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各階級、集團及其軍事家和軍事論著者對戰爭與軍隊問題的理性認識。它反映了中國近代軍事領域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近代軍事思想
- 變革的開始：1840年鴉片戰爭前
- 社會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
- 人物：道光帝
正文,新的使命,
正文
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各階級、集團及其軍事家和軍事論著者對戰爭與軍隊問題的理性認識。它反映了中國近代軍事領域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
變革的開始 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清王朝,崇尚"騎射為滿洲之根本",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兵器落後,軍備廢弛,軍事思想停滯不前。清軍在鴉片戰爭中敗北,開始暴露出清朝統治階級軍事思想的嚴重弱點。鴉片戰爭後，隨著列強對華侵略的逐步加劇，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受到西方資產階級軍事思想越來越大的挑戰，發生了此消彼長或互相融合的歷史性演變，導致了中國近代軍事思想的產生和形成。
鴉片戰爭之後，以道光帝（昱寧）為首的統治集團把中英《南京條約》看作是“萬年和約”。然而，地主階級中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一些有識之士，首先放眼世界，看到了西方列強的“唯利是圖”、“唯威是畏”的本性，主張嚴修武備，“以甲兵止甲兵”，堅決抵抗外來侵略。同時，他們也看到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承認中國在軍事技術方面的落後，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名戰略思想，“以守為戰”的戰略防禦思想，以及“器良、技熟、膽壯、心齊”的建軍思想。儘管這些思想在當時未被清廷採納，但已發出了變革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信號，並標示著中國近代軍事思想發展的方向。
19世紀50年代初，爆發了以太平天國革命為主的席捲全國的各族人民大起義。在太平軍的打擊下，腐朽的清朝正規武裝八旗、綠營兵不堪一擊，迫使清廷下諭各省興辦團練“助剿”；而具有遠見的曾國藩，看透了八旗、綠營兵的不足恃和團練的不中用，藉機編練了一支新型地主武裝──湘軍。這支軍隊以捍衛名教、勤王忠君為建軍宗旨，仿效明代戚繼光的編練隊伍的辦法而組成。以一批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骨幹，以山鄉質樸農民為兵源，比八旗、綠營兵具有較強的戰鬥力。曾國藩的湘軍，以及後來按照湘軍營制組建的淮軍，注意採用洋槍洋炮，重視政治灌輸和層層嚴密控制的建軍思想。它開了近代“兵為將有”的先河。
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湘、淮軍統帥，出身儒生,熟悉歷代兵家韜略,並善於從實戰中總結經驗教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作戰指導思想。他們對戰爭持穩慎態度，主張“謹慎為先”、“穩慎為主”。在戰略上,強調“慎靜緩圖”,謀定後動，穩紮穩打，不求速效。在鎮壓太平軍的作戰中，曾國藩採取“先剪枝葉，後圖根本”的方略;在鎮壓捻軍的作戰中,曾國藩、李鴻章先後採取“以靜制動”、“扼地兜剿”的方略；在鎮壓西捻軍和陝甘回民起義軍的作戰中，左宗棠採取“先捻後回”、“先秦後隴”的方略；在作戰指導上，胡林翼等注意抓住必爭之地，運用“圍城打援”等戰法。所有這些，都體現了因敵、因時、因地制宜的原則和著眼於殲滅對方的有生力量的思想。
太平軍建立之初，就以推翻清王朝、建立人間“小天堂”為宗旨。他們仿照《周禮》，以軍、師、旅、卒、兩的序列編組部隊，先後建立起陸營、土營和水營，實行具有供給制性質的“聖庫”制度，強調軍隊的嚴格的組織紀律。這不僅較當時的八旗、綠營兵為優，而且為農民戰爭史上所僅見。早期，太平軍貫徹在湖南道州確定的“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的正確戰略方針，使革命勢力迅速擴展到長江流域。但是，他們在占領金陵（今南京）後，卻違反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則，作出了據守金陵，同時北伐和西征的錯誤戰略決策，使革命力量遭到嚴重挫折。然而，太平軍在實戰中運用並發展了一些傳統戰法，反映出太平軍將士高超的作戰藝術。後期捻軍“易步為騎”，採用以走制敵、盤旋打圈戰法，也反映出重在殲敵有生力量的思想。但是，捻軍最後分為東、西兩軍，在戰略上失去協同，加速了這支起義軍的失敗。太平軍的軍事思想，除了反映在流傳下來的《太平軍目》、《太平條規》和《行軍總要》等文獻中外，更多的則體現在他們建軍作戰的行動中。
從這一階段清軍以及農民起義軍建軍、作戰的情況看，雖然出現了新的軍事思想，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仍居統治地位，已明顯地不適應抵禦外敵入侵的需要。
學習西方長技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王朝與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暫趨緩和。統治階級中一部分被稱作洋務派的官僚(如奕訴、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出於鎮壓農民起義和抵禦外敵入侵的雙重目的，開展了一場以學習西方“長技”為主要內容的“自強”運動。
洋務派官僚本著“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的方針，首先興辦近代軍事工業，仿造西式武器裝備，這就為新的軍事思想產生提供了物質基礎。他們還在“練兵與制器相為表里”方針指導下，著手整頓軍隊。從京營八旗中挑選精壯，專習洋槍洋炮，編練成八旗“洋槍隊”；挑選部分綠營兵，仿照湘淮軍營制進行編練，改稱“練軍”；將駐守邊防、海防和戰略要地的湘淮軍改稱“防軍”，承認其為國家正規武裝，這就使清軍軍制有了初步變化。
同治年間，先後發生了阿古柏侵占新疆和日軍入侵台灣的事件，邊境危機日益嚴重，這在統治階級內部引起了“海防”與“塞防”的爭論。清政府否定了李鴻章等人提出的捨棄新疆、專備海防的錯誤方針，採納了左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與塞防並重的方針，出兵收復新疆。與此同時,決定加緊籌辦海防,其設防思想也由以往的以岸防為主,發展到海陸並舉,以建設海軍為主。19世紀80年代初，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軍已初具規模。1884年,福建海軍在中法戰爭中覆滅後,清廷進一步提出“以大治水師為主”的方針，設立海軍衙門，優先擴充北洋海軍,於1888年組建完成,並在旅順口、威海衛等地建立海軍基地。還本著“用人最為急務，儲才尤為遠圖”的方針,著手興辦海軍學堂,選派學生出國留學。此外，還“參用西法”，擬訂了《北洋海軍章程》。這些，既反映了西方軍事思想所產生的影響，也反映出中國軍事思想所起的變化。
發生在這段時間的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在清廷妥協方針指導下，都先後失敗了。但是，隨著西式武器的陸續裝備部隊和軍制的初步改革，在作戰樣式和戰法方面已引起了不少變化。例如，步騎、步炮協同作戰已被普遍採用；獨立的海戰以及陸海軍協同的抗登入作戰也已出現;陣地戰、運動戰水平有所提高;戰鬥隊形開始由密集向疏散發展，並出現了攻守結合的“地營”等。所有這些，是與作戰指導思想的變化分不開的。
由於受到清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總的指導思想的束縛，儘管在仿製西式武器裝備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建軍思想仍囿於一度行之有效的湘軍營制，以致八旗、綠營軍制的改變，都未能脫出湘軍營制的窠臼；即使在新建的海軍中，也程度不同地保留著湘軍營制的影響。軍隊的管理教育，仍然以封建綱常與宗法思想為基本內容，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這是軍事思想落後方面的反映。
中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在軍事思想領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群臣百官紛紛條陳時務，主張仿用西法，創練新軍。清政府也看到,在甲午戰爭中,日本“專用西法取勝”，因而得出了“仿用西法創練新兵為今日當務之急”的明確結論，決定全面改革軍制，編練新軍。胡燏棻受命在天津附近的小站，按照西法編練“定武軍”（袁世凱接任後改稱“新建陸軍”）。與此同時，張之洞在南京編練“自強軍”。此次編練的新軍，設有步、炮、馬、工程各隊，一律裝備新式火器，並改用德國操典練兵。這是軍事思想上放棄湘軍營制、改用西法的重大轉變。
1900年抗擊八國聯軍入侵戰爭的失敗，使清廷進一步認識到，現行營制餉章已經過時，急需加以徹底改變。清政府出於維護其統治的需要，也頒諭實行“新政”。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進一步改革軍制；設立練兵處，正式制定新軍制,計畫在全國限期編練新軍36鎮（師）,加快了編練新軍的步伐。此次普練新軍，改以日本陸軍編制為藍本，平時以鎮為單位，下轄步兵二協（旅），馬隊、炮隊各一標（團），工程、輜重各一營。這種編制的採用，標誌著清代軍制正式步入新的軌道。在普練新軍的同時，對各省的舊軍隊汰弱留強,改編成巡防營,形成了類似野戰軍與地方軍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還正式宣布廢除武舉制度，確定在全國廣設學堂，建立軍事教育系統,翻譯出版西方和日本的軍事學術著作,編寫軍事教材，介紹資本主義國家有關軍事技術、軍事制度以及軍事學術方面的知識。在這些書籍中，袁世凱等編纂的《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徐建寅編寫的《兵學新書》以及賀忠良編纂的《戰法學教科書》，對傳播西方的軍事思想，具有較大影響，並在促進中西軍事思想融合方面，作了初步的嘗試。
推向高峰 大體與清末編練新軍的同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認識到在中國“和平之法無可復施”，決心屏棄改良主義，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孫中山、黃興等實行由聯合會黨為主轉為爭取新軍為主的武裝鬥爭方針，最後依靠新軍，取得了推翻清王朝的偉大勝利。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被袁世凱篡奪之後，孫中山仍然堅持武裝鬥爭，並進一步認識到，要打倒軍閥，必須打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但是，孫中山在如何建立一支資產階級革命軍隊的問題上，經歷了漫長、曲折的道路，最後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才認識到建立一支革命軍隊對於中國革命的絕對必要性,並找到了正確的建軍道路,提出軍隊必須與“國民相結合”使之成為“國民之武力”的建軍思想；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對軍隊進行三民主義的教育。孫中山關於建立中國國民革命軍的思想，是中國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後，把中國近代軍事思想推向高峰的標誌。此後，由於買辦資產階級的得勢，中國資產階級軍事思想也隨之逐步趨於反動。
這一時期，蔡鍔、蔣方震等也介紹了一些西方資產階級的軍事理論。例如,認為戰爭是“政略衝突之結果”；主張學習西方的義務兵役制，指出這是“既欲其精，又欲其多”的好制度；主張在軍隊編制方面應體現人與器合、兵與兵合、軍與軍合、軍與國合等原則；在政治教育方面，提倡進行軍國民教育。這都給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內容，對中西軍事思想的融合，作了進一步的嘗試。
清末普練新軍之後，沒有進行過抗擊外敵大規模入侵的戰爭。僅從辛亥革命、討袁戰爭、護國戰爭、護法戰爭等幾次重要的國內戰爭來看，作戰指導思想較前有明顯的變化：由於戰爭複雜多變，司令部的作用已被提到重要位置，前線指揮員已被賦予較多的機動處置之權；比較普遍地注意利用近代交通、通信工具，用來機動部隊和提高指揮效能；預備隊的作用日益引起重視；開始使用飛機遂行偵察、轟炸任務;隨著槍炮火力的加強,更加重視防禦工事的構築與改進。但這一時期的作戰樣式偏重於陣地戰，運動戰和游擊戰甚為少見，作戰方法也比較呆板。
這段時間的軍事活動，以模仿西方軍制和傳播西方軍事思想為基本特徵，並帶有生搬硬套的特點。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中過時的部分逐漸被屏棄。但如何有選擇地吸收西方先進軍事思想，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軍事思想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變革的開始 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清王朝,崇尚"騎射為滿洲之根本",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兵器落後,軍備廢弛,軍事思想停滯不前。清軍在鴉片戰爭中敗北,開始暴露出清朝統治階級軍事思想的嚴重弱點。鴉片戰爭後，隨著列強對華侵略的逐步加劇，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受到西方資產階級軍事思想越來越大的挑戰，發生了此消彼長或互相融合的歷史性演變，導致了中國近代軍事思想的產生和形成。
鴉片戰爭之後，以道光帝（昱寧）為首的統治集團把中英《南京條約》看作是“萬年和約”。然而，地主階級中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一些有識之士，首先放眼世界，看到了西方列強的“唯利是圖”、“唯威是畏”的本性，主張嚴修武備，“以甲兵止甲兵”，堅決抵抗外來侵略。同時，他們也看到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承認中國在軍事技術方面的落後，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名戰略思想，“以守為戰”的戰略防禦思想，以及“器良、技熟、膽壯、心齊”的建軍思想。儘管這些思想在當時未被清廷採納，但已發出了變革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信號，並標示著中國近代軍事思想發展的方向。
19世紀50年代初，爆發了以太平天國革命為主的席捲全國的各族人民大起義。在太平軍的打擊下，腐朽的清朝正規武裝八旗、綠營兵不堪一擊，迫使清廷下諭各省興辦團練“助剿”；而具有遠見的曾國藩，看透了八旗、綠營兵的不足恃和團練的不中用，藉機編練了一支新型地主武裝──湘軍。這支軍隊以捍衛名教、勤王忠君為建軍宗旨，仿效明代戚繼光的編練隊伍的辦法而組成。以一批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骨幹，以山鄉質樸農民為兵源，比八旗、綠營兵具有較強的戰鬥力。曾國藩的湘軍，以及後來按照湘軍營制組建的淮軍，注意採用洋槍洋炮，重視政治灌輸和層層嚴密控制的建軍思想。它開了近代“兵為將有”的先河。
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湘、淮軍統帥，出身儒生,熟悉歷代兵家韜略,並善於從實戰中總結經驗教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作戰指導思想。他們對戰爭持穩慎態度，主張“謹慎為先”、“穩慎為主”。在戰略上,強調“慎靜緩圖”,謀定後動，穩紮穩打，不求速效。在鎮壓太平軍的作戰中，曾國藩採取“先剪枝葉，後圖根本”的方略;在鎮壓捻軍的作戰中,曾國藩、李鴻章先後採取“以靜制動”、“扼地兜剿”的方略；在鎮壓西捻軍和陝甘回民起義軍的作戰中，左宗棠採取“先捻後回”、“先秦後隴”的方略；在作戰指導上，胡林翼等注意抓住必爭之地，運用“圍城打援”等戰法。所有這些，都體現了因敵、因時、因地制宜的原則和著眼於殲滅對方的有生力量的思想。
太平軍建立之初，就以推翻清王朝、建立人間“小天堂”為宗旨。他們仿照《周禮》，以軍、師、旅、卒、兩的序列編組部隊，先後建立起陸營、土營和水營，實行具有供給制性質的“聖庫”制度，強調軍隊的嚴格的組織紀律。這不僅較當時的八旗、綠營兵為優，而且為農民戰爭史上所僅見。早期，太平軍貫徹在湖南道州確定的“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的正確戰略方針，使革命勢力迅速擴展到長江流域。但是，他們在占領金陵（今南京）後，卻違反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則，作出了據守金陵，同時北伐和西征的錯誤戰略決策，使革命力量遭到嚴重挫折。然而，太平軍在實戰中運用並發展了一些傳統戰法，反映出太平軍將士高超的作戰藝術。後期捻軍“易步為騎”，採用以走制敵、盤旋打圈戰法，也反映出重在殲敵有生力量的思想。但是，捻軍最後分為東、西兩軍，在戰略上失去協同，加速了這支起義軍的失敗。太平軍的軍事思想，除了反映在流傳下來的《太平軍目》、《太平條規》和《行軍總要》等文獻中外，更多的則體現在他們建軍作戰的行動中。
從這一階段清軍以及農民起義軍建軍、作戰的情況看，雖然出現了新的軍事思想，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仍居統治地位，已明顯地不適應抵禦外敵入侵的需要。
學習西方長技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王朝與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暫趨緩和。統治階級中一部分被稱作洋務派的官僚(如奕訴、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出於鎮壓農民起義和抵禦外敵入侵的雙重目的，開展了一場以學習西方“長技”為主要內容的“自強”運動。
洋務派官僚本著“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的方針，首先興辦近代軍事工業，仿造西式武器裝備，這就為新的軍事思想產生提供了物質基礎。他們還在“練兵與制器相為表里”方針指導下，著手整頓軍隊。從京營八旗中挑選精壯，專習洋槍洋炮，編練成八旗“洋槍隊”；挑選部分綠營兵，仿照湘淮軍營制進行編練，改稱“練軍”；將駐守邊防、海防和戰略要地的湘淮軍改稱“防軍”，承認其為國家正規武裝，這就使清軍軍制有了初步變化。
同治年間，先後發生了阿古柏侵占新疆和日軍入侵台灣的事件，邊境危機日益嚴重，這在統治階級內部引起了“海防”與“塞防”的爭論。清政府否定了李鴻章等人提出的捨棄新疆、專備海防的錯誤方針，採納了左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與塞防並重的方針，出兵收復新疆。與此同時,決定加緊籌辦海防,其設防思想也由以往的以岸防為主,發展到海陸並舉,以建設海軍為主。19世紀80年代初，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軍已初具規模。1884年,福建海軍在中法戰爭中覆滅後,清廷進一步提出“以大治水師為主”的方針，設立海軍衙門，優先擴充北洋海軍,於1888年組建完成,並在旅順口、威海衛等地建立海軍基地。還本著“用人最為急務，儲才尤為遠圖”的方針,著手興辦海軍學堂,選派學生出國留學。此外，還“參用西法”，擬訂了《北洋海軍章程》。這些，既反映了西方軍事思想所產生的影響，也反映出中國軍事思想所起的變化。
發生在這段時間的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在清廷妥協方針指導下，都先後失敗了。但是，隨著西式武器的陸續裝備部隊和軍制的初步改革，在作戰樣式和戰法方面已引起了不少變化。例如，步騎、步炮協同作戰已被普遍採用；獨立的海戰以及陸海軍協同的抗登入作戰也已出現;陣地戰、運動戰水平有所提高;戰鬥隊形開始由密集向疏散發展，並出現了攻守結合的“地營”等。所有這些，是與作戰指導思想的變化分不開的。
由於受到清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總的指導思想的束縛，儘管在仿製西式武器裝備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建軍思想仍囿於一度行之有效的湘軍營制，以致八旗、綠營軍制的改變，都未能脫出湘軍營制的窠臼；即使在新建的海軍中，也程度不同地保留著湘軍營制的影響。軍隊的管理教育，仍然以封建綱常與宗法思想為基本內容，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這是軍事思想落後方面的反映。
中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在軍事思想領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群臣百官紛紛條陳時務，主張仿用西法，創練新軍。清政府也看到,在甲午戰爭中,日本“專用西法取勝”，因而得出了“仿用西法創練新兵為今日當務之急”的明確結論，決定全面改革軍制，編練新軍。胡燏棻受命在天津附近的小站，按照西法編練“定武軍”（袁世凱接任後改稱“新建陸軍”）。與此同時，張之洞在南京編練“自強軍”。此次編練的新軍，設有步、炮、馬、工程各隊，一律裝備新式火器，並改用德國操典練兵。這是軍事思想上放棄湘軍營制、改用西法的重大轉變。
1900年抗擊八國聯軍入侵戰爭的失敗，使清廷進一步認識到，現行營制餉章已經過時，急需加以徹底改變。清政府出於維護其統治的需要，也頒諭實行“新政”。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進一步改革軍制；設立練兵處，正式制定新軍制,計畫在全國限期編練新軍36鎮（師）,加快了編練新軍的步伐。此次普練新軍，改以日本陸軍編制為藍本，平時以鎮為單位，下轄步兵二協（旅），馬隊、炮隊各一標（團），工程、輜重各一營。這種編制的採用，標誌著清代軍制正式步入新的軌道。在普練新軍的同時，對各省的舊軍隊汰弱留強,改編成巡防營,形成了類似野戰軍與地方軍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還正式宣布廢除武舉制度，確定在全國廣設學堂，建立軍事教育系統,翻譯出版西方和日本的軍事學術著作,編寫軍事教材，介紹資本主義國家有關軍事技術、軍事制度以及軍事學術方面的知識。在這些書籍中，袁世凱等編纂的《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徐建寅編寫的《兵學新書》以及賀忠良編纂的《戰法學教科書》，對傳播西方的軍事思想，具有較大影響，並在促進中西軍事思想融合方面，作了初步的嘗試。
推向高峰 大體與清末編練新軍的同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認識到在中國“和平之法無可復施”，決心屏棄改良主義，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孫中山、黃興等實行由聯合會黨為主轉為爭取新軍為主的武裝鬥爭方針，最後依靠新軍，取得了推翻清王朝的偉大勝利。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被袁世凱篡奪之後，孫中山仍然堅持武裝鬥爭，並進一步認識到，要打倒軍閥，必須打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但是，孫中山在如何建立一支資產階級革命軍隊的問題上，經歷了漫長、曲折的道路，最後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才認識到建立一支革命軍隊對於中國革命的絕對必要性,並找到了正確的建軍道路,提出軍隊必須與“國民相結合”使之成為“國民之武力”的建軍思想；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對軍隊進行三民主義的教育。孫中山關於建立中國國民革命軍的思想，是中國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後，把中國近代軍事思想推向高峰的標誌。此後，由於買辦資產階級的得勢，中國資產階級軍事思想也隨之逐步趨於反動。
這一時期，蔡鍔、蔣方震等也介紹了一些西方資產階級的軍事理論。例如,認為戰爭是“政略衝突之結果”；主張學習西方的義務兵役制，指出這是“既欲其精，又欲其多”的好制度；主張在軍隊編制方面應體現人與器合、兵與兵合、軍與軍合、軍與國合等原則；在政治教育方面，提倡進行軍國民教育。這都給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內容，對中西軍事思想的融合，作了進一步的嘗試。
清末普練新軍之後，沒有進行過抗擊外敵大規模入侵的戰爭。僅從辛亥革命、討袁戰爭、護國戰爭、護法戰爭等幾次重要的國內戰爭來看，作戰指導思想較前有明顯的變化：由於戰爭複雜多變，司令部的作用已被提到重要位置，前線指揮員已被賦予較多的機動處置之權；比較普遍地注意利用近代交通、通信工具，用來機動部隊和提高指揮效能；預備隊的作用日益引起重視；開始使用飛機遂行偵察、轟炸任務;隨著槍炮火力的加強,更加重視防禦工事的構築與改進。但這一時期的作戰樣式偏重於陣地戰，運動戰和游擊戰甚為少見，作戰方法也比較呆板。
這段時間的軍事活動，以模仿西方軍制和傳播西方軍事思想為基本特徵，並帶有生搬硬套的特點。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中過時的部分逐漸被屏棄。但如何有選擇地吸收西方先進軍事思想，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軍事思想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新的使命
自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後的80餘年間，是中國軍事史上的急劇變化時期。隨著歷史前進的步伐，中國傳統軍事思想得以逐步變革和發展。與此相適應，中國在軍事實踐活動方面，冷兵器為主的狀況已被火器所取代，由單一營制過渡到諸軍種、兵種合成軍隊，由封建式軍隊過渡到資產階級式軍隊，由陳舊的戰法過渡到比較先進的戰法。由於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而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及其指導下的軍事實踐，也就無不帶有這一社會性質的印記。消除這些印記，並創立切合中國實際的現代軍事思想的任務，中國資產階級沒有也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必然歷史地落到了中國無產階級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