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生活經典:格古要論》元代與明代初年，富饒的江南地區人文環境優越，為古物鑑藏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和文化基礎，出現不少專事收藏的大家。以活躍的古物鑑藏與交易活動為背景，誕生了《格古要論》這部文物鑑賞專著。這本《格古要論》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以明代周履靖《夷門廣牘》本為參校本。《中華生活經典:格古要論》文字一依《四庫全書》本，個別條目據其相關性進行微調，以便於點評。對於書中個別刊刻錯誤，直接改正，未出校記；對於一些比較重要的異文，在注釋中略作說明。
基本介紹
- 書名：中華生活經典:格古要論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2年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101084354, 9787101084351
- 作者：曹昭 楊春俏
- 出版社：中華書局
- 頁數：277頁
- 開本：16
- 品牌：中華書局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華生活經典:格古要論》簡明扼要地對文物進行概述，對名玩優劣、作偽手法以及鑒偽要點均有所議論，使人展卷而能較為系統全面地了解文物概貌，獲得一定的鑑賞知識。《中華生活經典:格古要論》還按文物性質分設門類，突破了前人隨見隨記、次第不清、體例不明、內容駁雜的局限，創立了一種全新的著述體例，構築起通論性古物鑑定專著的基本框架，堪稱後世文物鑑定類專著的開山鼻祖。
作者簡介
作者：（明朝）曹昭 楊春俏
圖書目錄
前言
卷上
古銅器論
古畫論
古墨跡論
古碑法帖論
卷中
古琴論
古硯論
珍奇論
金鐵論
卷下
古窯器論
古漆器論
錦綺論
異木論(雜物附)
異石論
卷上
古銅器論
古畫論
古墨跡論
古碑法帖論
卷中
古琴論
古硯論
珍奇論
金鐵論
卷下
古窯器論
古漆器論
錦綺論
異木論(雜物附)
異石論
序言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出現關於文物鑑定和辨偽的議論，但是直到宋代，皆為隻言片語，沒有多少學術價值和實用意義。北宋中後期，海內承平日久，社會富庶，博古收藏之風大盛，對鑑定、辨偽的需求也日益增長，逐漸出現一些鑑賞類著作，如米芾的《書史》、《畫史》、《硯史》以及南宋杜綰的《雲林石譜》、趙希鵠的《洞天清錄集》等，在古物鑑藏方面都有不少精當的論述。然而這些著述或限於單門獨類，或為隨筆雜議，範圍既窄，篇幅又小，並不具備鑑藏專著性質的體例和構架。
元代與明代初年，富饒的江南地區人文環境優越，為古物鑑藏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和文化基礎，出現不少專事收藏的大家。以活躍的古物鑑藏與交易活動為背景，誕生了《格古要論》這部文物鑑賞專著。該書簡明扼要地對文物進行概述，對名玩優劣、作偽手法以及鑒偽要點均有所議論，使人展卷而能較為系統全面地了解文物概貌，獲得一定的鑑賞知識，因而為當時及後世文物鑑賞家所重視。更重要的是，該書在繼承前人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按文物性質分設門類，門類之下又有子目，分別予以論述，突破了前人隨見隨記、次第不清、體例不明、內容駁雜的局限，創立了一種全新的著述體例，構築起通論性古物鑑定專著的基本框架，為後世提供了寫作體例方面的參考。從中國文物研究史來看，《格古要論》不僅是明代同類著作的第一部，而且堪稱後世文物鑑定類專著的開山鼻祖。
《格古要論》的作者曹昭，字明仲，元末明初松江華亭(今上海市)人，生平不詳。曾編校《格古要論》的明代松江人舒敏在序言中稱曹氏“世為吳下簪纓舊族”，曹昭自稱“先子貞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畫、古琴、舊硯、彝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為珍玩。其售之者，往來尤多”，據此，曹昭的祖上應是仕宦人家，他的父親雖未做官，但家境殷富，有興趣、有能力購藏古物。曹昭自幼耳濡目染，不僅嗜好古董，而且還將其當做一門學問來做，“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否而後已”，很有一股潛心鑽研、究根問底的精神，故而能夠在古物賞鑒領域“見之廣，識之精，而講之素”。他有感於許多紈絝子弟從事文玩收藏，“其心雖好，而目未之識”，所以“取古銅器、書畫、異物，分高下，辨真贗，舉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纂成《格古要論》一書，為“世之好事者”提供借鑑。書成之後，曹昭親撰序文，落款時間現有兩種：一為“洪武二十年三月望日”，即1387年；一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即1388年。這種分歧與《格古要論》的流傳版本有關。
據曹昭自序，《格古要論》為其晚年所撰，同鄉人舒敏曾對該書進行編校，明初刊本迄今未見。明清兩朝流傳過程中，出現了三卷本、五卷本、十三卷本和節錄本等4個版本。三卷本應為曹昭原本，現有《夷門廣牘》本和《四庫全書》本兩種，前者刻於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是現今可見有明確紀年的最早刊本；後者題為“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具體版本不詳。這兩個三卷本所收曹昭序文時間均為“洪武二十年”，門類劃分與文字內容完全相同，唯《夷門廣牘》本目錄略有訛誤。明代景泰、天順年問，江西吉水人王佐曾對《格古要論》進行大規模增補，不僅增加了“法帖題跋”、“金石遺文”、“文房論”、“古今誥勒題跋”等門類，而且在“古碑法帖”門類下大量抄錄各處碑帖和考證跋語文字，在次序編排上也頗有變動，成為十三卷本，仍襲舊名，於天順三年(1459)刊版流布。這個新增本在明代曾多次翻刻，然自清代乾嘉以來，學者和賞鑒家認為其內容多為雜抄，見識遠不如曹昭本，因而尊崇原本，輕視新增本。現在看來，新增本雖然客觀上保存了一些古物、碑帖、題跋、宋元遺蹟等資料，卻殊失“舉其要略，書而成編”之義，成了資料的堆砌彙編，於“要論”已名實不符。因此本次編校舍王佐新增本不用，一依曹氏原書。
《格古要論》全書只有一萬二千餘字，分三卷、十三論：上卷為古銅器、古畫、古墨跡、古碑法帖等四論，中卷為古琴、古硯、珍奇、金鐵等四論，下卷為古窯器、古漆器、錦綺、異木、異石等五論，總計201條。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一次序視為曹昭原書的安排，那么可以說，曹昭不僅已對“文物”這一概念形成較為清晰、完整的把握，而且已經具備了文物鑑藏史的意識。
一種物品能否進入收藏領域，不僅取決於其自身屬性與價值，而且受經濟水平、社會風尚、政治觀念、歷史發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格古要論》反映了元末明初的文物收藏狀況，自“古銅器論”至“古硯論”六門以及“異石論”，宋元人多所論及，本書借鑑前人成果較多，卻也時見曹昭個人的精彩論述；自“珍奇論”至“異木論”六門，則前所未有，是曹昭的創新。這部分內容被公認為本書的亮點，對後世的影響也最為深遠。
《格古要論》列於卷首的“古銅器”，是夏、商、周三代的禮樂之器，由貴金屬鑄成，象徵著權力、身份與地位，深藏宗廟之內，不輕易示人，可以說，“藏”是青銅器的天然屬性。即使作為單純的收藏對象，其歷史也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北宋時已發展為專門的收藏門類，“金石學”成為最早確立的學科，出現呂大臨《考古圖》、宋徽宗敕編《博古圖錄》、趙明誠《金石錄》等各類公私著述。另外，南宋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鐘鼎彝器辨”中有關於青銅器作偽、辨偽的介紹，此書對曹昭影響重大，《格古要論》是對該書的傳承和發展。
除了青銅器，《格古要論》上卷還包括與書畫相關的三論。就性質和功能而言，書畫可以說是天然的鑑藏對象，成為歷代皇室和民間收藏的大宗門類。繪畫藝術自漢代以來即受到皇家重視，被宮廷貴室收藏，理論著述則有南朝齊梁年間謝赫的《古畫品錄》、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宋代米芾的《畫史》等；書法藝術盛行於漢魏六朝，在唐代備受推崇，相關著述有唐人孫過庭的《書譜》、北宋米芾的《書史》、南宋姜夔的《續書譜》等。由於對書法藝術和書法作品的追求，在刻石與雕版印刷技術的影響下，珍稀難得的法書真跡自北宋起被製成碑帖，以複印本形式普及流傳。《洞天清錄集》中的“古畫辨”、“古翰墨真跡辨”、“古今紙花印色辨”和“古今石刻辨”，為曹昭直接參考或引用，構成《格古要論》中“古畫論”、“古墨跡論”和“古碑法帖論”的基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畫論”。該論大體包括兩類內容：一，論述了古畫鑑藏中的評判標準、鑑定依據、注意事項等要點，首次記錄了元代藝術大師趙孟頻關於“書畫一法”和“士夫畫”的議論，為研究古代繪畫史留下無比珍貴的史料；二，在歷代畫家中“略取數人家法”，列出自唐代王維至元初高士安的簡單名錄，已經顯示出將過去的畫壇大家按宗派系譜方式排列、歸類成脈的畫史意識。前入評價《格古要論》，以為書畫部分多所承襲，較少新意，甚至因此而全盤否定該書的價值，這是有失公允的。
《格古要論》中、下兩卷所收各類器物，皆為元末明初江南文人士大夫階層的文房清玩，反映著“博古好雅”的審美趣味與價值取向。
古琴論。琴曾是文人怡情養性、抒懷達志的重要媒介，唐宋時期王侯顯宦對琴樂的好尚，促進了制琴工藝的發展。《洞天清錄集》中有“古琴辨”，涉及古琴鑑別、制琴工藝、收藏彈奏等方方面面，論述極為詳細。隨著士大夫階層素養結構的改變，琴的實用功能趨於淡化，越來越成為身份的象徵與書房的裝點，所以《格古要論》“古琴論”僅僅摘錄與鑑藏相關的斷紋、材質、樣式等方面的內容，排列在器物類文房清玩之首。
古硯論。硯為文房必備，性質堅固，能長久保存。大約在西漢中期，硯已從單純的書寫工具中分離出來，發展成文人案頭具有藝術內涵的“清玩”，成為鑑賞收藏的對象，出現《硯史》、《硯譜》等著作，《洞天清錄集》中也有“古硯辨”。由於五代與兩宋的持續開採，優質硯石資源至元代已經趨於枯竭，所以《格古要論》“古硯論”大體承襲前人成說。
珍奇論。此論包括玉器、瑪瑙、珍珠、犀角、象牙等珍奇異寶，共有近四十個品種，全都具有材質稀有、外觀華美的屬性，“奢侈昂貴”幾乎是其與生俱來的標籤。這些珍奇很多來自遙遠的異域，自古以來幾乎為特權階層所專享，後來隨著經濟發展、等級制度的相對淡化而逐步流入民間。從鑑藏角度而言，其中部分品種並非曹昭首次提及，但對諸多珍寶系統地品評優劣、鑑別真偽，則以《格古要論》為最早，而且後世也罕見如此系統的論述。
金鐵論。金銀屬於儲量有限的貴金屬，以之製成的器物，很早就成為人們珍藏的對象，但是把金銀器明確作為鑑藏門類，從理論上加以歸納概括，在此前的同類著作中尚未出現。《格古要論》重視金銀器，可能與元代統治者近乎痴迷地喜愛金銀器物、極大地促進相關工藝的發展密不可分。鑌鐵和定鐵製成的刀具鋒利無比，在元代也頗受重視，因為冶煉工藝複雜，這兩種材料極為難得，也屬高檔藏品。曹昭的敘述，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古窯器論。陶瓷的歷史極為漫長，但長期以來只是作為生活實用器具，宋元時期的著作均末將瓷器列入鑑藏範疇，偶然有論述，大多語焉不詳，不成體系。曹昭的“古窯器論”是最早的關於陶瓷器的專論，對五代以來的柴窯等十餘種窯器論述特徵，品評優劣，介紹真偽鑑定方面的知識，不僅為當時的陶瓷鑑藏家提供了參考，而且為後世保存了大量的珍貴資料，有些論斷為中國陶瓷史上首次記載，後世多沿襲至今。
古漆器論。漆器較早就作為生活實用器具使用，曹昭首次將其列入鑑藏範疇，並對主要品種加以系統梳理，而且留下關於元明之際著名漆工張成、楊茂、彭君寶等人的記載。晚明人黃成的《髹飾錄》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部漆藝專著，其中的許多認識直接源自本書。
錦綺論。本論記述一些特殊紋樣的古錦、刻絲工藝以及西域、南方等地傳入的織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元時期紡織業的發展狀況與中外交流情況。
異木論。唐宋時期，家具形制發生重大改變，明代家具更是發展至繁榮和巔峰狀態。許多珍奇木材套用於建築、家具和小型器物加工領域，受到人們的大力追捧。在這種背景下，曹昭首次將木、紫檀木等十幾種珍稀木材納入鑑藏範疇，進行系統梳理，加以品評，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徵。
異石論。中國藏石、賞石之風源遠流長，唐宋時期園林藝術的興起，帶動了賞石文化的蓬勃發展，至宋代達於鼎盛，出現多部論石專著，如杜綰《雲林石譜》、常懋《宣和石譜》等。曹昭記錄了靈璧石等近二十種名石，雖不及《雲林石譜》等專著種類豐富，卻也增添了幾種前人未曾涉及的種類，反映了元末明初鑑藏奇石的社會風貌。
作為我國現存較早的一部體系相對完備、門類十分豐富的古物鑑藏專著，《格古要論》自問世迄今已有六百餘年，卻始終未以單行本形式刊行，也沒有點校本出版。在考古學、文物學日益顯示其重要作用的今天，當我們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和總結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史時，便不能不承認《格古要論》的學術價值及其重要地位。我們現在整理出版這個注釋點評本，一方面是希望世人了解《格古要論》一書的學術地位和價值，另一方面也希望這部書能為當代文物收藏活動提供一些借鑑。
本書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以明代周履靖《夷門廣牘》本為參校本。全書文字一依《四庫全書》本，個別條目據其相關性進行微調，以便於點評。對於書中個別刊刻錯誤，直接改正，未出校記；對於一些比較重要的異文，在注釋中略作說明。
“注釋”主要解決難以理解的字詞與文化常識性內容，偶爾對難以理解的語句進行串講，力求簡明扼要。“譯文”以直譯為主，但是為使語句通順流暢，個別地方採取了意譯的處理方式。《格古要論》的編纂宗旨在於描述古物特徵，品評優劣，鑑別真偽，它所反映的是元末明初的古物鑑藏狀況，與今天隔了六百多年的歲月。從生活時代而言，曹昭所“格”之“古”對今人無疑更加古老，我們渴望為書中那些琳琅滿目的文物勾勒出更為清晰的歷史背景；從文物鑑定方法而言，我們擁有曹昭從未夢想過的技術手段，可以從科學角度對其經驗性的判斷作出解釋，對其受時代限制作出的錯誤判斷進行糾正。因此，我們在“點評”部分用力尤多，力求根據文物特點，在有限的篇幅內為讀者提供歷史、藝術、科普等方面的知識，說明該文物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並對古人的一些錯誤認識作出解釋與說明，從而使這部著作能夠真正跨越時空，走進今天的文物鑑藏領域，走進當代入的視野。
曹昭幼承家學，畢生鑽研，直至老年仍不敢懈怠，唯恐學問不精，誠懇坦言自己的著作“其間或有謬誤，尚冀多識君子幸而正之”，何況筆者識見淺陋，注釋、點評中難免存在紕漏訛誤，尚希方家斧正。
楊春俏
2011年冬
元代與明代初年，富饒的江南地區人文環境優越，為古物鑑藏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和文化基礎，出現不少專事收藏的大家。以活躍的古物鑑藏與交易活動為背景，誕生了《格古要論》這部文物鑑賞專著。該書簡明扼要地對文物進行概述，對名玩優劣、作偽手法以及鑒偽要點均有所議論，使人展卷而能較為系統全面地了解文物概貌，獲得一定的鑑賞知識，因而為當時及後世文物鑑賞家所重視。更重要的是，該書在繼承前人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按文物性質分設門類，門類之下又有子目，分別予以論述，突破了前人隨見隨記、次第不清、體例不明、內容駁雜的局限，創立了一種全新的著述體例，構築起通論性古物鑑定專著的基本框架，為後世提供了寫作體例方面的參考。從中國文物研究史來看，《格古要論》不僅是明代同類著作的第一部，而且堪稱後世文物鑑定類專著的開山鼻祖。
《格古要論》的作者曹昭，字明仲，元末明初松江華亭(今上海市)人，生平不詳。曾編校《格古要論》的明代松江人舒敏在序言中稱曹氏“世為吳下簪纓舊族”，曹昭自稱“先子貞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畫、古琴、舊硯、彝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為珍玩。其售之者，往來尤多”，據此，曹昭的祖上應是仕宦人家，他的父親雖未做官，但家境殷富，有興趣、有能力購藏古物。曹昭自幼耳濡目染，不僅嗜好古董，而且還將其當做一門學問來做，“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否而後已”，很有一股潛心鑽研、究根問底的精神，故而能夠在古物賞鑒領域“見之廣，識之精，而講之素”。他有感於許多紈絝子弟從事文玩收藏，“其心雖好，而目未之識”，所以“取古銅器、書畫、異物，分高下，辨真贗，舉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纂成《格古要論》一書，為“世之好事者”提供借鑑。書成之後，曹昭親撰序文，落款時間現有兩種：一為“洪武二十年三月望日”，即1387年；一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即1388年。這種分歧與《格古要論》的流傳版本有關。
據曹昭自序，《格古要論》為其晚年所撰，同鄉人舒敏曾對該書進行編校，明初刊本迄今未見。明清兩朝流傳過程中，出現了三卷本、五卷本、十三卷本和節錄本等4個版本。三卷本應為曹昭原本，現有《夷門廣牘》本和《四庫全書》本兩種，前者刻於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是現今可見有明確紀年的最早刊本；後者題為“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具體版本不詳。這兩個三卷本所收曹昭序文時間均為“洪武二十年”，門類劃分與文字內容完全相同，唯《夷門廣牘》本目錄略有訛誤。明代景泰、天順年問，江西吉水人王佐曾對《格古要論》進行大規模增補，不僅增加了“法帖題跋”、“金石遺文”、“文房論”、“古今誥勒題跋”等門類，而且在“古碑法帖”門類下大量抄錄各處碑帖和考證跋語文字，在次序編排上也頗有變動，成為十三卷本，仍襲舊名，於天順三年(1459)刊版流布。這個新增本在明代曾多次翻刻，然自清代乾嘉以來，學者和賞鑒家認為其內容多為雜抄，見識遠不如曹昭本，因而尊崇原本，輕視新增本。現在看來，新增本雖然客觀上保存了一些古物、碑帖、題跋、宋元遺蹟等資料，卻殊失“舉其要略，書而成編”之義，成了資料的堆砌彙編，於“要論”已名實不符。因此本次編校舍王佐新增本不用，一依曹氏原書。
《格古要論》全書只有一萬二千餘字，分三卷、十三論：上卷為古銅器、古畫、古墨跡、古碑法帖等四論，中卷為古琴、古硯、珍奇、金鐵等四論，下卷為古窯器、古漆器、錦綺、異木、異石等五論，總計201條。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一次序視為曹昭原書的安排，那么可以說，曹昭不僅已對“文物”這一概念形成較為清晰、完整的把握，而且已經具備了文物鑑藏史的意識。
一種物品能否進入收藏領域，不僅取決於其自身屬性與價值，而且受經濟水平、社會風尚、政治觀念、歷史發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格古要論》反映了元末明初的文物收藏狀況，自“古銅器論”至“古硯論”六門以及“異石論”，宋元人多所論及，本書借鑑前人成果較多，卻也時見曹昭個人的精彩論述；自“珍奇論”至“異木論”六門，則前所未有，是曹昭的創新。這部分內容被公認為本書的亮點，對後世的影響也最為深遠。
《格古要論》列於卷首的“古銅器”，是夏、商、周三代的禮樂之器，由貴金屬鑄成，象徵著權力、身份與地位，深藏宗廟之內，不輕易示人，可以說，“藏”是青銅器的天然屬性。即使作為單純的收藏對象，其歷史也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北宋時已發展為專門的收藏門類，“金石學”成為最早確立的學科，出現呂大臨《考古圖》、宋徽宗敕編《博古圖錄》、趙明誠《金石錄》等各類公私著述。另外，南宋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鐘鼎彝器辨”中有關於青銅器作偽、辨偽的介紹，此書對曹昭影響重大，《格古要論》是對該書的傳承和發展。
除了青銅器，《格古要論》上卷還包括與書畫相關的三論。就性質和功能而言，書畫可以說是天然的鑑藏對象，成為歷代皇室和民間收藏的大宗門類。繪畫藝術自漢代以來即受到皇家重視，被宮廷貴室收藏，理論著述則有南朝齊梁年間謝赫的《古畫品錄》、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宋代米芾的《畫史》等；書法藝術盛行於漢魏六朝，在唐代備受推崇，相關著述有唐人孫過庭的《書譜》、北宋米芾的《書史》、南宋姜夔的《續書譜》等。由於對書法藝術和書法作品的追求，在刻石與雕版印刷技術的影響下，珍稀難得的法書真跡自北宋起被製成碑帖，以複印本形式普及流傳。《洞天清錄集》中的“古畫辨”、“古翰墨真跡辨”、“古今紙花印色辨”和“古今石刻辨”，為曹昭直接參考或引用，構成《格古要論》中“古畫論”、“古墨跡論”和“古碑法帖論”的基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畫論”。該論大體包括兩類內容：一，論述了古畫鑑藏中的評判標準、鑑定依據、注意事項等要點，首次記錄了元代藝術大師趙孟頻關於“書畫一法”和“士夫畫”的議論，為研究古代繪畫史留下無比珍貴的史料；二，在歷代畫家中“略取數人家法”，列出自唐代王維至元初高士安的簡單名錄，已經顯示出將過去的畫壇大家按宗派系譜方式排列、歸類成脈的畫史意識。前入評價《格古要論》，以為書畫部分多所承襲，較少新意，甚至因此而全盤否定該書的價值，這是有失公允的。
《格古要論》中、下兩卷所收各類器物，皆為元末明初江南文人士大夫階層的文房清玩，反映著“博古好雅”的審美趣味與價值取向。
古琴論。琴曾是文人怡情養性、抒懷達志的重要媒介，唐宋時期王侯顯宦對琴樂的好尚，促進了制琴工藝的發展。《洞天清錄集》中有“古琴辨”，涉及古琴鑑別、制琴工藝、收藏彈奏等方方面面，論述極為詳細。隨著士大夫階層素養結構的改變，琴的實用功能趨於淡化，越來越成為身份的象徵與書房的裝點，所以《格古要論》“古琴論”僅僅摘錄與鑑藏相關的斷紋、材質、樣式等方面的內容，排列在器物類文房清玩之首。
古硯論。硯為文房必備，性質堅固，能長久保存。大約在西漢中期，硯已從單純的書寫工具中分離出來，發展成文人案頭具有藝術內涵的“清玩”，成為鑑賞收藏的對象，出現《硯史》、《硯譜》等著作，《洞天清錄集》中也有“古硯辨”。由於五代與兩宋的持續開採，優質硯石資源至元代已經趨於枯竭，所以《格古要論》“古硯論”大體承襲前人成說。
珍奇論。此論包括玉器、瑪瑙、珍珠、犀角、象牙等珍奇異寶，共有近四十個品種，全都具有材質稀有、外觀華美的屬性，“奢侈昂貴”幾乎是其與生俱來的標籤。這些珍奇很多來自遙遠的異域，自古以來幾乎為特權階層所專享，後來隨著經濟發展、等級制度的相對淡化而逐步流入民間。從鑑藏角度而言，其中部分品種並非曹昭首次提及，但對諸多珍寶系統地品評優劣、鑑別真偽，則以《格古要論》為最早，而且後世也罕見如此系統的論述。
金鐵論。金銀屬於儲量有限的貴金屬，以之製成的器物，很早就成為人們珍藏的對象，但是把金銀器明確作為鑑藏門類，從理論上加以歸納概括，在此前的同類著作中尚未出現。《格古要論》重視金銀器，可能與元代統治者近乎痴迷地喜愛金銀器物、極大地促進相關工藝的發展密不可分。鑌鐵和定鐵製成的刀具鋒利無比，在元代也頗受重視，因為冶煉工藝複雜，這兩種材料極為難得，也屬高檔藏品。曹昭的敘述，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古窯器論。陶瓷的歷史極為漫長，但長期以來只是作為生活實用器具，宋元時期的著作均末將瓷器列入鑑藏範疇，偶然有論述，大多語焉不詳，不成體系。曹昭的“古窯器論”是最早的關於陶瓷器的專論，對五代以來的柴窯等十餘種窯器論述特徵，品評優劣，介紹真偽鑑定方面的知識，不僅為當時的陶瓷鑑藏家提供了參考，而且為後世保存了大量的珍貴資料，有些論斷為中國陶瓷史上首次記載，後世多沿襲至今。
古漆器論。漆器較早就作為生活實用器具使用，曹昭首次將其列入鑑藏範疇，並對主要品種加以系統梳理，而且留下關於元明之際著名漆工張成、楊茂、彭君寶等人的記載。晚明人黃成的《髹飾錄》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部漆藝專著，其中的許多認識直接源自本書。
錦綺論。本論記述一些特殊紋樣的古錦、刻絲工藝以及西域、南方等地傳入的織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元時期紡織業的發展狀況與中外交流情況。
異木論。唐宋時期，家具形制發生重大改變，明代家具更是發展至繁榮和巔峰狀態。許多珍奇木材套用於建築、家具和小型器物加工領域，受到人們的大力追捧。在這種背景下，曹昭首次將木、紫檀木等十幾種珍稀木材納入鑑藏範疇，進行系統梳理，加以品評，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徵。
異石論。中國藏石、賞石之風源遠流長，唐宋時期園林藝術的興起，帶動了賞石文化的蓬勃發展，至宋代達於鼎盛，出現多部論石專著，如杜綰《雲林石譜》、常懋《宣和石譜》等。曹昭記錄了靈璧石等近二十種名石，雖不及《雲林石譜》等專著種類豐富，卻也增添了幾種前人未曾涉及的種類，反映了元末明初鑑藏奇石的社會風貌。
作為我國現存較早的一部體系相對完備、門類十分豐富的古物鑑藏專著，《格古要論》自問世迄今已有六百餘年，卻始終未以單行本形式刊行，也沒有點校本出版。在考古學、文物學日益顯示其重要作用的今天，當我們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和總結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史時，便不能不承認《格古要論》的學術價值及其重要地位。我們現在整理出版這個注釋點評本，一方面是希望世人了解《格古要論》一書的學術地位和價值，另一方面也希望這部書能為當代文物收藏活動提供一些借鑑。
本書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以明代周履靖《夷門廣牘》本為參校本。全書文字一依《四庫全書》本，個別條目據其相關性進行微調，以便於點評。對於書中個別刊刻錯誤，直接改正，未出校記；對於一些比較重要的異文，在注釋中略作說明。
“注釋”主要解決難以理解的字詞與文化常識性內容，偶爾對難以理解的語句進行串講，力求簡明扼要。“譯文”以直譯為主，但是為使語句通順流暢，個別地方採取了意譯的處理方式。《格古要論》的編纂宗旨在於描述古物特徵，品評優劣，鑑別真偽，它所反映的是元末明初的古物鑑藏狀況，與今天隔了六百多年的歲月。從生活時代而言，曹昭所“格”之“古”對今人無疑更加古老，我們渴望為書中那些琳琅滿目的文物勾勒出更為清晰的歷史背景；從文物鑑定方法而言，我們擁有曹昭從未夢想過的技術手段，可以從科學角度對其經驗性的判斷作出解釋，對其受時代限制作出的錯誤判斷進行糾正。因此，我們在“點評”部分用力尤多，力求根據文物特點，在有限的篇幅內為讀者提供歷史、藝術、科普等方面的知識，說明該文物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並對古人的一些錯誤認識作出解釋與說明，從而使這部著作能夠真正跨越時空，走進今天的文物鑑藏領域，走進當代入的視野。
曹昭幼承家學，畢生鑽研，直至老年仍不敢懈怠，唯恐學問不精，誠懇坦言自己的著作“其間或有謬誤，尚冀多識君子幸而正之”，何況筆者識見淺陋，注釋、點評中難免存在紕漏訛誤，尚希方家斧正。
楊春俏
2011年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