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回顧、剖析生活活動於20世紀中國文藝論壇上幾位有代表性的文論家的思想與人生，從一個特定的角度透視那一段充滿坎坷的學術歷程。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現代文論家論
- 出版社：光明日報出版社
- 頁數：225頁
- ISBN：9787802062962, 7802062969
- 作者：莊錫華
- 出版日期：2006年8月1日
- 開本：16開
- 品牌：光明日報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光明學術文庫》將秉承光明日報“理論前沿型、學術探索型、知識密集型”的傳統風格，精心組織、精心編校、精心出版，充分發揮《光明日報》等主流媒體的宣傳優勢，宣傳推廣這項國家重點圖書出版工程，力爭使之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具有權威性的學術著作品牌。是“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本冊為《光明學術文庫》之《中國現代文論家論》，主要從中國現代獨特的文化背景切入，回顧、剖析生活於動盪、轉型時期中國文藝論壇上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論家的思想與人生，透視一段充滿坎坷的學術歷程。
本冊為《光明學術文庫》之《中國現代文論家論》，主要從中國現代獨特的文化背景切入，回顧、剖析生活於動盪、轉型時期中國文藝論壇上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論家的思想與人生，透視一段充滿坎坷的學術歷程。
作者簡介
莊錫華，原籍浙江鎮海，生於江蘇蘇州，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主持過國家、省多項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研究，著有《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與人的美學生成》(江蘇教育出版社，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人類對世界的藝術掌握》(百花文藝出版社，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二十世紀的中國文藝理論》(上海三聯書店)、《文藝理論的世紀風標》(江蘇文藝出版社)、《斜陽舊影》(文化藝術出版社)、《詩心滄桑》(濟南出版社)、《說謊的中國人》(延邊大學出版社)等著作多部，並在國內眾多學術理論刊物上發表過學術論文。
圖書目錄
序言
導論：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三維解讀
動亂年代的學術格局
學術之爭，延為政爭
缺席的審美意識
矛盾組合：胡適文藝思想論
文學與政治的變奏
歧義叢生的文學革命主張
傳統的背棄與回歸
繼承開拓：周作人文藝思想論
“人的文學”的思想資源
調和持中的學術方法
普遍與真摯的審美追求
情系生活：雪峰文藝思想論
反映論的文學觀
現實主義理論的展開與貫徹
學術失誤的意外補償
理論思維的時代印記
尚實致用：邵荃麟文藝思想論
艱難時世中的曲折心路
實用：一個時代的美學
國民精神與中間人物
否定與超越：何其芳文藝思想論
文藝思想發展的三個時期
文藝思想發展中的兩次否定
一顆能昭天日的赤子之心
一支沒有奏完的“進行曲”
建國後何其芳文藝思想的心理透視
尋真之旅：胡風文藝思想論
胡風與他的時代
胡風的“五四”情結
胡風的現實主義理論
世界觀與創作方法
受縛解縛：周揚文藝思想論
周揚文藝思想的基本面貌
周揚文藝思想的特徵
周揚文藝思想的新發展
了與未了的恩怨
人學文學：毛澤東文藝思想論
服務對象的人學界定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特點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人學啟示
歷史的經驗與教訓
人言言殊：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文學思想
為革命而文學
人性人道的張揚
為審美而文學
理論意義與影響
結語：文論家與文學學術規範
學術繁榮與學術規範
知識者遭際的文化意涵
思想自由與學術兼容
對學術文化的理解與反思
後記
導論：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三維解讀
動亂年代的學術格局
學術之爭，延為政爭
缺席的審美意識
矛盾組合：胡適文藝思想論
文學與政治的變奏
歧義叢生的文學革命主張
傳統的背棄與回歸
繼承開拓：周作人文藝思想論
“人的文學”的思想資源
調和持中的學術方法
普遍與真摯的審美追求
情系生活：雪峰文藝思想論
反映論的文學觀
現實主義理論的展開與貫徹
學術失誤的意外補償
理論思維的時代印記
尚實致用：邵荃麟文藝思想論
艱難時世中的曲折心路
實用：一個時代的美學
國民精神與中間人物
否定與超越：何其芳文藝思想論
文藝思想發展的三個時期
文藝思想發展中的兩次否定
一顆能昭天日的赤子之心
一支沒有奏完的“進行曲”
建國後何其芳文藝思想的心理透視
尋真之旅：胡風文藝思想論
胡風與他的時代
胡風的“五四”情結
胡風的現實主義理論
世界觀與創作方法
受縛解縛：周揚文藝思想論
周揚文藝思想的基本面貌
周揚文藝思想的特徵
周揚文藝思想的新發展
了與未了的恩怨
人學文學：毛澤東文藝思想論
服務對象的人學界定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特點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人學啟示
歷史的經驗與教訓
人言言殊：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文學思想
為革命而文學
人性人道的張揚
為審美而文學
理論意義與影響
結語：文論家與文學學術規範
學術繁榮與學術規範
知識者遭際的文化意涵
思想自由與學術兼容
對學術文化的理解與反思
後記
文摘
書摘
“人的文學”的思想資源
從周作人“五四”時期幾篇有影響的文藝論文看，作者的許多觀點與中國古代文論家的哲思“不謀而合”，吸收、借鑑與改造的關係瞭然可見。
文學本質的界定不僅關涉到舊文學的價值判斷，而且也與文學發展的未來方向有關，是新文學運動需要著力加以解析的。周作人將傳統關於文學的解說分為人生派與藝術派兩類，而他自己因為參與了文學研究會的活動，被歸屬於“人生派”。其實對於周作人來說，問題並不那么簡單。傳統的“人生派”文學觀，“不承認有與人生脫離關係的藝術”，對這一點周作人顯然 也是認同的，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這一派文學主張包含的流弊，即“容易講到功利裡邊去，以文藝為倫理的工具，變成一種壇上的說教。”封建的衛道士 們正是接過了文學不能脫離社會、脫離現實的口號順勢將文學與載道捆綁在 一起，嚴重阻礙了文學審美特性的發揚。看準了問題的癥結，也便有了糾正流弊的方法，周作人解決問題的辦法也一樣包含了對傳統的借鑑，即吸收傳統的“以文藝為究極的目的”的藝術派的合理因素。然而周作人也了解這一派主張對世情所表現出的冷漠，認識到必須對之加以深度的改造然後才能在 新文學運動中加以實行，即認為這裡的文藝“應當通過了著者的情思，與人生有接觸。換一句話說，便是著者應當用藝術的方法，表現他對於人生的情 思，使讀者能得藝術的享樂與人生的解釋。”由這一論述可知，“五四”時期的周作人致力於對藝術派文藝觀的深度改造，經過周氏的改造，藝術派其實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藝術派了。正是因為如此，周作人將其文學主張概括為“人生的藝術派的文學”，或日“人生的藝術派”。周作人自文學源起的視角切入文學本質的討論，他肯定文學發源於情感表現的舊說，並引用了《詩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對己論予以支持。他寫在這一時期的文學論文裡表達了這樣的見解，即認為表現真摯的感情是使被封建禮教禁錮的舊文學觀走出解縛的重要一步，這一見解無疑應和了“五四”時期崇尚個性自由的潮流。從以上的介紹可知，周作人的為人生的藝術觀，既非儒家以載道為指歸的人世文藝觀，亦不同於20世紀20年代左翼文藝界那種包含了強烈功利傾向的革命文藝觀。他接受了劉勰以後以審美為關鍵，寓諷時益世於審美的文藝觀點。周作人的新的文學理念是在揚棄已有的關於文學的界說的基礎上確立下來的。
周作人還進一步申述了其崇奉為人生藝術的理由：他說：“我們稱述人生的文學，自己也以為是從學理上立論的，但事實也許還有下意識的作用，背著過去的歷史，生在現今的境地，自然與唯美及快樂主義不能多有同情。這感情上的原因，能使理性的批判更為堅實，所以我相信人生的文學實是現今中國唯一的需要。”從這段論述里，我們可以察覺得到激情澎湃的“五四”進步思潮在周作人思想中留下的深深的印記，置身這樣一個群情激憤的時代，周氏即便到不了熱血沸騰的境地，也總是會感受到時代的熱力，產生躍躍欲試極想有為的衝動。同時，我們覺得這一段說明性文字也凸現了他的一種苦心，即有意賦予為人生的藝術的主張以一定的張力，認為是一個特殊的時代使這種主張更富有合理性，更能成為大眾的需要。一旦時勢發生變化，則存在的合理性可能被別一種藝術取向獲得。
周作人“五四”時期關於文學的論文有一個鮮明的主題，即張揚人性人道主義。他研究過性心理學，對人的感性特徵有很深的了解，認為應當尊重人的感性需要。他關於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的主張著力於挖掘文學的人性涵。他似乎不特別看重當時正在激烈進行的白話、文言之爭，不特別看重作品在形式上的可接受程度，為此他特作兩點聲明，第一，平民文學決不單是通俗文學，通俗並非其唯一之目的。他關注的只是這樣的文學應該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第二，平民文學也不是慈善主義的文學，對平民痛苦的生活僅表廉價的同情。這些論述新穎別致，與胡適看重白話文學的建設旨趣顯有區別。
在我看來，周作人人道主義的文學觀其思想資源有兩個，它們都出自傳統文化。其中一個是直接的，即他從墨子的“兼愛”中得來；一個是間接的，即受到儒家思想中的愛人內容的啟發，這一點可以從周作人對自己的人的文學的主張的解釋中得到證明。周作人說：“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類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樹木。森林盛了，各樹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卻仍非靠各樹各自茂盛不可。第二，個人愛人類，就只為人類中有了我，與我相關的緣故。”周作人所說的第一點理由，表達的是個人自愛、自強的意思，這意思可以視為《周易》“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的升發，通過自己的力量全面實現人生的價值，這已經達到了人道主義精神的極高境界。這樣的追索其實也彰顯了一個事實，原來在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中，也包含了對個人價值與意義的可作現代闡釋的內容，周作人發現了這一點，不僅以之激勵正為救國與自救奮起的國人，並將這一思想用以為自己奠基於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基礎上的文學觀張目。袁濟喜在《古代文論的人文追尋》中對審美的含義作過這樣的概括：“在審美活動中，人類自由自覺的本性得到施展，人與外界的受動與功利關係被提升為一種超越功利的關係，審美使人的主體性與外物得到了統一，創造出新的人生境界即審美境界。就這一意義來說，審美對於人性來說，具有解放的意義。因此，包括美育在內的人類審美活動也就天然地具有人道主義的含義，她與理想人格的建設相關聯。”也就是說，審美活動中的人道主義包含了對人格自我完善的崇奉，包含了塑造強健人格的追求。周作人所說的第二點理由，亦即強調文學的全人類性，則直接來自墨子所謂“己在所愛之中”。周作人解釋說，“我是人類之一；我要幸福，須得先人類幸福了，才有我的分； 若更進一層，那就是說我即是人類。”墨子早就說過：“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 也。”如眾所周知，墨子思想具有較強的人文關懷，他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人依以長其身”的社會。墨子的“泛愛論”又與儒家的“兼愛”，“泛愛眾”、“推己及人”等觀點深相契合，誠如清代俞樾所言：“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李澤厚分析說：“企圖以‘普遍的愛’來停止戰亂取得太平，是小生產勞動者的一種常見的烏托邦意識。由於小生產勞動過程的狹小範圍內可以獲得這種相互合作而互利的實際經驗，使他們的代言人、思想家容易把它升華為一種‘政治’和‘救世’的理論。在後世以及其他民族思想史上，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李澤厚還對墨子思想在中國近代社會的復興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這些論述可以作為我們了解“五四”時期周作人的崇墨傾向的一個註解。
“人的文學”的思想資源
從周作人“五四”時期幾篇有影響的文藝論文看，作者的許多觀點與中國古代文論家的哲思“不謀而合”，吸收、借鑑與改造的關係瞭然可見。
文學本質的界定不僅關涉到舊文學的價值判斷，而且也與文學發展的未來方向有關，是新文學運動需要著力加以解析的。周作人將傳統關於文學的解說分為人生派與藝術派兩類，而他自己因為參與了文學研究會的活動，被歸屬於“人生派”。其實對於周作人來說，問題並不那么簡單。傳統的“人生派”文學觀，“不承認有與人生脫離關係的藝術”，對這一點周作人顯然 也是認同的，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這一派文學主張包含的流弊，即“容易講到功利裡邊去，以文藝為倫理的工具，變成一種壇上的說教。”封建的衛道士 們正是接過了文學不能脫離社會、脫離現實的口號順勢將文學與載道捆綁在 一起，嚴重阻礙了文學審美特性的發揚。看準了問題的癥結，也便有了糾正流弊的方法，周作人解決問題的辦法也一樣包含了對傳統的借鑑，即吸收傳統的“以文藝為究極的目的”的藝術派的合理因素。然而周作人也了解這一派主張對世情所表現出的冷漠，認識到必須對之加以深度的改造然後才能在 新文學運動中加以實行，即認為這裡的文藝“應當通過了著者的情思，與人生有接觸。換一句話說，便是著者應當用藝術的方法，表現他對於人生的情 思，使讀者能得藝術的享樂與人生的解釋。”由這一論述可知，“五四”時期的周作人致力於對藝術派文藝觀的深度改造，經過周氏的改造，藝術派其實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藝術派了。正是因為如此，周作人將其文學主張概括為“人生的藝術派的文學”，或日“人生的藝術派”。周作人自文學源起的視角切入文學本質的討論，他肯定文學發源於情感表現的舊說，並引用了《詩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對己論予以支持。他寫在這一時期的文學論文裡表達了這樣的見解，即認為表現真摯的感情是使被封建禮教禁錮的舊文學觀走出解縛的重要一步，這一見解無疑應和了“五四”時期崇尚個性自由的潮流。從以上的介紹可知，周作人的為人生的藝術觀，既非儒家以載道為指歸的人世文藝觀，亦不同於20世紀20年代左翼文藝界那種包含了強烈功利傾向的革命文藝觀。他接受了劉勰以後以審美為關鍵，寓諷時益世於審美的文藝觀點。周作人的新的文學理念是在揚棄已有的關於文學的界說的基礎上確立下來的。
周作人還進一步申述了其崇奉為人生藝術的理由：他說：“我們稱述人生的文學，自己也以為是從學理上立論的，但事實也許還有下意識的作用，背著過去的歷史，生在現今的境地，自然與唯美及快樂主義不能多有同情。這感情上的原因，能使理性的批判更為堅實，所以我相信人生的文學實是現今中國唯一的需要。”從這段論述里，我們可以察覺得到激情澎湃的“五四”進步思潮在周作人思想中留下的深深的印記，置身這樣一個群情激憤的時代，周氏即便到不了熱血沸騰的境地，也總是會感受到時代的熱力，產生躍躍欲試極想有為的衝動。同時，我們覺得這一段說明性文字也凸現了他的一種苦心，即有意賦予為人生的藝術的主張以一定的張力，認為是一個特殊的時代使這種主張更富有合理性，更能成為大眾的需要。一旦時勢發生變化，則存在的合理性可能被別一種藝術取向獲得。
周作人“五四”時期關於文學的論文有一個鮮明的主題，即張揚人性人道主義。他研究過性心理學，對人的感性特徵有很深的了解，認為應當尊重人的感性需要。他關於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的主張著力於挖掘文學的人性涵。他似乎不特別看重當時正在激烈進行的白話、文言之爭，不特別看重作品在形式上的可接受程度，為此他特作兩點聲明，第一，平民文學決不單是通俗文學，通俗並非其唯一之目的。他關注的只是這樣的文學應該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第二，平民文學也不是慈善主義的文學，對平民痛苦的生活僅表廉價的同情。這些論述新穎別致，與胡適看重白話文學的建設旨趣顯有區別。
在我看來，周作人人道主義的文學觀其思想資源有兩個，它們都出自傳統文化。其中一個是直接的，即他從墨子的“兼愛”中得來；一個是間接的，即受到儒家思想中的愛人內容的啟發，這一點可以從周作人對自己的人的文學的主張的解釋中得到證明。周作人說：“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類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樹木。森林盛了，各樹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卻仍非靠各樹各自茂盛不可。第二，個人愛人類，就只為人類中有了我，與我相關的緣故。”周作人所說的第一點理由，表達的是個人自愛、自強的意思，這意思可以視為《周易》“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的升發，通過自己的力量全面實現人生的價值，這已經達到了人道主義精神的極高境界。這樣的追索其實也彰顯了一個事實，原來在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中，也包含了對個人價值與意義的可作現代闡釋的內容，周作人發現了這一點，不僅以之激勵正為救國與自救奮起的國人，並將這一思想用以為自己奠基於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基礎上的文學觀張目。袁濟喜在《古代文論的人文追尋》中對審美的含義作過這樣的概括：“在審美活動中，人類自由自覺的本性得到施展，人與外界的受動與功利關係被提升為一種超越功利的關係，審美使人的主體性與外物得到了統一，創造出新的人生境界即審美境界。就這一意義來說，審美對於人性來說，具有解放的意義。因此，包括美育在內的人類審美活動也就天然地具有人道主義的含義，她與理想人格的建設相關聯。”也就是說，審美活動中的人道主義包含了對人格自我完善的崇奉，包含了塑造強健人格的追求。周作人所說的第二點理由，亦即強調文學的全人類性，則直接來自墨子所謂“己在所愛之中”。周作人解釋說，“我是人類之一；我要幸福，須得先人類幸福了，才有我的分； 若更進一層，那就是說我即是人類。”墨子早就說過：“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 也。”如眾所周知，墨子思想具有較強的人文關懷，他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人依以長其身”的社會。墨子的“泛愛論”又與儒家的“兼愛”，“泛愛眾”、“推己及人”等觀點深相契合，誠如清代俞樾所言：“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李澤厚分析說：“企圖以‘普遍的愛’來停止戰亂取得太平，是小生產勞動者的一種常見的烏托邦意識。由於小生產勞動過程的狹小範圍內可以獲得這種相互合作而互利的實際經驗，使他們的代言人、思想家容易把它升華為一種‘政治’和‘救世’的理論。在後世以及其他民族思想史上，都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李澤厚還對墨子思想在中國近代社會的復興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這些論述可以作為我們了解“五四”時期周作人的崇墨傾向的一個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