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五位青年經濟學者，懷著濃厚的學術激情，發起成立了“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工作室，不定期地以對話的形式結合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來理解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重大問題，本書就是他們多次討論和校內公開演講的文字稿。他們注重經濟學與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相互借鑑，分析探討了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經濟與社會問題，就當代中國的大國發展之道這個宏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真誠的觀點。該書共包括11章，另外還有一個前言和三個後記。 本書探討的問題對中國今後的經濟改革與發展有重大的理論探討意義，其出版在經濟學青年學者和學生中將引起巨大反響，在經濟學理論界也將產生積極的外部效應，並能對有關轉型與發展中的中國經濟問題的探討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的大國發展之道:來自經濟學的聲音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頁數：328頁
- ISBN：9787208065840, 7208065845
- 作者：王永欽 張晏
- 出版日期：2006年12月1日
- 開本：16開
- 品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五位青年經濟學者，懷著濃厚的學術激情，發起成立了“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工作室，不定期地以對話的形式結合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來理解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重大問題，本書就是他們多次討論和校內公開演講的文字稿。他們注重經濟學與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相互借鑑，分析探討了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經濟與社會問題，就當代中國的大國發展之道這個宏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真誠的觀點。該書共包括11章，另外還有一個前言和三個後記。
本書探討的問題對中國今後的經濟改革與發展有重大的理論探討意義，其出版在經濟學青年學者和學生中將引起巨大反響，在經濟學理論界也將產生積極的外部效應，並能對有關轉型與發展中的中國經濟問題的探討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本書探討的問題對中國今後的經濟改革與發展有重大的理論探討意義，其出版在經濟學青年學者和學生中將引起巨大反響，在經濟學理論界也將產生積極的外部效應，並能對有關轉型與發展中的中國經濟問題的探討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作者簡介
陳釗，男，1973年1月出生於浙江省舟山市，2001年7月獲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講授本科生個體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課程和研究生個體經濟學、激勵理論課程，兼任匿名評審雜誌《世界經濟文匯》的編輯。主要研究領域為轉軌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在Problèmes économiques、《經濟學（季刊）》、《經濟研究》等刊物上發表研究論文多篇，曾出版《高級個體經濟學》（參編，2002）、《社會制度的經濟理論》（合譯，2003）、《中國所有制結構調整的理論和實證分析》（合著，2003）。對住房市場及住房金融也有一定研究，相關論文發表於《金融研究》等刊物上，著有《住房抵押貸款：理論與實踐》（2000）。
圖書目錄
前言
1.轉型的困惑——重大的問題與挑戰
2.中國分權式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兼論政府和公用事業的改革
3.中國經濟轉型中的power與社會結構
4.中國社會變遷中的身份、價值與認同
5.反思中國的教育——社會流動和平等的視角
6.收入分配、社會結構和經濟成長
7.企業產權的政治重構：一個歷史的視角
8.中國國家建設走向何方：一個政治經濟的視角
9.增長重於制度：社會與政治轉型的經濟學思考
10.經濟學與當代中國——在復旦大學第十屆經院人節開幕式上的演講
11.轉型中國——基於經濟學文獻的分析
後記一：共享學術的喜悅與激情——復旦的一個青年經濟學人群體
後記二：我們生長在中國的土地
後記三
1.轉型的困惑——重大的問題與挑戰
2.中國分權式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兼論政府和公用事業的改革
3.中國經濟轉型中的power與社會結構
4.中國社會變遷中的身份、價值與認同
5.反思中國的教育——社會流動和平等的視角
6.收入分配、社會結構和經濟成長
7.企業產權的政治重構：一個歷史的視角
8.中國國家建設走向何方：一個政治經濟的視角
9.增長重於制度：社會與政治轉型的經濟學思考
10.經濟學與當代中國——在復旦大學第十屆經院人節開幕式上的演講
11.轉型中國——基於經濟學文獻的分析
後記一：共享學術的喜悅與激情——復旦的一個青年經濟學人群體
後記二：我們生長在中國的土地
後記三
文摘
書摘
【王永欽】
我想就三個方面談談對教育的看法。第一方面，關於政府對教育的管制。其實說到底，中國教育的諸多問題就是政府對教育管制太嚴造成的，因為沒有競爭，因為不能夠自由地開辦學校。拿高等教育來說，教育部壟斷著高等教育，發文憑都是它來蓋章的。教育的政府壟斷比任何產業都要來得厲害，我覺得這是我國教育低效率的一個非常根本的原因。這就像我們整個工作室所討論的主題一樣，在計畫經濟時期是被隱藏起來的，那時候教育收益沒有市場化，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的效應。受了教育後無非就是分配一個地方讓你去工作。過去教育部門的人，包括教育部門的官員都不像現在這么有影響，那時候高度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掩蓋了這個問題，讓教育看上去很公平。現在的情況是其他方面都市場化了，就是教育沒有市場化或者說市場化程度不夠，而它又壟斷了資源，這就是問題所在。對於這個問題，用規制經濟學裡很有名的一個理論就可以解釋，就是斯蒂格勒所講的俘獲理論，就是說，這裡面的尋租現象一定是很嚴重的，因為市場化所造成的租金非常之高。這個租金本身又是可以資本化的，租金產生租金，越來越高，相當於一種資本。就像一個人在讀到非常高的學位以後，就可能會去尋求更多的社會關係；如果他是一個沒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按照我們的邏輯這個關係他是進不去的，因為中國社會結構是互聯的關係型契約，只有獲得了很多教育才能進入這個社會圈子。這個圈子本身是有租金的，這也是一般均衡的效應，不過是從比較微觀的角度看的。總之，這種現象會加劇不平等從而減少社會流動性，這是一個社會效應，和前面所提到的同群效應(peer effects)道理是類似的。
第二方面，關於制度之間互補性的問題。剛才講的一般均衡是一個巨觀的機制，在轉型經濟學中，羅蘭提出一個想法，就是制度之間其實是存在互補性的。剛才講的管制也是一個廣義上的制度互補性問題；從個體經濟學看，一個部門放鬆管制了，它的價格是市場的價格，另外一個部門是政府的價格，兩者之間的互動是很複雜的，這方面也有相關的文獻。兩者之間的互動帶來了相對價格扭曲，這種扭曲了的相對價格具體是怎樣產生的呢?扭曲了的一般均衡是什麼樣子呢?教育本身是有一種一般均衡效應的，所以我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可以進一步刻畫出來。總的來說，這不再是簡單的一般均衡，但還是需要用一般均衡的思想，所以可能是一個理論性比較強的問題。
第三方面，關於標準化，陸銘剛才也談到了。即使政府管制是有效率的，也涉及一個能否落實的問題，這就需要信息。大學以前的教育，包括國小、中學一般比較標準化，很容易得到充分信息，在教育競爭市場上容易知道學校好還是差，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小私有的比較多，這個私有是增進社會福利的。但是大學，包括職業教育的標準化就很難了，因為很難監督服務質量。這就引出了非常好的一個理論問題，就是格萊澤(Glaeser)等人所關注研究的非營利企業家問題。就拿產業化來說，我覺得，當市場互補性比較強的時候產業化是可以的，但當市場不太完美的時候，產業化不是好事情。
舉個例子，在美國，60%多的醫療服務都是非營利性組織，美國的大學也是非營利性組織，它是由董事會來治理的，沒有一個人是剩餘利益所有者，這正符合了非營利組織的定義。為什麼要由非營利組織去做呢?其實非營利組織並不是不賺錢的，首先這一點要肯定，它僅是一種治理結構。醫院、學校等組織為什麼是非營利的呢?格萊澤等人認為這是因為它們的服務質量消費者是很難衡量的。如果是營利組織的話那就麻煩了，就像去醫院看病，醫生隨便開藥，你根本不知道的。中國的醫院產業化是走錯路了；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也一樣，應該是非營利組織，就是說不以賺錢為目的，學校領導人的工資應該是固定工資，剩餘的錢作為公共基金，否則就會有逆向的激勵。因為質量規制是很難的，政府也很難管制，在這方面政府和市場都是失靈的。所以，美國的高等學校100%都是非營利組織，沒有一個是以賺錢為目的的，但這不排除它賺錢更多。這是什麼意思呢?相當於信息經濟學的問題，因為信息不對稱，最好說自己不賺錢，實際上賺錢更多，這是一種良性循環，裡面的道理是很深刻的。非營利組織實際上是非常有利於資金積累的，因為不存在逆向的激勵；這種組織不去賺錢，但卻很有錢，是一種非常不錯的治理機構。
現在我們要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央政府非要推行這些看似無效的政策呢?理性地看背後是有原因的。剛才你們已經談了很多，對此我就不再重複了；還有另外一個在中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是更加一般性的，不一定僅僅針對學校。根據我的觀察，中國轉型期間人們忽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這就是組織形式的重構；相比來說，人們一般更加關注企業怎么重構、民營化和非營利性組織等問題。而實際上，組織形式的重構更為重要。中國在計畫經濟時期有很多組織，有的是政治的，有的是經濟的，有的是社會的。隨著市場化的進程，有些組織的治理模式是需要發生改變的，有的要變成營利組織，有的要變成非營利組織，有的則要變成政治組織。但是，我國經濟轉型中出現了一個不夠有效率的情況：對於有著比較好定義的激勵結構的社會組織，是應該變成經濟組織的；有些經濟組織則要變成社會組織，是需要重新定位的。而我們一視同仁地實行了產業化，沒有加以區分。其實沒那么簡單，市場內部的激勵機制有些適用於營利組織，有些適用於非營利組織，有些適用於社會組織，有些則適用於政治組織。但現在由於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政府管制方面出現了空白，空白在於政府有時候對選擇有限制，有時候沒有限制；就是說，同一個組織在申報的時候可以申報非營利組織，也可以申報營利組織。這樣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套利行為(規制性套利)，比方說盈利組織賺錢可能沒有非營利組織高，它就打著非營利組織的名義來經營(考慮到免稅等情況，非營利組織不一定賺得少)。醫院是另外一個例子，本來應該是非營利組織的但卻成了營利組織。
P126-129
【王永欽】
我想就三個方面談談對教育的看法。第一方面，關於政府對教育的管制。其實說到底，中國教育的諸多問題就是政府對教育管制太嚴造成的，因為沒有競爭，因為不能夠自由地開辦學校。拿高等教育來說，教育部壟斷著高等教育，發文憑都是它來蓋章的。教育的政府壟斷比任何產業都要來得厲害，我覺得這是我國教育低效率的一個非常根本的原因。這就像我們整個工作室所討論的主題一樣，在計畫經濟時期是被隱藏起來的，那時候教育收益沒有市場化，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的效應。受了教育後無非就是分配一個地方讓你去工作。過去教育部門的人，包括教育部門的官員都不像現在這么有影響，那時候高度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掩蓋了這個問題，讓教育看上去很公平。現在的情況是其他方面都市場化了，就是教育沒有市場化或者說市場化程度不夠，而它又壟斷了資源，這就是問題所在。對於這個問題，用規制經濟學裡很有名的一個理論就可以解釋，就是斯蒂格勒所講的俘獲理論，就是說，這裡面的尋租現象一定是很嚴重的，因為市場化所造成的租金非常之高。這個租金本身又是可以資本化的，租金產生租金，越來越高，相當於一種資本。就像一個人在讀到非常高的學位以後，就可能會去尋求更多的社會關係；如果他是一個沒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按照我們的邏輯這個關係他是進不去的，因為中國社會結構是互聯的關係型契約，只有獲得了很多教育才能進入這個社會圈子。這個圈子本身是有租金的，這也是一般均衡的效應，不過是從比較微觀的角度看的。總之，這種現象會加劇不平等從而減少社會流動性，這是一個社會效應，和前面所提到的同群效應(peer effects)道理是類似的。
第二方面，關於制度之間互補性的問題。剛才講的一般均衡是一個巨觀的機制，在轉型經濟學中，羅蘭提出一個想法，就是制度之間其實是存在互補性的。剛才講的管制也是一個廣義上的制度互補性問題；從個體經濟學看，一個部門放鬆管制了，它的價格是市場的價格，另外一個部門是政府的價格，兩者之間的互動是很複雜的，這方面也有相關的文獻。兩者之間的互動帶來了相對價格扭曲，這種扭曲了的相對價格具體是怎樣產生的呢?扭曲了的一般均衡是什麼樣子呢?教育本身是有一種一般均衡效應的，所以我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可以進一步刻畫出來。總的來說，這不再是簡單的一般均衡，但還是需要用一般均衡的思想，所以可能是一個理論性比較強的問題。
第三方面，關於標準化，陸銘剛才也談到了。即使政府管制是有效率的，也涉及一個能否落實的問題，這就需要信息。大學以前的教育，包括國小、中學一般比較標準化，很容易得到充分信息，在教育競爭市場上容易知道學校好還是差，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小私有的比較多，這個私有是增進社會福利的。但是大學，包括職業教育的標準化就很難了，因為很難監督服務質量。這就引出了非常好的一個理論問題，就是格萊澤(Glaeser)等人所關注研究的非營利企業家問題。就拿產業化來說，我覺得，當市場互補性比較強的時候產業化是可以的，但當市場不太完美的時候，產業化不是好事情。
舉個例子，在美國，60%多的醫療服務都是非營利性組織，美國的大學也是非營利性組織，它是由董事會來治理的，沒有一個人是剩餘利益所有者，這正符合了非營利組織的定義。為什麼要由非營利組織去做呢?其實非營利組織並不是不賺錢的，首先這一點要肯定，它僅是一種治理結構。醫院、學校等組織為什麼是非營利的呢?格萊澤等人認為這是因為它們的服務質量消費者是很難衡量的。如果是營利組織的話那就麻煩了，就像去醫院看病，醫生隨便開藥，你根本不知道的。中國的醫院產業化是走錯路了；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也一樣，應該是非營利組織，就是說不以賺錢為目的，學校領導人的工資應該是固定工資，剩餘的錢作為公共基金，否則就會有逆向的激勵。因為質量規制是很難的，政府也很難管制，在這方面政府和市場都是失靈的。所以，美國的高等學校100%都是非營利組織，沒有一個是以賺錢為目的的，但這不排除它賺錢更多。這是什麼意思呢?相當於信息經濟學的問題，因為信息不對稱，最好說自己不賺錢，實際上賺錢更多，這是一種良性循環，裡面的道理是很深刻的。非營利組織實際上是非常有利於資金積累的，因為不存在逆向的激勵；這種組織不去賺錢，但卻很有錢，是一種非常不錯的治理機構。
現在我們要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央政府非要推行這些看似無效的政策呢?理性地看背後是有原因的。剛才你們已經談了很多，對此我就不再重複了；還有另外一個在中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是更加一般性的，不一定僅僅針對學校。根據我的觀察，中國轉型期間人們忽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這就是組織形式的重構；相比來說，人們一般更加關注企業怎么重構、民營化和非營利性組織等問題。而實際上，組織形式的重構更為重要。中國在計畫經濟時期有很多組織，有的是政治的，有的是經濟的，有的是社會的。隨著市場化的進程，有些組織的治理模式是需要發生改變的，有的要變成營利組織，有的要變成非營利組織，有的則要變成政治組織。但是，我國經濟轉型中出現了一個不夠有效率的情況：對於有著比較好定義的激勵結構的社會組織，是應該變成經濟組織的；有些經濟組織則要變成社會組織，是需要重新定位的。而我們一視同仁地實行了產業化，沒有加以區分。其實沒那么簡單，市場內部的激勵機制有些適用於營利組織，有些適用於非營利組織，有些適用於社會組織，有些則適用於政治組織。但現在由於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政府管制方面出現了空白，空白在於政府有時候對選擇有限制，有時候沒有限制；就是說，同一個組織在申報的時候可以申報非營利組織，也可以申報營利組織。這樣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套利行為(規制性套利)，比方說盈利組織賺錢可能沒有非營利組織高，它就打著非營利組織的名義來經營(考慮到免稅等情況，非營利組織不一定賺得少)。醫院是另外一個例子，本來應該是非營利組織的但卻成了營利組織。
P126-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