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集粹叢書文馨篇

《中華文化集粹叢書文馨篇》是1991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寧宗一

基本介紹

• 作者：寧宗一
• ISBN：9787500609841
• 頁數：577
• 定價：16.50
• 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91-10
• 裝幀：軟精裝
• 叢書：  中華文化集粹叢書

內容介紹

散文，在中國文學中源遠流長，有著深厚的根基和優秀的傳統，向來被視為正宗。它與詩歌流勢同樣廣大浩瀚，成就同樣輝煌，而且同燦若星辰的傑出詩人一樣，也湧現出許多傑出的散文家。

保留下來的完整成型的散文，至少可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作品。收集於《左傳》、《國語》、《禮記》、《戰國策》等著作中的散文佳品，大都寓意警策，筆鋒犀利，謀篇謹嚴，生動有味。其中不少篇章如《曹劌論戰》、《鄒忌諷齊王納諫》等，具有較大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人才迭出，宏論無窮。他們常以論辯形式抒發自己的政治主張，展現胸中之經略宏圖。儘管表述方式迥異，或直抒，或委曲，或犀利，或隱喻，但總是使人受到感染。在這種情況下，嚴密的邏輯，動人的語氣，講究的詞采，競相而生，不同的風格，使作家的氣質鮮明地呈現出來。如孟子的酣暢淋漓、博詞雄辯；荀子的簡潔深刻、見識超拔；莊子的想像瑰麗、翩然瀟灑；韓非子的機智警策、氣勝理達。

這一歷史時期，諸侯割據，戰爭頻仍，縱為馳驅車旅，橫因盟鄰聚散，幾乎無一日不聞刀兵金鼓，無一時不動機謀權變。反映在散文創作上，凡留傳下來的，幾乎都是當時的重大題材，多有時代印記、思想分量。為文者仿佛無暇披露個人閒情，也無心勾畫小花纖草。縱然寫了，恐也難以流傳。因此，中國散文形成之初就承擔了較重大的社會責任，表現了當時人們最關注的問題。難怪數百年後，曹丕在他的《典論·論文》中開宗明義地概括道：“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由此可見，散文並非是儆不足道的“小擺設”。

西漢武帝時期司馬遷的《史記》極得前代文章之神髓，集當時史學、文學財富之大成。全書130篇均堪稱為敘事文學的典範。難得的是，大開大合處，筆墨可經天巡地；細微刻畫處，雕刀可入骨三分。極形象而又不失諸自然，極簡練卻每能畫龍點睛。中國有《史記》出現，文章又起拔到一個新的高度。自此，完全擺脫了古樸簡拙的印痕，邁入了為適應社會生活豐富發展而造成的成熟文學的宮苑。其內容與先秦散文一脈相承的是：記敘和描寫的幾乎都是“大事”：或帝王霸業，或將相勳績，或人物命運，或一代興衰；敘事、抒情、狀物、評論，凡散文應有者，所在俱備。司馬遷的這部不朽巨著，單從散文這一角度而言，對後世影響就是說不盡的。

漢魏六朝以至唐初，辭賦與駢體相當盛行，其中不少是浮艷奢靡之作，但也間有含義深邃，文辭優美，音韻鏗鏘，動人心弦的佳作。如膾炙人口的陶潛的《歸去來辭》，王勃的《滕王閣序》等就是其中的翹楚。至今吟讀之，仍不能不羨嘆感喟我中華作為詩文的泱泱大國，在中古時期即已出現了許多趨於極致的文壇。之星，從而也可折射出當時社會生活的發展側面和世態人情的變遷。至於這一時期的典型散文，更有不衰的名篇，如賈誼《過秦論》之慷慨激越，繼承了戰國說辭之遺風而又有新的發展；諸葛亮《出師表》之忠忱悲壯，言簡辭精，一氣呵成；李密《陳情表》之惋摯藏鋒，於細處見堅勁；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檄》之鋒芒犀利，堪為鼓動性文章典範之作。

這些名篇之所以能流傳千載，首要在於為文者秉有真情實感，以氣為主，而決非為文而造情，無病呻吟，再一次證明了散文本質上乃是情文。當然，其言有文采，達至極致，方能相得益彰。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又都是精文。這一優秀傳統和藝術經驗，至今仍值得我們認真汲取。

中唐時期，韓愈、柳宗元鑒於當時風行的浮華空洞駢儷文體極大地侵害文事，起而倡導“古文運動”，這是在復古的旗號下推行的一場革新運動。韓愈主張“文貴獨創”、“辭必己出”、“因事陳辭”、“辭事相稱”，這些，無疑都是開一代文風的進步主張。韓愈等人不僅是理論上的倡導者，也是革新文風的實踐家。很明顯，自他們始，我國的散文創作無論在反映生活面及思想深度和表現手法上都有新的開拓。舉凡政論、敘事、寫人(特別是寫最普通的人)、書信及悼文、寓言及山水遊記，都較前展寬了天地，豐富了文譜。韓愈的散文保留至今的有300餘篇，柳宗元之文“精裁密制，璨若珠貝”，他的《永州八記》，堪為散文小品中之精粹，至今讀之仍不能不深為嘆服。

中唐至北宋，是我國散文發展史上又一黃金時期，而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標誌著我國散文創作的高度成熟。它成熟的標誌在於，比之先秦更加豐富多彩，臻於完善；比之秦漢六朝文學創作意識更為自覺，從而使散文創作量質皆非前代可比。自中唐韓柳開散文勃興之先河，迤至北宋，接踵出現了散文巨擘歐陽修、王安石和“三蘇”等。尤其是蘇軾，他才氣橫溢，兼容並蓄，詩詞書文，無所不精。古今文學家中，似東坡創作如此宏富，才賦如此兼備，且文質如此精妙者，實屬罕見。就散文創作而論，其成就似又在其他方面之上。讀其前後《赤壁賦》以至《石鐘山記》、《承天寺夜遊》、《放鶴亭記》等，深感除了繼承前人散文創作的精華而外，主要是別有天地，耳目一新。

唐宋間之名家名篇，絕不止艷稱“八大家”者，頗值得稱道者如劉禹錫之《陋室銘》，寥寥8l字，可謂字句珠璣!范仲淹一篇《岳陽樓記》終為千古絕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至今仍對人深有啟迪。

詩文皆貴獨創。唐宋散文巨子之所以有如此成就除當時社會較長時期基本穩定，社會生產力長足發展，為文苑繁興提供了可能外，首倡舉旗者的理論呼籲和創新實踐至關重要，他們不空喊，而是以自身大量之精文昭然於世，說服力自然生成。

南宋至元，戰亂頻仍，散文有則有，似漸趨零落，比之前之黃金時代，較少有可稱頌之翹楚。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南宋詩詞仍未衰減，而元之雜劇散曲，堪為文苑奇觀。

明清兩季，數百年間，散文創作綿延不絕，尤其是明文，名家絕非一二。明初有宋濂、劉基、方孝孺等。明代中葉有所謂前後“七子”。另外，此時崛起者還有歸有光和稍後的公安派”首領袁宏道等。歸有光當“七子”風靡之時，不隨波趨時，文風沖淡、親切、自然，筆調接近歐、蘇，並在文中善於捕捉生動的典型細節，又得力於《史記》。袁宏道反對前後“七子”所鼓吹的擬古之風，主張“倡以清真”，旨在表現個人的性靈，抒發獨特的具體感受，他的散文以清新婉麗見長，是晚明散文中的佼佼者。

清之散文繼承了明代散文特別是袁宏道的風韻，也湧現了像明末清初的張岱，清朝中葉的袁枚、鄭燮等名家．其中尤為傑出者為張岱，他的散文集《陶庵夢憶》、《西湖尋夢》等向為人所推崇。這些散文，大都作到了繪聲繪影一抒泄了真摯的情愫，而又闡發了深邃的哲理，讀後耐人品味。

應當看到，明清散文，確未振興到一舉驚天，超越前代的高度，且不少是著意模仿秦漢、師法唐宋的風尚，減弱了獨創精神。但這決不是說明清散文一無特色，如歸有光的平實親切，袁宏道的鮮活清新，以及清代散文小品之煉達妙趣，對於豐富發展我國散文優秀傳統，應該說亦有他們的貢獻，也值得我們研究借鑑。總之，為文之道，有特色就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粗略的回顧，我們引為自豪的是，世界上儘管也有一些文明古國，但還沒有哪個國家有我們這樣悠久的散文傳統，創作並流傳下來如此繁浩的散文篇章。因此，如果我們今天不能使這種散文傳統發揚光大，創造出無愧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佳品力作，是應該赧然自省的。

散文歷來是疆域遼闊，筆法自由，或論天下大事、歷史命運，或敘山川風貌、社會習俗，或明個人心志、抒兒女情懷，其樣式更是豐富多彩，風姿綽約。尤其是漢唐以來，散文的體裁、題材得到了極大的解放，除以抒情、敘事為主的散文外，像傳記、遊記、隨筆、雜感、書序、書簡、日記、題跋等，都得以舒眉展眼，各顯神采。而且不管寫什麼或怎么寫，大多貼近生活，有感而發，反映民眾的喜、怒、哀、樂，保持與時代的聯繫，緊扣讀者的心扉，為我國散文藝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文化品格來觀察中國古代散文，我們還會發現，中國散文具有鮮明的特色。而從中國散文的主旋律來看，無論它側重表現哪一種生活圖景，都具有中國大地上那一種自然的和歷史的古樸淳厚的風貌，都能透視出中國民族性格和倫理觀念，它使我們從中聽到了歷史跳動的脈搏和現實生活發展前進的足音。

散文與詩歌、小說、戲曲，並列為我國文學的四大類部。散文的本質是以心會心，以真我為血脈，以藝術為生命。而從審美特徵來考察，過去都把藝術性高的文學散文劃為“狹義的散文”，以別於套用性高的“廣義的散文”，如此，已初步區隔出文學散文與非文學散文的疆土。然而，“狹義的”一詞，抽象而難辨識。為了對狹義的散文描畫明確的內容，前輩學者又有“抒情散文”、“文學散文”、“美文”等命名。而這些命名，似仍語焉不詳，也未能具體顯示文學性散文的特質所在。時賢有把“文學的”或“狹義的”散文，直稱之為“藝術散文”者，似更為簡便。因為，藝術需要感情和感覺，它們是藝術家對生活獨到領悟和尋覓的鑰匙，藝術作品是藝術家對生活的提純，藝術的高下與優劣，取決於藝術家感受生活感受人世的敏銳細膩和遲鈍粗疏。而中國古代的優秀散文多能化思情哲理為形象，發平常事理為意象，使散文以小見大，由淺入深，涵納無限。

中國古代散文與中國古代繪畫一樣，也講氣韻生動，講神韻，講那些難以捉摸的東西。這好像跟我們民族文化傳統，跟文化生活中其他一些方面是相通的。就中國的著名散文大家來說，他們都善於觀察社會，觀察自然，有真實描寫對象的基本功，才進一步走向傳神的境界。這些似乎是難以捉摸的，實際上是和各個人的知識積累、藝術修養、個性、氣質、美學觀點有關。就像畫中國畫在寫生、設色、布局等基本功漸深之後，才有可能達到氣韻生動的境界一樣。

中國散文的寫法如用中國繪畫藝術來品味，也有寫實和寫意之分。中國散文大家在記人記事與寄情寄興時都不凌空蹈虛。事實上，感覺的沉實與飄忽決定了散文藝術的高下文野。舉凡大家高手如柳宗元、王安石、蘇軾的散文，從文字功夫看自有美文佳構，但更多的是在情致意蘊和意象形式的融合中，既飛騰感覺之翅，又標舉形象之軀。因此；中國古代散文的優秀篇章所展示的文學形象、藝術心態，是多層面、多色彩的。那種來於大千世界，發自方寸之間紛呈的意象和深沉的情愫，無不輻射出中國傑出的散文作家和眾多知識分子對祖國山川的愛，對歷史風貌的情，對人生況味的感悟和理解。

散文是語言的藝術，感覺附麗於語言的表現和創造。中國古代散文多是用文言形式表達的，然而其中優秀的篇章，似乎比小說多幾分濃密和雕飾，而又比詩歌多幾分清淡和自然。它簡潔而又瀟灑，樸素而又優美，自然中透著情韻。它的美，恰恰就在這濃與淡，雕飾與自然之間。歐陽修《醉翁亭記》的開頭“環滁皆山也”僅僅五字，似遠山一抹，然作為醉翁亭的背景卻恰到好處。因此可謂是“約不失一辭”。這種語言的簡潔和瀟灑，乃是筆墨的淨化，是作家語言技巧達到爐火純青的標誌。這證明，欲達筆墨的淨化，務求功夫的深化。

語言的美，當然離不開創作主體感情的真與美，覽古代散文佳品，“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故雖造語平實，卻覺光彩動人；即稍事修飾，亦不失於誇飾堆砌。古代散文作為一種語言藝術，其樸素之美，也絕然離不開作者的精心加工。清人吳德旋在《初月樓古文緒論》里曾這樣說過：“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須是清雕琢耳。功夫成就之後，信筆寫出，無一字一句吃力，卻無一字一句率易；清氣澄徹中，自然古雅有風神，是一家數也。”很顯然，這裡所說的“清雕琢”就是將藝術的匠心藏於自然的氣勢底下的藝術加工，像是一位技藝精絕的工匠，運用他久經磨礪的斧刃，雖雕、刻、鏨、鑿，卻不留斧鑿痕。中國古代傑出的散文大家就是擅長這種“清雕琢”的能工巧匠。在他們的筆下，驚人的警句，解頤的妙語，精彩的比喻，總是掩藏在樸實無華的文字中；駢語儷句，又總是置配在自由、流利的散句之中。古代散文最忌像詩歌那樣合轍押韻，但又講字音的抑揚，音節的長短，句式的變化，即將一種自然諧和的韻律，暗暗透入文字中來。作家們為著表現其入微的獨特的感受，常常在搜求，甚至是獨創著一些新奇的字句，可是，卻又儘量地給這些字句塗上古樸而通俗的色彩。一句話，我們的優秀散文家總是力圖在迷人的樸素之中，去展示那種驚人的優美。

今天，散文的文學品類與其他文學品類一樣，愈是探索創新，愈是不能迴避在民族文學傳統中尋找參照，汲取養料。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悠久、廣博和燦爛文學傳統的國家，散文的創作發展更應該重視對傳統的研究、繼承。對傳統的認同，實際上是對我們自身傳統的睿智選擇和接受，是創造性轉化的依據和基礎。進一步說，對民族文化傳統，認同並非根本目的，創造性轉化方使認同富有生命力。對於散文傳統當然也應當如此來理解。

小 引

擺在我們面前有一個有趣而又微妙的問題：在遙遠的古代，東西方還沒有發生如今日之文化交流，但卻在遠隔萬里之間不約而同地創造了一系列文藝形態，後來又不約而同地創造了敘事文學的小說和戲劇。這是什麼原因呢?摩爾根在他的《古代社會》中曾經作過頗為精彩的巨觀回答，他說：“人類的經驗差不多都是採取類似的路徑而進行的，在相同的情況中，人類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人類精神的活動原則也都是相同的。”看來，需求乃是創造之母。因為人類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總會碰到極端相似的物質和精神的需求，總得為滿足這些需求而採取同一生產方式，這就是人類早期出現相似的文藝現象的最終根源。文藝之神毫無偏袒地翱翔於各個文明發祥地，正是憑著這種共同的需求。

然而中國文藝發展和小說的勃興則有著自己獨特的演進軌跡。這是因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學觀念中，一直分正宗的文學和邪宗的文學。“文以載道”，所以散文的地位最為尊貴。曹丕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就是對散文而發的。“詩言志”，詩抒發個人心中的情志，地位亦極顯要，雖不能經天緯地，但也有“經夫婦，厚人倫，美教化”的功效，所以也屬於正宗。而小說，總是被當作街談巷議之言，“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漢書．藝文志》)。魯迅感慨系之地說：“小說和戲劇，中國向來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雜文二集》)正是由於社會的、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多重原因，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長河中，小說藝術的發展、成熟略晚於詩文。從唐傳奇的“始有意為小說”(魯迅語)，至宋元話本，小說才迅疾普及開來，而至明清乃蔚為大國，誕生了可以彪炳於世的偉大小說家和偉大的小說作品。這裡用得著巴爾扎克在《論歷史小說兼及(弗拉戈萊塔>》中的一句話：“文學就像所代表的社會一樣，具有不同的年齡，沸騰的童年歌行，史詩是茁壯的青年，戲劇與小說是強大的成年。”在中國，作為一種文類的小說藝術雖然晚出，可是如果和歐洲文學史上的小說相比，則又是早產兒。在歐洲文學史上，14世的薄伽丘的《十日談》是劃時代之作，開始了小說的新紀元；而同樣作為市民文藝式樣的“宋元話本”則早於《十日談》兩個半世紀；而在薄伽丘的同時或稍前一些，在我國則已經產生了兩部輝煌的小說巨作：施耐庵的《水滸傳》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但是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是：中國的小說藝術有自己的審美理想，有自己的支配作用的思想和文化傳統，這是應該認真研究和探索的。

中國古代小說觀念演進的巨觀軌跡

對於中國小說概念的認同和觀念的衍化是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的。從概念上看，中國“小說”一詞的含義又有古今之別(西方亦復如此)。現代漢語中的“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一詞的繼承，但它的內涵和外延在不同歷史時期又不盡相同。現代小說是用來說明作為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一種文類，並且用“小說”這個詞來翻譯西方的羅曼(romance)或者“小說”(norel)。而小說概念在中國古代,在相當長時期卻處於模糊不清的狀態。早先的所謂小說；實際上是目錄學上的一個名詞，根本不是文藝學上的詞義。它和文學上的一種文學體裁——小說，在內容和形式上都不相同。作為“小說，，這一單詞出現, 最早見於公元前360年至公元前280年間哲學家、文學家莊子的著作中。莊子在他的《外物》篇中，在談到任公子釣魚的故事，以小魚竿不能釣大魚來比喻小才不能得到大道時提到“小說”二字。他說：“飾小說以乾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意謂“小說”不過是無關道術的瑣屑言談，根本不是一種文學樣式。

至漢代，評論“小說”的記載主要有兩則：桓譚《新論》說：“若其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這些記載都說明了當時人們儘管認識到小說有“可觀”、“可采”之處，對“治身理家”有一定幫助，但大多加以鄙夷，認為小說是“小知”所談，“稗官”所采，形式是“殘叢小語”的“短書”，內容則是有別於“大達”的“小道”。總之，它的特點是“小”，堂堂君子所“弗為”。先秦兩漢時代的這種小說觀，長期影響著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魏晉六朝時期盛行“志怪”，以內容的神異炫人；唐興“傳奇”，從敘錄鬼怪轉到描繪人事，向前跨進了一大步，而故事離合無常，情意反覆，在婉轉中仍然有許多生髮，立足於“奇”。正如魯迅所說：“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婉轉，文詞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藝術開始進入了自覺創作的新階段。當時進步的傳奇作家和評論家還突破了小說是“小道”的傳統觀念，認識到小說“有益於世”(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從而促使文人自覺地創作小說，用來勸戒或“旌美”，以發揮小說的社會教化的功能。唐傳奇的作者改變了小說“合殘叢小語”和“粗陳梗概”的初級形式，有意識地“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沈既濟《任氏傳》)，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小說的藝術性。唐代傳奇標誌著我國古代小說脫離了童年而走向成熟，但仍不為正統文人所承認。宋人陳師道《後山詩話》說：“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嚴師魯讀之日：‘傳奇體耳。’”言下之意傳奇仍是“小道”，還不能進入正宗的文學之林。

值得一提的是，自從平凡而富有生氣的市民進入小說界，小說王國的版圖便從根本上改觀了，恰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使世界地圖必須重新繪製一樣。作為市民文藝的宋元話本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承前啟後，獨樹一幟．自成一個新階段。它的興起是中國小說文學從內容到形式向生活突進的一大解放；同時又是中國小說文學走向民眾，走向藝術高峰的一道橋樑，它為中國小說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天地，從而使小說這個文學上的“私生子”在文壇上爭得了不容忽視的地位。集中反映小說觀念加強和爭取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要求的是宋末羅燁的《醉翁談錄》。羅燁第一個突破了封建階級的偏見，對通俗小說家疇地位、廣博學識和藝術修養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小說開闢中宣告：

夫小說者，雖為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煙粉奇傳，素蘊胸次之間；風月須知，只在唇吻之上. 《夷堅志》無有不覽，《琇瑩集》所載皆通，動哨、中哨，莫非《東山笑林》；引倬、底倬，還須《綠窗新話》。論才詞有歐、蘇、黃、陳佳句；說古詩是李、杜、韓、柳篇章。舉斷摸按，師表規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

這段文字一開頭就對傳統小說觀念給予了駁辯，指出小說家絕非庸俗之輩，他們博覽群書，學識淵博，具有豐富的知識積累。羅燁敢於突破封建文人鄙視通俗小說和小說家的偏見，把小說家的才識和一般人心目中的大學問家並列，確是非常大膽和卓越的見解。同時這也多少反映了市民階層為自己喜愛的小說文學爭取地位的要求。

如果參之以時間稍早的一些著作，我們更可以了解到當時“說話”人的才能和學識。“說話”人多能貫通經史，博古明今，所以講任何故事都有源有本，歷歷如數家珍。可以說，是前代的全部文化財富在藝術上哺育了”說話”人的藝術創造力。

序 說

小 引

擺在我們面前有一個有趣而又微妙的問題：在遙遠的古代，東西方還沒有發生如今日之文化交流，但卻在遠隔萬里之間不約而同地創造了一系列文藝形態，後來又不約而同地創造了敘事文學的小說和戲劇。這是什麼原因呢?摩爾根在他的《古代社會》中曾經作過頗為精彩的巨觀回答，他說：“人類的經驗差不多都是採取類似的路徑而進行的，在相同的情況中，人類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人類精神的活動原則也都是相同的。”看來，需求乃是創造之母。因為人類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總會碰到極端相似的物質和精神的需求，總得為滿足這些需求而採取同一生產方式，這就是人類早期出現相似的文藝現象的最終根源。文藝之神毫無偏袒地翱翔於各個文明發祥地，正是憑著這種共同的需求。

然而中國文藝發展和小說的勃興則有著自己獨特的演進軌跡。這是因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學觀念中，一直分正宗的文學和邪宗的文學。“文以載道”，所以散文的地位最為尊貴。曹丕所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就是對散文而發的。“詩言志”，詩抒發個人心中的情志，地位亦極顯要，雖不能經天緯地，但也有“經夫婦，厚人倫，美教化”的功效，所以也屬於正宗。而小說，總是被當作街談巷議之言，“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漢書．藝文志》)。魯迅感慨系之地說：“小說和戲劇，中國向來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雜文二集》)正是由於社會的、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多重原因，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長河中，小說藝術的發展、成熟略晚於詩文。從唐傳奇的“始有意為小說”(魯迅語)，至宋元話本，小說才迅疾普及開來，而至明清乃蔚為大國，誕生了可以彪炳於世的偉大小說家和偉大的小說作品。這裡用得著巴爾扎克在《論歷史小說兼及(弗拉戈萊塔>》中的一句話：“文學就像所代表的社會一樣，具有不同的年齡，沸騰的童年歌行，史詩是茁壯的青年，戲劇與小說是強大的成年。”在中國，作為一種文類的小說藝術雖然晚出，可是如果和歐洲文學史上的小說相比，則又是早產兒。在歐洲文學史上，14世的薄伽丘的《十日談》是劃時代之作，開始了小說的新紀元；而同樣作為市民文藝式樣的“宋元話本”則早於《十日談》兩個半世紀；而在薄伽丘的同時或稍前一些，在我國則已經產生了兩部輝煌的小說巨作：施耐庵的《水滸傳》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但是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是：中國的小說藝術有自己的審美理想，有自己的支配作用的思想和文化傳統，這是

圖書目錄

“林沖逼上梁山"簡析………………………94
吳承恩和他的《西遊記》………………………98
《西遊記》精彩片段………………………120
“孫悟空大鬧天官”簡析…………………127
蘭陵笑笑生和他的《金瓶梅》…………………131
《金瓶梅》精彩片段………………………152
“吳月娘、潘金蓮合氣斗口"簡析………155
蒲松齡和他的《聊齋志異》……………………159
《促織》……………………………………178
《促織》簡析………………………………187
吳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191
《儒林外史》精彩片段……………………208
“范進中舉”簡析…………………………218
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222
《紅樓夢》精彩片段………………………243
“寶玉挨打”簡析…………………………253
後記……………………………………………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