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抗日敵後游擊部隊主要由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東北抗聯等武裝組成，擔負起了敵後戰場的重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華民國抗日敵後游擊部隊
國軍抗日敵後游擊部隊，可分為“正規軍”與“游擊隊”兩部分
1939年1月，毛澤東在總結八路軍開闢敵後戰場取得顯著成績的原因時，如此說道：
“八路軍的這些成績從何而來？由於上級正確的領導，由於指戰員的英勇，由於人民的擁護，由於友軍的協助，這四者是八路軍所以獲得成績的原因。其中友軍的協助是明顯的，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勇抗戰，便無從順利地開展敵人後方的游擊戰爭；沒有同處於敵後的友軍之配合，也不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八路軍的將士應該感謝直接間接配合作戰的友軍，尤其應該感謝給予自己各種善意援助與忠忱鼓勵的友軍將士。”①
所謂“同處於敵後的友軍”，所指乃是國軍留在淪陷區的敵後游擊部隊。據歷史學者洪小夏統計，抗戰八年，“在敵後作戰的國民黨游擊軍，最多時曾有近百萬正規軍和近百萬游擊隊，最少時也有幾十萬正規軍和幾十萬游擊隊。”②其具體數量變化，如右表：
略言之，國軍敵後游擊部隊，可區分為“游擊正規軍”與“地方游擊隊”兩大部分。上表有兩大特點。其一，1939年前後，國軍敵後游擊部隊數量驟增。這是因為，1938年冬，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上，要求國軍全面執行新的抗戰策略：“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後方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後方。”③
其二，抗戰八年，國軍敵後游擊部隊中，“游擊正規軍”數量自1940年達到巔峰後，雖逐漸減少，但總體上仍保持穩定；相反，“地方游擊部隊”的數量則經歷了暴漲（80萬）與暴跌（19.1萬）。且“游擊正規軍”數量，較之“地方游擊部隊”，長期保持著較顯著的數量優勢。
蔣介石與毛澤東對敵後“游擊隊（戰）”，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
之所以如此，與蔣介石個人對“敵後游擊戰”的理解有很大關係。在蔣看來，“游擊戰”也是“正規戰”的一種，為取得對敵效果，並維持軍紀，必須以正規部隊擔任。1938年初，蔣曾告誡第一戰區與第五戰區的高級將領們：
“現在社會一般人士，認為游擊隊與別動隊沒有分別，這是極大的錯誤。所謂游擊戰，實在是正規戰之一種，一定要正式的部隊，尤其要是紀律好、精神好、戰鬥力強的正規部隊才能夠擔任。決不是臨時集合民、槍編成隊伍，就可稱為游擊隊，就能夠勝任游擊戰。這種臨時集合的隊伍，只能叫別動隊。別動隊是由地方政府或當地機關團體集合本地的武裝民眾，聘請軍官訓練、統帶，來擔任一種別動的任務，如擾亂敵人後方，破壞敵人交通和兵站、倉庫等。現在各地所稱為游擊隊的，可以說是擔任這種別動任務的別動隊。這兩種部隊的分別，我今天在此再加以明白的規定，就是：凡由地方政府機關和當地人士集合本地武裝民眾編成隊伍來發動自衛的力量，遂行一種別動任務的，叫做別動隊。凡正式建制部隊，紀律森嚴，運動輕捷，富有攻擊精神，而由正式指揮官統率，奉令擔任游擊戰鬥的，叫做游擊隊。但是要知道，游擊戰亦就是正規戰。”④
蔣如此強調游擊隊的正規性，與國民政府高層當日對敵後非正規游擊部隊的紀律觀感甚差，有很大關係。如徐永昌曾在日記中寫到：“傷兵（輕傷及傷愈者）、交通（不善運用及扣車扣船）、游擊隊（未游擊敵人先害及人民）為今之三害。”⑤反觀延安，抗戰初期毛澤東為八路軍制定的“敵後游擊戰”方針，與蔣對“游擊戰”的理解截然不同。毛澤東曾致信彭德懷，強調：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劇，在這種拿手劇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民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民眾工作，做民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只能分散做民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豪（毫)無結果之可言的。”⑥
蔣介石強調敵後游擊隊必須是“正式建制部隊”；毛澤東則強調，八路軍“游擊戰”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分散兵力”，“分散做民眾工作”。這種理念上的區別，所造成的結果正是：國軍敵後游擊隊中，長期以“正規軍”為主體；相反，截至1945年7月，新四軍主力部隊不過21.5萬，地方武裝和民兵，則已高達105.7萬。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