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商務新戰略:開創中美商務雙贏的未來》由中美問題資深專家編纂，從全球商業合作的高度，分析了中美兩國在未來共同面對的商業機遇和挑戰。並對目前普遍用於分析商業競爭的零和博弈思維進行了批判，講述了中美兩國和兩國的公司如何通過雙贏戰略的指導，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文化和商業環境，更好地合作，利用中美兩國在技術、管理、市場等方面各自的優勢，更好地實現兩國在全球範圍的商業合作。
基本介紹
- 書名：中美商務新戰略:開創中美商務雙贏的未來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頁數：217頁
- 開本：16
- 定價：38.00
- 作者：米勒-懷特 戴敏
-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8612904
- 品牌：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目前處於新的發展階段，有巨大的市場，對美國先進技術和專業的管理知識有巨大需求，使得中美商務聯繫的增長迅速，不可避免地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對此，《中美商務新戰略:開創中美商務雙贏的未來》分析闡述了對華觀念的轉變、真正意義上的新型國際合資企業模式、先進的雙贏政策和結構及外資企業在中國所採取的結構、策略和成功經營模式。《中美商務新戰略:開創中美商務雙贏的未來》還論述了真正意義上的新型國際合資企業模式的優勢、美國企業調整策略，使其同中國的經濟發展目標相協調的優勢，同時，還考察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模式。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米勒-懷特 (美國)戴敏 劉曼紅
約翰.米勒-懷特（John Milligan-Whyte）美中合作基金會執行主席，核心資本投資公司董事長和米勒懷特史密斯律師事務所（Milligan-Whyte & Smith）高級合伙人。
戴敏（DaiMin），中美合作基金會和美中新型夥伴關係研究中心總裁，美華投資公司董事長。她是多家國際企業的董事，是國際上最先進的兩項專利技術在中國的首席代表，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研究員，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名譽顧問。
劉曼紅（Marmie Manhong Liu），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博士導師，人民大學風險投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維新中國風險投資公司董事長，百慕達一中國友好協會副會長。
江浩（Hciward H，Jian）,麥肯西律師事務所紐約分所合伙人。
約翰.米勒-懷特（John Milligan-Whyte）美中合作基金會執行主席，核心資本投資公司董事長和米勒懷特史密斯律師事務所（Milligan-Whyte & Smith）高級合伙人。
戴敏（DaiMin），中美合作基金會和美中新型夥伴關係研究中心總裁，美華投資公司董事長。她是多家國際企業的董事，是國際上最先進的兩項專利技術在中國的首席代表，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研究員，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名譽顧問。
劉曼紅（Marmie Manhong Liu），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博士導師，人民大學風險投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維新中國風險投資公司董事長，百慕達一中國友好協會副會長。
江浩（Hciward H，Jian）,麥肯西律師事務所紐約分所合伙人。
媒體推薦
這兩本書填補了中美關係中相互交流與理解的重要空白。約翰·米勒-懷特正是整合中美關係所缺少的人，用美國能接受的方式來解釋美中問題的人。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
這兩本書闡述了許多新的重要思想。約翰·米勒-懷特作為一個美國人，能夠從美中兩國的立場暢所欲言，具有雄辯的說服力。
——中國駐美國大使周文重
這兩本書裡面的觀點我看了很受啟發。它所講的美中新型夥伴關係和一般美國理論家不同。至少有一條我認定它講的就是中國和美國沒有根本利益的衝突，為了維護美國和中國的利益，這兩個國家應該成為戰略合作夥伴。這個新觀點我想我們能接受。
——中國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茂林
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和主流的經濟學家永遠也不大可能跳出舊有的思維模式。因此，從巨觀視角來考察，約翰和戴敏打破美國對華政策中的零和博弈，確立彼此合作雙贏模式，不僅立意高遠，且在理論上堪稱新的學派，需要特有的政治和理論勇氣。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郗潤昌
我同意書中以博弈論為基礎的理論，即不論美國還是中國，如果不能確保雙方或對方的成功，便都不可能在21世紀取得成功。
——美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湯姆·蘭圖斯
該書所建議的觀點和理論將使美國的外交政策轉向中國。美國外交關係理事會或美國智庫機構的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書，提出這樣的理論，因為“我們都是來自於同樣的背景並用同樣的方式考”。
——《紐約時報》前總編輯西摩爾·塔平
這兩本書是研究中美關係的“經典之作”。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及全球環境保護運動創始人莫里·斯莊
本書中提出在美中兩國決策層建造一種新型的既有包容力又能進行合作的機制，是建立21世紀美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基礎。
——前美國眾議員理察·施威特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
這兩本書闡述了許多新的重要思想。約翰·米勒-懷特作為一個美國人，能夠從美中兩國的立場暢所欲言，具有雄辯的說服力。
——中國駐美國大使周文重
這兩本書裡面的觀點我看了很受啟發。它所講的美中新型夥伴關係和一般美國理論家不同。至少有一條我認定它講的就是中國和美國沒有根本利益的衝突，為了維護美國和中國的利益，這兩個國家應該成為戰略合作夥伴。這個新觀點我想我們能接受。
——中國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茂林
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和主流的經濟學家永遠也不大可能跳出舊有的思維模式。因此，從巨觀視角來考察，約翰和戴敏打破美國對華政策中的零和博弈，確立彼此合作雙贏模式，不僅立意高遠，且在理論上堪稱新的學派，需要特有的政治和理論勇氣。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郗潤昌
我同意書中以博弈論為基礎的理論，即不論美國還是中國，如果不能確保雙方或對方的成功，便都不可能在21世紀取得成功。
——美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湯姆·蘭圖斯
該書所建議的觀點和理論將使美國的外交政策轉向中國。美國外交關係理事會或美國智庫機構的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書，提出這樣的理論，因為“我們都是來自於同樣的背景並用同樣的方式考”。
——《紐約時報》前總編輯西摩爾·塔平
這兩本書是研究中美關係的“經典之作”。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及全球環境保護運動創始人莫里·斯莊
本書中提出在美中兩國決策層建造一種新型的既有包容力又能進行合作的機制，是建立21世紀美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基礎。
——前美國眾議員理察·施威特
圖書目錄
前言
摘要
導讀
第一部分：一位美國企業管理者對中國觀念的轉變
第二部分：美中公司全球經營合作
第一章 轉變思維方式使美國公司具有競爭優勢
第二章 創造成功的美中全球合資公司
第三章 美國企業的中國戰略與中國政府和中國公司”走出去”的戰略相結合
第四章 美中公司全球合資經營的最優結構
第五章 在華獨資或合資公司的傳統結構，戰略及運作
第六章 傳統公司結構和戰略以及全球合資公司模式的優勢
第三部分：美中戰略需求的密切合作
第七章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第八章 美國公司的中國戰略與中國的金融服務業發展戰略相結合
第九章 美國公司與中國銀行業的目標相結合
第十章 美國公司與中國保險業，再保險業的目標相結合
第十一章 中國股票市場
第十二章 中美公司在中國風險投資領域的合作
第十三章 美國公司在中國教育領域的商機
致謝
摘要
導讀
第一部分：一位美國企業管理者對中國觀念的轉變
第二部分：美中公司全球經營合作
第一章 轉變思維方式使美國公司具有競爭優勢
第二章 創造成功的美中全球合資公司
第三章 美國企業的中國戰略與中國政府和中國公司”走出去”的戰略相結合
第四章 美中公司全球合資經營的最優結構
第五章 在華獨資或合資公司的傳統結構，戰略及運作
第六章 傳統公司結構和戰略以及全球合資公司模式的優勢
第三部分：美中戰略需求的密切合作
第七章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第八章 美國公司的中國戰略與中國的金融服務業發展戰略相結合
第九章 美國公司與中國銀行業的目標相結合
第十章 美國公司與中國保險業，再保險業的目標相結合
第十一章 中國股票市場
第十二章 中美公司在中國風險投資領域的合作
第十三章 美國公司在中國教育領域的商機
致謝
文摘
第一章 轉變思維方式使美國公司具有競爭優勢
概述：本章主要探討美國和中國不同的商業文化和傳統，以及揚長避短的必要性。
我們如何尊重對我們不甚了解的人民？
對於有別於自己，可能是敵人，也可能是朋友，還可能既是敵人也是朋友的人，我們如何理解或尊重呢？無論破壞還是發展正在興起的美中合作關係，也不管支持還是阻止兩國精英和解，美國政治、商業領導人都必須意識到並尊重中國政府、人民和文化的非凡能力，因為他們如此迅速地把中國由計畫經濟體制改造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如今正在重塑整個世界。
談判和契約的執行：意思表示一致？
在美國的契約理論中，只要當事人雙方都有簽訂一份契約的意願，在要約和應約同時具備時，契約即視為成立，這也被稱為“意思表示一致”。在美國契約理論中，這種契約是可執行的。那么當契約當事人進行了要約和應約，但沒有達到意思表示一致並且沒有執行契約的意願時，該怎么辦呢？在中國觀念中這不是契約，它只是談判的一個階段。
我們所說的“中國思維模式”是指中國內地的觀念。當然，這個提法難免流於含糊，但可以通過它同“美國思維模式”之間的區別來定義，儘管“美國思維模式”本身也是一個含糊、有歧義的說法。
二十多年來，中國不斷發展對外貿易和國際商務。在此期間，“中國思維模式”並沒有因同外國人打交道而發生根本改變。“中國思維模式”在吸收西方技術、玉作方法，但自身的變化卻沒有保持同步（如果說確實有一些改變的話）。外國人同中國內地人做生意不僅要面對一整套不熟悉的遊戲規則，還要面對一整套不熟悉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由於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是21世紀的主要經濟力量，“中國思維模式”可能比“美國思維模式”更具剛性。“中國思維模式”和“美國思維模式”是在不同的背景、經歷、期望及對各自利益的不同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對這種“不相連”，可以做兩種反應：要么接受失敗，要么改變觀念。第二種比第一種更有出路些，但它要求“美國思維模式”了解“中國思維模式”。
忽視“中國思維模式”和“美國思維模式”的差異，就不能了解中國人和美國人各自根據自身利益的所作所為，使中美雙方既不能理解對方利益所在，也不能理解自身利益所在。
我們把中國稱為“巨觀調控社會”而非“美國式權益社會”；稱為“社會主義法制社會”而非“美國式的法制社會”。
中國人眼中的外國人
自打和中國人開始往來，美國人便努力去了解中國人。一位西方觀察家總結說：
中國人看西方人時，有一個古怪之處——自卑感和優越感在他們身上並駕齊驅。一方面，中國人認為西方社會在很多方面高度發達，在科學技術、生產、運輸和農業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經濟上的巨大成功都值得人們把它作為競爭、追趕的目標，令人羨慕、欽佩。另一方面，中國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它的文明和文化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西方世界在物質方面可能遠遠超過中國，但很多中國人認為西方世界存在著顯而易見的道德缺失。不然如何解釋他們所讀到或聽說的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大量存在的吸毒、非法性行為及其他墮落的行為？從這一角度看，西方人在道德上無法與中國人相提並論。在很多中國人看來，西方人比野蠻人強不了多少——他們不懂禮節的細微之處，不必指望他們舉止得當。上述情況突出說明了中國人往往以中國式標準來評價西方人和他們的行為。在歸類得當或不得當的行為方面，中國人的選擇相對較少。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對”和“錯”分得清清楚楚，只有一種標準可循，難怪他們只用這一種尺度去衡量別人，甚至於那些不是在他們的文化中長大的人。
充滿謬見的觀念
在未來25年中，任何在謬見基礎上對中國政策以及美國企業對中國政策的解讀都不太可能成功。美國對中國在貧困中崛起所產生的認知失調的原因，究其根源是排外、敵意和自私自大。西方媒體上處處充斥著這些心態的氣息和具體體現。這裡就有一個經典的例子可為佐證：在《經濟學人》2004年所刊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先是讚揚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隨後便提出了質疑：
本文將揭開目前所有關於中國的誇張報導的真實面。誠然，中國的進步是實實在在的，是巨大的，但是它仍然處於一種體制上的過渡階段。奧威爾·歇爾教授本人對中國的情況十分了解。
認知失調或否定、惡意攻擊並不能為美國在“中國遊戲”中所面臨的挑戰提供出路。中國在貧困中崛起給資本主義國家帶來的挑戰在於他們的資本主義遊戲本身。美國商業領導人和美國企業需要徹底反思並轉變觀念，才能在美國資本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競爭中取得成功。
20世紀的美國主導世界，21世紀的中國正走向世界並已取得可敬的成功。對這樣兩個國家間關係的認知還存在著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在過去的500年美國和中國之間缺少經歷上的交集，並且因此缺少觀念上的交集。一個是兩千多年前修築長城進行防禦的國家，一個是由移民組成的國家，而如今它們的聯繫日益密切。美國人是驕傲的，他們有自己的行為方式；中國人也是驕傲的，他們也有自己的傳統習慣。這就好像雙方都通過望遠鏡來觀察對方，卻沒能正確使用這隻望遠鏡，而且看錯了方向。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找到一種有效的方法使美國人和中國人正確使用望遠鏡，使他們能夠看到那些雖然在遠處，但卻不難理解的東西。
美國人有意或無意地認為中國像美國，或應該像美國。中國人則通過他們五千年的歷史經驗來看美國。兩種不同的觀念如果沒有足夠的交集，就很難理解對方。
美國的政治制度使美國領導人形成了一種咄咄逼人的“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小布希政府便具有這種特點，他們用“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和態度看世界。很不幸，在他們眼中，國家問的競爭看起來就像一場體育賽事，其中的侵略主義被視為是正常的、無可厚非的。但是這樣一來，主要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大國間的關係就有可能是“種族滅絕”的遊戲，在這場遊戲中人類要承擔最高的賭注和風險。
還有更深層次的第三個原因：有些人喜歡或需要統治別人。這種人更容易採用“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而不是雙贏。比起攻擊性不那么強、更看重共識的國家，喜歡或需要統治別人的個人或國家更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種零和博弈的競爭。
人類認識還有第四個問題。近來，神經學開始能夠推斷人的態度了——是保守型的，還是自由型的。比如可以通過研究同樣的信息刺激對大腦不同部位所產生的不同作用來對態度做出推斷。人們的行為可能被大腦功能“格式化”了。我們目前只是剛剛開始了解決定人類看法、態度和行為的各種因素。我們已經簡要談了有關人類認知眾多問題中的四個。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教育”。人類認知和教育究其本質是同一現象的不同方面。但現在我們暫且忽略這一點，假定歷史和人類本質是可區分開來的。
美國人一直以來在《憲法》和其他相關輔助檔案（一套依制約和平衡原則進行解釋的書面規則）的約束下，以自己特有的政府形式發展著。三個世紀以來這部《憲法》經歷了不斷的演變。當代美國人用“多數黨執政民主”的望遠鏡看世界。中國人在五千年的發展中，出現過不同的統治者，在過去稱朝代，在如今社會裡稱政黨。中國也有《憲法》，中國發展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重複“美國式經驗”。美國和中國處在不同的國家建設階段。美國到了我們稱之為“現代科技國家建設過程”的晚期，中國則處於這個建設過程的初期，並且這個過程是在中國的歷史經驗、文化需要和目標背景下進行的。相對而言，美國已結束了這一時期的發展，而中國仍在發展之中。
1978年，中國開始了它歷史長河中一種新的嘗試，我們稱之為“改革開放”。在這種新的發展道路上，中國人的觀念發生了巨大轉變。這種觀念轉變如今正改變著整個世界，也包括美國。現在輪到美國轉變觀念了，而且需要同樣大的力度。
思維模式的轉變
從計畫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過程中，中國發生了非同一般、令人矚目的變化。
美國政治、商業領導人需要進行一次非同一般的、顯著的思維模式轉變，並進而改變美國的內外政策和美國企業的中國政策，這樣才能使美國資本主義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共同繁榮，而不是單方遏制而遭受失敗。
轉變思維模式對於美國企業而言是一種競爭優勢
很多企業的“中國政策”都只是狹隘地把重點放在如何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中占有一定份額，這顯示出一種“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它們的政策缺乏謀略和遠見，而這種謀略和遠見是它們和中國經濟發展政策合作並獲得利益（不管是長期，還是短期）所必需的。一個帶著“權益社會”思維方式去中國發展的美國企業，如果只是一心想占領中國市場，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那么它很可能會發現自己反而被中國的貿易夥伴“利用”了。很多美國企業認為同中國貿易夥伴打交道應該和同美國企業往來的情形一樣。它們只在美國式的“權益社會”的競爭中才如魚得水，而不適應在中國戰略迅速取得成功和中國巨觀調控社會的背景下參與競爭。一些外國企業甘願接受在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贏利的局面，而實際上它們本沒有必要這么做。
在巨觀調控社會中，“雙贏思維模式”是一種競爭優勢。中國正在迅速發展中，外國企業如果能調整自己的價值觀、政策，使自己同這一背景相適應，它們就會比不按中國方式去理解市場經濟的企業更富競爭優勢。但是這些企業必須明白為什麼它們的中國策略應與“中國的策略”保持一致，為什麼要持雙贏的價值觀，並採用富有創造性的政策和結構。
有些企業無法轉變“零和博弈”思維模式，因為這種觀念在美國式的“權益社會”中是成功的。有些企業甚至在認識“雙贏思維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時，也只能從它們心中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維模式出發。如果一個外資企業能夠走出美國式的“權益社會”和“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它就能和中國貿易夥伴擁有相同的觀念。鑒於中國的各種政策和經濟發展正步入走向世界的新階段，上述轉變也越來越重要了。
企業帝國主義觀念
已經有跡象顯示美國企業觀念開始轉變了。在2003年的一期《哈佛商業評論》雜誌中，C·K·普拉哈拉德和肯尼思·列勃薩（李侃如）在題為《終結企業帝國主義》的文章中指出：
20世紀80年代第一批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時，它們的經營觀念可以稱之為企業帝國主義觀念。這些公司認為這個巨大的新興市場可以為它們的老產品提供新銷路。它們還預測現有產品的銷量將不斷攀升，使它們大發橫財；新的市場將提供新的機會，使它們能從自己的夕陽技術中再擠出利潤來。另外，這些跨國公司把本國的企業中心當做產品和生產工序創新的唯一場所。很多跨國公司都不會有意識地把新興市場視做為跨國經營發掘技術和管理人才的來源地。這種企業帝國主義觀念導致跨國公司在那些新興市場中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如今很多企業開始認識到要抓住這個巨大的新興市場中潛在的商機就需要轉變思維方式。成功不僅僅要求企業提高其文化敏感度，我們對這些市場的性質了解越深，就會越確信跨國企業需要重新調整其商業模式的每一個方面。
因此，時下雖然還常會有人問通用汽車、麥當勞等企業將如何改變這個巨大新興市場中人們的生活，但聰明的西方企業高層管理人已經能夠從相反方向去思考。在這個新興市場中取得成功需要大規模的創新和資源轉移，因此跨國企業本身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變革。簡而言之，跨國企業在新興市場中取得成功的同時，它們也將給企業帝國主義畫上一個句號。
……多年來，美國高層管理人員一直以為他們能夠把現行的商業模式推廣到全球範圍。這種想法必然要改變……企業帝國主義的結束不僅意味著已開發國家和新興開發中國家間將建立起新的關係，還預示著企業權力中心集權（體現在“總部最在行”的態度中）時代將告結束，企業權力和影響力基礎將更加分散……為了有效地參與到這個巨大的新興市場中，跨國公司將越來越需要重新配置資源，重新考慮成本結構，重新設計產品開發過程，並學會質疑自己對高層管理者文化背景的看法。總之，跨國企業必須養成一種新觀念，採取新的商業模式，才能獲得全球競爭力……
新興的中國企業迅速取得成功，競爭力越來越強，它們不僅給美國在華企業帶來了越來越大的挑戰，也同樣加大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市場的壓力。因此，關於轉變企業觀念這一領域的研究步伐也在加快。
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借鑑其他地區的經營模式和技能
隨著中國內地企業借鑑其他地區的商業觀念、技巧及競爭方式，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及巨觀經濟競爭力增長速度也在提高。中國內地企業在吸納其他地區的知識和商業管理技巧，而且其速度將穩步提高。美國企業必須培養新的觀念，這種觀念應該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成就和商業文化。真正的中美合資企業應該進行必要的文化融合。
合資企業能否贏利、能否持續發展下去，將取決於美中雙方股東、管理部門、員工能否成功地合作，能否在態度、技巧方面達到必要的融合。
正如第二章闡述的那樣，如果不進行合作、融合，那么就會有另一種結果——在國際合資或其他企業合作形式中，新興的中國跨國企業不和美國企業合作，而是收購或取代主要的外資公司。隨著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美國企業必須在“零和博弈”和“雙贏”思維模式之間做出選擇。無論它們選擇哪一種，中國企業前進的步伐都會更快，中國的發展也因此而更快。
中國內地企業正在學習美國管理技能
目前，中國內地企業正通過各種途徑著力發展更先進的管理技能，比如，聘用外國管理人員、內地商學院畢業生及海外商學院畢業的留學生，吸取外企工作經驗、收購外國公司。
2004年12月，中國內地有89所中資教育機構被授權開設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自1991年以來，中國已經培養了50 000名工商管理碩士、高級工商管理碩士（EMBA）畢業生。2004年中國內地EMBA項目總數約為30個。
截至2004年6月，有31個MBA、EMBA項目為中、外教育機構合資辦學。此外，至少有10個MBA或EMBA項目提供國外教育機構學位課程。中國對商業教育項目的需求還遠未得到滿足，這種需求為擁有資本實力、專業知識和“正確態度”的美國企業加盟MBA、EMBA項目提供了很好的機遇。
概述：本章主要探討美國和中國不同的商業文化和傳統，以及揚長避短的必要性。
我們如何尊重對我們不甚了解的人民？
對於有別於自己，可能是敵人，也可能是朋友，還可能既是敵人也是朋友的人，我們如何理解或尊重呢？無論破壞還是發展正在興起的美中合作關係，也不管支持還是阻止兩國精英和解，美國政治、商業領導人都必須意識到並尊重中國政府、人民和文化的非凡能力，因為他們如此迅速地把中國由計畫經濟體制改造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如今正在重塑整個世界。
談判和契約的執行：意思表示一致？
在美國的契約理論中，只要當事人雙方都有簽訂一份契約的意願，在要約和應約同時具備時，契約即視為成立，這也被稱為“意思表示一致”。在美國契約理論中，這種契約是可執行的。那么當契約當事人進行了要約和應約，但沒有達到意思表示一致並且沒有執行契約的意願時，該怎么辦呢？在中國觀念中這不是契約，它只是談判的一個階段。
我們所說的“中國思維模式”是指中國內地的觀念。當然，這個提法難免流於含糊，但可以通過它同“美國思維模式”之間的區別來定義，儘管“美國思維模式”本身也是一個含糊、有歧義的說法。
二十多年來，中國不斷發展對外貿易和國際商務。在此期間，“中國思維模式”並沒有因同外國人打交道而發生根本改變。“中國思維模式”在吸收西方技術、玉作方法，但自身的變化卻沒有保持同步（如果說確實有一些改變的話）。外國人同中國內地人做生意不僅要面對一整套不熟悉的遊戲規則，還要面對一整套不熟悉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由於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是21世紀的主要經濟力量，“中國思維模式”可能比“美國思維模式”更具剛性。“中國思維模式”和“美國思維模式”是在不同的背景、經歷、期望及對各自利益的不同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對這種“不相連”，可以做兩種反應：要么接受失敗，要么改變觀念。第二種比第一種更有出路些，但它要求“美國思維模式”了解“中國思維模式”。
忽視“中國思維模式”和“美國思維模式”的差異，就不能了解中國人和美國人各自根據自身利益的所作所為，使中美雙方既不能理解對方利益所在，也不能理解自身利益所在。
我們把中國稱為“巨觀調控社會”而非“美國式權益社會”；稱為“社會主義法制社會”而非“美國式的法制社會”。
中國人眼中的外國人
自打和中國人開始往來，美國人便努力去了解中國人。一位西方觀察家總結說：
中國人看西方人時，有一個古怪之處——自卑感和優越感在他們身上並駕齊驅。一方面，中國人認為西方社會在很多方面高度發達，在科學技術、生產、運輸和農業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經濟上的巨大成功都值得人們把它作為競爭、追趕的目標，令人羨慕、欽佩。另一方面，中國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它的文明和文化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西方世界在物質方面可能遠遠超過中國，但很多中國人認為西方世界存在著顯而易見的道德缺失。不然如何解釋他們所讀到或聽說的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大量存在的吸毒、非法性行為及其他墮落的行為？從這一角度看，西方人在道德上無法與中國人相提並論。在很多中國人看來，西方人比野蠻人強不了多少——他們不懂禮節的細微之處，不必指望他們舉止得當。上述情況突出說明了中國人往往以中國式標準來評價西方人和他們的行為。在歸類得當或不得當的行為方面，中國人的選擇相對較少。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對”和“錯”分得清清楚楚，只有一種標準可循，難怪他們只用這一種尺度去衡量別人，甚至於那些不是在他們的文化中長大的人。
充滿謬見的觀念
在未來25年中，任何在謬見基礎上對中國政策以及美國企業對中國政策的解讀都不太可能成功。美國對中國在貧困中崛起所產生的認知失調的原因，究其根源是排外、敵意和自私自大。西方媒體上處處充斥著這些心態的氣息和具體體現。這裡就有一個經典的例子可為佐證：在《經濟學人》2004年所刊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先是讚揚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隨後便提出了質疑：
本文將揭開目前所有關於中國的誇張報導的真實面。誠然，中國的進步是實實在在的，是巨大的，但是它仍然處於一種體制上的過渡階段。奧威爾·歇爾教授本人對中國的情況十分了解。
認知失調或否定、惡意攻擊並不能為美國在“中國遊戲”中所面臨的挑戰提供出路。中國在貧困中崛起給資本主義國家帶來的挑戰在於他們的資本主義遊戲本身。美國商業領導人和美國企業需要徹底反思並轉變觀念，才能在美國資本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競爭中取得成功。
20世紀的美國主導世界，21世紀的中國正走向世界並已取得可敬的成功。對這樣兩個國家間關係的認知還存在著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在過去的500年美國和中國之間缺少經歷上的交集，並且因此缺少觀念上的交集。一個是兩千多年前修築長城進行防禦的國家，一個是由移民組成的國家，而如今它們的聯繫日益密切。美國人是驕傲的，他們有自己的行為方式；中國人也是驕傲的，他們也有自己的傳統習慣。這就好像雙方都通過望遠鏡來觀察對方，卻沒能正確使用這隻望遠鏡，而且看錯了方向。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找到一種有效的方法使美國人和中國人正確使用望遠鏡，使他們能夠看到那些雖然在遠處，但卻不難理解的東西。
美國人有意或無意地認為中國像美國，或應該像美國。中國人則通過他們五千年的歷史經驗來看美國。兩種不同的觀念如果沒有足夠的交集，就很難理解對方。
美國的政治制度使美國領導人形成了一種咄咄逼人的“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小布希政府便具有這種特點，他們用“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和態度看世界。很不幸，在他們眼中，國家問的競爭看起來就像一場體育賽事，其中的侵略主義被視為是正常的、無可厚非的。但是這樣一來，主要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大國間的關係就有可能是“種族滅絕”的遊戲，在這場遊戲中人類要承擔最高的賭注和風險。
還有更深層次的第三個原因：有些人喜歡或需要統治別人。這種人更容易採用“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而不是雙贏。比起攻擊性不那么強、更看重共識的國家，喜歡或需要統治別人的個人或國家更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種零和博弈的競爭。
人類認識還有第四個問題。近來，神經學開始能夠推斷人的態度了——是保守型的，還是自由型的。比如可以通過研究同樣的信息刺激對大腦不同部位所產生的不同作用來對態度做出推斷。人們的行為可能被大腦功能“格式化”了。我們目前只是剛剛開始了解決定人類看法、態度和行為的各種因素。我們已經簡要談了有關人類認知眾多問題中的四個。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教育”。人類認知和教育究其本質是同一現象的不同方面。但現在我們暫且忽略這一點，假定歷史和人類本質是可區分開來的。
美國人一直以來在《憲法》和其他相關輔助檔案（一套依制約和平衡原則進行解釋的書面規則）的約束下，以自己特有的政府形式發展著。三個世紀以來這部《憲法》經歷了不斷的演變。當代美國人用“多數黨執政民主”的望遠鏡看世界。中國人在五千年的發展中，出現過不同的統治者，在過去稱朝代，在如今社會裡稱政黨。中國也有《憲法》，中國發展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重複“美國式經驗”。美國和中國處在不同的國家建設階段。美國到了我們稱之為“現代科技國家建設過程”的晚期，中國則處於這個建設過程的初期，並且這個過程是在中國的歷史經驗、文化需要和目標背景下進行的。相對而言，美國已結束了這一時期的發展，而中國仍在發展之中。
1978年，中國開始了它歷史長河中一種新的嘗試，我們稱之為“改革開放”。在這種新的發展道路上，中國人的觀念發生了巨大轉變。這種觀念轉變如今正改變著整個世界，也包括美國。現在輪到美國轉變觀念了，而且需要同樣大的力度。
思維模式的轉變
從計畫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過程中，中國發生了非同一般、令人矚目的變化。
美國政治、商業領導人需要進行一次非同一般的、顯著的思維模式轉變，並進而改變美國的內外政策和美國企業的中國政策，這樣才能使美國資本主義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共同繁榮，而不是單方遏制而遭受失敗。
轉變思維模式對於美國企業而言是一種競爭優勢
很多企業的“中國政策”都只是狹隘地把重點放在如何在中國巨大的市場中占有一定份額，這顯示出一種“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它們的政策缺乏謀略和遠見，而這種謀略和遠見是它們和中國經濟發展政策合作並獲得利益（不管是長期，還是短期）所必需的。一個帶著“權益社會”思維方式去中國發展的美國企業，如果只是一心想占領中國市場，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那么它很可能會發現自己反而被中國的貿易夥伴“利用”了。很多美國企業認為同中國貿易夥伴打交道應該和同美國企業往來的情形一樣。它們只在美國式的“權益社會”的競爭中才如魚得水，而不適應在中國戰略迅速取得成功和中國巨觀調控社會的背景下參與競爭。一些外國企業甘願接受在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贏利的局面，而實際上它們本沒有必要這么做。
在巨觀調控社會中，“雙贏思維模式”是一種競爭優勢。中國正在迅速發展中，外國企業如果能調整自己的價值觀、政策，使自己同這一背景相適應，它們就會比不按中國方式去理解市場經濟的企業更富競爭優勢。但是這些企業必須明白為什麼它們的中國策略應與“中國的策略”保持一致，為什麼要持雙贏的價值觀，並採用富有創造性的政策和結構。
有些企業無法轉變“零和博弈”思維模式，因為這種觀念在美國式的“權益社會”中是成功的。有些企業甚至在認識“雙贏思維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時，也只能從它們心中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維模式出發。如果一個外資企業能夠走出美國式的“權益社會”和“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它就能和中國貿易夥伴擁有相同的觀念。鑒於中國的各種政策和經濟發展正步入走向世界的新階段，上述轉變也越來越重要了。
企業帝國主義觀念
已經有跡象顯示美國企業觀念開始轉變了。在2003年的一期《哈佛商業評論》雜誌中，C·K·普拉哈拉德和肯尼思·列勃薩（李侃如）在題為《終結企業帝國主義》的文章中指出：
20世紀80年代第一批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時，它們的經營觀念可以稱之為企業帝國主義觀念。這些公司認為這個巨大的新興市場可以為它們的老產品提供新銷路。它們還預測現有產品的銷量將不斷攀升，使它們大發橫財；新的市場將提供新的機會，使它們能從自己的夕陽技術中再擠出利潤來。另外，這些跨國公司把本國的企業中心當做產品和生產工序創新的唯一場所。很多跨國公司都不會有意識地把新興市場視做為跨國經營發掘技術和管理人才的來源地。這種企業帝國主義觀念導致跨國公司在那些新興市場中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如今很多企業開始認識到要抓住這個巨大的新興市場中潛在的商機就需要轉變思維方式。成功不僅僅要求企業提高其文化敏感度，我們對這些市場的性質了解越深，就會越確信跨國企業需要重新調整其商業模式的每一個方面。
因此，時下雖然還常會有人問通用汽車、麥當勞等企業將如何改變這個巨大新興市場中人們的生活，但聰明的西方企業高層管理人已經能夠從相反方向去思考。在這個新興市場中取得成功需要大規模的創新和資源轉移，因此跨國企業本身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變革。簡而言之，跨國企業在新興市場中取得成功的同時，它們也將給企業帝國主義畫上一個句號。
……多年來，美國高層管理人員一直以為他們能夠把現行的商業模式推廣到全球範圍。這種想法必然要改變……企業帝國主義的結束不僅意味著已開發國家和新興開發中國家間將建立起新的關係，還預示著企業權力中心集權（體現在“總部最在行”的態度中）時代將告結束，企業權力和影響力基礎將更加分散……為了有效地參與到這個巨大的新興市場中，跨國公司將越來越需要重新配置資源，重新考慮成本結構，重新設計產品開發過程，並學會質疑自己對高層管理者文化背景的看法。總之，跨國企業必須養成一種新觀念，採取新的商業模式，才能獲得全球競爭力……
新興的中國企業迅速取得成功，競爭力越來越強，它們不僅給美國在華企業帶來了越來越大的挑戰，也同樣加大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市場的壓力。因此，關於轉變企業觀念這一領域的研究步伐也在加快。
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借鑑其他地區的經營模式和技能
隨著中國內地企業借鑑其他地區的商業觀念、技巧及競爭方式，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及巨觀經濟競爭力增長速度也在提高。中國內地企業在吸納其他地區的知識和商業管理技巧，而且其速度將穩步提高。美國企業必須培養新的觀念，這種觀念應該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成就和商業文化。真正的中美合資企業應該進行必要的文化融合。
合資企業能否贏利、能否持續發展下去，將取決於美中雙方股東、管理部門、員工能否成功地合作，能否在態度、技巧方面達到必要的融合。
正如第二章闡述的那樣，如果不進行合作、融合，那么就會有另一種結果——在國際合資或其他企業合作形式中，新興的中國跨國企業不和美國企業合作，而是收購或取代主要的外資公司。隨著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美國企業必須在“零和博弈”和“雙贏”思維模式之間做出選擇。無論它們選擇哪一種，中國企業前進的步伐都會更快，中國的發展也因此而更快。
中國內地企業正在學習美國管理技能
目前，中國內地企業正通過各種途徑著力發展更先進的管理技能，比如，聘用外國管理人員、內地商學院畢業生及海外商學院畢業的留學生，吸取外企工作經驗、收購外國公司。
2004年12月，中國內地有89所中資教育機構被授權開設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自1991年以來，中國已經培養了50 000名工商管理碩士、高級工商管理碩士（EMBA）畢業生。2004年中國內地EMBA項目總數約為30個。
截至2004年6月，有31個MBA、EMBA項目為中、外教育機構合資辦學。此外，至少有10個MBA或EMBA項目提供國外教育機構學位課程。中國對商業教育項目的需求還遠未得到滿足，這種需求為擁有資本實力、專業知識和“正確態度”的美國企業加盟MBA、EMBA項目提供了很好的機遇。
序言
能夠作為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簡稱中遠集團）總裁兼執行長，代表中國商業界為本書作序，我樂此不疲。我期待著就有關中美商界間雙贏合作事宜展開坦誠、務實的討論，這也是本書所倡導的。
美國政界、商界領導人及中美兩國企業應成功地發揮領導作用，以確保兩國雙邊商務、貿易關係的良好發展。我們希望新的美國商業、貿易政策將會鼓勵更多中國企業去美國投資，並允許更多美國企業進一步發展同中國的商務聯繫。我想這本書將有助於中美政界、商界領導人推動建立在雙贏基礎上的中美兩國、中美企業問商務關係的發展。
中遠集團總部設在中國，是一家跨國集團。它經營著世界第二大規模的遠洋商業船隊，總貨運噸位4100萬噸，提供優良、高效、安全、可靠的航運、物流服務，為全球貿易的可持續增長做出貢獻是它的使命。
從1979年到2005年的二十多年間，中美貿易從24億美元增長到2116億美元，增加了八十多倍。作為一家主要的泛太平洋航運公司，中遠集團始終在中美貿易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事實上，正是中遠集團在1979年4月發出了由中國駛往西雅圖的“柳林海”輪，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艘駛抵美國的中國商船，它重新開啟了中美海上貿易。
美國政界、商界領導人及中美兩國企業應成功地發揮領導作用，以確保兩國雙邊商務、貿易關係的良好發展。我們希望新的美國商業、貿易政策將會鼓勵更多中國企業去美國投資，並允許更多美國企業進一步發展同中國的商務聯繫。我想這本書將有助於中美政界、商界領導人推動建立在雙贏基礎上的中美兩國、中美企業問商務關係的發展。
中遠集團總部設在中國，是一家跨國集團。它經營著世界第二大規模的遠洋商業船隊，總貨運噸位4100萬噸，提供優良、高效、安全、可靠的航運、物流服務，為全球貿易的可持續增長做出貢獻是它的使命。
從1979年到2005年的二十多年間，中美貿易從24億美元增長到2116億美元，增加了八十多倍。作為一家主要的泛太平洋航運公司，中遠集團始終在中美貿易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事實上，正是中遠集團在1979年4月發出了由中國駛往西雅圖的“柳林海”輪，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艘駛抵美國的中國商船，它重新開啟了中美海上貿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