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元邁文集》是2005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吳元邁。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吳元邁
- 書名：吳元邁文集
- 出版社：上海辭書出版社
- 頁數：584頁
- ISBN：7532617890
- 作者：吳元邁
- 出版日期：2005年5月1日
- 開本：32開
- 品牌：上海辭書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本書從作者的三個主要研究方向，其中又以普列漢諾夫文藝思想為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出發點，也是這一研究的重點。它們反映了作者的學術探討之基本軌跡、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闡述了國內外文論進程中那些具有迫切意義和開拓意義的理論問題。
作者簡介
吳元邁，安徽歙縣人，1934年生。1953年6月畢業於安徽徽州師範學校，同年秋入安徽師範學院中文系。1954年秋在北京俄語專科學校留蘇預備部學習，後去蘇聯留學，先後就讀於基輔大學和列寧格勒大學，1960年夏畢業。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62年起開始發表論文。1964年9月外國文學研究所成立，即轉人該所至今，曾先後擔任蘇聯文學研究室副主任、文藝理論研究室主任。1986年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學者”稱號。1984年春起任碩士生導師，1991年起任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國家社科基金外國文學評審組組長至今。1991年春至1998年底，任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外國文學評論》雜誌主編，併兼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1991年~1996年兼所黨委書記。1997年~2001年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外文學交流委員會副主任，2002年起任名譽委員。1993年~2004年6月任中國中外文學理論學會會長，2004年6月起任顧問。1986年起任全國
圖書目錄
自序/1
也談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的關係——與朱光潛先生商榷/1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遺產——西方對馬恩文藝遺產研究的歷史考察/17
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與現實主義理論問題/31
生活之路和現實主義之路——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56
普列漢諾夫論列夫·托爾斯泰/69
普列漢諾夫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82
列寧同無產階級文化派的鬥爭/11O
列寧的兩種文化學說/126
列寧的反映論與文藝/137
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礎/150
文藝與意識形態/165
毛澤東論文藝的民族特色/184
略論文藝的人民性/203
關於藝術領域的人學之思考/224
關於文藝批評的隨想/232
現實的發展與現實主義的發展/240
20世紀文學觀念的格局——科學主義、人文主義、馬克思主義/253
文學本體論的歷史命運/272
論今日之“拿來主義”——關於文學的全球意識和參與意識的思考/291
文藝的民族性與文藝的世界性——關於文藝民族性的幾個問題/302
20世紀文論的歷史呼喚——走辯證整合研究之路/319
經濟全球化與民族文化/326
“拉普”文藝思潮簡論/335
30年代蘇聯文學思想/360
戰後蘇聯文學問題/387
蘇聯的“藝術接受”探索/430
當代蘇聯文藝學的結構符號分析/445
巴赫金的“語言創作美學”——對話理論/474
當代蘇聯文藝學方法概觀/496
面向21世紀的外國文學——在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上的發言(1994年9月20日)/522
也談外國文學研究方向與方法——關於一次有意義的探討/536
《尤利西斯》在蘇聯的歷史命運/545
“20世紀外國國別文學史叢書”總序/559
“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蘇聯文論在新中國的歷史命運/576
主要著作目錄/584
也談上層建築與意識形態的關係——與朱光潛先生商榷/1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遺產——西方對馬恩文藝遺產研究的歷史考察/17
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與現實主義理論問題/31
生活之路和現實主義之路——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56
普列漢諾夫論列夫·托爾斯泰/69
普列漢諾夫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82
列寧同無產階級文化派的鬥爭/11O
列寧的兩種文化學說/126
列寧的反映論與文藝/137
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礎/150
文藝與意識形態/165
毛澤東論文藝的民族特色/184
略論文藝的人民性/203
關於藝術領域的人學之思考/224
關於文藝批評的隨想/232
現實的發展與現實主義的發展/240
20世紀文學觀念的格局——科學主義、人文主義、馬克思主義/253
文學本體論的歷史命運/272
論今日之“拿來主義”——關於文學的全球意識和參與意識的思考/291
文藝的民族性與文藝的世界性——關於文藝民族性的幾個問題/302
20世紀文論的歷史呼喚——走辯證整合研究之路/319
經濟全球化與民族文化/326
“拉普”文藝思潮簡論/335
30年代蘇聯文學思想/360
戰後蘇聯文學問題/387
蘇聯的“藝術接受”探索/430
當代蘇聯文藝學的結構符號分析/445
巴赫金的“語言創作美學”——對話理論/474
當代蘇聯文藝學方法概觀/496
面向21世紀的外國文學——在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第五屆年會上的發言(1994年9月20日)/522
也談外國文學研究方向與方法——關於一次有意義的探討/536
《尤利西斯》在蘇聯的歷史命運/545
“20世紀外國國別文學史叢書”總序/559
“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蘇聯文論在新中國的歷史命運/576
主要著作目錄/584
文摘
書摘
從上面三例看來，作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恩格斯關於上層建築的內涵的表述，是越來越明確的。因此，我們很難懷疑，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裡，意識形態是被排除在上層建築之外的。
朱先生在文章中援引和解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以後，並不就此停步，他還將史達林的話同馬克思、恩格斯的話對立起來，說史達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中，在論述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時，有兩個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新”提法。他暗示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正確的，而史達林是不對的，似乎由於史達林曲解和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思想，才造成了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在內這個持續了29年之久的歷史“迷誤”。其實，依我看來，情況不是那樣的。
朱先生說：“第二種提法是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在內。提得最明確的是史達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里的一段話：t基礎是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觀點，以及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機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機構”，根據俄文原文應譯為“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和其他設施”。)朱先生對史達林的這段話的批評有兩點：第一，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把意識形態列入上層建築，史達林的提法是把上層建築包括在意識形態之內。關於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講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什麼樣的提法，至於史達林的這個提法，我看是同他們一致的。第二，朱先生說，馬克思是說意識形態同基礎相適應，在史達林的話里卻變成政治、法律和其他設施同觀點適應了。我認為，史達林同馬克思的意思是一致的，即上層建築的這兩項成分都是依賴於基礎並為基礎所決定的。至於史達林說的政治、法律和其他設施要同意識形態相適應，這話也沒有錯。這兩項成分本來就是有機地、辯證地互相聯繫著的。難道我們能夠否認，一定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要求建立與自己相適應P4的各種設施嗎?例如，一個新興階級，在其未成為統治階級以前，總是先形成他們的思想和理論觀點，只有當他們奪取政權以後，才能按他們的思想和理論觀點建立起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設施。要知道，一定的政治、法律等設施都是以一定的社會觀點、思想體系為指導並與之相適應地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光輝著作，根據我國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描繪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共和國的藍圖。建國以後，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按照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思想，我國人民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並採取了一系列與此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設施。再說，一定的法律制度，就是按照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法律觀點建立起來的，它直接體現了統治階級的意志。其他各種意識形態也總是要求有一定的制度、機構和設施同它們相適應。應該指出，史達林說各種設施適應各種社會觀點，第一，這句話並不意味著，政治、法律等設施應由意識形態來決定，“適應”並無“決定”的意思，只有經濟基礎才能決定政治、法律設施。這一點，史達林是講清楚了的。第二，這句話並不是去比較上層建築這兩項成分中哪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因此，談不上要降低政治在上層建築中的主導地位和重大作用，這是兩個方面的問題，而朱先生卻把它們等同起來，並以為史達林似乎要用意識形態來包括政治等設施。這是誤解。
朱先生認為史達林還有一個“提法”，“即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之間划起等號來”，似乎史達林的“原話是這樣說的”：“……上層建築與生產及人的生產行為沒有直接聯繫。上層建築只是經過經濟的中介，基礎的中介，與生產發生間接的聯繫。……上層建築活動的範圍是狹窄的和有限的。”朱先生在把史達林的話作了前後這樣的刪節後寫道：這裡“把意識形態當作上層建築了；否則，就不能說政權、政權機構及其措施(上層建築)對於生產和P5
從上面三例看來，作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恩格斯關於上層建築的內涵的表述，是越來越明確的。因此，我們很難懷疑，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裡，意識形態是被排除在上層建築之外的。
朱先生在文章中援引和解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以後，並不就此停步，他還將史達林的話同馬克思、恩格斯的話對立起來，說史達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中，在論述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時，有兩個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新”提法。他暗示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正確的，而史達林是不對的，似乎由於史達林曲解和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思想，才造成了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在內這個持續了29年之久的歷史“迷誤”。其實，依我看來，情況不是那樣的。
朱先生說：“第二種提法是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在內。提得最明確的是史達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里的一段話：t基礎是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層建築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觀點，以及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機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機構”，根據俄文原文應譯為“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和其他設施”。)朱先生對史達林的這段話的批評有兩點：第一，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把意識形態列入上層建築，史達林的提法是把上層建築包括在意識形態之內。關於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講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什麼樣的提法，至於史達林的這個提法，我看是同他們一致的。第二，朱先生說，馬克思是說意識形態同基礎相適應，在史達林的話里卻變成政治、法律和其他設施同觀點適應了。我認為，史達林同馬克思的意思是一致的，即上層建築的這兩項成分都是依賴於基礎並為基礎所決定的。至於史達林說的政治、法律和其他設施要同意識形態相適應，這話也沒有錯。這兩項成分本來就是有機地、辯證地互相聯繫著的。難道我們能夠否認，一定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要求建立與自己相適應P4的各種設施嗎?例如，一個新興階級，在其未成為統治階級以前，總是先形成他們的思想和理論觀點，只有當他們奪取政權以後，才能按他們的思想和理論觀點建立起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設施。要知道，一定的政治、法律等設施都是以一定的社會觀點、思想體系為指導並與之相適應地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光輝著作，根據我國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描繪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共和國的藍圖。建國以後，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按照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思想，我國人民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並採取了一系列與此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設施。再說，一定的法律制度，就是按照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法律觀點建立起來的，它直接體現了統治階級的意志。其他各種意識形態也總是要求有一定的制度、機構和設施同它們相適應。應該指出，史達林說各種設施適應各種社會觀點，第一，這句話並不意味著，政治、法律等設施應由意識形態來決定，“適應”並無“決定”的意思，只有經濟基礎才能決定政治、法律設施。這一點，史達林是講清楚了的。第二，這句話並不是去比較上層建築這兩項成分中哪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因此，談不上要降低政治在上層建築中的主導地位和重大作用，這是兩個方面的問題，而朱先生卻把它們等同起來，並以為史達林似乎要用意識形態來包括政治等設施。這是誤解。
朱先生認為史達林還有一個“提法”，“即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之間划起等號來”，似乎史達林的“原話是這樣說的”：“……上層建築與生產及人的生產行為沒有直接聯繫。上層建築只是經過經濟的中介，基礎的中介，與生產發生間接的聯繫。……上層建築活動的範圍是狹窄的和有限的。”朱先生在把史達林的話作了前後這樣的刪節後寫道：這裡“把意識形態當作上層建築了；否則，就不能說政權、政權機構及其措施(上層建築)對於生產和P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