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與日本文明

《中華文化與日本文明》是有“中國伊索”之稱的當代著名語言童話大師余師夷協同蘇章群發表在《大公報》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從中華文明對日本文明歷程發展的影響入手，對日本政府一些不軌行為提出規勸和警示。文章觀點鮮明，態度誠懇端正，一經發表，立即在社會上一起劇烈反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華文化與日本文明
• 媒介：《大公報》
• 類型：文章
• 作者：余師夷

作品內容簡介

華夏文明浩浩蕩蕩綿延五千年歷史，厚重的人文歷史、文化淵源讓世界人為之側目，作為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中國，在亞洲乃至世界上都占有重要一席。作為一個歷史大國，中國歷來重視友好、包容；日本——作為亞洲版圖上的一個島國，二戰爆發以前，作為中國附屬鄰國，基本上與眾說世代友好共處，並從中華文明這裡吸取借鑑許多經驗，以促使本國文化和文明的發展。二戰爆發以後，日本從中國文化的學習者，轉生成為中國人民苦難歷史的創造者，給中國人民帶來重大的災難和創傷。二戰結束後，中國懷著包容的態度，不計前嫌，仍然與日本友好相處，但是，日本卻一再挑起事端，不但對自己犯下的過錯不知悔改，反而得寸進尺，將本屬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地域擅自劃給自己，針對日本一再挑釁的態度，我國著名寓言童話作家余師夷協同蘇章群共同創作《中華文明與日本文化》，從中華文化東傳與日本文明發展、日本與中國叫邦交歷史回顧與總結、對日本政府不軌行為提出規勸和警示三個部分，闡述中日應友好相處，日本應遵守相關國際法規。

作品簡介

余師夷：一九五三年生於河南南陽。河南大學研究生。歷任河南大學講師、河南省社科院套用語言所所長、河南省人民政府發展中心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河南省秘書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社會兼職：中華周公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河南周公文化研究會會長、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理事、河南省社科聯委員等職。
長期在高校和科研單位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承擔參與過國家社會科學方面的重要課題，發表出版論文論著數十部篇。曾三次被評審河南省社會科學先進工作者。
世居鄉村，耕讀傳家，自幼喜讀寓言，酷愛童話。四十餘年，習作千篇。主要作品有：《小麻雀找鳳凰》、《掏耳總統》《早知道》、《山鷹》、《螃蟹湖》等。

作者相關作品

《小麻雀找鳳凰》
《螃蟹湖》
《掏耳總統》
《早知道》
《山鷹》
《我們的圖騰》

作品信息

一、中華文化與日本文明

中華文化，即華夏文明、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大約有三十萬年的民族根系，一萬年左右的文明史。是中國所有民族的文化總匯。漢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題，中華文化作為東方文明的主要淵源，對人類文明的共同發展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已為世界公認。

中華文化的核心區域在中國（包括港澳台），文化主體在中國大陸，延伸帶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並在歐美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程度的輻射和影響。中華文化和東亞、東南亞等國幾千年來的文化交流中，這些國家不同程度地學習使用中華文化並結合本土文化，促進了本國文明的發展。中國作為傳統的文化大國、禮儀之邦，為能夠使自己的文化有益於鄰國的發展而感到欣慰。

由於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國與日本已有近三千年的文化淵源關係。日本文明主要來源於日本本土文明、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日本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主要來源於中華文化的傳入和使用。

日本本土文明在中華文化尚未傳入之前，處於在原始社會後期的石器時代（繩紋時代）。當時，日本社會正由比較落後的母權氏族社會向狩獵採集時代過渡。日本文明中的西方文明是在明治維新後形成的，雖然給日本的近代化帶來了進步。但由於日本政府沒有樹立正確的歷史發展觀，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給亞洲鄰國也包括日本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

歷史上日本學習和使用中華文化，大體上可分以下三個階段：

1、公元前210年前後。據《史記》記載，中華文化是最早傳入日本的文化。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派徐福帶領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去到了日本。當時日本還很落後，當地居民黥面紋身，裹布赤足，女人穿的衣服也只是一塊布，在頸部挖個洞，把頭部伸出衣外，非常簡樸。徐福帶去的乃是遠古到秦代的文明成果。如：稻作、冶鐵、青銅、紡織等技術，使日本社會風貌發生了突變，進入到了金石並用的彌生文化時代，促進了日本農耕文明的發展。這個時期可以概括為日本學習中華經濟文化階段。

《史記》

徐福像

2、公元248年前後。即日本學習漢字文化階段。據日本《古事記》、《日本書紀》記載：公元248年，中國的王仁到日本送給日本《論語》十卷及《千字文》，此為日本使用漢字的開始。在此之前，日本還沒有文字。日本文字和書面文學的產生是在來自中國的漢籍傳入伴隨下開始的。之後，日本一直採用的是“文言二途”制度，即用漢字做的書面語言，用口語作為國語。直到794年，日本平安時代的吉備真備，根據標音漢字楷體偏旁，創造了日文“片假名”，弘法大師根據漢字的草體創造了漢字日文“平假名”。才有了日本文字。

漢字的學習和使用，使中華文化（包括漢傳佛教）大量傳入日本，大大促進了日本文明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日本留學生僧去肪帶回佛教經論5000卷，吉備真備帶回《唐禮》、《東觀漢記》、《樂書要錄》等300卷。日本東大寺寫經抄書76部。由藤原佐理撰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總計1586部16734卷，其中絕大部分是漢語。日本學僧最澄帶回佛典、漢籍234部460卷，學僧空海帶回216部461卷，學僧園珍帶回137部201卷，日本高僧圓爾辨圓帶回宋太宗所賜《開寶敕版大藏經》5048卷，日本高僧圓爾辨圓又帶回佛典260部，漢籍100部。13世紀以後，通過長崎唐人的固定渠道，近萬種中國書籍源源不斷地傳入日本。中華文明的重要成果大量傳入日本，促進了日本文明的全面發展。

鑒真像

3、公元645年前後。在漢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影響下，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發動了以學習中國唐朝體制的政治改革運動。史稱大化改新。

593年，聖德太子攝管朝政，大力提倡學習中國制度，崇尚中國的儒家思想，取法隋朝的科舉制度。當時唐朝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日本派遣唐使和留學生達到高潮，大化改新的前奏是聖德太子的推古改革。公元603年聖德太子制定了反對世襲特權的《冠位十二階》，規定以才能和功績授予人。按照“德、禮、信、義、智”排定冠位和秩序。604年又推出用漢字文書制定的《十七條憲法》，憲法兼取中國儒、墨、佛的思想，引用了《禮紀》、《周易》等十三經內容，強調了“禮”為治國之本，推古改革是大化改新的準備與前奏，是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成功實踐。

鑒真東渡路線圖

《十七條憲法》實施40年後，即公元646年，孝德天皇在中大皇子和中臣鐮足的支持下進行了大化改新，按照儒家的理想制定宏偉藍圖。模仿中國建立年號，定年號為大化。並頒布《改新之詔》。以唐朝律令制度為藍本，向中國學習，自此之後日本形成了以天皇為首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國家，使日本由奴隸社會過渡到了封建社會，從而成為當時的東亞強國。

大化改新後，使日本逐漸發展強大，日本掀起了全面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潮。從貞觀年間開始，日本先後派出遣唐使和留學生多達600人次。唐朝把日本留學生安排在國子監，學習中國的儒家經典，有的留在唐朝做官。如阿備仲麻呂在唐留學54年，官至三品，還和詩人李白、王維成為好友。

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仿效唐朝制度，並把《論語》和《詩經》作為必修科目。天皇詔令拜先聖孔子，使明經博士講《論語》、《詩經》、《周易》，並下詔全國各家必備一本《孝經》。此後，儒學的朱子學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日本學者藤原惺窩所著的《四書五經倭訓》，被認為是日本的朱學之祖。

三千年來，日本學習和使用中華文化涉及了政治、經濟、科學的諸多方面。例如：政治、哲學、宗教、軍事、漢字、漢文、儒學、道教、曆法、卜書、工藝、茶藝、藝術、醫藥、建築、服裝、民俗等，是日本文明的主要來源與構成。

二、歷史回顧與總結

在日本民族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總體上看，中日兩國的友好和發展是主流。日本本土文明在融入了中華文明後，日本的文明得到長足的發展，使日本文明進入了世界文明體系。中華文明的傳入和日本結合本土文明的使用，已成為日本文明的主要淵源和構成。並使日本產生了自己的文字，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促進了日本文明的成熟。在儒家思想指導下，發生了聖德太子的推古改革和孝德天皇的大化改新運動。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進一步促進了日本社會的發展。
日本改革的成功，使日本更加崇敬盛唐，學習中國文化達到了高峰。在此以前，日本對中國的關係是宗主國的冊封朝貢關係。中國對日本的冊封關係始於漢武帝。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公元57年漢光武帝賜給倭人奴國金印，到今還保存在日本福岡博物館。三國時，日本邪馬台女王卑彌呼多次遣使曹魏，受到魏明帝的冊封。有了強大的背景和冊封，日本勢力增強，開始向統一的日本島過渡。魏晉南北朝至隋約三百六十年間，由於玄學、佛教和道教的興起。加之波斯、希臘文化的孱入，儒學的發展受到影響，一向以信奉儒學的日本便漸漸不再朝貢和接受冊封了。隋唐統一中國後，日本又看到了希望，於是又向隋唐派遣使節，選送留學生。使中日文化交流達到了高峰。此時，日本國土統一，日本以平等國家與隋唐建立外交關係。不再以冊封的地位出現。唐滅亡後，出現五代十國，中日基本沒有交往。到宋朝以後，北宋二帝被虜，南宋又被元所滅。日本漸漸與中國疏遠。從唐至元，約四百年間，日本與中國基本脫離外交關係。明滅元後，明朝雖然又恢復了冊封的關係，但此時的冊封關係已經式微。如：明朝永樂二年派鄭和出使日本冊封，明萬曆時派使冊封豐臣秀吉等。冊封多是派使到日本冊封，且不與朝貢相連。

《漢書 地理志》

宋朝被元朝所滅，明朝被清朝所亡。使日本人心目中的中華大國偶像破滅，舉國縞素，痛哭失國。漸漸對中國失望，不再以中國為師。轉向西方學習，在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影響下，1868年興起了日本歷史上的第二次政治改革運動─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了工業化道路，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清朝末年一大批革命志士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黃興、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郭沫若等紛紛到日本學習明治維新的經驗。間接學習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促進了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戲劇意義的是：一千年前，中國的儒家思想幫助日本進行了日本歷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大化改革；一千年後，日本成為強國後，又給中國的辛亥革命提供了幫助。這些說明，日本人民對中國歷史上給予的幫助沒有忘記；同樣，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在辛亥革命時的幫助也不會忘記。

三、對日本政府的道義提醒

“二戰”以後，日本作為戰敗國，以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受到了國際 的嚴厲制裁，並在日本本土審判了日本戰犯。從揭露的事實來看，日本軍國主義慘無人道，喪心病狂，眾多國家與地區慘遭戰爭創傷。日本軍國主義對中華民族和全世界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審判日本戰犯僅庭審達818次，庭審材料達5萬頁，判決書長達1212頁。文字材料達1000萬字以上，是人類歷史的最大審判。戰爭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這種教訓夠沉痛了，應該使日本政府深刻反省！

東京審判

由於日本戰後放棄了軍國主義道路，使日本在國內有了發展經濟的機會，經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現在軍國主義又有抬頭的苗頭。連釣魚島這樣無可爭議屬於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問題，日本也無理狡辯，妄稱釣魚島是日本的領土。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先從日本使用中華文化方面給予道義提醒：

一、日本對中國賠償問題。“二戰”中，中國是受日本侵害最嚴重的國家，中國的傷亡人數達3500萬，損失折合美元1000億以上。受到戰爭破壞較輕的東南亞諸國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賠償。由於中國人民的厚德和體諒，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中國政府在兩國聯合聲明中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注意：僅是放棄了賠償要求而不是放棄了賠償權利），放棄賠償要求前提是中日兩國友好關係。日本政府在本來屬於中國領土和主權的釣魚島上，製造事端，已嚴重違背中日聯合公報精神。根據國際法的有關規定和精神，日本對中國“二戰”的賠償尚有很大的法律、道義、精神空間。

二、軍國主義是一種誤區。日本軍國主義的尚武好戰，並未給日本帶來“武運常久”的結果。反而給日本帶來了沉重的歷史災難。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對東南亞諸國戰爭等，無一不是以失敗而告終。

從世界歷史上看，武力稱霸的國家也是不能持久的。如：西臺帝國、巴比倫帝國、薩爾貢的阿卡德王國、波斯帝國、奧古斯都古羅馬帝國、貴霜帝國、孔雀王朝、亞歷山大的馬其頓帝國、奧斯曼帝國等，十六世紀後用堅船利炮在海上稱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均已相繼衰落。可見武力霸權是不能持久的。

三、使用中華文化的問題。日本使用中華文化兩千多年給日本文明帶來了發展，日本是世界上使用中華文化的最大受益國。

毋庸諱言，使用中華文化較多的國家還有東亞、東南亞諸國，但這些國家與中華文化的淵源主體─中國的關係上，主流是健康的，我們和這些國家的文化交流還應進一步維護和發展。為正本清源，挽救日本文化的迷失，也為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正常化，有必要對日本使用中華文化給予道義提醒。

中日兩國長達兩千年的交流中，儘管在近代史上曾發生過日本侵華戰爭，給兩國人民帶來了災難與不幸。但主流仍然是友好和合作。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曾有力地推動過日本文明的進步，日本的近代文明也曾促進過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歷史告訴人們：中日兩國人民有著和平友好的歷史基礎。

中日兩國文化上同源、民族近宗，地理上的同域，據考證，大約在古生物時期，距今三萬二千年，日本列島與歐亞大陸是相連的。經過冰川時期，出現了海洋，日本與大陸雖然分離，但依然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

希望日本政府珍惜這一歷史基礎，增強社會歷史責任感，走出軍國主義的陰影，改正參拜靖國神社的錯誤做法，真誠向“二戰”中受迫害的國家和人民道歉，這樣，才能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世界人民諒解，才能使日本真正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