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28日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和兩位常委周恩來（時任組織部長）、李立三（時任宣傳部長）多次談話要點，由陳毅起草並經周恩來審定的《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該信肯定了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確認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實行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明確規定紅軍由前委指揮，並將黨代表改為政治委員，其職責是監督軍隊行政事務、鞏固政治領導、部署命令等；要求紅四軍官兵維護朱、毛領導，明確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
1929年10月22日，在廣東梅縣松源鎮的同懷別墅召開的前委會上，陳毅帶著“九月來信”返回紅四軍，該“來信”為奠定古田會議勝利召開起到了關鍵作用。
基本介紹
歷史背景,起草經歷,信件內容,民眾路線與九月來信,歷史意義,
歷史背景
1928年4月底，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暴動武裝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組建了中國紅軍第四軍，紅四軍在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的正確領導指揮下不斷發展壯大，成為令世人矚目的一支革命武裝力量。1929年3月和5月，紅四軍二次由贛入閩，巧渡汀江，輕取汀州，三克龍巖，直下永定、上杭，取得軍事上的節節勝利，開闢出閩西革命鬥爭的嶄新局面。但是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記憶體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阻礙非常大。這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而且黨的領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使這些不正確思想繼續存在和發展。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前委在福建龍巖召開紅四軍黨的“七大”，試圖以會議的形式解決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問題。會上，雖然毛澤東不要設立紅四軍軍委的主張占了上風，但最後在選舉紅四軍前委書記時，陳毅當選，毛澤東落選。
毛澤東在紅四軍黨的“七大”落選前委書記後，離開領導崗位，到福建的蚊洋一帶隱居養病讀書，歷時五個月之久。其間，陳毅去上海參加軍事會議，並向中央實事求是地匯報了紅四軍的工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表示支持毛澤東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並於1929年9月28日發出《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明確提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起草經歷
1928年“六大”後到1930年，周恩來成為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8年“六大”，周恩來再次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任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分工負責軍事工作。1928年9月軍事部長楊殷犧牲後，他兼任軍事部長。
“六大”過分強調工人成份，各級領導第一把手都是工人，但是他們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領導能力差，基本都由秘書長領導。在中央也是如此。政治局主席向忠發是漢陽兵工廠的工人，思想水平不高，工作能力差。1928年“六大”後到1930年3月周恩來去蘇聯之前，周恩來成為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9年2月7日，周恩來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給朱、毛寫信，指示紅軍分散活動，要求朱、毛到中央工作。周恩來起草這封信時，朱、毛率紅軍正從井岡山突圍，屢遭失利，處境十分困難。當時中央與各地紅軍還沒有無線電電台，聯絡完全靠交通送，交通不便，信息阻隔。
信寫好不幾天，2月中旬，朱、毛紅軍在大柏地打了一個大勝仗，之後到達閩西。3月，蔣介石和桂系軍閥爆發內戰，無力“圍剿”紅軍，給各地的紅軍造成發展的機會。周恩來根據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原來的看法，4月初他又一次致信朱、毛，說如他倆不能來，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與中央討論問題。
毛澤東落選的訊息傳到上海後，周恩來十分慎重
但是，這封信還未到紅軍，紅四軍內部卻出了問題。紅四軍領導對建軍原則、建軍思想、根據地建設是有分歧的，在實際工作中也有一些意見，但是大家顧全大局，沒有影響工作。中央為加強力量派了留蘇學生劉安恭等人5月初到紅軍工作。劉將蘇聯黨內鬥爭那套做法搬來，將爭論公開化，並將領導人分派，說朱德擁護中央指示，毛澤東自創體系不服從中央指示。會前林彪給毛澤東寫信含沙射影攻擊朱德。這些挑撥的話加深了意見分歧。前委沒有引導大家進行對外鬥爭，自己不拿辦法，提出“大家努力來爭論”。在這種情況下，6月22日在龍巖召開的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經過民主選舉，毛澤東落選。另外，朱德善於帶兵，和戰士一起挑糧，衣著像個伙夫頭，深受中下層幹部和戰士的愛戴。毛澤東經常在屋裡思索問題，計謀多，在上層幹部中威望高。但代表大會代表中中下層幹部與戰士多於上層幹部，這也是毛澤東落選原因之一。會上，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7月上旬，毛澤東離開紅軍，留在閩西養病並指導地方工作。
8月中旬，訊息傳到在上海的中央，周恩來十分慎重，8月13日，他在政治局會上說：這是歷史上很久以來意見不同的衝突，因他們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發。等陳毅來後，再做答覆。他還提議將劉安恭調回中央(不久劉作戰犧牲)。
周恩來對陳毅說：把毛澤東請回來；並強調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毛的領導
1929年8月下旬，陳毅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到達後，他住進英租界四馬路新蘇旅館，開始寫報告，他一共寫了《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狀況的報告》等7個報告。8月29日政治局聽取了陳毅的匯報，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委員會，起草一個決議，周恩來為召集人。周恩來經常到旅館和陳毅長談，一談就是幾個小時。他們在裡間談話，陳毅的哥哥在外間下棋掩護。周恩來對陳毅說，要把毛澤東同志請回來。他強調要召開一次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毛的領導。
周恩來講這個話不僅是由於聽了陳毅的匯報，也是由於他了解陳毅、毛澤東、朱德。在歐洲他就認識陳毅、朱德，他還是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他們一起參加了南昌起義。在朱、毛、陳3人之中，朱德年齡最大，比周恩來大12歲，從戎多年，是忠厚的長者，討伐袁世凱護國軍的名將，滇軍的高級將領，有豐富的作戰經驗，特別擅長山地戰、游擊戰，以少勝多，他的這些經驗對於初創的紅軍特別重要。陳毅小周3歲，喜愛文學，為人正直、坦蕩，自然在軍事上、在政治上都不如前兩位。
所以有一個傳說，周一見陳毅就說，你能行嗎。回去後趕快把毛澤東同志請回來。
在和陳毅的多次談話中，他們不僅談到許多具體問題，而更重要的是他們討論了許多原則問題，經過討論他們對農村武裝鬥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後來陳毅將這兩個月的談話稱為“訓練班”。根據周恩來的多次談話，陳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就是“九月來信”。
陳毅、周恩來、李立三 - 百鍊成鋼 中國共產黨的100年
信件內容
指示信的主要內容如下：
其一，在黨的檔案中第一次將農村的紅軍提到一個很高的高度。指示信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
其二，關於紅軍的根本任務，指示信規定：“一、發動民眾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
其三，針對紅四軍各黨部關於分兵與集中的爭論，信中指出：“分兵與集中只是某一個時期中的工作方式的利便問題，絕不能把紅軍四軍分成幾路各不相屬的部隊，這樣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紅軍四軍分小，化成無數的游擊隊而不相聯屬。兩者皆是取消觀念。”信中批評急躁情緒，明確指出“預定一年內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的決定，也是錯誤的”。
這封信支持毛澤東的觀點，加強黨在紅軍的領導，指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指示信提出“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並具體提出不正確傾向的觀念：“取消觀念、分家觀念、離隊觀念與縮小團體傾向，極端民主化，紅軍脫離生產即不能存在等觀念”。
指示信指出了“朱、毛兩同志工作方法的錯誤：第一，兩同志常採取對立的形式去相互爭論；第二，兩同志常離開政治立場互相懷疑猜測，這是最不好的現象。兩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觀的或不公開的毛病，望兩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糾正這些影響到工作上的嚴重錯誤。”然後，提出解決方案，“前委應立即負責挽回上面的一些錯誤：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鬥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要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鬥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民眾中的信仰；第四，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志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後，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民眾路線與九月來信
李立三根據黨的六大精神在同浙江地區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在總的爭取民眾路線之下，需要盡最大的努力到下層民眾中去。這是我們黨的領導人首次使用“民眾路線”這一概念。1929年9月，根據周恩來、李立三多次談話要點，由陳毅起草並經周恩來審定的《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三處提到“民眾路線”，即籌款工作要“經過民眾路線”，沒收地主豪紳財產要“經過民眾路線”，紅軍給養及需用品問題也要“漸次做到由民眾路線去找出路”。1929年12月，毛澤東在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指出：黨的工作要“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後，再經過民眾路線去執行。”
歷史意義
九月來信，對統一紅四軍前委領導和全軍思想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為勝利召開古田會議作出了重大貢獻，為紅四軍黨和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也為全國紅軍的建設制定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九月來信當事人毛澤東、李立三等在開國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