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公共住房和住房援助

內容簡介

中國住房制度改革以來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和人均面積獲得了較大提升，但大城市高房價對城市新增人口和弱勢群體產生了明顯排斥，夾心層現象也比較嚴重。這是如期順利實現“住有所居”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為此政府擬大量增加公共住房（主要是經適房和公租房）建設量，試圖緩解中低收入者買房負擔重、租房難、住房狀況改善緩慢等社會問題。但在城市層面，公共住房的政策目標和實際績效間存在較大差距。在政策層面，關於公共住房合理供給結構、經適房存廢與否和住房補貼方式問題仍存在較大爭議，本書對此在理論上進行了探索，並使用多種方法進行了評測和比較。研究首先提出住房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支持和幫助中低收入群體獲得適宜住房。住房政策中包含住房保障和住房援助兩類，“住房保障”以房為本，目標是為最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住房援助以人為本，以支援幫助居民獲得可負擔的“適宜住房”為目標。住房保障和住房...(展開全部) 中國住房制度改革以來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和人均面積獲得了較大提升，但大城市高房價對城市新增人口和弱勢群體產生了明顯排斥，夾心層現象也比較嚴重。這是如期順利實現“住有所居”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為此政府擬大量增加公共住房（主要是經適房和公租房）建設量，試圖緩解中低收入者買房負擔重、租房難、住房狀況改善緩慢等社會問題。但在城市層面，公共住房的政策目標和實際績效間存在較大差距。在政策層面，關於公共住房合理供給結構、經適房存廢與否和住房補貼方式問題仍存在較大爭議，本書對此在理論上進行了探索，並使用多種方法進行了評測和比較。研究首先提出住房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支持和幫助中低收入群體獲得適宜住房。住房政策中包含住房保障和住房援助兩類，“住房保障”以房為本，目標是為最低收入者提供“基本住房”。住房援助以人為本，以支援幫助居民獲得可負擔的“適宜住房”為目標。住房保障和住房援助在政策目標上存在遞進關係，在政策工具上有差異。研究基於問卷調查和文獻研究對住房援助進行了定義，將實踐中的援助活動分為政策型、項目型、金融型、科技型和非政府型五種類型。研究歸納了我國援助工具集合，發現現有政策和項目都偏向購房援助，忽視了租房援助。根據我國與世界主流的住房模式的異同，總結了適合我國國情的住援經驗，提出應加強上位法規制定、產權轉移兼顧租售、激勵僱主進行住房援助和加快公共住房的市場化、社會化改革的建議。囤房現象是加劇大城市住房緊張和結構失衡的主要原因。研究通過解析中高收入家庭囤房的原因，論證了我國長期實行的購房援助政策在家庭高儲蓄率心智模式下會導致負面效應，因此住房政策應保持中性，避免造成貧富懸殊和社會階層嚴重分化。治理囤房的策略重點是弱化囤房動機、推動市場化的公租房項目、提高存量住房的周轉速度和使用效率。就經適房是否應取消的問題，研究進行了經適房和公租房的政策對比。通過文獻研究，比較了經適房管理政策調整前後的住房產權結構變化，發現政策正在向經適房全封閉運行的方向改革。研究按照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六項評估標準，將住房援助政策目標分解為具體的子目標。利用民意測評和模糊評價法，對當前試圖以公租房取代經適房的政策改革進行了績效預評估。證明了相同住房財政支出情況下，公租房不宜完全替代經適房。單純調整援助方式，實行以公租房為主流的政策將難以提高城市住房政策的整體績效。研究論證了公租房和經適房政策不應偏廢，租售兩種援助方式各有利弊，應根據市場需求、因地制宜靈活運用。針對公共住房管理中的福利錯配和公平難題，本研究通過7個相似制度案例進行聚類分析，論證了許可（配額）交易是一種體現了細分微分哲學思想的管理創新，是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種現代管理工具，可以被移植到公共住房管理和其他公共領域。通過對湖北省武漢市和黃石市（系住建部公租房試點城市）的案例研究，結合與其他大城市公租房管理政策的比較，探討了推行以可交易房券為補貼方式的改革歷程和經驗教訓，論證了住房援助應採用更加市場化的方式來進行，通過合理運用許可權交易進行政府規制可提高援助政策績效。為了評估關鍵援助政策工具的長期效果，本研究通過對購房者的行為調查，將住房和家庭分為了具有共性的若干子類，依據主體行為規則構建了基於Netlogo仿真平台的房地產市場多主體微觀仿真模型。該模型包含了商品房、經適房和公租房三個子市場，家庭可根據自身情況進入該三個市場進行交易，公共住房和商品房也可有條件轉化。該模型考慮了城市區位特徵和活動中心，模擬了家庭綜合考慮房價（租）和交通成本的行為模式，集成了家庭的區位選擇與租售選擇。仿真模型使用某特大城市2000~2010年的歷史數據進行了標定和有效性校驗。研究利用仿真模型對已開展和未開展的住房援助政策進行了實驗。就仿真對象城市而言，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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