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學30年(1978-2008)》由中國著名社會學家鄭杭生主編，全國各高校、社會科學院著名社會學專家學者共同合作，按學科和研究領域劃分為29個專題，由本學科研究領域最具權威性的專家學者執筆，詳細記述了1978-2008年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情況、社會學各分支學科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和學術進展，是全面記錄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學重建至今的一部權威性學術工具書和社會學發展的史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社會學30年
-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頁數：578頁
- 開本：16
- 品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作者：鄭杭生 王偉光
-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0472684, 9787500472681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社會學30年(1978-2008)》在手，不僅可以掌握社會學的整體發展情況，也可以全面把握改革開放30年中國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是一部難得的了解中國社會30年變革歷史的權威性著作。
作者簡介
鄭杭生，1936年出生，浙江杭州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6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五年制本科，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進修社會學和現代西方哲學。1984年受命創建人大社會學研究所、1987年建立社會學系。1986年和1993年分別作為學術帶頭人建立“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碩士點和博士點，1998年建立社會學博士後流動站。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社會學系第一任主任，副校長（1987.9-1997.5）。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北京市社會學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政治學社會學評審組召集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社會學評審組長，教育部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人權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
圖書目錄
總論 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與日趨成熟中的中國社會學
第一編 社會學理論與方法
第一章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研究
第二章 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
第三章 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
第四章 中國社會學史研究
第五章 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
第六章 社會學方法研究
第二編 分支社會學
第七章 社區研究
第八章 農村社會學
第九章 城市社會學
第十章 經濟社會學
第十一章 勞動社會學
第十二章 組織社會學
第十三章 法律社會學
第十四章 科學社會學
第十五章 教育社會學
第十六章 社會分層研究
第十七章 發展社會學
第十八章 環境社會學
第十九章 女性/性別社會學
第二十章 性社會學
第二十一章 家庭社會學
第二十二章 老年社會學
第二十三章 民族社會學
第二十四章 社會心理學
第二十五章 社會政策研究
第二十六章 社會工作研究
第三編 社會學的其他二級學科
第二十七章 人口學
第二十八章 人類學
第二十九章 民俗學
後記
第一編 社會學理論與方法
第一章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研究
第二章 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
第三章 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
第四章 中國社會學史研究
第五章 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
第六章 社會學方法研究
第二編 分支社會學
第七章 社區研究
第八章 農村社會學
第九章 城市社會學
第十章 經濟社會學
第十一章 勞動社會學
第十二章 組織社會學
第十三章 法律社會學
第十四章 科學社會學
第十五章 教育社會學
第十六章 社會分層研究
第十七章 發展社會學
第十八章 環境社會學
第十九章 女性/性別社會學
第二十章 性社會學
第二十一章 家庭社會學
第二十二章 老年社會學
第二十三章 民族社會學
第二十四章 社會心理學
第二十五章 社會政策研究
第二十六章 社會工作研究
第三編 社會學的其他二級學科
第二十七章 人口學
第二十八章 人類學
第二十九章 民俗學
後記
文摘
社會分層研究
社會分層研究是社會學學科綿亘不斷的主題之一，社會分層研究的焦點是關於社會的平等與不平等、公平與不公平、公正與不公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遇到的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
一改革以來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社會分層結構具有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方面，它體現出1949年革命的重要影響，解放以前的那樣一種階級結構被打碎，從所有權上看，人們的經濟地位差異不大，這樣，財產分層的地位大大下降，社會上分為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等幾個大的階層；另一方面，在經濟分層地位下降的同時，另一種，以身份分層為主要標準的分層體系又開始形成。具體說，它體現為城鄉分野的戶籍分層現象突出，城市裡面身份制突出，工人與幹部身份分層明顯，以及形成了一整套幹部級別制度，和形成了與單位制密切結合的身份差異體系。身份制突出，這反映出中國社會基本上還屬於一種傳統的社會分層結構。
改革開放以前的這樣一套以身份制為主要特徵的社會分層體系，與當時的計畫經濟體制的平均主義是大體吻合的，不同地區、不同體系、不同單位很少流動，就業和職務的終身制突出，這就造成了所謂“乾多乾少一個樣，乾好乾壞一個樣”的分配體制。這種體制束縛勞動者積極性的發揮，與競爭機制和市場經濟都是相牴觸的。
1979年以後，中國的政治、經濟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調整，開始實行一套全新的改革開放政策。例如，在經濟政策上，從單純的公有制經濟轉變為多種所有制形式，從單一的計畫經濟轉變為增加市場調節的成分並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農村的人民公社體制轉變為農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等等。又如在政治上，逐步健全了法治，調整了社會各群體的關係，提高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等等。
在上述重大政策變遷的影響下，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從群體分層結構與制度變遷兩個方面看。從群體分層結構看，比較大的變化包括農民隊伍的變化、工人隊伍的發展和新的個體私營工商層的出現等。從制度變遷看，比較大的變化有城鄉結構與關係的變遷，單位制的變遷，社會分層評價體系的變化，等等。下面具體闡述這些變化。
(一)農民的職業分化與新職業體系的形成
現代化與工業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迅速推進所帶來的最大的職業變化就是農業勞動隊伍的縮小和工業勞動隊伍的擴大。
改革開放以前，從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問，中國的工業化雖有了較大的發展，但農民的職業分化卻幾乎處於停頓狀態，農民占中國全部就業者的比例始終在80%上下浮動。
1979年以後，人民公社的集中生產的體制被改革為將土地承包給農民家庭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有了獨立自主的經營權，或者說，農民成為“自由人”。從此，農民才有可能從事符合個體意願的勞動，這樣，在農村實現職業分化才有可能。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的戶籍制度有所鬆動，農民被允許進城開店設坊，興辦一些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務業。起初，對農民的放鬆還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謂“離土不離鄉”的政策，即允許農民離開農業生產而從事其他行業，但要求農民還只是在家鄉範圍內就業，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中去。
但是，一旦放開了農民，就很難控制住了，農民實際上是既離土又離鄉了。在政策放鬆的背景下，中國農民特別是青壯年農民開始紛紛脫離農業勞動，轉而從事其他多種職業。農民離開土地總是與當地鄉鎮工業的發展息息相關。農民離開土地後，最主要的去向就是到鄉鎮企業就職。據統計，到2004年，農村戶口的勞動者總數為4．8724億人。其中，有1．3866億人，即占28．45%的人在鄉鎮企業中勞動。他們投身於各種工業生產，人們稱此種農民為“農民工”；此外還有大約1億農民流動到城市裡去打工，這部分人俗稱“城市農民工”，但對這部分人口迄今始終得不到一個較為準確的統計數據。
當然，也有不少農民獨當一面，乾起了個體經濟。據統計，2004年，這部分農民有2066萬人，占農民勞動者總數的4．24%。1979年後，允許農民個人承包企業。農村中的一些所謂能人承包了村社的企業，也有人自籌資金，辦起了企業。經過十餘年的演變，目前，這批人有的成了鄉鎮企業領導者、管理者，有不少成了私營企業主，2004年在這些農村私營企業就業的勞動者有2024萬人。
除此之外，農村中還有一些鄉村教師、醫生等，他們的總數大約占農村勞動者總數的1%。
迄今為止，沒有脫離開土地的農民仍占相當的比例，仍以2004年的數據計算，這部分人約占目前農民總數的41．6%，人數為2．028億，全國持農村戶口的勞動者占全社會勞動者的64．09%。這樣，將上述兩個百分比合計起來計算，全國真正常年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完全沒有離開土地的農民僅占全社會勞動者的26．66%。當然，不排除還有一部分農民是“候鳥型”的，農忙時他們會暫時離開工業崗位回家幫忙。但是，這比起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業勞動者占大多數的局面，已是大大改觀了。
(二)體力勞動工人隊伍的變化
目前，中國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操作型工人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城市中的工人；第二種是農村中的工人；第三種是從農村流入城市的農民工。中國城市中持城市戶口的工人人數自改革開放以來變化並不很大。1979年，全國城市工人人數為7075萬，到1991年達到9068萬人，平均每年增加一百多萬人。以中國這樣大的人口與勞動力基數來看，這種增長並不很快。此後，城市中，持城市戶口的工人人數反而逐年下降。這一方面是因為，城市裡直接的工業生產勞動、操作型工作越來越多地由農村來的農民工承擔了；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原來的國有、集體大工業、企業出現了急劇轉型的局面，很多的操作型工人從工業企業中轉移出來，也有不少下崗、離崗、買斷、內退的人員。所以，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時候，持城市居民戶口的直接生產操作工人人數下降到了只有4612萬。
社會分層研究是社會學學科綿亘不斷的主題之一，社會分層研究的焦點是關於社會的平等與不平等、公平與不公平、公正與不公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遇到的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
一改革以來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社會分層結構具有兩個方面的特點：一方面，它體現出1949年革命的重要影響，解放以前的那樣一種階級結構被打碎，從所有權上看，人們的經濟地位差異不大，這樣，財產分層的地位大大下降，社會上分為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等幾個大的階層；另一方面，在經濟分層地位下降的同時，另一種，以身份分層為主要標準的分層體系又開始形成。具體說，它體現為城鄉分野的戶籍分層現象突出，城市裡面身份制突出，工人與幹部身份分層明顯，以及形成了一整套幹部級別制度，和形成了與單位制密切結合的身份差異體系。身份制突出，這反映出中國社會基本上還屬於一種傳統的社會分層結構。
改革開放以前的這樣一套以身份制為主要特徵的社會分層體系，與當時的計畫經濟體制的平均主義是大體吻合的，不同地區、不同體系、不同單位很少流動，就業和職務的終身制突出，這就造成了所謂“乾多乾少一個樣，乾好乾壞一個樣”的分配體制。這種體制束縛勞動者積極性的發揮，與競爭機制和市場經濟都是相牴觸的。
1979年以後，中國的政治、經濟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調整，開始實行一套全新的改革開放政策。例如，在經濟政策上，從單純的公有制經濟轉變為多種所有制形式，從單一的計畫經濟轉變為增加市場調節的成分並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農村的人民公社體制轉變為農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等等。又如在政治上，逐步健全了法治，調整了社會各群體的關係，提高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等等。
在上述重大政策變遷的影響下，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可以從群體分層結構與制度變遷兩個方面看。從群體分層結構看，比較大的變化包括農民隊伍的變化、工人隊伍的發展和新的個體私營工商層的出現等。從制度變遷看，比較大的變化有城鄉結構與關係的變遷，單位制的變遷，社會分層評價體系的變化，等等。下面具體闡述這些變化。
(一)農民的職業分化與新職業體系的形成
現代化與工業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迅速推進所帶來的最大的職業變化就是農業勞動隊伍的縮小和工業勞動隊伍的擴大。
改革開放以前，從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問，中國的工業化雖有了較大的發展，但農民的職業分化卻幾乎處於停頓狀態，農民占中國全部就業者的比例始終在80%上下浮動。
1979年以後，人民公社的集中生產的體制被改革為將土地承包給農民家庭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有了獨立自主的經營權，或者說，農民成為“自由人”。從此，農民才有可能從事符合個體意願的勞動，這樣，在農村實現職業分化才有可能。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的戶籍制度有所鬆動，農民被允許進城開店設坊，興辦一些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務業。起初，對農民的放鬆還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謂“離土不離鄉”的政策，即允許農民離開農業生產而從事其他行業，但要求農民還只是在家鄉範圍內就業，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中去。
但是，一旦放開了農民，就很難控制住了，農民實際上是既離土又離鄉了。在政策放鬆的背景下，中國農民特別是青壯年農民開始紛紛脫離農業勞動，轉而從事其他多種職業。農民離開土地總是與當地鄉鎮工業的發展息息相關。農民離開土地後，最主要的去向就是到鄉鎮企業就職。據統計，到2004年，農村戶口的勞動者總數為4．8724億人。其中，有1．3866億人，即占28．45%的人在鄉鎮企業中勞動。他們投身於各種工業生產，人們稱此種農民為“農民工”；此外還有大約1億農民流動到城市裡去打工，這部分人俗稱“城市農民工”，但對這部分人口迄今始終得不到一個較為準確的統計數據。
當然，也有不少農民獨當一面，乾起了個體經濟。據統計，2004年，這部分農民有2066萬人，占農民勞動者總數的4．24%。1979年後，允許農民個人承包企業。農村中的一些所謂能人承包了村社的企業，也有人自籌資金，辦起了企業。經過十餘年的演變，目前，這批人有的成了鄉鎮企業領導者、管理者，有不少成了私營企業主，2004年在這些農村私營企業就業的勞動者有2024萬人。
除此之外，農村中還有一些鄉村教師、醫生等，他們的總數大約占農村勞動者總數的1%。
迄今為止，沒有脫離開土地的農民仍占相當的比例，仍以2004年的數據計算，這部分人約占目前農民總數的41．6%，人數為2．028億，全國持農村戶口的勞動者占全社會勞動者的64．09%。這樣，將上述兩個百分比合計起來計算，全國真正常年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完全沒有離開土地的農民僅占全社會勞動者的26．66%。當然，不排除還有一部分農民是“候鳥型”的，農忙時他們會暫時離開工業崗位回家幫忙。但是，這比起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業勞動者占大多數的局面，已是大大改觀了。
(二)體力勞動工人隊伍的變化
目前，中國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操作型工人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城市中的工人；第二種是農村中的工人；第三種是從農村流入城市的農民工。中國城市中持城市戶口的工人人數自改革開放以來變化並不很大。1979年，全國城市工人人數為7075萬，到1991年達到9068萬人，平均每年增加一百多萬人。以中國這樣大的人口與勞動力基數來看，這種增長並不很快。此後，城市中，持城市戶口的工人人數反而逐年下降。這一方面是因為，城市裡直接的工業生產勞動、操作型工作越來越多地由農村來的農民工承擔了；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原來的國有、集體大工業、企業出現了急劇轉型的局面，很多的操作型工人從工業企業中轉移出來，也有不少下崗、離崗、買斷、內退的人員。所以，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時候，持城市居民戶口的直接生產操作工人人數下降到了只有4612萬。
後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由此開啟了偉大的改革開放進程。3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矚目，影響深遠。在這30年中，中國社會學也在恢復與重建的基礎上得到了迅速發展。本書就是為了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為了從一個方面反思和總結30年來中國社會學的發展而組織編寫的。
回顧過去的30年，社會學的發展可以說經歷了兩個春天、兩個階段，並面臨著兩個階段的不同核心任務。
回顧過去的30年，社會學的發展可以說經歷了兩個春天、兩個階段，並面臨著兩個階段的不同核心任務。
序言
發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後來由於沒有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體制和機制逐步僵化，導致發展速度緩慢甚至停滯，至20世紀7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面臨嚴重的困難。而在此同時，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抓住新技術革命興起的機遇，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調整自己的體制和政策，緩解社會矛盾，表現出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勢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