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圖文並茂，可讀性強。既有作者精彩的論述、評點，也有原詩選讀，收錄了北島、舒婷、多多、芒克、顧城、海子、王家新、李琦、柏樺、潞潞、葉玉琳、伊沙等著名詩人的優秀詩作。每章章末都有思考題和拓展閱讀，便於讀者深入了解新詩的發展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詩歌三十年:當今詩人群落
-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頁數：416頁
- 開本：16
- 品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作者：孫琴安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52002751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詩歌波譎雲詭，空前巨變：高手林立，名家輩出；詩人活躍，民刊激增；觀念多元，流派眾多，打破了1949年以後的一統格局。並形成了許多新的詩人群落。
由於中國地大物博，各地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中國詩歌在各地的發展也不平衡。本書按詩歌發展狀況，對北京、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陝、東北、西北、上海、港澳台等十一個地區進行論述，突出詩人群落，並結合每一地區的代表詩人，代表詩篇，民間詩刊、詩社等，點面兼顧，綜合研究，從而展現出三十年來中國詩歌的基本風貌。
本書圖文並茂，可讀性強。既有作者精彩的論述、評點，也有原詩選讀，收錄了北島、舒婷、多多、芒克、顧城、海子、王家新、李琦、柏樺、潞潞、葉玉琳、伊沙等著名詩人的優秀詩作。每章章末都有思考題和拓展閱讀，便於讀者深入了解新詩的發展。
作者簡介
孫琴安，當代著名作家、學者與詩評家，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長期從事詩歌、文化研究。已出版著作《中國評點文學史》、《中國性文學史》（上下冊）、《唐詩選本提要》、《現代詩四十家風格論》、《朦朧詩二十五年》（四冊）、《徐志摩傳》、《馮雪峰傳》、《名家散文新讀》、《唐七律詩精評》、《唐五律詩精評》、《上海旅遊文化史》、《上海百樂門傳奇》、《名家讀書法》、《名家寫作法》、《唐詩與政治》、《性文學十講》、《毛澤東與著名學者》、《毛澤東與著名藝術家》等約三十部，其中多部著作獲獎。並發表了大量的論文與散文。另主編出版了《歷代名臣上書錄》等多部書籍。
圖書目錄
前言
北京詩人群落
第一節概述
第二節《今天》詩人群落
一、食指
二、北島
三、芒克
四、江河
五、顧城
六、《今天》其他詩人
第三節白洋淀詩人群落
一、多多
二、林莽
三、根子
四、白洋淀其他詩人
第四節圓明園詩群
第五節北京高校里走出的詩人
一、西川與海子
二、西渡與臧棣
三、侯馬與樹才
四、其他詩人
第六節八方俊彥聚京城
一、王家新
二、葉匡政
三、中島
四、其他詩人
第七節“下半身”寫作及其詩人
第八節“乾草部落”女詩人公社
原詩選讀
思考題
拓展閱讀
四川詩人群落
第一節概述
第二節成都詩人群落
一、非非主義詩派
二、周倫佑及其加盟者
三、整體主義詩派
四、成都五君子
五、藍馬、圓來與道情詩
六、門裡詩人
七、都江堰詩人
八、成都其他詩人
第三節綿陽詩人群落
一、概述
二、雨田與《淨地》
三、左代富與馬培松
四、白鶴林與《終點》詩刊
五、蔣雪峰與江油詩人
第四節南充：李亞偉及其莽漢主義
第五節遂寧詩人群落
……
廣東詩人群落
福建詩人群落
浙江詩人群落
江蘇詩人群落
山陝詩人群落
東北詩人群落
西北詩人群落
上海詩人群落
港、澳、台詩人群落
後記
北京詩人群落
第一節概述
第二節《今天》詩人群落
一、食指
二、北島
三、芒克
四、江河
五、顧城
六、《今天》其他詩人
第三節白洋淀詩人群落
一、多多
二、林莽
三、根子
四、白洋淀其他詩人
第四節圓明園詩群
第五節北京高校里走出的詩人
一、西川與海子
二、西渡與臧棣
三、侯馬與樹才
四、其他詩人
第六節八方俊彥聚京城
一、王家新
二、葉匡政
三、中島
四、其他詩人
第七節“下半身”寫作及其詩人
第八節“乾草部落”女詩人公社
原詩選讀
思考題
拓展閱讀
四川詩人群落
第一節概述
第二節成都詩人群落
一、非非主義詩派
二、周倫佑及其加盟者
三、整體主義詩派
四、成都五君子
五、藍馬、圓來與道情詩
六、門裡詩人
七、都江堰詩人
八、成都其他詩人
第三節綿陽詩人群落
一、概述
二、雨田與《淨地》
三、左代富與馬培松
四、白鶴林與《終點》詩刊
五、蔣雪峰與江油詩人
第四節南充：李亞偉及其莽漢主義
第五節遂寧詩人群落
……
廣東詩人群落
福建詩人群落
浙江詩人群落
江蘇詩人群落
山陝詩人群落
東北詩人群落
西北詩人群落
上海詩人群落
港、澳、台詩人群落
後記
序言
一個幾乎已成定論的事實是，自北島、舒婷、芒克等一批詩人崛起以後，中國的詩歌開始了一個新的里程。其實，在其後三十年來的發展過程中，中國詩歌又發生過許多新的爭論、分歧、裂變、分化與重組。在“朦朧詩”爭議之後，又出現過“後朦朧詩”、第三代、中間代、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等許多詩歌現象。就區域和派別而論，又有白洋淀詩群、今天詩派、非非主義、整體主義、存在主義、莽漢主義、撒嬌詩派、醜石詩派、新死亡詩派、中山詩群、圓明園詩群、下半身、乾草部落等，真可謂流派紛呈、多姿多彩。直到今天，仍在變化發展，七〇後、八〇後正紛紛登場或躍躍欲試。
如同近三十年來的中國經濟一樣，近三十年來的中國詩歌也發生了極其巨大的變化。出現了一批極其優秀的重要詩人，除了書中所寫的北島、舒婷、多多、芒克、顧城、王家新、西川、海子、柏樺、李琦、葉玉琳、楊克、陳東東、張燁、潘維、江一郎、史一帆、韓東、伊沙、潞潞、黃燦然等詩人以外，尚有安徽的梁小斌、葉匡政，山東的寒煙、孫磊，重慶的傅天琳，河北的大解，河南的藍藍，雲南的于堅等。他們以各自的才華與能力，為中國詩歌添光溢彩，留下了燦爛光輝的一頁，後人將會記住他們，文學史也會記住他們。
與共和國前三十年的詩歌比起來，近三十年來的中國詩歌有著許多的明顯區別，稍加比較，就有以下幾點的不同：
一、 創作環境上寬鬆了許多，可以抒發一些個人的人生感受和個人的感情生活了，不像前三十年，詩歌只是政治宣傳的工具和傳聲筒。
二、 詩歌的藝術追求和表現手法可以多樣化，不像前三十年，詩歌只提倡民歌，強調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視象徵派、意象派、現代派等為資產階級頹廢詩風，結果反走向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假、大、空的荒唐局面。
三、 詩人可以較為自由地交往，儘管無法在體制內的報刊雜誌上自由發表詩作和亮相詩觀，但至少可以在詩人之間交流一些自編自印的詩刊詩集，聚在一間屋裡朗誦自己的詩作，或是通過網路和手機，來發出自己的聲音，哪怕是極其弱小和微不足道的，也是快樂的。不再像前三十年那樣噤若寒蟬。
四、 與海外和港澳台的交流成為可能。在前三十年，中國的詩歌基本上處於閉關自守、自拉自唱的狀態，與海外華人、世界各國幾乎處於隔絕狀態，沒有交流。即使有，也絕對是政府和國家行為，如聶魯達訪華、馮雪峰率團訪蘇等，無不如此。至於與台灣、香港、澳門地區的詩歌交流，更是處於停頓或對立狀態。但在近三十年來，不僅與海外的華人有了詩人之間的民間交往，也有了與港、澳、台地區之間的詩歌交流與互動，特別是香港、澳門回歸以後，這種交流和互動更為明顯，而這一切，在前三十年的大陸詩歌中是絕對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像的。
五、 在前三十年中，政府掌控的所有文學刊物和報紙，即體制內的一切輿論工具，所刊發的都是染有革命色彩的詩歌，偶然僥倖刊出個別非紅色的詩篇，便會受到批判與追剿，如郭小川的《望星空》發表後，只不過其中寫有“在無限的時間的長河裡，人生僅是微小微小的浪花”這樣的詩句，便被認為是小資情調，消極的人生觀，受到了劈頭蓋臉的嚴厲批判。而在近三十年的體制內的文學刊物，包括《詩刊》、《人民文學》、《星星》等在內，都改變了態度，注意到了詩歌風格、表現手法和內容題材的多樣性。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四項基本原則的詩作，大多可以發表，一定程度上有了多元共存的格局，儘管這種格局仍有諸多限制，較之民間詩刊的自由度仍有著極大的差距，但較之前三十年已經大為改觀。
相關的區別我們還可以列出許多，以上僅是舉其大要，只是為了說明近三十年來中國詩界的變化。
也許正是這些變化，使得中國這一古老的詩國，在近三十年來的詩歌領域又煥發出了許多新的生機和活力，許多人毅然選擇了詩歌的道路，用不同的方式書寫著自己的詩歌人生。或寫詩，或出版詩集，或自費出版，或辦詩刊，或組織詩歌活動，或資助詩歌事業……總之，在各種力量的推動之下，中國近三十年來詩集的數量之眾多，民間詩社詩刊之活躍，各種詩歌活動之頻繁，詩歌風格之多樣，思潮流派之紛呈，內容題材之豐富，詩歌觀念之迭出，代表詩人之崛起，都遠遠超過了前三十年的中國詩壇，也是前三十年的中國詩壇所無法比擬的。
正因為中國地大物博，三十年來詩人輩出，詩集如雲，流派眾多，隊伍龐大，如以一書的篇幅，對中國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的詩人詩集、詩歌活動作一全面系統的論述，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為此，我必須要尋找一種論述模式。
如果按照以往的撰寫習慣和論述模式，對於最近三十年來的中國詩歌，我們很可能把十年分為一期，列為初、中、後三個時期來加以論述；或者便是按照各種詩歌流派與思潮的產生原因、社會背景來加以論述。為此，我經過反覆思考與推敲，決定從一種新的視角——區域詩群的角度來加以論述。
我之所以採用了這一模式，主要出於以下幾點的考慮。
首先，中國是個大國，其總體面積差不多與整個歐洲相等。改革開放以來，各個區域的經濟與文化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比較領先，有些地方比較落後。這種現象在詩歌創作中也同樣存在，如北京、四川、廣東、浙江等地的詩歌力量就比較強盛，有些地方的詩歌創作力量就比較薄弱，相對滯後。因此，我從中挑送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省、市、地區加以論述，從而展示近三十年來中國詩歌的主要成就和基本面貌。
其次，自1949年開國大典以後，中國的詩壇有如整個文壇，往往是北京一聲令下，各地紛紛回響。北京舉什麼旗，全國舉什麼旗，完全是清一色，大一統。如1958年的大躍進新民歌運動，稍後的新詩形式的探討和新格律詩的嘗試，無不如此。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更是愈演愈烈，無以復加。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中，中國的詩歌格局卻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多元共存的現象，北京詩壇舉出的旗幟或發出的聲音，已不像以前那樣具有感召力和影響力。有些地方非但不回響，甚至舉出自己的旗幟，標示自己的主張，對壘立異。如四川省舉出的詩歌旗幟，就與北京的多有不同。有的甚至一省一地也會亮出多面旗幟，不僅顏色不同，而且觀點各異，甚或針鋒相對，打破了原先詩壇的大一統局面。這種從大一統走向多元化的變化，使中國的詩歌更為豐富，應該說是中國詩壇的一種進步。
再次，中國的文學派別和詩歌流派的命名，也有一個從時空逐漸移向區域的過程。如在宋代以前，詩派的名稱多以帝王的年號和時間來命名的，如“建安文學”、“建安七子”，建安便是漢獻帝的年號。稍後的詩歌如“正始體”、“太康體”等，也都以帝王的年號來命名的。唐代是中國詩歌的高峰，但也喜以時間和帝號來命名詩歌流派，如“初唐四傑”、“盛唐氣象”、“大曆十才子”、“元和體”、“長慶體”、“晚唐體”等，無不與時間與帝號有關，而區域和地方的特徵並不突出。但自宋代以區域命名的“江西詩派”出現以後，以區域命名詩派或文學派別的現象逐漸增多，似乎成為一種趨勢，至明、清兩代，愈加明顯，如明代的“吳中四傑”、“閩中十子”、“公安派”、“竟陵派”，都以區域命名。僅以明末清初的詞派為例，便有“雲間詞派”、“浙西詞派”、“陽羨詞派”等，均以地名顯示，其後影響重大的“常州詞派”，也是以地名命名的。再如清代著名的文學流派“桐城派”、“陽湖派”、“嶺南三大家”等，也多以區域命名。縱觀中國二千多年的文學史，其文學派別和詩歌流派的命名，有一個從時空和帝號居多逐漸走向以區域和地名為多的重心轉移的過程和現象。也就是說，區域文學或文學的區域現象和地方性，越來越受到文學研究者的關注。
正是根據以上三點考慮，我這次選擇了從區域詩群的角度來加以論述的模式，並從中特意挑選出十一個省、市和區域來加以設計和列目。其中或從詩歌的強盛、活躍和有代表性的角度出發，或從中國的地理方位的完整性出發，至少東、西、南、北、中這五個方位都要包括進去。既有東部的浙江與江蘇，也有代表西部的四川；既有南部的廣東，也有中部的山西與陝西；既有東北三省，也有代表大西北的新疆、甘肅與青海；直轄市則選擇了北京與上海。當然，安徽、山東、河北、河南、湖北等省也有一些極為優秀的詩人和重要的民間詩刊。大的不說，隨意而舉，便有河北省欒城縣就有味道詩社及其主辦的《欒邑詩風》詩刊，他們傳承歷史文化，吟詠時代精神，一直堅持至今。凡此，實因篇幅所限，無法面面俱到，只得暫時忍痛割愛，以俟來日。
自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台灣與大陸通航以後，大陸與港、澳、台地區的聯繫更加頻繁，文化經濟交流日益增多，在漢語力量的感召下，文學活動也逐漸靠近，大有兩岸四地一體化或呈互動性的態勢，因此，本書此次把港、澳、台也納入了視野，辟有專章論述。
除了從區域的角度切入以外，本書還有一個獨特的視角，那便是重視詩人群落的現象。之所以關注各區域的詩人群落現象，主要有兩大原因：第一，“群落”、“詩群”都是中性詞，有彈性，有空間，不褒不貶，每個人可以從自身的眼光來加以打量和評判，不像過去動輒“思潮”，張口“流派”，或“反動”，或“進步”，甚至經常朝政治層面掛靠，貼上各種政治或階級的標籤，既難以界定，又互相攻訐，大動干戈，鬧得身心疲憊，誓不兩立，等戰塵落定，彼此都覺得意思不大，於詩無益；第二，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本有不少民間自發的詩社或文學團體，如新潮、新月社、創造社、太陽社、沉鐘社、七月派等，每個詩社或文學團體內幾乎都聚集著一些詩人，但自1949年開國大典以後，民間詩社一律清除，詩群現象隨之消失，代之而起的全是政府領導下的作家協會和詩人活動，直到“四人幫”粉碎、改革開放以後，各地詩人在《今天》地下刊物的影響下，才紛紛自創詩社報刊，雖然在清除精神污染時被取締了一大批，但畢竟大勢所趨，許多自發的民間詩社或詩歌團體仍在艱難的環境中慘澹經營，頑強生存，此消彼長，延綿不絕，成為當今中國詩壇最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不容忽視的是，每個詩社或詩群除了有一批中堅力量，也會有代表詩人，如昔日新月社既有孫大雨、陳夢家、朱湘、饒孟侃等一批中堅力量，也有徐志摩、聞一多這樣的代表詩人；創造社有成仿吾、穆木天、馮乃超、王獨清這樣的中堅力量，也有郭沫若這樣的代表詩人。這種情況在今天的詩社和詩群中也同樣存在著，如《今天》詩群中既有顧城、黑大春、嚴力等中堅力量，又有北島、多多、芒克這樣的代表詩人；《他們》詩群中既有小海、朱朱等中堅力量，又有韓東、楊克這樣的代表詩人……這樣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因此，本書既關注區域中的詩人群落，也關注詩群中的代表詩人，將詩人群落與代表詩人有機結合，兼容並蓄地加以論述與考察，從而呈現出這一地區詩歌創作的整體實力。
然而，同樣作為一個詩歌強省，各省所表現出的強勢之處又各不相同。就拿西部的四川與東部的浙江來說，二者皆為中國的詩歌強省，實力雄厚，又擁有各自有影響力的代表詩人，但二省的詩歌強勢卻各有偏重，其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四川的詩人們從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就喜歡標舉旗號，如非非主義、整體主義、存在主義等詩歌流派，最初都源自巴蜀大地，然後分流全國，他們在思潮流派和創作觀念上大膽創新，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彼此又各執一詞，爭論不休，歧義雜出，卻又耗去了太多的精力與元氣，有的甚至在同一派別中也互相指責，互不相讓，內耗不斷，這樣一來，詩壇是熱鬧了，影響也擴大了，收穫也不少，但消耗也是挺大的。像柏樺這類埋頭寫詩、迴避論爭的“成都五君子”，反成少數。而浙江雖然也有不少詩人群落和民間詩刊，也有詩歌主張和派別，但大多數都是特立獨行，各自寫詩，並不以開宗立派為榮，也不以標舉旗號者自居，如江一郎、高崎、潘維、俞強、史一帆、韓高琦、伊甸等無不如此，但他們在中國當代詩壇上卻都能以獨特的風格而各占一席、各領風騷。
至於像陳東東、潘維等人的詩，我們已不在乎他們寫出了如何撥人心弦、催人淚下的動人詩篇，也無所謂名句名篇，他們能把漢詩的語言、節奏、韻律、意象、內涵等渾成一體，組合融匯到如此自然美妙的地步，便是對當今詩壇的一大貢獻，成為我們今天詩歌語言的最高層面。
張清華在《中國優秀詩歌（1978—2008）》的詩選《序》中，曾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詩歌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又稱四個時期）：1978—1985年，新詩的“變革期”，逐漸確立了“朦朧詩”的地位；1986—1989年，內部分化期，或為“第三代詩歌運動期”，詩人內部有明顯分化；1990—1999年，進入“個體寫作”時期，詩人強調寫詩的個人性；1999—2008年，以盤峰會議為標誌，進入多元共生期。對於這一划分，本人完全贊同，故此處不再贅述。
不過，有一個現象我們必須正視，那就是在經濟大潮一次又一次地衝擊下，詩歌正越來越被邊緣化，已逐漸被擠到主流媒體之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只要人的生命存在，一個民族的精神存在，詩歌就必將存在！
可以這么說，在我撰寫這部書稿的過程中，我的詩情一直在燃燒著。詩的崇高，詩的美妙，詩的魅力，詩的純淨，詩的真誠，詩的深邃，詩的神聖，曾不止一次地撞擊著我的心靈，淨化著我的靈魂，令我震撼，又使我動容；令我嘆息，又使我回味；令我讚嘆不已，又使我淚流滿面……
如今，我要把自己的全部感受，以及對近三十年來中國詩歌的一些認識，奉獻給廣大讀者，以期引起大家對中國當今詩歌的關注，這就是我撰寫此書的目的。
孫琴安
2013年4月
定稿於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如同近三十年來的中國經濟一樣，近三十年來的中國詩歌也發生了極其巨大的變化。出現了一批極其優秀的重要詩人，除了書中所寫的北島、舒婷、多多、芒克、顧城、王家新、西川、海子、柏樺、李琦、葉玉琳、楊克、陳東東、張燁、潘維、江一郎、史一帆、韓東、伊沙、潞潞、黃燦然等詩人以外，尚有安徽的梁小斌、葉匡政，山東的寒煙、孫磊，重慶的傅天琳，河北的大解，河南的藍藍，雲南的于堅等。他們以各自的才華與能力，為中國詩歌添光溢彩，留下了燦爛光輝的一頁，後人將會記住他們，文學史也會記住他們。
與共和國前三十年的詩歌比起來，近三十年來的中國詩歌有著許多的明顯區別，稍加比較，就有以下幾點的不同：
一、 創作環境上寬鬆了許多，可以抒發一些個人的人生感受和個人的感情生活了，不像前三十年，詩歌只是政治宣傳的工具和傳聲筒。
二、 詩歌的藝術追求和表現手法可以多樣化，不像前三十年，詩歌只提倡民歌，強調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視象徵派、意象派、現代派等為資產階級頹廢詩風，結果反走向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假、大、空的荒唐局面。
三、 詩人可以較為自由地交往，儘管無法在體制內的報刊雜誌上自由發表詩作和亮相詩觀，但至少可以在詩人之間交流一些自編自印的詩刊詩集，聚在一間屋裡朗誦自己的詩作，或是通過網路和手機，來發出自己的聲音，哪怕是極其弱小和微不足道的，也是快樂的。不再像前三十年那樣噤若寒蟬。
四、 與海外和港澳台的交流成為可能。在前三十年，中國的詩歌基本上處於閉關自守、自拉自唱的狀態，與海外華人、世界各國幾乎處於隔絕狀態，沒有交流。即使有，也絕對是政府和國家行為，如聶魯達訪華、馮雪峰率團訪蘇等，無不如此。至於與台灣、香港、澳門地區的詩歌交流，更是處於停頓或對立狀態。但在近三十年來，不僅與海外的華人有了詩人之間的民間交往，也有了與港、澳、台地區之間的詩歌交流與互動，特別是香港、澳門回歸以後，這種交流和互動更為明顯，而這一切，在前三十年的大陸詩歌中是絕對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像的。
五、 在前三十年中，政府掌控的所有文學刊物和報紙，即體制內的一切輿論工具，所刊發的都是染有革命色彩的詩歌，偶然僥倖刊出個別非紅色的詩篇，便會受到批判與追剿，如郭小川的《望星空》發表後，只不過其中寫有“在無限的時間的長河裡，人生僅是微小微小的浪花”這樣的詩句，便被認為是小資情調，消極的人生觀，受到了劈頭蓋臉的嚴厲批判。而在近三十年的體制內的文學刊物，包括《詩刊》、《人民文學》、《星星》等在內，都改變了態度，注意到了詩歌風格、表現手法和內容題材的多樣性。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四項基本原則的詩作，大多可以發表，一定程度上有了多元共存的格局，儘管這種格局仍有諸多限制，較之民間詩刊的自由度仍有著極大的差距，但較之前三十年已經大為改觀。
相關的區別我們還可以列出許多，以上僅是舉其大要，只是為了說明近三十年來中國詩界的變化。
也許正是這些變化，使得中國這一古老的詩國，在近三十年來的詩歌領域又煥發出了許多新的生機和活力，許多人毅然選擇了詩歌的道路，用不同的方式書寫著自己的詩歌人生。或寫詩，或出版詩集，或自費出版，或辦詩刊，或組織詩歌活動，或資助詩歌事業……總之，在各種力量的推動之下，中國近三十年來詩集的數量之眾多，民間詩社詩刊之活躍，各種詩歌活動之頻繁，詩歌風格之多樣，思潮流派之紛呈，內容題材之豐富，詩歌觀念之迭出，代表詩人之崛起，都遠遠超過了前三十年的中國詩壇，也是前三十年的中國詩壇所無法比擬的。
正因為中國地大物博，三十年來詩人輩出，詩集如雲，流派眾多，隊伍龐大，如以一書的篇幅，對中國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的詩人詩集、詩歌活動作一全面系統的論述，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為此，我必須要尋找一種論述模式。
如果按照以往的撰寫習慣和論述模式，對於最近三十年來的中國詩歌，我們很可能把十年分為一期，列為初、中、後三個時期來加以論述；或者便是按照各種詩歌流派與思潮的產生原因、社會背景來加以論述。為此，我經過反覆思考與推敲，決定從一種新的視角——區域詩群的角度來加以論述。
我之所以採用了這一模式，主要出於以下幾點的考慮。
首先，中國是個大國，其總體面積差不多與整個歐洲相等。改革開放以來，各個區域的經濟與文化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比較領先，有些地方比較落後。這種現象在詩歌創作中也同樣存在，如北京、四川、廣東、浙江等地的詩歌力量就比較強盛，有些地方的詩歌創作力量就比較薄弱，相對滯後。因此，我從中挑送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省、市、地區加以論述，從而展示近三十年來中國詩歌的主要成就和基本面貌。
其次，自1949年開國大典以後，中國的詩壇有如整個文壇，往往是北京一聲令下，各地紛紛回響。北京舉什麼旗，全國舉什麼旗，完全是清一色，大一統。如1958年的大躍進新民歌運動，稍後的新詩形式的探討和新格律詩的嘗試，無不如此。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更是愈演愈烈，無以復加。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中，中國的詩歌格局卻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多元共存的現象，北京詩壇舉出的旗幟或發出的聲音，已不像以前那樣具有感召力和影響力。有些地方非但不回響，甚至舉出自己的旗幟，標示自己的主張，對壘立異。如四川省舉出的詩歌旗幟，就與北京的多有不同。有的甚至一省一地也會亮出多面旗幟，不僅顏色不同，而且觀點各異，甚或針鋒相對，打破了原先詩壇的大一統局面。這種從大一統走向多元化的變化，使中國的詩歌更為豐富，應該說是中國詩壇的一種進步。
再次，中國的文學派別和詩歌流派的命名，也有一個從時空逐漸移向區域的過程。如在宋代以前，詩派的名稱多以帝王的年號和時間來命名的，如“建安文學”、“建安七子”，建安便是漢獻帝的年號。稍後的詩歌如“正始體”、“太康體”等，也都以帝王的年號來命名的。唐代是中國詩歌的高峰，但也喜以時間和帝號來命名詩歌流派，如“初唐四傑”、“盛唐氣象”、“大曆十才子”、“元和體”、“長慶體”、“晚唐體”等，無不與時間與帝號有關，而區域和地方的特徵並不突出。但自宋代以區域命名的“江西詩派”出現以後，以區域命名詩派或文學派別的現象逐漸增多，似乎成為一種趨勢，至明、清兩代，愈加明顯，如明代的“吳中四傑”、“閩中十子”、“公安派”、“竟陵派”，都以區域命名。僅以明末清初的詞派為例，便有“雲間詞派”、“浙西詞派”、“陽羨詞派”等，均以地名顯示，其後影響重大的“常州詞派”，也是以地名命名的。再如清代著名的文學流派“桐城派”、“陽湖派”、“嶺南三大家”等，也多以區域命名。縱觀中國二千多年的文學史，其文學派別和詩歌流派的命名，有一個從時空和帝號居多逐漸走向以區域和地名為多的重心轉移的過程和現象。也就是說，區域文學或文學的區域現象和地方性，越來越受到文學研究者的關注。
正是根據以上三點考慮，我這次選擇了從區域詩群的角度來加以論述的模式，並從中特意挑選出十一個省、市和區域來加以設計和列目。其中或從詩歌的強盛、活躍和有代表性的角度出發，或從中國的地理方位的完整性出發，至少東、西、南、北、中這五個方位都要包括進去。既有東部的浙江與江蘇，也有代表西部的四川；既有南部的廣東，也有中部的山西與陝西；既有東北三省，也有代表大西北的新疆、甘肅與青海；直轄市則選擇了北京與上海。當然，安徽、山東、河北、河南、湖北等省也有一些極為優秀的詩人和重要的民間詩刊。大的不說，隨意而舉，便有河北省欒城縣就有味道詩社及其主辦的《欒邑詩風》詩刊，他們傳承歷史文化，吟詠時代精神，一直堅持至今。凡此，實因篇幅所限，無法面面俱到，只得暫時忍痛割愛，以俟來日。
自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台灣與大陸通航以後，大陸與港、澳、台地區的聯繫更加頻繁，文化經濟交流日益增多，在漢語力量的感召下，文學活動也逐漸靠近，大有兩岸四地一體化或呈互動性的態勢，因此，本書此次把港、澳、台也納入了視野，辟有專章論述。
除了從區域的角度切入以外，本書還有一個獨特的視角，那便是重視詩人群落的現象。之所以關注各區域的詩人群落現象，主要有兩大原因：第一，“群落”、“詩群”都是中性詞，有彈性，有空間，不褒不貶，每個人可以從自身的眼光來加以打量和評判，不像過去動輒“思潮”，張口“流派”，或“反動”，或“進步”，甚至經常朝政治層面掛靠，貼上各種政治或階級的標籤，既難以界定，又互相攻訐，大動干戈，鬧得身心疲憊，誓不兩立，等戰塵落定，彼此都覺得意思不大，於詩無益；第二，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本有不少民間自發的詩社或文學團體，如新潮、新月社、創造社、太陽社、沉鐘社、七月派等，每個詩社或文學團體內幾乎都聚集著一些詩人，但自1949年開國大典以後，民間詩社一律清除，詩群現象隨之消失，代之而起的全是政府領導下的作家協會和詩人活動，直到“四人幫”粉碎、改革開放以後，各地詩人在《今天》地下刊物的影響下，才紛紛自創詩社報刊，雖然在清除精神污染時被取締了一大批，但畢竟大勢所趨，許多自發的民間詩社或詩歌團體仍在艱難的環境中慘澹經營，頑強生存，此消彼長，延綿不絕，成為當今中國詩壇最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不容忽視的是，每個詩社或詩群除了有一批中堅力量，也會有代表詩人，如昔日新月社既有孫大雨、陳夢家、朱湘、饒孟侃等一批中堅力量，也有徐志摩、聞一多這樣的代表詩人；創造社有成仿吾、穆木天、馮乃超、王獨清這樣的中堅力量，也有郭沫若這樣的代表詩人。這種情況在今天的詩社和詩群中也同樣存在著，如《今天》詩群中既有顧城、黑大春、嚴力等中堅力量，又有北島、多多、芒克這樣的代表詩人；《他們》詩群中既有小海、朱朱等中堅力量，又有韓東、楊克這樣的代表詩人……這樣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因此，本書既關注區域中的詩人群落，也關注詩群中的代表詩人，將詩人群落與代表詩人有機結合，兼容並蓄地加以論述與考察，從而呈現出這一地區詩歌創作的整體實力。
然而，同樣作為一個詩歌強省，各省所表現出的強勢之處又各不相同。就拿西部的四川與東部的浙江來說，二者皆為中國的詩歌強省，實力雄厚，又擁有各自有影響力的代表詩人，但二省的詩歌強勢卻各有偏重，其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四川的詩人們從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就喜歡標舉旗號，如非非主義、整體主義、存在主義等詩歌流派，最初都源自巴蜀大地，然後分流全國，他們在思潮流派和創作觀念上大膽創新，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彼此又各執一詞，爭論不休，歧義雜出，卻又耗去了太多的精力與元氣，有的甚至在同一派別中也互相指責，互不相讓，內耗不斷，這樣一來，詩壇是熱鬧了，影響也擴大了，收穫也不少，但消耗也是挺大的。像柏樺這類埋頭寫詩、迴避論爭的“成都五君子”，反成少數。而浙江雖然也有不少詩人群落和民間詩刊，也有詩歌主張和派別，但大多數都是特立獨行，各自寫詩，並不以開宗立派為榮，也不以標舉旗號者自居，如江一郎、高崎、潘維、俞強、史一帆、韓高琦、伊甸等無不如此，但他們在中國當代詩壇上卻都能以獨特的風格而各占一席、各領風騷。
至於像陳東東、潘維等人的詩，我們已不在乎他們寫出了如何撥人心弦、催人淚下的動人詩篇，也無所謂名句名篇，他們能把漢詩的語言、節奏、韻律、意象、內涵等渾成一體，組合融匯到如此自然美妙的地步，便是對當今詩壇的一大貢獻，成為我們今天詩歌語言的最高層面。
張清華在《中國優秀詩歌（1978—2008）》的詩選《序》中，曾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詩歌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又稱四個時期）：1978—1985年，新詩的“變革期”，逐漸確立了“朦朧詩”的地位；1986—1989年，內部分化期，或為“第三代詩歌運動期”，詩人內部有明顯分化；1990—1999年，進入“個體寫作”時期，詩人強調寫詩的個人性；1999—2008年，以盤峰會議為標誌，進入多元共生期。對於這一划分，本人完全贊同，故此處不再贅述。
不過，有一個現象我們必須正視，那就是在經濟大潮一次又一次地衝擊下，詩歌正越來越被邊緣化，已逐漸被擠到主流媒體之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只要人的生命存在，一個民族的精神存在，詩歌就必將存在！
可以這么說，在我撰寫這部書稿的過程中，我的詩情一直在燃燒著。詩的崇高，詩的美妙，詩的魅力，詩的純淨，詩的真誠，詩的深邃，詩的神聖，曾不止一次地撞擊著我的心靈，淨化著我的靈魂，令我震撼，又使我動容；令我嘆息，又使我回味；令我讚嘆不已，又使我淚流滿面……
如今，我要把自己的全部感受，以及對近三十年來中國詩歌的一些認識，奉獻給廣大讀者，以期引起大家對中國當今詩歌的關注，這就是我撰寫此書的目的。
孫琴安
2013年4月
定稿於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