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美學思想史論

內容簡介

二十多年前，我參加了由田仲濟先生和孫昌熙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編寫。此後不久，我就開始在山東師範大學中文係為本科生開設“中國現代小說史”課程。在教學過程中，我深切地感到，不研究中國現代小說美學思想，難以真正把握中國現代小說的歷史。這期間，許多學者出版了一部又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卻沒有一部研究中國現代小說美學思想的著作。於是，我想到編寫這樣一《中國現代小說美學思想史論》，並申報了科研課題。　書稿寫成了，出版卻成了問題，主要是學術著作賠錢。這樣一拖就是七八年，拖得我們對此書的出版幾乎不抱希望了。當得知又有出版可能時，我是既高興，又對書稿的前沿性充滿懷疑。好在據我所知目前畢竟還沒有同類著作問世，便自我解嘲地說，我們依然是在這個學術領域最先敢“吃螃蟹的人”。　這《中國現代小說美學思想史論》終於在期盼中問世了，面對書稿我感慨萬千。我把她視為一種情感美學的符號，時時喚起我一段美好的人生回憶，她記錄著我們師生之間的親密合作，是我們師生情誼的歷史見證。特別令我欣慰的是：我的研究生們都已經成長成熟起來。我雖年過七旬，退休多年，但我從他們的成功中，看到了我從事四十多年高等教育的生命延續和事業升華！　《中國現代小說美學思想史論》作者及工作單位如下：　蔣心煥（山東師範大學）、郭濟訪（江蘇文藝出版社）、萬直純（安徽教育出版社）、魏建（山東師範大學）、李宗剛（山東師範大學）、楊學民（石油大學勝利學院）、朱愛軍（山東三聯集團）、李天程（山東省史志辦）、史振偉（山東建設報社）、吳秀亮（南京市文化局）、李城希（廈門大學）、王征（山東財政學院）、劉曾文（山東文藝出版社）、何英（河北理工大學）、張惠民（威海市委）、孫麗君（山東師範大學）、周成建（中國大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路燕（華夏銀行濟南分行）、束學山（瀟湘晨報社）、馬全應（煙臺日報社）、王衛紅（濟南時報社）、郝愛萍（齊魯晚報社）　為了這《中國現代小說美學思想史論》的出版，我的研究生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從書稿的策劃和組織編寫，到書稿的編輯和出版，耗費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說，沒有他們堅持不懈的努力，這《中國現代小說美學思想史論》是難以面世的。　最後，感謝江蘇文藝出版社為此書提供了出版的機會。

導讀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言論告訴我們，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是在前一個時代文學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每一個時代的文學的發生、變革都有其承前啟後的繼承關係。恩格斯曾多次說過，意識形態領域內發生的種種新變革、新學說，“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經濟的事實中”，卻又往往以“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五四”新文學，固然主要是攝取了異域文學的各種養料而勃興起來，但它並沒有脫離中國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的優良傳統，這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內在力量，是任何外來力量都隔不斷的。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以矛頭主要指向封建文學為號召的“五四”新文學，同樣未能擺脫先輩們傳下來的反封建文學的優良傳統。
“五四”新小說和近代小說的關係也是如此觀。一方面，“五四”新小說理論是以近代小說理論作為自己的思想資料和由此出發的前提，另一方面，由於“五四”新小說和近代小說是不同歷史階段的產物，它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它們所服務的時代要求不同，特別是“五四”以後由於無產階級思想的宣傳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帶來了指導思想的不同，這樣，它們二者之間，既有繼承性，又有差異性。學術界已有的成果主要側重於前者進行了論述，這裡我想著重於後者談幾點認識。一、小說和民眾的關係。“五四”新小說理論和近代小說理論都強調開發民智，深深地打上啟蒙主義的烙印。梁啓超提倡的“小說界革命”及其理論，就是以“新民”說為其理論基礎的。他說：“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其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梁啓超的“新民之道”包括好多方面的途徑，“小說界革命”無疑是重要途徑之一。我們不能否認梁啓超的小說理論在“新民”和“群治”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時要指出他的“新民”論的局限性。梁啓超等人當時代表著中國的“開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轉化為資本家”的階級利益，在政治思想上是“主以中學（君主）輔以西學（立憲）。”就是說，一方面，梁啓超努力吸取了西方進步的民主主義思想，另一方面對代表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儒家思想並沒有與之徹底決裂；或者說，民主主義只是他的一層外殼，而內里為主的還是封建主義。這就決定了“新民”說的不徹底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教化民眾”。而“五四”新小說理論和創作，則是建立在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基礎上的，其目的在真正的喚醒民眾，使之在思想上擺脫長期的封建思想統治，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導力量。茅盾這個時期的小說理論，高出於同時代人者，正在於此。他熱情呼籲“申訴現代人的煩悶，幫助人們擺脫幾千年歷史遺傳的人類共有的偏心與弱點”，同時，“又隱隱指出未來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的這樣一種文學的出現。無疑這是一種不同於過去的具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質的新型的文學。魯迅小說創作的啟蒙主義的深刻性，不僅表現在揭露上層社會的墮落，表現下層人民的不幸，從而“利用他（指小說）的力量，來改良社會。”而且深入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思想深處，展現人們的精神弱點和靈魂創傷，從而“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就使魯迅的小說高出同時代小說家的作品。當時為數不少的小說，以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為思想*，描寫了勞動者啼飢號寒的苦難生活和悲慘命運。而魯迅不止於此，他集中剖析了勞動人民在肉體上，更在精神上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他對勞動者所表現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憂憤深廣的感情也就超越了一般的人道主義同情心，因而他的小說創作在“五四”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和思想啟蒙中發揮了極有力的戰鬥作用。
二、科學化、現代化的新小說觀念的初步建立。“五四”新小說理論和近代小說理論，都注重從異邦求新聲，從傳統吸營養，但其態度和方法有高下之分，其發展趨向是小說的科學化、現代化特徵日益顯明。

中國現代小說美學思想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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