的中華醫學會是中國醫學科學技術工作者自願組成並依法登記成立的學術性、公益性、非營利性法人社團。學會現有83個專科分會，50萬名會員，下設部門16個。
某記者發現，中華醫學會在其官方網站發布的2014年學術會議計畫顯示，中華醫學會及其專科分會、雜誌社和音像社計畫於2014年召開各類學術會議總計371場，其中國際學術會議14場，國內一類學術會議84場，國內二類學術會議231場，其他學術會議42場。這些學術會議的申報單位全部是中華醫學會各專科分會和中華醫學會旗下音像社與社雜誌。
“如果是幾百人那種規模的學術會議，冠名贊助費大概一兩百萬。除了冠名贊助，還有鑽石級贊助商、金牌級贊助商和普通贊助商等等。如果是鑽石級的，主辦方會把你的企業LOGO打在背景板上，金牌級的可能就是在會場上給你一些展台展位，或者允許你邀請一兩位嘉賓參會發言。”張揚告訴記者，企業贊助學術會議的形式多種多樣，“最便宜的就是讓你在會場放個花籃、氣球，上面寫幾句口號或祝福，就這樣也得交個一兩萬塊錢。”
社會組織和企業雙方“你情我願”
衛生計生委主管的某事業單位的一位項目主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企業贊助社會組織辦會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非常普遍。“社會組織辦會的目的是促進學術交流，可是辦會也有成本，政府不給出錢，我們自己也出不起那么多錢，那就只好找企業談贊助了。這些說起來也是跟美國學的。”
上述社會組織秘書長告訴某記者，如果社會組織成員成功拉來企業贊助，還會得到返點獎勵，比例通常在10%~20%左右。
除了社會組織主動辦會之外，企業自己也會主動找到行業協會談合作。“如果這個協會的影響力比較大，會有很多醫藥企業或醫療器械企業找上門來，給上一筆贊助費之後打著協會的名義辦會。畢竟由行業協會牽頭組織活動，無論是會議規模、影響力還是參會人員的層次都會高上很多。”上述事業單位項目主管說。
“這種學術會議對企業的吸引力還是很大的，畢竟來參會的都是業核心心人物，贊助這些會議讓他們更多地了解我們的企業，比我們四處打廣告的效果要好很多。”張揚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如果能夠直接接觸到政府有關部門領導和醫院院長，那么200萬的贊助費對於企業來說絕對是物超所值。
“以醫療器械為例，一個設備就成百上千萬元，如果企業能在會上跟領導搞好關係，領導一旦拍板下單統一購買他家的設備，這幾百萬的贊助費不就是九牛一毛了嗎？”上述社會組織的秘書長說。
除此之外，張揚還告訴某記者，除了一般的學術會議之外，企業更願意贊助社會組織的年終總結會和換屆大會。“領導一般都很忙，尤其現在學術會議又這么多，不可能每個都來參加，於是經常派手底下的人出席。這對我們來說就是一種損失。但是年終總結會和換屆大會就不一樣了，通常這些會議所有的相關領導都會出席，我們如果能贊助這種會，一邊打廣告，一邊搞關係，就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
中小企業難獲贊助機會
各家社會組織的學術會議形式都已基本確定。各方企業都清楚掌握了這些會議的大致時間，通常會在幾個月前主動談合作。“現在這些學術會議招商是絕對的賣方市場。需方有競爭，供方沒競爭，企業在價格談判時處於絕對劣勢。相對大企業來說，中小企業很難獲得贊助機會。”上述事業單位項目主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這種情況下，拿不到傳統學術會議贊助權的中小企業可能會找到社會組織，要求辦一些小規模的學習班和研討會，然後在這些會上有針對性地公關政府領導和行業帶頭人。
“我們曾經在外省組織過一場學術交流會，當時請來了某主管部門領導，會議時間3天，我們給他訂好房間和往返機票，結果會議剛開了一天，酒店就通知我們他已退房，但是機票卻一直沒有改簽，他依照日程參會後第3天回到北京。”上述事業單位項目主管笑著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我們有同事親眼看到他在會場被企業的人叫走吃飯，可以想像，後面那兩天他應該都是跟企業的人在一起。”
“國家衛生計生委下面有七八十個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這些社會組織的領導大都是由從主管部門退下來的官員擔任。”上述社會組織秘書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他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到協會主持工作，既發揮餘熱，創造價值，又在做一些擔任公務員時想做卻不敢做的事情。他們一邊領取退休金、享受公費醫療，一邊還能拿到一份相當不菲的收入，而且這部分收入有時甚至比到企業任職還要來得豐厚。”上述社會組織秘書長告訴記者，這些退下來的領導經常會邀請原來的下屬、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的官員參加自己所在單位的學術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