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快車”是由香港企業家和普通市民發起捐款，經特別設計建造的、設施完備的眼科火車醫院，它開進內地偏遠農村，為白內障患者免費施行手術。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華健康快車”
- 來源：香港企業家和普通市民發起捐款
- 用處：偏遠農村，為白內障患者免費施行
- 時間：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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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健康快車介紹
中華健康快車圖片介紹
中華健康快車的由來
中華健康快車源於香港回歸之際，香港同胞贈送給內地人民的禮物——中國第一列流動的、專門從事慈善醫療活動的眼科火車醫院。“當時方黃吉雯是香港特區籌委會經濟組召集人，看到內地每個省市都送香港禮物慶祝回歸，就想有沒有什麼禮物可以回贈給內地31個省市自治區。後來就借鑑了印度的‘火車醫院’的形式。”這列“火車醫院”決定做白內障手術。因為這樣的手術不需要很多跟進工作，不是需要麻醉、輸血的大型手術，而當時國內有400多萬白內障病人。
健康快車的發展壯大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董建華特首代表670萬香港同胞向祖國內地老百姓贈送了第一列“健康快車”。其後又於1999年、2002年分別向內地贈送了第二和第三列“健康快車”。2009年，“健康快車”已發展到四列，前三列由香港各界同胞贈送，第四列由內地企業中國石化捐助修建。
“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在籌備和成立的過程中，得到了國務院和各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在2002年由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基金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經叔平擔任主席，由衛生部、財政部、民政部、統戰部、中央企業工委、中央金融工委、鐵道部、公安部、經貿部、貿促會等部門主要負責人擔任副主席、顧問和常務理事。自此，“健康快車”可面向內地進行籌款工作，為“健康快車”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更優厚的條件。這項慈善事業任重而道遠，它需要香港和內地人士共同加入到這項有意義的事業中來。
健康快車的業績
健康快車是流動的、建在火車上的慈善眼科醫院，由四個火車車廂組成，配備有世界一流的眼科醫療設備。四個車廂包括有多用途會議室、手術室、病人休息室及醫護人員起居室。
1997年“健康快車”隨香港回歸祖國而誕生。
至2002年，已先後有三列“健康快車”滿載670萬香港同胞的愛心和內地醫務人員的無私奉獻，駛入祖國的貧困地區，先後在安徽、四川、廣西、甘肅、青海、浙江、貴州、湖北、內蒙古、寧夏、河北、重慶、廣東、福建等30個地區，免費為27,000多名白內障患者實行了手術，使他們重見光明。許多患者因獲得了勞動能力而走上了脫貧之路。
至2010年12月，“健康快車”已經在27個省市自治區的105個站停靠，為近11萬名貧困的白內障患者實施了免費的復明手術，使他們重見光明。許多患者因重獲勞動能力而走上脫貧之路，過上美好生活
“健康快車”還培訓各地的眼科醫務人員，提高地方眼科醫療和護理水平。
健康快車獲得榮譽
“健康快車”所到之處，受到廣大人民民眾的稱頌，被譽為“光明使者”。
國務院有關領導曾多次參加健康快車活動，對健康快車工作給予肯定，並希望全社會都來關心、支持“健康快車” 。
當地政府稱讚“健康快車”是愛和光明的使者。
治癒後的患者滿含熱淚，衷心感謝捐助者的恩惠！
鑒於健康快車為國家扶貧治盲事業做出的貢獻，2005年以來，健康快車先後榮獲了中華慈善獎、中國消除貧困獎、促進民族團結模範集體獎，還在首次中國社會組織評估中被授予“4A級”。2009年，健康快車獲得香港文匯報、香港總商會等評選的“影響中國六十年——十大知名原創品牌”。
這些榮譽是在各級政府以及香港和內地各機構、各界愛心人士的支持與幫助下獲得的，是中央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所有參與健康快車慈善事業的機構和個人所作出的貢獻的讚譽和表彰。
為了使這一為民造福的義舉搞得更好，我們發起在大陸成立“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此舉得到了朱鎔基總理的關心和支持，也得到了李嵐清副總理的指導。領導在批覆中要求把這項工作列入為農村辦的幾件實事中。
“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在籌備和成立的過程中，得到了國務院和各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在2002年由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基金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經叔平擔任主席，由衛生部、財政部、民政部、統戰部、中央企業工委、中央金融工委、鐵道部、公安部、經貿部、貿促會等部門主要負責人擔任副主席、顧問和常務理事。自此，“健康快車”可面向內地進行籌款工作，為“健康快車”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更優厚的條件。這項慈善事業任重而道遠，它需要香港和內地人士共同加入到這項有意義的事業中來。
“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旨在爭取國內外社會團體和其它組織以及個人的捐贈。發動社會和民眾力量，配合政府的防盲工作與扶貧規劃籌措資金，救治更多的貧困地區的白內障患者。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規劃，“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的工作要在這方面邁出第一步。農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小康社會才能建成。失去視力的農民不僅自己喪失了工作能力，更成為家庭的巨大負擔。失去視力的農村孩子，一生都沒有了希望，一生都將是社會和家庭的負擔。幫助他們恢復視力，便給予了他們一個基本的生活條件。這是實實在在的衛生扶貧工作，也是我們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
“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將每年舉辦一次大型的社會籌款活動，也將在各地舉辦各種形式的宣傳活動。我們相信有各位的大力支持，有各企業、團體和個人的積極參與，“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一定會辦好，為更多的白內障患者帶來光明。
火車醫院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王海妹
第一次獨當一面
王海妹，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眼科護士。2002年，新婚剛兩個月即離家上“健康快車”工作。在湖南吉首、河北張家口、山西長治，以及新疆的喀什、阿克蘇5站服務滿一年，承擔病房護士的工作。我曾經觀察她一整天的工作，發現她特別老練而井井有條，對老老少少的患者，她都是一種呵護孩子的口氣，實際上她也只24歲。每當工作結束，脫下護士服，在同事們中間，她又成了大家喜歡的小妹妹，甜美可愛。職業的需要造就了她成熟的一面，而在“健康快車”上的工作經歷，更使她有了獨立果斷的氣質。
受寵若驚
我們第一站去的是湖南吉首，我一直在北京長大，也沒怎么出過遠門，快走的時候，挺激動的。我們的火車掛在鐵道部的客車後面，坐在車上，一路走走看看，南方春天的景色特別好。到吉首的那天，我以為就跟平常到的火車站一樣，沒想到火車開進了荒地里，更沒想到，遠遠的就看見歡迎我們的人和標語。等我們下了車，好多人擁上來鼓掌，還給我們每個人獻了一大捧鮮花。當地的官員好像都來了，我是第一次這么被人隆重地歡迎和接見，真有受寵若驚的感覺。後面幾站也都是這樣，歡迎、獻花，雖然心裡有準備，可是每到那種場合，我還是挺激動的。
精神緊張的一周
剛到的那幾天特別緊張，要把各種醫療儀器和用具歸位、調試，還要全面消毒，忙了好幾天。等正式開始手術了，我的精神特別緊張，因為第一次獨當一面。在醫院裡，有老護士帶著，只要乾好自己那一攤事兒就行了，不懂的可以問，有責任有風險的，護士長做主頂著。可是到了這兒，管病房的就是我，另一個護士董梅英管手術室。地方上派了兩個護士上車協助我們倆，前面做過的人也把經驗告訴我們，但病人多，工作量特別大，也不可能像在醫院裡那樣分工很細，所以事情總是堆起來，理不順。剛開始的那一周時間我都睡不著覺，迷迷糊糊的，腦子裡總在轉，怎么做、怎么安排才更合理、更省時間。後來想起那段時間，覺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長大了很多。
一個蘿蔔幾個坑
在“健康快車”上，每個人都要兼幾份工作，一個蘿蔔要填幾個坑。它不像正規醫院，能容得下那么多人慢慢做，在這兒就跟打仗似的，哪兒有問題就要馬上頂上去。術前術後查病人，這在我們醫院是醫生乾的工作，打掃衛生、消毒，是護工的事兒，但我都要做，你想啊，就這么大點地方，要是人都全了，就沒病人呆的地兒了。我覺得這么工作挺好的，特鍛鍊人。尤其是檢查病人這一塊兒，開始的時候我都是學著做的，大夫再複查一遍，不對的告訴我，現在她們都放心了。
病人都很有意思
我在病房，接觸病人最多。病人都可有意思了，跟我們在北京遇到的大不一樣。他們都特別乖，讓我覺得自己特有權威。病人寫了感謝信也都交給我，他們太淳樸了。最有意思的一個病人，原來是個礦工，後來眼睛看不見了，就沒工作了。我給他檢查的時候，他特別激動，一躺下來就念詩歌，“我挖煤給人帶來光明，但我卻生活在黑暗中。現在你們又給我帶來光明！”
還有一個個子小小的老太太，她的名字特別可愛，叫賈香香。我看到她上車以後，一會兒哭一下，一會兒哭一下，我就問她“老太太，有什麼傷心事呀？跟我說說。”你肯定想不到她哭什麼，好玩極了！她說：“我到這裡來了，我的雞呀豬呀都沒人餵了，該餓壞了！”越說越傷心，哭得眼淚一把鼻涕一把，我想笑又不好意思，安慰她：“不會的不會的，你們家的鄰居會幫著餵的。”
有的地方上醫生收病人的紅包，有的病人就以為我們這兒也是這種風氣。有個病人，我給他打麻藥針的時候，看見他的手攥得緊緊的，我以為他是緊張，就安慰他別擔心。沒想到他手裡捏著10塊錢，要塞給我們。我就跟他說：“醫生不應該收紅包，我們這裡更不會收。”我把錢給他裝進口袋兒里，叫他病好了回去買點好吃的。結果他感動壞了。
“火眼金睛”
你說我們這是扶貧的事吧，但有的人還就要來占這個便宜。車上從一開始就規定，20歲以上的人只給做一隻眼睛的手術，這樣可以讓更多的人受益啊。我們跟病人解釋的時候，絕大部分人一說就理解。有的就不行，千方百計想把兩隻都做了，我們不通融，還耍詭計呢！我就遇上過一個這樣的老太太。她剛上車來做手術的時候，就特別霸道，洗臉間有兩個水龍頭，兩個人同時用很寬敞，她卻不，全占著。人家要用，她兇巴巴地給人家罵回去。還弄得地上全是水，打掃衛生的小姑娘就對她印象特深。老太太做完手術回去了。過了一個月，小護工過來悄悄跟我說：“新來的病人里有一個是以前做過手術的。”就是那個老太太，她不知走的什麼門路，又上車來做另一隻眼睛。我請她回去，她開始不承認，我們一提起她洗臉的事兒，老太太一下子蔫了，就回去了。沒想到，她不死心，第三次又來了。這次來的時候，是自己摸上來的，眼睛好了，又熟門熟路的，特順溜地就進了病房。最有意思的是，她還喬裝打扮了一番：以前來的時候，穿的衣服都挺新的，這次換了件特別破的，頭髮也蓬著，好像臉上也化了妝。可是我們那小護工對她印象太深了，怎么看怎么像她，一說話，果然又是她。我們覺得特別好笑，都不知道拿她怎么辦，就嚇唬她要叫武警來請她走。老太太才噘著嘴走了。她肯定覺得我們是“火眼金睛”。
七層衣服&包頭布
吉首的病人里有好多是苗族人，山裡頭冷，他們冬天的時候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不像我們夏天有夏天的衣服，冬天有冬天的衣服。我們給病人檢查的時候，就發現他們穿的特別多，車上有空調，一個個熱得汗流浹背的。有個病人穿得鼓鼓囊囊的，我翻著衣服角數了一下，一共七層土布衣服。我問他怎么穿這么多，他說這是他所有的衣服，放在家裡怕丟。苗族人還有一個習慣，用一條很長的布包著頭，包上以後就再也不取下來了。包頭布髒了，我們特別怕引起感染，就勸他們暫時取下來，但不行，一個是他們的風俗，再一個他們包慣了，取下來容易著涼，只好在包頭布外面再罩上手術帽。病人衛生不好，把虱子和別的寄生蟲都帶到車上了。有一次醫生在手術台上竟然看到個虱子，還在爬呢！所以每天的消毒得特別仔細。
最害怕的一件事
每天給病人們做完手術以後，要把手術室和檢查室的垃圾運出去。一天，我拖著大垃圾袋往外走，袋子裡一個注射器的針頭刺穿塑膠袋，從我的腿上划過去了，劃得還挺深，出了血。當時我特別害怕，因為那幾天的病人都是B肝病菌攜帶者，當地得B肝的人多，車上特別決定走之前的最後幾天集中給他們手術，免得傳染別人。我被劃傷了，會不會傳染上B肝呀？越想越怕，都哭了。大家都安慰我，說沒事兒沒事兒，給我打了針。不過我還是擔心了挺長時間。
擔心&害怕
孩子的手術是最讓人擔心的，全身麻醉的手術前不能吃東西，否則容易出危險。在別的站就發生過這種情況：一個小孩的媽媽看孩子叫的可憐，就瞞著醫生偷偷給孩子吃點東西。結果手術中孩子吐了，食物進了氣管，搶救不及時會窒息的，多危險呀！所以每次要給孩子做手術前，我就一遍一遍地問。大人有的時候會說謊，但孩子不會，我就在他進手術室以前，變著花樣問：“早上吃飯沒有呀？”“早上媽媽給吃什麼了？”“早飯好不好吃呀？”有時候孩子都被我問煩了，有個小男孩急得沖我嚷嚷：“我沒吃飯沒吃飯！問過了還要問！”特好玩兒。有一天晚上做夢，夢見孩子已經開始手術了，我才知道他吃了飯，給我急得，一下子就醒了。
有一件讓我們大家都特害怕的事兒，是在湖南那一站，也是給小孩兒做手術。小孩兒上車後感冒了，但他的父母怕錯過這次治療的機會，就瞞著沒說，我們也沒發現。手術開始以後，孩子左心室衰竭。醫生已經做了切口，只得趕快縫上，送到基地醫院搶救。後來孩子好了，又送來把手術做完。孩子的父母也嚇壞了，特別後悔。我們也更留心把術前檢查做到更詳細。
三查七對
每個當護士的，協助手術時都要做到“三查七對”。三查是手術前、中、後的三次檢查，七對是核對姓名等基本情況。這本來是一件做習慣了很輕鬆的事，但在“健康快車”上，病人大多數是老年人，耳朵背，我們都得湊近了大聲說。後來回去，家裡人都說：海妹你說話怎么那么大嗓門兒？還有一個困難，就是語言溝通。病人都是偏僻地區的農民，很多方言土話我們都聽不懂，我們說話他們也不明白。少數民族地區就更別說了，像苗族、彜族、新疆的維吾爾族，和他們溝通必須要當地護士翻譯。後來我們也總結出來，每到一個地方，學會幾句必要的方言，比如“閉眼”“別動”等。
醫護人員：其其格
外面的手術真漂亮
其其格 蒙古族。1983年畢業於內蒙古醫學院，現為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人民醫院眼科副主任醫師。2001年，“健康快車”在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實施復明工作期間，其其格所在的醫院被選為“基地醫院”，其其格作為主力醫生，負責篩選病人、為病人做身體檢查和手術後護理的工作。2002年11月5日，由“健康香港基金”出資，赴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開始為期三個月的進修。
2002年11月18日，是第三列“健康快車”贈送內地的日子。在香港九廣鐵路公司的沙田貨場，貴賓雲集的人群中，我見到了衣著樸素的其其格醫生。她靜靜地站在一邊，看著彩虹一般嶄新鮮亮的“健康快車”出神，好像很多心事被勾起。
我是從最基層來的大夫
我是從內蒙古呼倫貝爾來的，要是從地圖上看，差不多在中國最東北的地方。我們那裡大部分地方都是牧區，要走很遠才有一戶人家，很荒涼。直到現在，農牧區里還都叫“蘇木”、“嘎查”，也就是漢語裡的“公社”、“大隊”。這種稱呼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就沒變過，可以想像落後的程度。我這么個從最基層來的大夫能到香港進修，可算是了不得的大事。大家都特別羨慕。剛來的幾天，語言不通，節奏跟不上，我直發懵。今天看到“健康快車”，一下子覺得特別親切。在香港的陌生感都好像消失了。
在我的家鄉，“健康快車”來是百年不遇的好事。
去年5月到8月，“健康快車”到海拉爾的時候，人們都不相信，就連我們這些醫生，都驚訝得很。我們那個地方，貧窮、偏僻、就醫不便，很多人生病了看不起病，還有的因為離醫院太遠，沒法去看病。“健康快車”來了，不光治病不要錢，政府還組織接送病人，真是百年不遇的好事。那些病人從農牧區里來到車上，能有機會重見光明真是很不容易，因為他們的生活太困難了。當時我們醫院的食堂為病人做飯，考慮到他們的經濟條件，飯菜只收很少一點錢，但多數人一頓也只買一兩毛錢的饅頭，就著免費的鹹菜和開水。看他們吃飯我總是特別難過，但他們很滿足，還高興地唱著歌。因為多年的眼病能治好了，這是多大的喜事呀。
一生中能做這樣的工作，機會太少太少。
“健康快車”在海拉爾停了三個月，那三個月我們特別忙，每天要檢查兩百來個病人。我沒想到，有那么多白內障患者，而且他們失明了那么長時間。當時我們和車上的醫生都想儘可能多做一些手術，少一些遺憾。畢竟，對貧困的病人來說，這個復明的機會太難得了。能為自己的鄉親盡一份力，實現一個醫生的價值，一生中這樣的機會太少太少。記得當時有一家兄弟四個都是先天性白內障，來的時候他們擔心一家就占了四個名額，會不會不給做，就假裝互相不認識。還有一家人，四代遺傳白內障，這種病歷在中外都是少見的。這些我們都給做了，病人特別感激。你說，這么有意義的工作，一生能做幾次呢？但是病人太多了，時間又緊，只好限定孩子和青壯年優先，70歲以上的老人就不做了。有一個77歲的老牧民，很著急地喊：“我還能活20年，你們為什麼不給我做？！”聽得人心裡可難過，要是再有這樣的機會，能給他們都做了多好。
“健康快車”走了以後，我的嗓子啞了。
那時候雖然很忙，但很充實。每天送病人上車之前，我都要給病人開個會，告訴他們是誰給捐的錢，誰給做的手術，誰把他們接到醫院。我們蒙古人知恩圖報，雖然香港人和北京的醫生做這些並不圖報，而且我們也報不了什麼恩，但我總覺得應該讓每個受益的人，知道是誰為他們做的這一切，知道該感謝誰。開始我不說他們也問，後來就形成習慣，我主動告訴大家。每天二三十個病人，大多數都是耳背的老人，所以我都大聲喊著說，結果車子走了以後，一鬆懈，嗓子啞了，好多天說不出話來。
始終忘不了那雙絕望而空洞的眼神。
我小的時候，家裡也很窮。“文革”期間，父親因為政治原因蹲了兩年監獄，我媽沒工作，生活很艱難，這使我對貧困有很深的體會。記得有個60多歲的老人，雙眼失明多年，但檢查發現患有B肝。B肝傳染性很強，不能做手術。他知道這個訊息後，當時就鬧開了，還罵我們昧良心。怎么解釋都沒用，我們都挺生氣，不理他。鬧了兩次，第三次再來，他不鬧了，呆呆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眼睛空空洞洞地，好像看著我們，其實他什麼也看不見，只是努力地在聽。可我還是覺得他的眼睛裡滿是絕望……就這樣，他過一兩天就來，來了坐在那裡，再不說話。一直到車子走了，我還看到他摸摸索索走進來，坐在那裡，乾枯瘦小，特別無助和絕望……我怎么也忘不了，成了我心裏面的一個疙瘩。
（說到這裡，其醫生哭了，我也仿佛看到坐在走廊里，一個衰老、瘦小，而絕望的背影。）
踏上香港的土地，我才相信這是真的。
我們的醫院在呼倫貝爾就算是最好的了，但眼科也只有5個人，技術和設備都不行。“健康快車”的到來，給了我們難得的學習機會。車上的儀器那么先進，車上醫生的技術那么好，真讓我大開眼界。車上的醫生也特別好，毫無保留地給我們傳授技術。那三個月中，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醫院裡查病人，周末到車上去看手術。有時還能給做做助手。車子走的時候，特別捨不得。車長說可能會安排給我們醫院一個名額去香港培訓，當時我腦子裡轉了一下“要是能派我去該有多好啊！”但也就是一轉念，不敢想，怕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後來事情定了，院長親自告訴我，我都有點不敢相信，直到踏上香港的土地，才知道這是真的。從偏遠的呼倫貝爾到香港，簡直像做夢一樣。
一點也不敢鬆懈
事情定了以後，院長反覆叮囑我：“機會難得，要好好學習！”同事們也特別羨慕我。在我們那個小地方，能到香港這么發達的地方培訓的，很少很少，用親戚的話來說，是一步登天。走之前，我媽哭著說：“你爸要是還在該有多高興啊！你一定要好好學，別丟臉啊。”到香港兩周了，愛人打電話來，頭一句話先問：“你學得怎么樣？”大家都對我寄予厚望，我是一點也不敢鬆懈。記得剛來的第二天，香港醫院負責培訓的經理跟我談話，她問我：“你想學些什麼？”我特別迫切地說：“我什麼都想學。”因為我們的醫院人手少，不像大地方的大醫院，醫生的分工很細，專鑽一項，像白內障、青光眼、前房什麼的，但我們不行，必須練好全套本領。看到我那么迫切，經理都笑了，她告訴我別著急，她們會盡力幫助我，還勸我多出去走走，了解了解香港，可是我總想往醫院跑，時間很緊，我得抓緊學呀。
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外面的手術多漂亮！
我的家鄉很偏僻，也落後，“健康快車”來的時候，讓我開了一下眼界。車走的時候，我想：“要是我也能跟著‘健康快車’到那么多地方去，用那么先進的儀器給人做手術多好。”沒想到我不光有機會走出來，而且是到了香港，這裡的醫院條件那么好，醫生做的手術那么漂亮。每天我都覺得新知識應接不暇。我聽不懂廣東話，和醫生交流挺費勁，可是他們都很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我的英語不熟練，聽到不懂的地方就趕快記下來，晚上回到宿舍查字典、查專業書，一天過得可快了。告訴你吧，現在他們已經讓我做一部分手術了！我特別高興，也敢在周末去外面轉轉了，真體會到了外面的世界多精彩，還有外面的手術多漂亮！
我問其醫生：見識了外面精彩的世界，又學了本事，有沒有想過離開偏僻的海拉爾，到條件好的醫院去工作。
其醫生說，故土難離，作為一個蒙古族人，她一生都願意為鄉親們治病。而且香港的基金會花錢培訓她這樣來自基層的醫生，就是為提高基層的醫療水平。醫院還專門買了一台超聲乳化治療儀，希望她學成回去，開展高技術的眼科治療工作。這些期望，她絕不能辜負。
其醫生在香港的宿舍非常簡陋，只有一張床，一張小桌子、一個凳子，和一個壞了電視機，衛生間和廚房都是公用的。但她很滿足，她說她不需要看電視，也不覺得孤獨無聊，因為時間總不夠用。只是在工作的間歇會想女兒，她的只有6歲的女兒。
香港的飲食習慣和內蒙差別很大，其醫生吃不慣醫院餐廳的飯，也捨不得花錢到街上吃，她就自己做飯。我問她，外科大夫的手很金貴，做飯時弄破了手怎么辦。她說已經習慣了，當然會很小心，但是不小心弄破了，只要不是關鍵部位，還是會照常工作的，只是用碘酒刷手的時候很疼，還反覆出血。在這裡她要更小心一些，可不能影響了學習。
醫護人員：李明伍
在健康快車上工作的經歷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李明伍：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眼科主任醫師。1999年畢業於，獲得博士學位。1999年-2000年，在第二列“健康快車”任醫務主任，全權負責列車醫院上的醫務工作。服務的站點有：貴州-遵義、廣西-河池、青海-平安驛、河北-平山、重慶-萬盛。
當時我32歲，硬著頭皮上了車。
1999年，醫院領導提出派我去“健康快車”當醫務主任的時候，我特別猶豫，怕不能勝任。因為在單位，碰到棘手的事情，可以向領導請示、嚮導師求教，可讓我帶著一個由8個來自不同科室的同行到偏遠的地方獨立工作一兩年，我還真有點怕，最怕的就是出醫療事故。當時我32歲，帶的隊員平均年齡也就30歲，真感覺肩上的責任沉甸甸的。沒辦法，領導讓放手去乾，我也就硬著頭皮上了車。
對一個眼科大夫來說，在“健康快車”上工作的經歷，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從上了車的那天起，我的神經就一直緊繃著，不敢有絲毫懈怠。每天我和另外一個眼科大夫要做二十多例手術，多的時候要完成三十多例。雖然很累，壓力又大，但收穫同樣很大。要知道，我們醫院眼科一年的手術量大概是兩千例，其中白內障的手術占了一半，也就一千例左右。而且，這一千例手術是由20多個眼科大夫共同完成的。像我這樣資歷淺的年輕醫生，做手術的機會就更少了。可在車上，我們每一站都要做一千例，算下來，我自己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就做了兩千多例手術。這個數字，對一個眼科大夫、尤其是年輕的眼科大夫來說，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因為手術的量是醫生累計經驗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手術完了，病人卻沒有知覺，當時我的頭髮都立起來了。
千小心萬小心，還是出了岔子。我們在青海站的時候，地方上送來的一個病人，手術前一檢查，發現他的血糖高。糖尿病患者如果動手術，會出現併發症，車上急救的設備不全，所以對這些患者，我們都是讓他們先到地方醫院去治療，把血糖降下來，再到車上做白內障手術。當時，這個患者挺失望地下車了。過了幾天，他第二次上車來，一查，血糖還是高，沒辦法，只好勸他回去儘快降血糖。等他第三次上車來，血糖正常了，我們都為他高興，安排第二天做手術。手術很順利，十多分鐘就做完了。成人的白內障手術是局部麻醉，手術中病人是有意識的，手術完了，一扶病人，照理他自己就起來了。可是，我一推，他沒動，我的頭髮一下子都立起來了——難道病人死在手術台上了？趕快急救，一測血糖，只有 ，而正常人的應該是600多 ，差了 。他怎么能不休克呢！趕緊推了一針強補糖劑，也才200多。藥打下去，病人慢慢醒過來，我的背上都已經汗濕了。後來才知道這個患者沒有錢去醫院控制血糖，從別人那裡聽說不吃飯血糖就會降低，由於復明的願望特彆強烈，加上不了解這樣做的後果，就採取了極端的做法，連著三天沒吃飯。從那以後，我們的術前把關更嚴了。
導師批評“不思進取”
遺憾的是，我在“健康快車”上累計的經驗，一直沒形成論文。那兩年，我的心思都花在治療病人上，沒出論文，導師都批評我“不思進取”了。醫學論文是最要求嚴謹的，一般在做了大量的病例後，還要隨訪病人，最少要觀察半年，得出的結論才是可靠的，才能拿來做論文的依據。我們在每站只停留三個月，也不知道那些病人現在的情況怎么樣。真希望能有機會，去挨個做回訪，一方面可以幫助自己作論文，一方面也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別的醫生。
醫生的價值，在車上能得到正常的體現
說這話你可能不以為然，但從某些方面來說，確實是這樣。城市裡的人得到信息和知識的渠道多，對自己的病情也比農村和偏僻地方的人要重視，這是好的。可讓醫生頭疼的是，城裡的患者對自己的病情一知半解，他從一些帶誇張成分的廣告、報導中得到一些誤導性的訊息，然後用這些去質疑和影響醫生的治療。在“健康快車”上的病人就不一樣，他們樸實單純，對醫生很信任，我們也能專心工作，這樣積極的配合使治療效果很好，我的心情一直也特別好。
一小包瓜子
我是在農村長大的，小時候家裡也很窮，但是我們在“健康快車”上遇到的一些患者，他們的貧困是我以前沒有見過的。記得在河北省平山縣，有一個患老年性白內障多年、雙目失明的老太太，我們為她做了復明手術以後，老太太特別感激，專門從家裡拿來一小包瓜子，一定要我們收下，她說家裡沒有別的像樣的拿得出手的東西，只有這點瓜子。車上有規定，我們也從來不收患者送的任何東西，可是老太太留著淚非要我們收下。你說，叫我們怎么吃那包瓜子？這件事到現在想起來，心裡還特別難過……
生在偏遠地方的人要為生存付出更多的努力，城市裡的人應該為他們做些事情。
我們每周可以休息一天，當地也常為我們組織一些遊覽的活動。記得在遊覽青海湖的時候，車子出了市鎮，越走越荒涼，要走很多里路才有一戶人家，當時我特別感慨，覺得生活那裡的人真不容易，他們要為基本的生存付出更多的努力，根本沒有條件來談醫療。所以，像我們這樣生活在城市裡，享受現代生活種種便利的人，真應該為他們做些事情。
不用顯微鏡，手術後病人視力恢復到1.0。
在“健康快車”上工作的時候，我結識了很多地方上的醫生，都是同行，工作條件卻相差很遠。記得我們參觀過青海省互助縣醫院，醫院經費緊張，常規的眼科設備都買不起，但他們一樣治病救人。當時那裡有一位眼科醫生，在沒有顯微鏡的情況下，用肉眼做白內障手術，術後病人視力恢復到1.0。而像我這樣大城市裡的眼科醫生，用的都是最好的設備。包括在車上，我們的設備在當時國際上都是一流的。當地人誇我們醫術高，那是因為我們有好的設備，好的學習機會。所以，我覺得自己沒什麼可驕傲的。
醫生做的，只是畫龍點睛的工作。
為偏遠地方貧困的人做手術，我們醫生得到很多的讚美，其實，有很多人都為“健康快車”做了努力，只是他們的工作不容易被看見，媒體都忽略了。如果把“健康快車”這個事業比作是造一條龍出來，那么，醫生做的，只是畫龍點睛的工作，整個龍的架子是由更多無名的人搭起來的，他們做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艱苦和煩瑣的工作，比如前期的層層篩選檢查、中間的組織宣傳，後期的安置等等，還有連我們都不知道的、卻不可缺少的工作。
回到北京，好長一段時間都不適應都市的生活。
在車上幹了一年多，要不是愛人生孩子，我還不想回北京。在車上，生活雖然單調，但心裡很充實。回來後，每天在醫院上班，忙了一天，卻沒有充實的感覺，還要應付評職稱、分房子、搞好人際關係等等雜事。看病的時候又要考慮醫患關係，特別累心。在車上雖然工作壓力大，但心裡很單純，每天都有收穫。回到北京後，覺得城市生活特別浮躁，不由得懷念車上的生活。我調整了一兩個月才適應過來。如果有機會，真希望還能去車上工作。
醫護人員：鮑永珍
最大的滿足是看到病人重見光明
鮑永珍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眼科副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專業擅長白內障、青光眼的臨床治療，被稱為北京市人民醫院眼科的“三大快手”之一。先後在德國、美國進修學習。獲國家發明專利一項。1999至2000年，在“健康快車”上任醫務主任，自己服務期滿後，還經常上車，指導車上年輕的醫生。
對眼科大夫來說，最大的滿足是看到病人重見光明。
說老實話，我的生活特別簡單，甚至可以說特別土。記得在山西站工作的時候，電視台要拍一個“健康快車”的電視劇，編劇拿劇本來給我看，是不是屬實，我一看就生氣，上面說到醫生想家，心情不好，就到酒吧去喝悶酒。這哪裡是“健康快車”的醫生幹的事兒！我們整天工作，每天一個人做十幾台手術，一天下來，累得就想睡覺。況且車子停的都是偏僻的地方，哪來什麼酒吧？太不切實際了。不要說在農村，就是在北京，我們也很少去娛樂場所，忙專業，總覺得時間不夠用，從來都是醫院和家裡兩點一線。對一個眼科大夫來說，最大的滿足就是看到病人重見光明，別的精神享受都是次要的。還好，編劇很尊重我們的意見，把那些不合實際的情節都刪掉了。
為了上車服務，放棄去德國進修。
1999年，我們醫院承擔“健康快車”的醫療工作，本來我是要去德國進修，已經得到“中德學者交流中心”的獎學金，簽證都辦好了。但時間和“健康快車”的工作衝突了。考慮到這事兒的重要性，醫院方面也覺得我去更放心一些，所以就放棄了進修。不過，我也不覺得可惜，進修的機會還多，下鄉工作一年的機會更難得。
要滿負荷工作，才不覺得無聊。
其實在“健康快車”上的醫療工作，對我個人的專業發展沒什麼大的積累，但我還是覺得值得去。醫生的天職是治病救人，城市裡的人就醫方便，也有經濟能力，農村裡的人缺醫少藥，要不是這樣扶貧性質的醫療活動，他們能治病的機會很少很少。所以，這就比普通的醫療工作更有意義，我們做醫生的成就感也更高。只是車上的生活很單調，更重要的是那一年時間和外界的聯繫很少。而醫學的發展，日新月異，你接觸不到各種新技術新進展，馬上就會落後，這是讓我不太適應的地方。但接受不到新東西，我們可以把自己知道的告訴相對落後的地方醫院，那一年，我們搞了好多學術活動，跟地方上的同行交流。每天，我也是希望滿負荷工作，這樣才不覺得空虛無聊，有時候病人送來的不及時，我都會著急。
支援西部，是早已有的夢想。
我是個理想主義者，似乎不太適合做醫生，1986年大學快畢業的時候，幾個女生住在宿舍里，看到《中國青年報》上號召青年知識分子支援西部，去落後地區工作5年。我們熱血沸騰，聯名給報社寫了封長信，回響號召。大家談得特別興奮，一夜沒睡，覺得自己對國家的醫療衛生事業有著神聖不可推卸的責任。結果報社沒理睬我們，大概覺得我們是一時衝動，結果這事兒就不了了之了。後來工作了，我也喜歡到各地去參加醫療活動，過過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體驗。我們自己也經常搞“醫療下鄉活動”。我想，我的很多同行都會希望到“健康快車”上來工作一段時間，換個環境，接觸些城市裡接觸不到的病歷，還有，感受一些城市裡缺少的淳樸和真摯。
不符合條件的，堅決請回。
大概是因為我的理想主義，所以人家都說我愛憎分明。在“健康快車”上工作的時候，我經常提議星期天大家到病人家裡去做家訪，一來看看他們恢復得怎么樣，二來也看看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有些病人家裡真窮，什麼都沒有，真正的“家徒四壁”，我們都特別感動，走的時候給病人捐點錢，有時候帶點自己的舊衣服。但是有個別病人，一看就是家庭條件還不錯的，也來占扶貧的名額，我就遇到幾個：一個男病人，他的眼底有問題，手術後的效果不會太好，而且他是一隻眼睛白內障，所以我就跟他商量，看是不是不做了。他聽了，從口袋裡掏出一部手機來，要給兒子打電話。我一看特別生氣，告訴他不用商量了，請回吧。手機都用得起，來“健康快車”乾什麼！還有一個老太太，戴著金戒指金耳環，開始我沒說什麼，心想這可能是年輕時候置辦下的吧。結果到吃飯的時候，老太太嫌車上供應的飯不好吃，叫她閨女倒掉了給買好的，我看見了，馬上請她回去，挑到這個程度，可見家裡不缺錢。像這樣不符合條件的，堅決請回，說什麼也沒用！
我回去的時候，女兒像個小叫花子
1999年底，完成工作可以回家了，走的時候大家都依依不捨，能過一段那樣的集體生活，對成年人來說，是很少有機會的，很難忘。到北京的時候，我先生帶著女兒來車站接，女兒當時4歲。下了車，一看到父女倆，我都笑了，女兒像個小叫花子，衣服穿得亂七八糟，臉上抹得跟小花貓似的。我先生在中國科學院工作，是做基礎物理研究的，一紮到實驗室就特別忙，所以我不在的那段時間，女兒送了全托。見了我都不跟我親了。
降低先天性眼疾的發生，是農村治盲的關鍵。
來“健康快車”上治病的人當中，有很多是小孩子，其中絕大部分又都是先天性的。像我做過的手術里，就有4個月大的、10個月大的，一兩歲的就更多了。而這種情況在大城市，基本上見不到，而白內障遺傳的原因，到現在還沒有定論。我覺得醫療扶貧，在治療現有病人的同時，還應當注重預防，降低先天障礙的人口，從長遠來看，這是提高人口素質的關鍵。為此，我給衛生部寫了一個《建議術前術後的調查》。
在遵義，一家人里，有5個都是白內障，父親還是個聾啞人。我們能一次將他們5個人的眼睛都治好，但他們的下一代，很有可能還是白內障。還有在重慶的萬盛，一個媽媽本身有先天性白內障，她的三個孩子中，有兩個都遺傳了，孩子們的兩個舅舅也是白內障。看到這種情況，我一直在想，“健康快車”在開展醫療工作的同時，附帶上一些研究，包括長期追蹤術後病人，研究遺傳病史，普及預防知識，從而降低先天性眼疾的發生。我想，這是農村治盲的關鍵。
林順潮：多做好事 你的人生就豐富
我是香港眾多志願醫師中的一個
“健康快車”的醫療工作主要是由內地的醫師完成，為了表達我們香港醫師的心意，每年，我們都會有一些志願者到車上去工作一段時間，到現在大概有四十多位香港的眼科醫師都去過了。我也是這些志願醫師中的一個，每年要找兩個時間到“健康快車”上做手術，每次工作5到10天。不過，我還多一些工作，譬如統籌安排香港志願醫師上車服務、安排內地醫生來香港培訓，在內地安排一些眼科醫療學術交流活動，還有一項特別重要的，就是盡力去推動“健康快車”的工作，讓更多人知道，更多人支持。
“健康快車”的醫療條件非常好
“健康快車”只是個火車醫院，空間很小，但是它裝備的眼科醫療器械都是國際上最先進的，比起普通的醫院，車上的醫療條件非常好，可以說是一流的。醫療人員也都很優秀，所以，從整體上來說，“健康快車”是個非常好的眼科醫院。它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流動，到處走，到處治病，這是任何醫院都不能達到的。我們處在一個商業社會，在人們的認識中，免費的東西都是不好的，但“健康快車”不同，車上的一切治療費用都是一文不收，完全免費，醫療服務卻非常出色，因為所有在這裡工作的人，不為功利，只為慈善。跟醫療條件比起來，車上的生活條件一般，住得很擁擠，醫生們很辛苦。
“樹上停著個麻雀！”
我在“健康快車”上做的第一個手術是在阜陽，是一個老太太。手術那天，她的親戚、還有她的孫子都來了。做完手術，我給她拆了紗布，她好一會兒沒有說話，我問她看不看得到，她指著窗戶外邊說：“遠遠的那棵樹上，停著個麻雀。”說完，老太太就哭了，她的家裡人也都哭了。這樣的病人在“健康快車”上很多很多，他們病了很長時間沒有治療，以致白內障過熟，核很硬，手術時的創口就大，恢復的時間也長，所以，他們康復以後的反應都特彆強烈，特別激動，讓我這個做醫生的也很有成就感。
最好的報答
我在“健康快車”上遇到的病人都非常淳樸，他們生活貧困，但心地善良，知恩圖報。好多病人痊癒了，都說要報答醫生的“大恩大德”，我跟他們說：這是醫生應該做的事情，算不上“大恩大德”，現在你能看見了，如果要報答，有能力的話，也幫幫別人，就是最好的報答。他們很高興地回去，我想，得到幫助的人，一定也樂於去幫助別人，這種善意不斷傳遞，大家都受益。
人生如蠟燭
在“健康快車”上的工作，讓我有很多快樂的經歷，記得在新疆，我的一個病人做完手術，第二天做檢查的時候，她看著我，滿臉笑容，一直做用手掀開紗布的動作，好像在說：“我馬上能看見了！”當時我很感動，覺得像冬天的太陽，暖在心中。有句話說：人生如蠟燭，不讓它燃燒，就放不出光和熱。如果我沒有來做這些工作，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感動。只有多做些好事，人生才能更豐富。多幫些人，自己的人生意義也才會更大一些。我喜歡朱自清的一首詩：“真理皎潔如明月 / 仁義朗照似太陽 / 藝術如花散芬芳 / 唯有愛情與人 / 血肉相連。”這些美好的感受，也都是付出之後才能得到的。
用笑容溝通
一個好的醫生，光有仁心仁術還不夠，還要有溝通和信任。在“健康快車”上做醫生，溝通和信任更重要，因為車上的病人都是農村來的，他們當中大多數都沒有進過醫院，難免緊張和害怕。在手術中，病人如果不能放鬆，也會增加手術的難度，所以醫生要給病人以信心。你問我怎么跟病人溝通？哈，我是用笑容！我的國語說得不好，病人說的又都是各地農村的方言土語，所以我們很難用說話來溝通，但我能讓病人感到安心，我的辦法就是誠懇的笑容，還有拉拉他們的手。這樣的溝通方法放之四海而皆準，只要心中有誠意，效果一定好。
我的記錄不好
到2002年為止，“健康快車”上的最高紀錄，是兩個醫生一天做了44例手術。我的記錄不好，大概一天10個左右。不過，我做的大多數都是小孩子，最小的只有4個月大。以前的手術，小孩子做了白內障摘除以後，不裝人工晶體，因為眼球還沒發育好，只能等3歲以後才裝，這就容易造成弱視。隨著技術的進步，一周歲以下的嬰兒都可以一次完成白內障摘除和晶體植入手術，徹底地重見光明。做這些手術的時候，地方醫院的同行都來看，他們很願意學習新的技術，尤其是一些偏遠地區的醫生，對新知識更加渴望，我就邊教邊做，希望對他們有幫助。雖然不能做多一些手術，我還是很高興，因為對醫生的培養，和治癒眼下的病人是同樣重要的。
籌建顯微眼科手術培訓中心
“健康快車”雖然治好了很多白內障病人，但它總不能一直停在一個地方，中國這么大，人口也多，每年有幾十萬人得白內障，大部分又都在農村。所以，“健康快車”總是顯得不夠用。其實內地的醫院和醫生並不少，只是資訊不發達，欠缺設備和技術。我們計畫從2003年開始，在“健康快車”服務的地方籌建幾家顯微眼科手術培訓中心，免費為那個省的醫院提供眼科醫師的技術培訓，並協助他們在自己的醫院也開展顯微手術的工作。眼科顯微手術，不光可以治療白內障，還有青光眼等等其他一些眼病，都可以通過這樣的技術來治療。以後，住得比較偏遠的人，也不用去到大城市，在當地就可以治好眼病了。這項計畫已經得到很多人支持，相信很快就可以建起來。
火車醫院車長
車長董淑珍
董淑珍是衛生部派出的第一位車長，過去在衛生部外交司工作，多次被評為優秀黨員、優秀工作者，也是衛生部最早做“健康快車”具體工作的人之一。自1997年7月開始，在“健康快車”上服務，曾創下一年300多天在外出差的記錄。
“要不要把我們最窮的地方給香港人看？這是衛生部最初的顧慮。1997年香港回歸，分隔了那么多年，大家覺得還是先去條件稍好一點的地方。所以，基於種種原因，第一站去了安徽的阜陽。
“4個滿意，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作為車長，要跟方方面面打交道，上自省委書記下至普通老百姓，中間還有衛生、鐵路、電信、民政、殘聯等各職能部門，想做到每個人滿意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對自己工作的要求就是：捐款人滿意、衛生部滿意、患者滿意、車上的工作人員滿意。
“老百姓親身體會了‘一國兩制’的意義。在阜陽的時候，復明後的患者特別激動，高喊‘共產黨毛主席萬歲’，後來知道了這是香港回歸後的舉動，他們又進一步說‘鄧小平萬歲！一國兩制萬歲！’
“我對‘健康快車’太有感情了！第一列車和第二列車，都是我和車上工作的人一起動手布置的。我還記得去買窗簾、被褥，挑家具這些事情。那時的心情真像是在布置自己的新家。
“不符合條件的病人堅決退回去！這是我感覺最難的事情，因為要硬得下心腸。車上的急救條件有限，有合併症的患者手術中很可能發生危險，所以，不論他們怎么懇求，都只能勸說回去，碰到這樣的情況，心裡特別不好受。再有就是那些住在市里，家庭條件還不錯的患者，找人說情想來車上手術，又不好得罪，又要堅持原則，也是難事。
“另外一個世界。我自己一直在城市裡長大，隨部長到過不少國家，看到的都是好的東西。可是健康快車的工作，使我看到許多落後地區的生活狀況，和城市生活比起來，那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比如在四川的西昌，很多患者為了來車上做手術，要走七天七夜才到，而我從西昌到北京，只要坐在飛機上幾個小時就到了，真是天上地下。還有的患者非常貧困，山裡的夜很冷，為了禦寒，人和牲畜擠在一起取暖。更有的患者，一生都在山裡，從沒見過火車，眼睛治好以後，竟然割了一擔草來餵火車吃……太讓人心酸了。
“地方醫院的醫生都渴望上車學習。健康快車的設備和技術都是一流的，所以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都儘可能開展一些學術交流活動。我記得在前幾站，地方上的眼科醫生就趴在車窗外望里看，想學東西。後來我提議減少一個北京跟車的護士，叫當地醫生上車當助手，大家輪換著學習。
“人員減少，費用降低，手術數量增加。剛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可參照，車上配備的人員有20多個。經過磨合總結，人員不斷減少，到1999年固定成8個，這是最精簡最高效率的組合，大大降低了每一例手術的成本，還節省了車上的生活開支。
“上廁所如過關。在頭幾站，上廁所是我在車上每天最頭疼的事。車上的排污管小，容易堵塞，所以大便都得到車下的廁所去解決。有的地方衛生條件好些，有的地方就是挖幾個土坑，四面一圍，病人和我們都用一個。一進去，那個味道就不用提了，最可怕的是地上爬著蛆蟲，還有蒼蠅撲面。我是過敏體質，經常弄得渾身過敏。每次去廁所都要下很大決心，就跟過關一樣。”
車長郭義貴
四十多歲的郭義貴是最年輕的一個車長，可能是這個緣故，他和車上的工作人員相處得最融洽，也最隨便。郭車長學的是醫科，相同的專業背景，使車上的大夫能和他商量具體的治療工作。當了6年醫生後，郭車長轉到衛生部做行政工作，在工作中，他是個精明能幹人。
郭義貴：“特別心跳的經歷，發生在湖南的吉首，我們到的時候是3月份，‘健康快車’停靠的地方雖然很荒涼，但南方的春天很美，周圍高高低低的小土丘上長滿了花草。大家都很高興，晚飯後紛紛到外面散步，還摘些野花來插在床頭。工作過半後，清明節到了，火車周圍來了很多當地人，他們鏟掉花草，擺上祭奠的東西，我們才恍然大悟，外面美麗的風景原來是個大的墳場，那高高低低的土丘，是一個個墳頭。從那以後，誰也不晚上出去散步了，女士們緊著拉窗簾，不敢往外看。更讓我們心驚的是，一天上午，一群人抬著個棺材一路吹吹打打，哭著喊著沖‘健康快車’走來。當時我心裡一緊：是不是出了醫療事故，病人回家後發生感染死了，現在親屬們來找說法？正擔著心，他們走到了，但沒停，繞過火車還往前走，我這才反應過來，這是支出殯的隊伍，到附近的墳場埋人來了。
“特別難過的回憶，是發生在甘肅定西地區的一件事。定西是國家級貧困地區，特別缺水，農民的生活很困難。沒錢治病的人多，我們去了以後，三個月時間做了1100多例手術，但當地的白內障患者還是很多。火車在每站只停三個月，到了最後幾天，慕名而來的病人越來越多，車上忙著做完基地醫院送上來的病人，只好跟病人解釋，勸他們回去。但病人不甘心，好多都在下面等。臨走的那天，車下已經圍了黑壓壓的一大片人，看到我們真的要走，這些人一下子全都哭了，攔著火車不讓走，那場面特別慘。我們在車上也很難過，每個人都掉淚了。這事兒我一想起來就難過。”
車長路文堂
路文堂車長，國家衛生部國際交流中心工作人員。曾多次受委派，帶領醫療隊遠赴非洲各國，為當地提供國際醫療援助。也曾帶醫療隊到西藏工作數年。這些經歷，使他積攢下豐富的野外醫療工作經驗，同時也使他更善於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和張美蘭車長一樣，老路也是過了六十的人，但走起路來一陣風，絲毫不弱於年輕人。
“老伴兒說我是流浪漢。我年輕的時候帶醫療隊，幾年幾年不回家，老伴兒就盼著我老了不用跑了，可是自從當了車長，這一出門又是半年一載，老伴兒乾脆叫我是流浪漢了。
“做車長的三大思想負擔：醫療事故、工作人員的健康和安全，還有車的安全，這三項都是不能出問題的。1999年在山西大同，幾個病人術後感染，我當時不在車上，一接到訊息，如五雷轟頂，處理問題的那段時間一直沒有飢餓感。等所有病人脫險，我才緩過來。
“你有困難就找我，這是我對大同一個叫趙博成的患者說過的話。那孩子當時12歲，先天性白內障，生下來幾十天就發現眼睛有毛病。孩子的爸爸家窮，媽媽嫁過來的時候本來就不願意，看到孩子這樣，一狠心，走了。孩子的奶奶用羊奶和麵糊把他餵大了。這孩子很爭氣，從小眼睛嚴重弱視，但學習特別刻苦。我喜歡這樣的孩子，他手術完走的時候，我把自己的名片給了他，上面有我在北京的電話和地址，叫他以後有什麼難處，儘管來找我。
“我對貧困有切身感受，因為我自己就是從農村出來的。小時候家裡很窮，我8歲就學著拉大鋤了，算得上是小半個勞力。如今能到這些貧困地區，為農民服務，我覺得很安慰。感同身受，他們的苦我能體會得到，他們的高興也是我的高興。
“特別難過的一件事情，是在河北的平山縣。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病人，雙眼白內障，失明好多年了。這人心腸還特好，收養著一個孩子。來的時候很高興，一檢查卻發現他失明時間太長了，眼底和視神經已經徹底萎縮，做了手術也跟沒做一樣。只好勸說他回去，這男的也沒多說什麼，可是一下了車，就蹲在火車邊抱著頭哇哇大哭。我心裡特別難過，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不是難到了極點，決不會當著人這么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