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對外貿易

協定關稅

鴉片戰爭後,中國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不久又失掉了海關行政權。1843年英國與清政府制定第一個協定稅則，主要進口貨的稅率比以前粵海關的實徵稅率降低了一半以上。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法提出值百抽五的原則,再次降低稅率。但實征從未達到5%。1902年修訂協定後,進口貨平均實征在3.2%左右，成為舉世罕見的最低稅率。這自然極有利於外國商品在華傾銷，而不利於民族工業的發展。在中華民國時期，經過1924～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民眾性的關稅自主運動，國民黨政府與列強協商，於1929～1934年四次修訂稅則，進口貨的平均實徵稅率才逐漸提高到27%左右。

洋行壟斷

近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一開始就由外國在華的洋行壟斷。不但進口全部由洋行經營，即使出口，也是中國將商品賣給口岸的洋行，而非運銷國外。所有進出口結匯、信貸、保險和航運，都由外商經辦。外國銀行掌握了全部外匯，並決定匯率。洋行雇用華人做買辦,建立買辦制度,並通過買辦建立了通商口岸到內地城鎮的商業網，為洋行推銷洋貨和汲取出口物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華商國際貿易業日興,分享部分利益,但未能改變洋行壟斷的局面。1936年，國民黨政府應外國政府要求，管制銻、鎢等戰備物資作為償還外債之用。抗日戰爭時期，隨著易貨償債範圍擴大，國民黨政府管制了所有重要出口物資，出口貿易遂大部轉入官僚資本之手。

貿易總額

貿易總額和長期入超鴉片戰爭後，外國商品除鴉片外，並未能很快在中國打開銷路。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列強取得內地航運通商和免納厘金等特權後，市場才逐步擴大。1895年甲午戰爭時,進出口總值達3.1億餘海關兩（一海關兩合 1.558銀元）。而入超達2840萬海關兩。進入20世紀，資本主義國家已先後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它們的對華貿易也急速膨脹，1931年貿易總值達23.4億餘海關兩,入超達5.2億餘海關兩。旋因東北市場被日本占領，以及3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貿易額銳減，到1936年僅有10.5億餘海關兩。抗日戰爭時期，幣制混亂，若折合美元計算，則1941年後方和淪陷區合計，貿易總額僅保持1931年水平（未計美元貶值）。戰後，1946年，貿易總額有了一定增長。中國近代對外貿易情況如表所示。

貿易總額中，各國所占比重則以它們在華的政治、軍事、經濟勢力的消長為轉移。大體上，早期是英國執牛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漸居上風，抗日戰爭後則為美國所獨占。

商品結構

進出口商品結構及其價格決定進口商品中，早期除鴉片外,紡織品占絕大比重,隨後化工產品、煤油、鋼鐵機器等漸居重要地位，後期並有不少糧食進口。出口商品中，早期絲、茶占70%以上，其後大豆、桐油、豬鬃日居重要地位，礦產品亦出口日增。這種商品結構充分顯示了殖民地性貿易的特點，一度曾演成中國出口棉花、進口棉紗、布以及出口鐵礦砂、進口鋼鐵的格局。這種商品結構，造成工業品與農產品之間的不等價交換，並因價格水平的變動而加劇。

進口商品價格

進口商品價格完全是由國際市場決定。出口商品如絲茶，原有左右市場供需的能力，但自19世紀70年代起，中國就喪失了價格主動權。其後的大豆、桐油、豬鬃、鎢、銻等也是這樣；所有出口價格都決定於國際市場或國際協定，而與國內生產成本無關。加上國外壟斷資本和洋行的操縱，於是在價格水平上升時，進口價格上升的幅度常大於出口價格,而在價格水平下降時,出口價格的下降又快於進口價格,這就形成價格剪刀差,使中國在國際交換中遭受長期性的損失。由於前述的商品結構，這種剪刀差又反映為國內市場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以至所受損失大部分是由農民負擔。這種現象，又因銀價的變動而加劇。1935年以前中國是用銀國家，而銀價主要由美國操縱。1926～1931年國際銀價長期下降，中國物價雖有上升，但反映到農民小生產上則是緩慢的。洋行實際是按照國際價格用貶值了的銀元付給農民，收購出口商品，收取雙重利益。也在此時，中國的貿易入超達到最高峰。這以後，國際銀價上升，中國陷於市場危機，美國於1934年實行購銀法案，使中國的白銀危機達於頂點；而其直接結果之一，則是造成江南一帶農村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