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發明盛行的一種養生方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華福灸
- 時期：公元前兩千年
- 人物：彭祖
- 記載：《左傳》
經歷,研究,
經歷
公元前兩千年，中醫艾灸已在華夏古國盛行，先人彭祖終生研究和使用臍灸法，治病養生，自堯帝起，歷夏、商朝，商代時為守藏史，官拜賢大夫，周代時擔任柱下史；娶妻四十九，生子五十四。相傳他活了八百八十歲，實際壽命為140歲，成為臍灸療疾、修煉丹田、強健氣血、頤養天年的始祖。
公元前502年-公元前422年，我國第一部敘事編年體史書《左傳》中記載了中醫艾灸養生治病的事例，其時正值春秋，灸療已經十分盛行。
公元前480年，中醫大典《黃帝內經》誕生，其中強調“針所不為，灸之所宜；陰陽俱虛，火自當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經絡堅緊，火所治之，陷下則灸之；經滿絡虛刺陰灸陽”；為北京和序中醫研究院萬福灸的研製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戰國時期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莊周在其代表作《莊子》中記述聖人孔子“無病而自灸”，由於善長用中華福灸養生保健，孔子雖經官場幾度沉浮、生活顛沛流離，卻仍能頤養天和，逾古稀之年而去。
公元前510年，名列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生活在長年煙雨濛濛、環境濕熱、素有福灸養生傳統的江南。雖然天生麗質，卻依然喜好香艾、樂享福灸、內調外養，成就了傾國傾城的絕世之美。
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孟子，對福灸養生之道頗有研究，曾提出“七年之疾當求三年之艾”的康壽理念；一生雖求證於諸侯各國，卻屢遭排擠、志無以達，因長年踐行灸道而至健康長壽，耄耋之年仍傳道授業，著書立說，終成亞聖，名垂千古。
25-220年，東漢《神農本草經》記載：艾草有溫陽、暖宮、除濕、通筋活血的功效。
150～219年，東漢醫聖張仲景所撰《傷寒雜病論》及其《金匱要略》中，除記載了以方藥辨治外感熱病及內傷雜病之外，還對灸療方法的套用及其禁忌症進行了深入研究。
213年，三國時期醫聖華佗之弟子吳普，精於醫術，尤其擅長以奇艾療疾治病、養生延年。輔之以華佗“五禽之戲”健體強身，年逾九十而牙齒完堅、耳目聰明，著有《吳普本草》一書，為後代醫家所稱道，高壽達200餘歲，成為中國古代十大壽星之一。
215-282年，魏晉時期名醫黃甫謐編著的《針灸甲乙經》記載了全身349個經穴的部位、主治疾患、灸療方法及其功效。該書對後世頗有影響，並先後傳入日本、朝鮮等國，對灸療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220-265年，曹操族親曹翕所編撰的《曹氏灸方》七卷本，當時，灸療養生之法多套用於人體關元之處，關元穴是小腸的募穴，是足太陰脾經、足厥陰肝經、足少陰腎經與任脈的交會穴，故統治足三陰、小腸、任脈諸經病。具有補腎壯陽、溫通經絡、理氣和血、補虛益損、壯一身之元氣的作用，古今都作為保健的要穴。由於戰火紛擾，悉數擅失。
284～364年，晉代道家大醫葛洪《肘後備急方》大量收集了當時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簡便易行的灸方共達94項。《肘後卒救方》也收錄了多種灸療方法，其中對危重病症施灸方法記載更為詳細。葛洪是倡導灸療的先驅，並引起人們對灸療治急症的重視。
316-420年，東晉醫家陳延之所著《小品方》，對灸療方法多有論述，其中包括卷一調治三焦、胸痹、胸脅及心腹脹滿冷痛、下痢、咳嗽上氣奔豚、水腫諸方；卷二治頭面風、喉痛、暴厥、中風、狂妄噤痙、腳弱諸方，卷三治瀉痢、虛勞、遺精、失眠諸方；卷四治霍亂、中惡、食毒、血證、發黃諸方。卷五治鬼魅、狂癲諸方；卷六治冬月傷寒、春夏溫熱病、秋月中冷諸方；卷七治女子眾病、無子、妊胎、產後、崩事、宿疾諸方；卷八治少小百病諸方；卷九服食及寒食散諸方；卷十治外科諸病及金瘡、溺水、入井冢悶冒諸方；卷十一述本草藥性；卷十二灸法要穴。
古代民間，運用灸法祛病保健相當普及，但以往通行的灸法是在皮膚上直接灼艾，有很大痛感，還會留下疤痕，這些是身為金枝玉葉的皇親貴族們所不能允許的。經過歷代御醫們的不斷實踐，350年，發明了一種宮廷福灸的專用灸器—“瓦甑”，施治時御醫們運用多個“瓦甑”在人體腧穴上同時施灸，這種舒適安全療效顯著的養生保健方法，深受皇親國戚們的喜愛，一直被歷代宮廷御醫所用，並視為宮廷密術，這種灸器被不斷改進和完善，還成為道家、佛家、大德高僧濟世度人的法寶，隨後一千多年以來，歷代醫家所研製的各類福灸、奇灸、壽灸、寶灸器具，無不以東晉“瓦甑”為其圭臬。
514年，中華福灸療法和針刺療法傳到朝鮮，中華大醫的仁德精神和治療理論走向國外。
550年，中華大醫灸療聖法由朝鮮傳入日本，從此，他就在東瀛這塊土地上紮根、生長、開花、結果。
552年，國人以《針經》贈予倭國（日本）欽明天皇，書中論述了中華福灸療法和針刺療法的具體套用及其對防病抗病、延年益壽的功效，之後中華福灸開始秘傳於倭國（日本）朝內。
562年，南北朝時期的吳人知聰攜《明堂圖》等160卷醫書越海東渡，使得灸療法和針刺技術開始傳入倭國（日本），深受倭國（日本）朝野重視，發展迅速，成為倭國（日本）皇族及民眾療病保命之法。
倭國灸家八偶景山在其《養生一言草》中總結說：“小兒每月灸身柱、天樞，可保無病。有蟲氣之小兒，可不斷灸之，比藥物有效。”
581-682年，唐代“醫聖”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提倡中華福灸與藥物結合運用，書種收載了多種隔物灸法，如隔蒜灸、隔鹽灸、黃蠟灸等。以及用竹筒及葦筒塞入耳中，在筒口施灸以治耳病的“筒灸”。
615-685年，唐代崔知悌《骨蒸病灸方》一卷記載了大量灸療治病的經驗及案例，原書雖已擅失，但諸多內容尚存於《外台秘要》及《蘇沈良方》之中。
621年，少林寺十三棍僧義救唐王李世民。三年後，朝廷特使前來少林寺宣慰，返朝時帶回福灸，被皇親國戚奉為“少林之寶”，世代相傳，頤養天年。民間流傳古代少林寺高僧雲遊天下、求道傳法，隨身多帶福灸，凡遇重病沉疴，常能一灸了之。
633年，由於中華福灸具有簡單便利、功效確鑿的特點，被歷代醫家奉為至寶，也受到儒、釋、道各門派傳人的推崇，成為他們傳揚仁德、廣布恩澤、療疾保命、濟世養生的要法，被譽為“奇灸”、“福灸”、“壽灸”、“寶灸”。
653年，中醫經典《黃帝明堂灸經》面世，其釋義為“夫明堂者，聖人之遺教，黃帝之正經，紀血脈循環，明陰陽俞募，窮流注之玄妙，辨穴道之根源，為臟腑權衡，作經絡津要。今則采其精粹，去彼繁蕪，皆目睹有憑。手經奇功，書病源以知主療，圖人形貴免參差。並集小兒明堂編錄於次，庶幾長幼盡涉安衢，欲俾華夷同歸壽域云爾”。本書內容系統論述了成人及兒童常用要穴的灸治方法和所治疾患，成為北京和序中醫研究院萬福灸系列產品辨證施治、對症灸療的理論依據。
693年，唐代醫聖孫思邈以奇灸之法，療治百姓，長年養生，相傳他曾數度登臨峨眉，探仙求道，與峨眉高僧交流福灸療疾秘方；103歲仍才思敏捷，著書立說，遊歷名山大川，救治天下百姓，高壽145歲乃度天年而去。
701-762年，唐代詩仙李白幾度遊歷峨眉山禮佛求道，並讚嘆“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其間，李白曾得到峨眉山高僧福灸真法相傳。李白雖長年縱酒高歌、狂放不羈、起居無常、醉臥傷身，然有福灸佑體，仍能越花甲之年而乘鶴西歸，壽命卻比同代人高出1.2倍，福灸養生之功可見一斑。
713年，唐代武則天沿襲宮廷灸道之風，把奇灸奉為駐顏益壽之術，常年艾不離身，灸不離穴，古稀之年依然花容麗質、身姿矯健、精力充沛、威風八面，成為歷史上排名第三位的長壽皇帝。
752年，唐代著名醫學文獻家王燾，在其編纂的《外台秘要》一書中說道：“凡人年三十以上，若不灸足三里，令人氣上眼喑。陽氣逐漸衰弱，所以三里下氣也”。“適以御風邪以湯藥、中華福灸和針刺療法、蒸熨，隨用一法皆能愈疾，至於火艾，特有奇能”。本書明確提出了使用中華福灸療法進行日常養生保健，從而強身健體，提升生命品質的理念及其方法。
768～824年，唐代韓愈的《譴瘧鬼》詩云：“灸師施艾柱，酷若獵火圍”。說明唐代文人墨客、尋常百姓已普遍使用中華福灸之法治病療疾，福灸師作為一門獨立的職業盛行於市，服務於大眾的養生保健。
861年，唐代敦煌卷子本中的殘卷《新集備急灸經》原刻印本，不僅證實該書成書年代甚早，也表明我國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專書。
887-946年，劉昫的《舊唐書》記載，柳公度年八十餘歲，步履輕便，別人向他請教養生之術，他說：“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說明灸療之法是其康壽之道的根本。
927-976年，灸法在宋代皇宮中得到寵遇，太祖皇帝曾親自為太宗施灸並取艾自灸。《宋史》：“太宗嘗病亟，帝往觀之，親為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此事背後人傳為佳話。說明中華福灸之法早已不僅具有自身調養，還成為傳遞親情、關愛親人的健康之道。
1079-1149年，宋代莊綽的《灸膏肓俞穴法》，是作為防病保健灸法的專門典籍，對當時職業灸療師的養生服務及大眾居家保健產生了極大的指導和推進作用。
1140—1207年，宋代著名針灸家王執中編《針灸資生經》一書，亦以灸法為主，並記載了灸勞法、灸痔法、灸腸風、灸發背、膏肓俞灸療、小兒胎疝灸等灸治之法。
宋代趙佶等人的《聖濟總錄》等重要醫方書中多收載有灸療內容。強調陰毒、陰證、陽微最宜用灸的觀點，創隔巴豆、黃連灸療，方法是“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臍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聲，其病去矣”。
1146年，宋代太醫竇材在所寫的《扁鵲心書》中就有說到：“人至三十，可三年一灸臍下三百壯；五十可兩年一灸臍下三百壯；六十可一年一灸臍下三百壯，令人長生不老。餘五十時，常灸關元五百壯，即服保命丹、延壽丹。漸至身體輕健，羨進飲食。六十三時，因憂怒，忽見死脈於左手寸部，十九動而一止乃灸關元、命門各五百壯，五十日後死脈不復見矣。每年常如此灸，遂得老年健康。他還強調“藥之不及，針之不到，必須灸之”。
1220～1290年，元代羅天益著《衛生保健》一書，主張中華福灸和針刺療法與藥物並重，強調溫補脾胃用灸、防治中風用灸。
1226年，宋代聞人耆年老先生編撰的《備急灸法》一書中這樣說的：“凡倉卒救人者，惟艾灼收第一”，說明中華福灸療法起死回生的功效已被世人所公認。
1260年，梁農懍在《荊楚歲記》中記載：“端午采艾，懸門戶上，以攘毒氣”；說明中醫奇艾不僅可以用於治病療疾，還具有防蟲滅菌、驅除邪氣的作用。
1278年，據史料記載，元代征南元帥忒木兒統領十萬大軍，在揚州城外安營紮寨，犒勞三軍，準一舉奪下揚州府，請功進爵。不料，突然患病。初起僅是消化不良，腹痛便稀，漸至足脛冷若冰霜，麻木不仁，步履艱難，終於下肢完全不能活動，臥床不起。主帥病倒，帳下群龍無首，軍情危急。一日，忽見隨徵文官羅謙甫拜謁元帥。羅乃金元四大醫家之一東垣老人李杲的得意門生，曾隨師學醫10餘年。羅謙甫為忒木兒行切脈望診，道：“大帥年高氣弱，多年疆場征戰，朝暮行寒，加之飲食失節，多飲乳酪，履於卑溫，陽不能外固，由是清濕襲虛，病起於下，系寒濕相合而病。”元帥點頭應允。羅謙甫便採用急退寒濕之邪，峻補其陽之法，以陳艾溫灸腧穴。取出備好的陳艾絨，在元帥肚臍下一寸半處“氣海穴”，置艾絨溫灸，以補下焦濕氣；又在兩膝的“足三里穴”，用陳艾灸煦，以緩解溫寒而逆，引導陽氣下行……經過中華福灸施治，再投以溫經散寒，健脾燥溫之方劑。不幾天，忒木兒病勢好轉，又經過一段時間陳艾灸治，征南元帥又馳騁疆場了。
1281-1358年，金元時期醫家朱丹溪認為，熱證用灸乃“從治”之意，明確指出中華福灸之法不僅可以用於寒濕諸症的治療，若運用得法更可以對熱症產生特殊的療效。
1518—1593年，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說：“艾葉能灸百病”。現代醫學臨床研究證明，艾葉可宣通氣血、溫暖經絡，在提高機體免疫力的同時，還具有抗菌、抗病毒的功效。
1522-1620年，明代楊繼洲在《針灸大成》中提到灸足三里可以預防中風等各類防治疾病的問題；總結了運用灸法精準取穴，有效預防和治療疾病的經驗，從而推進了中華福灸療法的科學化、精確化、規範化。
1563-1640年，明代醫學家張介賓的《類經圖翼》中介紹了各類病證的灸療處方；說明歷代醫家極其重視臨床灸法的總結和完善。
1603-1687年，日本的《雲錦隨筆》記載，日本古代在德川幕府時代，江戶（東京）的永代橋建成時，德川將軍（當時的統治者）曾邀請三河國的長者萬兵衛進行“初渡”（當時習俗，每一座新橋建成，都要邀請年齡最高的長者第一個踏橋過河）。在舉行初渡儀式時，德川將軍曾問萬兵衛有體長壽之術，萬兵衛答道：“這事不難，我家祖傳每月月初八天，連續灸足三里穴，始終不渝，僅此而已。我虛度174歲，妻子173歲，子153歲，孫105歲。”德川將軍聽了驚嘆不已。
1613年，明代大醫李梴在《醫學入門》中進一步確認“保命之法，灼艾第一”，對中華福灸的奇特功效予以高度評價；自此之後，中華福灸被眾多醫家譽為“奇灸”、“福灸”、“壽灸”、“寶灸”。
1689～1748年，清代吳謙的《醫宗金鑒·刺灸心法要決》中介紹了19種病證的灸療處方及操作方法。《醫宗金鑒·癰疽灸法篇》指出：“癰疽初起七日內，開結拔毒灸最宜，不痛灸至痛方止，瘡痛灸至不痛時”；強調了中華福灸方法對症治療的獨特功效及其手法。同一時期，清代吳亦鼎編纂《神灸經論》，成為當時有較大影響的灸療專著。
1698年，康熙大帝巡幸五台山拜佛求道，並讚嘆五台山北台葉斗峰“絕磴摩群峭，高寒逼斗宮。鐘鳴千嶂外，人語九霄中。朔雪晴猶積，春冰暖未融。憑虛看陸海，此地即方蓬”；相傳在他返京時，清涼寺高僧饋贈“香艾”並向宮廷御醫傳授奇灸秘法；此後，康熙大帝雖日理萬機、殫精竭慮，卻常以奇灸之道養護龍體、培補元氣，以旺盛精力建樹偉業，執政61年之久，成為中國歷史上在位最長的皇帝。
1701-1800年，荷蘭人旁特及賴尼等人將中華福灸療法和針刺療法經由日本介紹至歐洲；法國醫生拉蘭利用灸療治破傷風、麻痹、骨髓疾病等。
同一時期，德國人甘弗在灸法特別是中華福灸的傳播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曾任荷蘭東印度公司外科醫生並在日本工作過，對灸法頗有研究，他在《海外珍聞錄》中明確主張用艾絨施灸，因為“在中國和日本常用作施灸的材料是艾絨”，在書中他畫了一幅圖，表明了施灸的穴位和灸法的適應症，這一史料充分說明中華福灸早在300年前即已被歐洲醫療界套用於臨床治療。
1704—1766年，清代名醫吳儀洛老先生在他所著《本草從新》里說：“艾葉苦辛，純陽之性，能回垂絕之陽，通十二經，走三陰，理氣血，逐寒濕，暖子宮，以之灸火，能透諸經而治百病”。清代廖潤鴻所著《針灸集成》中記載，“廣西有一人，少時多病，遇一異人，教令每日灸臍中，自後康健，竟年逾百歲而甚健壯”。
1711-1799年，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乾隆，極力踐行中醫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一生起居有常、飲食有節、動靜有度、養生有道，更善用中華福灸培固元陽、補先天之本、養後天之體，遂嬪妃如雲、縱情享樂，卻依然身體強健、紅光滿面。
1750年，乾隆曾西渡洛水至少林寺，即宿於此，並賦詩一首：“明日瞻中嶽，今宵宿少林。心依六禪靜，寺據萬山深。樹古風留籟，地靈夕作陰。應教半岩雨，發我夜窗吟”；在此期間乾隆皇帝還與少林寺禪醫在渺渺艾香中切磋福灸之法，研習養生之道。
1755年，乾隆御駕親征平定準噶爾，過長城關隘時，御敕關口守御所千總“奇灸”，鼓舞官軍強身健體、奮勇殺敵的士氣；傳說乾隆皇帝巡幸江南、閒居靜宜園（香山）、視察清漪園（頤和園）時，隨身常帶艾香，並以賞賜文官武將“奇灸”，親授中華福灸養生之法為樂事。
1793年，清代江夏人湯雲山長年享用湖北蘄艾“逐一切寒濕，轉肅殺之氣為融和；透經而治百種病邪，起沉疴之人為康壽”的功效，141歲乃度天年而去。乾隆御賜“再閱古稀”匾額，期間乾隆與紀曉嵐就141歲壽星為題對句，上聯“花甲重逢，增加三七歲月”，紀曉嵐對下聯“古稀雙慶，更多一度春秋”。
1867年，日本《帝國文庫》中有一段記載，江戶時代永代橋換架竣工儀式上，要推舉幾位長壽老人從橋上走過，最先走過的是三河水泉村平民百姓滿平和其一家三代的六位長壽老人。其中滿平242歲，滿平妻221歲，滿平子萬吉196歲，萬吉之妻193歲，滿平孫萬藏151歲，萬藏之妻138歲。人們自然十分驚異，紛紛詢問“汝家有何術？能長生者若是耶？”滿平笑而答曰：“唯有祖傳三里灸耳”。其灸法為：每月自朔日灸，至八日止，年中逐月無間斷”。
1880年，曾經編寫針灸學專著《針灸真髓》的倭國專家代田文志在長野縣40所學校對學齡兒童進行保健灸後的報告中說：“灸過身柱穴後，不易傷風感冒，食慾增加，發育也好了，總之健康狀況改善了。
公元前480年，中醫大典《黃帝內經》誕生，其中強調“針所不為，灸之所宜；陰陽俱虛，火自當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經絡堅緊，火所治之，陷下則灸之；經滿絡虛刺陰灸陽”；為北京和序中醫研究院萬福灸的研製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戰國時期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莊周在其代表作《莊子》中記述聖人孔子“無病而自灸”，由於善長用中華福灸養生保健，孔子雖經官場幾度沉浮、生活顛沛流離，卻仍能頤養天和，逾古稀之年而去。
公元前510年，名列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生活在長年煙雨濛濛、環境濕熱、素有福灸養生傳統的江南。雖然天生麗質，卻依然喜好香艾、樂享福灸、內調外養，成就了傾國傾城的絕世之美。
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孟子，對福灸養生之道頗有研究，曾提出“七年之疾當求三年之艾”的康壽理念；一生雖求證於諸侯各國，卻屢遭排擠、志無以達，因長年踐行灸道而至健康長壽，耄耋之年仍傳道授業，著書立說，終成亞聖，名垂千古。
25-220年，東漢《神農本草經》記載：艾草有溫陽、暖宮、除濕、通筋活血的功效。
150～219年，東漢醫聖張仲景所撰《傷寒雜病論》及其《金匱要略》中，除記載了以方藥辨治外感熱病及內傷雜病之外，還對灸療方法的套用及其禁忌症進行了深入研究。
213年，三國時期醫聖華佗之弟子吳普，精於醫術，尤其擅長以奇艾療疾治病、養生延年。輔之以華佗“五禽之戲”健體強身，年逾九十而牙齒完堅、耳目聰明，著有《吳普本草》一書，為後代醫家所稱道，高壽達200餘歲，成為中國古代十大壽星之一。
215-282年，魏晉時期名醫黃甫謐編著的《針灸甲乙經》記載了全身349個經穴的部位、主治疾患、灸療方法及其功效。該書對後世頗有影響，並先後傳入日本、朝鮮等國，對灸療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220-265年，曹操族親曹翕所編撰的《曹氏灸方》七卷本，當時，灸療養生之法多套用於人體關元之處，關元穴是小腸的募穴，是足太陰脾經、足厥陰肝經、足少陰腎經與任脈的交會穴，故統治足三陰、小腸、任脈諸經病。具有補腎壯陽、溫通經絡、理氣和血、補虛益損、壯一身之元氣的作用，古今都作為保健的要穴。由於戰火紛擾，悉數擅失。
284～364年，晉代道家大醫葛洪《肘後備急方》大量收集了當時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簡便易行的灸方共達94項。《肘後卒救方》也收錄了多種灸療方法，其中對危重病症施灸方法記載更為詳細。葛洪是倡導灸療的先驅，並引起人們對灸療治急症的重視。
316-420年，東晉醫家陳延之所著《小品方》，對灸療方法多有論述，其中包括卷一調治三焦、胸痹、胸脅及心腹脹滿冷痛、下痢、咳嗽上氣奔豚、水腫諸方；卷二治頭面風、喉痛、暴厥、中風、狂妄噤痙、腳弱諸方，卷三治瀉痢、虛勞、遺精、失眠諸方；卷四治霍亂、中惡、食毒、血證、發黃諸方。卷五治鬼魅、狂癲諸方；卷六治冬月傷寒、春夏溫熱病、秋月中冷諸方；卷七治女子眾病、無子、妊胎、產後、崩事、宿疾諸方；卷八治少小百病諸方；卷九服食及寒食散諸方；卷十治外科諸病及金瘡、溺水、入井冢悶冒諸方；卷十一述本草藥性；卷十二灸法要穴。
古代民間，運用灸法祛病保健相當普及，但以往通行的灸法是在皮膚上直接灼艾，有很大痛感，還會留下疤痕，這些是身為金枝玉葉的皇親貴族們所不能允許的。經過歷代御醫們的不斷實踐，350年，發明了一種宮廷福灸的專用灸器—“瓦甑”，施治時御醫們運用多個“瓦甑”在人體腧穴上同時施灸，這種舒適安全療效顯著的養生保健方法，深受皇親國戚們的喜愛，一直被歷代宮廷御醫所用，並視為宮廷密術，這種灸器被不斷改進和完善，還成為道家、佛家、大德高僧濟世度人的法寶，隨後一千多年以來，歷代醫家所研製的各類福灸、奇灸、壽灸、寶灸器具，無不以東晉“瓦甑”為其圭臬。
514年，中華福灸療法和針刺療法傳到朝鮮，中華大醫的仁德精神和治療理論走向國外。
550年，中華大醫灸療聖法由朝鮮傳入日本，從此，他就在東瀛這塊土地上紮根、生長、開花、結果。
552年，國人以《針經》贈予倭國（日本）欽明天皇，書中論述了中華福灸療法和針刺療法的具體套用及其對防病抗病、延年益壽的功效，之後中華福灸開始秘傳於倭國（日本）朝內。
562年，南北朝時期的吳人知聰攜《明堂圖》等160卷醫書越海東渡，使得灸療法和針刺技術開始傳入倭國（日本），深受倭國（日本）朝野重視，發展迅速，成為倭國（日本）皇族及民眾療病保命之法。
倭國灸家八偶景山在其《養生一言草》中總結說：“小兒每月灸身柱、天樞，可保無病。有蟲氣之小兒，可不斷灸之，比藥物有效。”
581-682年，唐代“醫聖”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提倡中華福灸與藥物結合運用，書種收載了多種隔物灸法，如隔蒜灸、隔鹽灸、黃蠟灸等。以及用竹筒及葦筒塞入耳中，在筒口施灸以治耳病的“筒灸”。
615-685年，唐代崔知悌《骨蒸病灸方》一卷記載了大量灸療治病的經驗及案例，原書雖已擅失，但諸多內容尚存於《外台秘要》及《蘇沈良方》之中。
621年，少林寺十三棍僧義救唐王李世民。三年後，朝廷特使前來少林寺宣慰，返朝時帶回福灸，被皇親國戚奉為“少林之寶”，世代相傳，頤養天年。民間流傳古代少林寺高僧雲遊天下、求道傳法，隨身多帶福灸，凡遇重病沉疴，常能一灸了之。
633年，由於中華福灸具有簡單便利、功效確鑿的特點，被歷代醫家奉為至寶，也受到儒、釋、道各門派傳人的推崇，成為他們傳揚仁德、廣布恩澤、療疾保命、濟世養生的要法，被譽為“奇灸”、“福灸”、“壽灸”、“寶灸”。
653年，中醫經典《黃帝明堂灸經》面世，其釋義為“夫明堂者，聖人之遺教，黃帝之正經，紀血脈循環，明陰陽俞募，窮流注之玄妙，辨穴道之根源，為臟腑權衡，作經絡津要。今則采其精粹，去彼繁蕪，皆目睹有憑。手經奇功，書病源以知主療，圖人形貴免參差。並集小兒明堂編錄於次，庶幾長幼盡涉安衢，欲俾華夷同歸壽域云爾”。本書內容系統論述了成人及兒童常用要穴的灸治方法和所治疾患，成為北京和序中醫研究院萬福灸系列產品辨證施治、對症灸療的理論依據。
693年，唐代醫聖孫思邈以奇灸之法，療治百姓，長年養生，相傳他曾數度登臨峨眉，探仙求道，與峨眉高僧交流福灸療疾秘方；103歲仍才思敏捷，著書立說，遊歷名山大川，救治天下百姓，高壽145歲乃度天年而去。
701-762年，唐代詩仙李白幾度遊歷峨眉山禮佛求道，並讚嘆“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其間，李白曾得到峨眉山高僧福灸真法相傳。李白雖長年縱酒高歌、狂放不羈、起居無常、醉臥傷身，然有福灸佑體，仍能越花甲之年而乘鶴西歸，壽命卻比同代人高出1.2倍，福灸養生之功可見一斑。
713年，唐代武則天沿襲宮廷灸道之風，把奇灸奉為駐顏益壽之術，常年艾不離身，灸不離穴，古稀之年依然花容麗質、身姿矯健、精力充沛、威風八面，成為歷史上排名第三位的長壽皇帝。
752年，唐代著名醫學文獻家王燾，在其編纂的《外台秘要》一書中說道：“凡人年三十以上，若不灸足三里，令人氣上眼喑。陽氣逐漸衰弱，所以三里下氣也”。“適以御風邪以湯藥、中華福灸和針刺療法、蒸熨，隨用一法皆能愈疾，至於火艾，特有奇能”。本書明確提出了使用中華福灸療法進行日常養生保健，從而強身健體，提升生命品質的理念及其方法。
768～824年，唐代韓愈的《譴瘧鬼》詩云：“灸師施艾柱，酷若獵火圍”。說明唐代文人墨客、尋常百姓已普遍使用中華福灸之法治病療疾，福灸師作為一門獨立的職業盛行於市，服務於大眾的養生保健。
861年，唐代敦煌卷子本中的殘卷《新集備急灸經》原刻印本，不僅證實該書成書年代甚早，也表明我國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專書。
887-946年，劉昫的《舊唐書》記載，柳公度年八十餘歲，步履輕便，別人向他請教養生之術，他說：“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說明灸療之法是其康壽之道的根本。
927-976年，灸法在宋代皇宮中得到寵遇，太祖皇帝曾親自為太宗施灸並取艾自灸。《宋史》：“太宗嘗病亟，帝往觀之，親為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此事背後人傳為佳話。說明中華福灸之法早已不僅具有自身調養，還成為傳遞親情、關愛親人的健康之道。
1079-1149年，宋代莊綽的《灸膏肓俞穴法》，是作為防病保健灸法的專門典籍，對當時職業灸療師的養生服務及大眾居家保健產生了極大的指導和推進作用。
1140—1207年，宋代著名針灸家王執中編《針灸資生經》一書，亦以灸法為主，並記載了灸勞法、灸痔法、灸腸風、灸發背、膏肓俞灸療、小兒胎疝灸等灸治之法。
宋代趙佶等人的《聖濟總錄》等重要醫方書中多收載有灸療內容。強調陰毒、陰證、陽微最宜用灸的觀點，創隔巴豆、黃連灸療，方法是“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臍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聲，其病去矣”。
1146年，宋代太醫竇材在所寫的《扁鵲心書》中就有說到：“人至三十，可三年一灸臍下三百壯；五十可兩年一灸臍下三百壯；六十可一年一灸臍下三百壯，令人長生不老。餘五十時，常灸關元五百壯，即服保命丹、延壽丹。漸至身體輕健，羨進飲食。六十三時，因憂怒，忽見死脈於左手寸部，十九動而一止乃灸關元、命門各五百壯，五十日後死脈不復見矣。每年常如此灸，遂得老年健康。他還強調“藥之不及，針之不到，必須灸之”。
1220～1290年，元代羅天益著《衛生保健》一書，主張中華福灸和針刺療法與藥物並重，強調溫補脾胃用灸、防治中風用灸。
1226年，宋代聞人耆年老先生編撰的《備急灸法》一書中這樣說的：“凡倉卒救人者，惟艾灼收第一”，說明中華福灸療法起死回生的功效已被世人所公認。
1260年，梁農懍在《荊楚歲記》中記載：“端午采艾，懸門戶上，以攘毒氣”；說明中醫奇艾不僅可以用於治病療疾，還具有防蟲滅菌、驅除邪氣的作用。
1278年，據史料記載，元代征南元帥忒木兒統領十萬大軍，在揚州城外安營紮寨，犒勞三軍，準一舉奪下揚州府，請功進爵。不料，突然患病。初起僅是消化不良，腹痛便稀，漸至足脛冷若冰霜，麻木不仁，步履艱難，終於下肢完全不能活動，臥床不起。主帥病倒，帳下群龍無首，軍情危急。一日，忽見隨徵文官羅謙甫拜謁元帥。羅乃金元四大醫家之一東垣老人李杲的得意門生，曾隨師學醫10餘年。羅謙甫為忒木兒行切脈望診，道：“大帥年高氣弱，多年疆場征戰，朝暮行寒，加之飲食失節，多飲乳酪，履於卑溫，陽不能外固，由是清濕襲虛，病起於下，系寒濕相合而病。”元帥點頭應允。羅謙甫便採用急退寒濕之邪，峻補其陽之法，以陳艾溫灸腧穴。取出備好的陳艾絨，在元帥肚臍下一寸半處“氣海穴”，置艾絨溫灸，以補下焦濕氣；又在兩膝的“足三里穴”，用陳艾灸煦，以緩解溫寒而逆，引導陽氣下行……經過中華福灸施治，再投以溫經散寒，健脾燥溫之方劑。不幾天，忒木兒病勢好轉，又經過一段時間陳艾灸治，征南元帥又馳騁疆場了。
1281-1358年，金元時期醫家朱丹溪認為，熱證用灸乃“從治”之意，明確指出中華福灸之法不僅可以用於寒濕諸症的治療，若運用得法更可以對熱症產生特殊的療效。
1518—1593年，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說：“艾葉能灸百病”。現代醫學臨床研究證明，艾葉可宣通氣血、溫暖經絡，在提高機體免疫力的同時，還具有抗菌、抗病毒的功效。
1522-1620年，明代楊繼洲在《針灸大成》中提到灸足三里可以預防中風等各類防治疾病的問題；總結了運用灸法精準取穴，有效預防和治療疾病的經驗，從而推進了中華福灸療法的科學化、精確化、規範化。
1563-1640年，明代醫學家張介賓的《類經圖翼》中介紹了各類病證的灸療處方；說明歷代醫家極其重視臨床灸法的總結和完善。
1603-1687年，日本的《雲錦隨筆》記載，日本古代在德川幕府時代，江戶（東京）的永代橋建成時，德川將軍（當時的統治者）曾邀請三河國的長者萬兵衛進行“初渡”（當時習俗，每一座新橋建成，都要邀請年齡最高的長者第一個踏橋過河）。在舉行初渡儀式時，德川將軍曾問萬兵衛有體長壽之術，萬兵衛答道：“這事不難，我家祖傳每月月初八天，連續灸足三里穴，始終不渝，僅此而已。我虛度174歲，妻子173歲，子153歲，孫105歲。”德川將軍聽了驚嘆不已。
1613年，明代大醫李梴在《醫學入門》中進一步確認“保命之法，灼艾第一”，對中華福灸的奇特功效予以高度評價；自此之後，中華福灸被眾多醫家譽為“奇灸”、“福灸”、“壽灸”、“寶灸”。
1689～1748年，清代吳謙的《醫宗金鑒·刺灸心法要決》中介紹了19種病證的灸療處方及操作方法。《醫宗金鑒·癰疽灸法篇》指出：“癰疽初起七日內，開結拔毒灸最宜，不痛灸至痛方止，瘡痛灸至不痛時”；強調了中華福灸方法對症治療的獨特功效及其手法。同一時期，清代吳亦鼎編纂《神灸經論》，成為當時有較大影響的灸療專著。
1698年，康熙大帝巡幸五台山拜佛求道，並讚嘆五台山北台葉斗峰“絕磴摩群峭，高寒逼斗宮。鐘鳴千嶂外，人語九霄中。朔雪晴猶積，春冰暖未融。憑虛看陸海，此地即方蓬”；相傳在他返京時，清涼寺高僧饋贈“香艾”並向宮廷御醫傳授奇灸秘法；此後，康熙大帝雖日理萬機、殫精竭慮，卻常以奇灸之道養護龍體、培補元氣，以旺盛精力建樹偉業，執政61年之久，成為中國歷史上在位最長的皇帝。
1701-1800年，荷蘭人旁特及賴尼等人將中華福灸療法和針刺療法經由日本介紹至歐洲；法國醫生拉蘭利用灸療治破傷風、麻痹、骨髓疾病等。
同一時期，德國人甘弗在灸法特別是中華福灸的傳播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曾任荷蘭東印度公司外科醫生並在日本工作過，對灸法頗有研究，他在《海外珍聞錄》中明確主張用艾絨施灸，因為“在中國和日本常用作施灸的材料是艾絨”，在書中他畫了一幅圖，表明了施灸的穴位和灸法的適應症，這一史料充分說明中華福灸早在300年前即已被歐洲醫療界套用於臨床治療。
1704—1766年，清代名醫吳儀洛老先生在他所著《本草從新》里說：“艾葉苦辛，純陽之性，能回垂絕之陽，通十二經，走三陰，理氣血，逐寒濕，暖子宮，以之灸火，能透諸經而治百病”。清代廖潤鴻所著《針灸集成》中記載，“廣西有一人，少時多病，遇一異人，教令每日灸臍中，自後康健，竟年逾百歲而甚健壯”。
1711-1799年，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皇帝乾隆，極力踐行中醫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一生起居有常、飲食有節、動靜有度、養生有道，更善用中華福灸培固元陽、補先天之本、養後天之體，遂嬪妃如雲、縱情享樂，卻依然身體強健、紅光滿面。
1750年，乾隆曾西渡洛水至少林寺，即宿於此，並賦詩一首：“明日瞻中嶽，今宵宿少林。心依六禪靜，寺據萬山深。樹古風留籟，地靈夕作陰。應教半岩雨，發我夜窗吟”；在此期間乾隆皇帝還與少林寺禪醫在渺渺艾香中切磋福灸之法，研習養生之道。
1755年，乾隆御駕親征平定準噶爾，過長城關隘時，御敕關口守御所千總“奇灸”，鼓舞官軍強身健體、奮勇殺敵的士氣；傳說乾隆皇帝巡幸江南、閒居靜宜園（香山）、視察清漪園（頤和園）時，隨身常帶艾香，並以賞賜文官武將“奇灸”，親授中華福灸養生之法為樂事。
1793年，清代江夏人湯雲山長年享用湖北蘄艾“逐一切寒濕，轉肅殺之氣為融和；透經而治百種病邪，起沉疴之人為康壽”的功效，141歲乃度天年而去。乾隆御賜“再閱古稀”匾額，期間乾隆與紀曉嵐就141歲壽星為題對句，上聯“花甲重逢，增加三七歲月”，紀曉嵐對下聯“古稀雙慶，更多一度春秋”。
1867年，日本《帝國文庫》中有一段記載，江戶時代永代橋換架竣工儀式上，要推舉幾位長壽老人從橋上走過，最先走過的是三河水泉村平民百姓滿平和其一家三代的六位長壽老人。其中滿平242歲，滿平妻221歲，滿平子萬吉196歲，萬吉之妻193歲，滿平孫萬藏151歲，萬藏之妻138歲。人們自然十分驚異，紛紛詢問“汝家有何術？能長生者若是耶？”滿平笑而答曰：“唯有祖傳三里灸耳”。其灸法為：每月自朔日灸，至八日止，年中逐月無間斷”。
1880年，曾經編寫針灸學專著《針灸真髓》的倭國專家代田文志在長野縣40所學校對學齡兒童進行保健灸後的報告中說：“灸過身柱穴後，不易傷風感冒，食慾增加，發育也好了，總之健康狀況改善了。
1912年（明治45年），日本醫家開始對灸法運用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將實驗動物學引入針灸學領域，經對施灸局部的影響的研究表明：艾燃燒生成物可通過灸熱對應的經絡穴位及其皮膚處滲透進去，艾灸（福灸）刺激可誘導局部肌肉產生某種物質，而施灸部位產生的這種物質可作為免疫源而激活免疫系統，從而起到防治疾病的作用。
1937年，日本政府組織掀起全民三里灸健康運動。日本的《新國民保健法》一書，提倡足三里灸，亦稱之為無病長壽灸。許多地方把灸足三里穴作為主要健身術。
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中，有兩種傳本的古代經脈著作，一種是《足臂十一脈灸經》，另一種是《陰陽十一脈灸經》。說明早在西漢之前，中華福灸療法已形成較為完善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成為獨立的學科。
1937年，日本政府組織掀起全民三里灸健康運動。日本的《新國民保健法》一書，提倡足三里灸，亦稱之為無病長壽灸。許多地方把灸足三里穴作為主要健身術。
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中，有兩種傳本的古代經脈著作，一種是《足臂十一脈灸經》，另一種是《陰陽十一脈灸經》。說明早在西漢之前，中華福灸療法已形成較為完善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成為獨立的學科。
研究
1980年，日本人須藤作等做過的灸法抗癌研究，還表明艾灸（福灸）可以使皮膚組織中潛在的抗癌作用得到活化，起到治癌抗癌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