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2012)

內容簡介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簡稱國史研究），是以新中國的成立、建設和發展的歷史為主要研究對象，與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研究相銜接，與中共黨史研究相融合而又頗具特色的歷史學科，又是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基礎研究與套用研究相結合的綜合性學科。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建立在國史研究及其經驗與規律的基礎上，同時借鑑其他學科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等相近、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國史研究學科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國史研究起著規範、引導和推動作用。本書比較系統地研究了國凶束立試史研究的學術發展史、基本理論問題、研究範疇和方法，為本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學理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叢書六卷如下：擊陵采殼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1949—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催體文化史（1949—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1949—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圖書目錄

第一節　跨學科方法在國史研究中的運用

一、國史研究跨學科方法的可行性

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學科越分越細，人們已經很難在一個學科的範圍內對某項研究專題作出客觀的、全面的分析，而需要運用其他有關學科的知識，對研究對象進行多角度的觀察，以求得儘可能正確拘訂騙的結論。歷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一樣，正越來越明顯地走向跨學科的發展道路。

國史研究是史學領域中比較適合進行跨學科研究的領域。從研究內容來講，國史研究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其研究的問題廣泛，而且與現實存在較密切的聯繫，其中某些問題，例如改革開放的一系列問題甚至可以說就是現實問題。正因為如此，國史中的很多問題單純運用歷史學科的知識是無法深入解決的，必須注意與其他學科的交流，注意吸取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特別是要注意借鑑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通過與其他學科的相互借鑑，國史研究吸取一切有益的理論和方法，就能大大提高自身的認識能力和認識手段，從而使國史研究更客觀、深入，使立論更堅實、科學，在了解新中國的過去、認識複雜的現實乃至預測未來的發展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從跨學科研究方法在國史研究領域的運用來看，它具有兩方面的

含義。

一是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之間的交融。當前，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不再滿足於對所研究的對象進行現今時態的研究，轉而注重進行歷史性、溯源性探索。於是，一些研究者運用其自身專業的理論和方法，涉足歷史研究領域，去探明本學科研究對象的歷史演化過程。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既是其本學科跨學科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積極推動了國史領域跨學科研究。

就國史研究中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來看，很多內容與其他學科是有交叉的。例如，政治史領域，新中國的政治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等，既是政治學的研究內容，又是歷史學的研究範疇。因此這兩個學科的一些研究者運用政治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式來研究這些內容，拓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研究空間。社會史則是社會學與歷史學相交叉的研究領域之一，社會學關於社會結構的深入研究有助於理解和把握歷史的社會存在，而社會變遷正是世界存在的時間維度，也是“歷史”或者“歷史的生成”，因此一些社會學學者研究現實中國社會，也涉及當代中國社會的歷史。在他們的推動下，史學工作者也把目光轉向當代中國社會史，把社會史作為國史研究的主要專題史。在社會學與史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當代中國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社會生活歷史成為當前國史研究的一個新的學科增長點。

二是各學科研究方法之間的借鑑。國史研究運用跨學科方法最多的就是將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這其中既包括數學等自然科學方法，也有其他社會科學方法。

二、國史研究中運用的跨學科方法

首先，數學方法被廣泛運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人口史、社會史、軍事史等研究中，以其鮮請訂刪明的科學性、客觀性推動了這些學科的發展。

當代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普遍運用數量統計方法，即根據統計數據進行數量運算、製作表喇蘭樂格，對歷史現象間的相關關係進行數量分析。20世奔鍵紀80年代中後期，我國當代經濟史研究中就出現了建立經濟運行的數學模型對我國經濟運行的狀況和經濟發展史進行系統的數量分析、評價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人口演化規律研究中也經常運用數學模型分析方法，即以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人口數據為基礎，建立中國人口演化的模型，探索中國人口隨時間演化的規律，並在此基礎上對中國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

當代中國社會史領域有許多內容尤其是與經濟密切相關的經濟社會史適合運用數學方法。例如就業問題，就業率與失業率的計算是必不可少的。與數字密切相關的軍事史研究中，數量統計方法得到了充分套用。例如，有的學者以數據為基礎，統計了新中國每年軍費開支的數量和所占國家財政支出以及GDP的比例，實事求是地分階段總結軍費演變的特點，對駁斥國際上就中國軍費數字增長大加渲染炒作“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很有說服力。

其次，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方法也在國史研究中得到運用。從目前國史研究運用其他學科方法的情況看，主要有以下幾種：

其一，心理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成功運用，促成了心理史學方法的誕生。心理史學方法在國史研究中主要套用於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個體歷史人物的心理，尤其是對領袖人物的心理研究。例如有學者運用個性心理學、政治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結合大量史料，來對毛澤東進行心理分析研究。二是研究不同時期、不同群體的社會心理。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我國學術界開始將心理學引入對“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時期民眾變態心理的種種特徵，如狂熱的崇拜心理、病態的恐懼心理、固執的自大心理、消極的保守心理、幼稚的盲從心理、扭曲的逆反心理等，認為這些心理引爆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已經有心理學專業的研究者投入這一研究領域。

其二，社會學方法。將社會學有關學科理論運用於國史研究，對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社會建設和社會變遷作出深入考察，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的常見做法。這一廣闊領域，吸引著眾多的史學工作者參與其中，使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迅速取得引人矚目的成績。當代中國社會存在前提如時段、疆域、氣候、山川、資源、生態環境、自然災害、生產力水平等，社會結構如人口、婚姻、家庭、宗族、階級、階層、群體、社區等，社會生活如物質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社會功能如教育、就業、收入分配、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體制與機制、社會管理、社會安全等，都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史重點研究領域。

其三，人類學方法。將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引進到歷史研究中，使得歷史學研究產生較大的變化，因為人類學除了強調在內容上注重基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世界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時性研究。利用田野調查方法，深入社會，收集民間文獻史料，也已成為當代區域社會史研究重要的研究途徑。通過田野調查，可以蒐集到各種不同種類的地方民間文獻。以歷史學為本位的田野調查工作，對於擴充社會史、區域社會史研究資料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史料上掀起了一場變革，以往不登學術研究大雅之堂的詩歌、日記、碑刻、族譜、報紙、廣告、手札、回憶錄、契約、賬簿等愈益得到研究者的青睞與重視。

田野調查還可以促使研究者更好地解讀文獻。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利用的文獻，既有權威機構文獻也有民間文獻，還有既含有權威機構又含有民間內容的半官方半民間文獻。民間文獻來源於開放性的田野與社會，研究者可以了解民間文獻產生的具體情境，在保存較好、種類和數量較多的地方，甚至可以從中讀出文獻的系統性、連貫性與整體性，進而對其作出文本上的分析。可以說，通過田野調查，研究者對歷史的解讀方式發生了改變，對歷史認識的方法、研究的方法也發生了改變，這樣可以深化對歷史的理解，甚至修正以往的研究結論。

其四，經濟學方法。新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統一過程，這決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必須是經濟學的方法。它與以經濟為研究對象的其他經濟學科的區別之一在於，它以研究經濟發展的具體過程為對象，即按照經濟發展的歷史順序，從動態中揭示經濟運動的軌跡。這決定了它具有歷史科學的特性，其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學方法的特點。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是將經濟學方法與歷史學方法融為一體，以歷史主義的態度處理歷史和現實的關係。

在實際的研究中，跨學科方法的運用並不是唯一性的，並非在使用某一種方法時，必定排除其他的方法，而經常是不同的學科方法相互配合，統一運用於綜合研究之中。例如研究“大躍進”運動的發生、“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這類問題，由於這類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原因以及領導人個人因素，因此運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綜合研究，才能真正對歷史的發生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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