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權哲學

內容簡介

這本書起名《中國民權哲學》，是要表示，它既是關於中國的，也是中國的。在內容上，它旨在敘述中國文化和社會場境裡的權利理論，一方面，把中國發生的事情用權利話語加以理解和分析，另一方面，從中國的文化立場和經驗視角打量當代流行的西方權利理論，予以必要的重述、修正或挑戰。在立意上，它是寫給中國讀者看的，旨在勉力為解決好民權這個防治惡行、固本興邦的大問題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持和智識資源。至於稱“民權哲學”，乃是因為本書僅僅以民權或公法意義上的權利問題為重心，還算不上覆蓋面很廣的一般意義上的權利哲學，儘管本書也用了不少的篇幅討論權利哲學的一般問題。　編寫這本書，有農民工拉車爬坡時步履維艱的痛沉，也有建築師精心繪製藍圖時躊躇滿志的愉悅。1991年底寫完《人權概念起源》，幾乎用盡了我自1982年從教以來的積累。1992年，《人權概念起源》出版後，我一度認為，自己對權利的思考再也跳不出這本書的框框了，於是，把更多的精力用來“接地氣”，作社會調查，既為研究權利問題積累素材，也想為老百姓論證一些權利，爭取一些權利，並由之彰顯或實現或許因過久岑居于思想邏輯的象牙塔而可能萎縮變態的心性。從1993年初到1994年秋，從東北遼陽到中原洛陽再到百睡景洪；一共走了近二十個村落。訪談攢下的不少一手資料，雖然至今大多數還未整理和使用，但它們給了我很好的感覺，或者說，讓我找到了感覺。　在鄉村行走，與鄉民接觸和交談，的確使我這個自幼長於農村但離去甚久的人受到極大的震撼，並增添了一往無前的力量。在中國，“農村”既是個地域概念，又是個政治概念。“農民”既是職業身份，又是政策身份。農村和農民是國家最堅實的基礎和根本。無論是從人口的比例，還是從苦難的程度，我們都可以說，中國最重要的公民權利，當是鄉民的權利；中國最重要的人權，當是農人的人權。我覺得，正是與城鄉二元格局相適應的明顯不平等的特殊身份，使鄉下人在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所經歷的成功與失敗、歡樂與痛苦和城裡人很不相同，並擁有不同於西方工業化過程的特殊經驗。隨著鄉村改革的深入，鄉民與公共權力之間的關係緊張起來，這預示著，倘若重新釐清權利義務關係，通過理性的制度設計，把利益保護轉化為權利保護，把發家致富、安定祥和的生活意願凝聚為民主決策、尊重權利、依法辦事的政治意願，鄉村就不僅是大規模經濟改革的策源地，而且還會成為實質性政治改革的策源地。正如我在《鄉民公法權利的生成》一文開篇所說；這個思路，把我從對農人權利現狀的記錄和敘述，拉回到對社會成員與公共權力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即公法意義上的權利義務關係的一般原理的思考。　其間，1993年10月至11月，我第一次出國，週遊德意志、英吉利，四十多天一口氣跑了三十多個機構和大學。歐洲傳統文明的震撼力激發了我對故鄉故土的不無痛楚的眷戀與熱愛。一路上，尋覓《人權概念起源》描述過的一些早期權利文本和見證權利鬥爭歷史的著名機構和建築，親睹我在書里分析的自古希臘羅馬以來逐漸發育出人權思想的邏輯結構並率先完成近代權利革命的斯土斯民，觀賞在我和朋友們正翻譯著的伯爾曼《法律與革命》里數次出現的萊茵河仍靜靜流淌，凝視書中提到的與羅馬法、教會法、日耳曼法和中世紀新興城市法有干係的若干古堡、市鎮歷經滄桑卻依然留存，造訪我和友人正在翻譯的人權哲學著作的作者米爾恩這位蘇格蘭瞽衰老人，以及面對倒塌未久的柏林圍牆的斷垣殘壁，會見當起“倒爺”的前東德駐華大使……所有這些，都對我反省和調整自己正著迷的學術研究有著某些至少是潛移默化的影響。當時，無論在中國的貧困鄉村，還是在歐洲的繁華都市，每每從我心底油然湧起的衝動，就是“想做事”。　那段時間裡，我思考較多的問題是，既然我們已經同意關於權利是現代法制的“核心”或“基礎”的預設，已經同意中國自古以來政治動亂、法治不昌的禍根在於治人者有權、治於人者無權的解釋，還同意在推翻剝削階級統治後，廣大人民民眾當家做主，能夠享受最廣泛的民主、最真實的權利，那么；在權利觀念空前興盛的最近一百多年裡，尤其是辛亥革命“立憲”、“共和”以後，中國老百姓為什麼在面對強權的時候還是那么束手無策、虛弱無助？他們怎樣才能夠在實際的社會生活里真正享有公法意義上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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