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五代史》是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陶懋炳，張其凡，曾育榮。本書涉及五代十國的政治興亡、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典章制度等若干層面，講述了從唐朝覆滅開始的五代十國歷史發展。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歷史：五代史
- 作者：陶懋炳，張其凡，曾育榮
- ISBN：9787010077277
- 頁數：578
- 定價：69.2元
-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第1版 (2009年3月1日)
- 開本：16
圖書信息,內容簡介,目錄,新版《中國歷史·五代史》編輯後記,
圖書信息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3月1日)
叢書名: 中國歷史
平裝: 578頁
正文語種: 簡體中文
開本: 16
ISBN: 9787010077277
條形碼: 9787010077277
尺寸: 22.6 x 16.8 x 4.4 cm
重量: 762 g
內容簡介
《中國歷史:五代史》前後三位作者，相隔二十餘年。作者探幽索隱，詳加考究，分兩次合力撰寫而成。全書共12章37節，另有原序、前言、五代十國年表、徵引文獻、索引、後記、增訂後記、編輯後記等，還有近500幅文物圖片。正文內容頗為豐贍翔實，其中不乏作者的別裁心得，是迄今為止關於五代十國歷史的精心之作。五代十國是唐代藩鎮割據的發展，又是由長期僵持之局轉向統一局面的過渡時期。就整箇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來考察，五代十國是一個大震盪、大變革的時期，這段歷史“表面上亂，實質是變”，是中國社會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的重要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化重心南移的開始。趙匡胤建立的“北宋”終於沒有成為“五代”以後的第六代，中國歷史又開始顯現出走向統一的曙光。
目錄
序
前言
第一章 唐朝覆滅和後梁、後唐的嬗替
第一節 藩鎮割據與唐朝滅亡
一 “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的回顧
二 唐朝的末日
三 兩大鎮爭霸與後梁建國
第二節 後梁和後唐的興替
一 後梁建國與形勢的轉變
二 夾河相戰與後梁滅亡
三 後唐莊宗的倒行逆施及其覆滅
四 短暫的“小康之局”與後唐的滅亡
第三節 梁、唐兩代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
一 後梁、後唐社會經濟的曲折發展
二 唐末以來社會結構的變化
第二章 南方的相對穩定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一節 江淮兩浙的短期混戰與割據政權的建立
一 江淮殘破與浙東混戰
二 吳和南唐的嬗替
三 吳越建國於錢塘
第二節 閩、粵出現的割據政權——閩和南漢
一 劉氏據嶺南建南漢
二 王氏入福建，建立閩國
第三節 割據兩川的前蜀和後蜀
一 唐廷入川與蜀中大亂
二 王建稱帝成都，建立前蜀
三 前蜀覆滅，孟氏建後蜀
第四節 兩湖的馬楚與高氏南平
一 湖南混戰與馬殷建楚國
二 馬楚與境內諸族的交往
三 高氏據荊南
第五節 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一 勞動力的增長與農田水利的發展
二 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三 商業的活躍
第三章 契丹的崛起與中原人民的抗遼鬥爭
第一節 契丹的崛起與建國
一 契丹族的發展和阿保機建國
二 契丹的政治經濟
第二節 契丹族南侵與被逐出中原
一 投靠遼主，石敬瑭甘當兒皇帝
二 遼軍南侵，中原人民奮起抗遼
第三節 後漢政權的建立與速亡
一 劉知遠稱帝與後漢的殘暴統治
二 後漢覆滅與北漢小王朝的出現
第四章 統一趨勢的發展和後周的改革
第一節 南方形勢的變化和南唐統一計畫的失敗
一 閩、楚的覆滅
二 南漢的殘暴統治與張遇賢領導的嶺南農民起義
三 南唐統一計畫的失敗與南唐、後蜀的衰落
第二節 統一因素的增長與後周二主的改革
一 統一因素的增長
二 後周二主的改革
第三節 傑出政治家後周世宗的統一活動
一 初次北伐整頓禁軍
二 策劃統一西取四州
三 三駕江淮二次北伐
第五章 五代十國典章制度（一）：職官制度
第一節 宰相制度
第二節 樞密使與樞密院
第三節 翰林學士與翰林學士院
第四節 三司與三司使
第六章 五代十國典章制度（二）：法律制度
第一節 法典之編纂
第二節 司法制度
第七章 五代十國典章制度（三）：選舉制度
第一節 貢舉制度
第二節 銓選制度
第八章 五代十國典章制度（四）：軍事制度
第一節 中央禁軍
一 六軍
二 侍衛親軍
三 殿前軍
第二節 藩鎮兵
一 親兵
二 牙兵
三 牙外兵與外鎮兵
四 州兵
五 鄉兵
第三節 軍事編制及指揮系統
一 軍事編制
二 軍事指揮系統
第四節 兵員的徵集
一 募兵制
二 徵兵制
第九章 五代十國典章制度（五）：經濟制度
第一節 土地政策
一 荒閒無主田土的勸民墾荒政策
二 對逃戶田土的處理政策
三 營田與屯田政策
四 優寵親貴的賜田政策
第二節 賦役制度
一 兩稅徵收
二 商稅之徵
三 徭役的徵發
第三節 禁榷制度
一 鹽的禁榷
二 酒麴的禁榷
三 茶的禁榷
第四節 貨幣制度
一 貨幣的鑄造
二 控制私銷、私鑄的禁令
三 嚴禁惡錢
第十章 五代的周邊各族與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第一節 周邊各族與內地的交往
一 東北各族
二 西北各族
三 西南諸族
第二節 五代的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一 高麗、新羅和日本
二 南海諸國
第十一章 五代十國的科學文化
第一節 科學技術
第二節 史學、佛教與道教
一 史學
二 佛教
三 道教
第三節 文學與藝術
一 文學
二 繪畫
第十二章 五代十國時期的社會風尚與社會思潮
第一節 五代十國時期的社會風尚
一 隱逸之風
二 任俠之風
三 義兒之風
第二節 五代十國時期的社會思潮
一 華夷之辨
二 忠節觀念
附錄一 五代十國年表
附錄二 徵引文獻目錄
附錄三 索引（按筆畫為序）
後記
增訂後記
編輯後記
新版《中國歷史·五代史》編輯後記
我擔任責任編輯的《五代史略》，初版於1985年，作者是湖南師範大學的陶懋炳先生。五代十國，與魏晉南北朝的大分裂一樣，是中國的又一次分裂割據時期，頭緒多而局勢混亂，治史者多不願問津，因而向無專書，多附屬於隋唐史後，稱之為“隋唐五代史”。
《五代史略》剛一出版，我即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了書評《拾遺補缺 貴在第一》（1985年4月15日），稱該書是第一部關於五代歷史的專著；作者篳路藍縷，填補了該斷代歷史研究的空白。
2000年，開始啟動多卷本《中國歷史》的出版工作，我即將《五代史略》列入其中。但《五代史略》出版於二十多年前，二十年來，五代史的研究不能說是日新月異，但進展不小，卻是有目共睹。原作者陶懋炳先生也已於出書5年後去世。《五代史略》的增訂、修訂工作，在徵得原作者的家屬授權後，我立即約請廣州暨南大學古籍所的張其凡教授擔綱，張教授欣然允諾。
我和張其凡教授相識於20世紀80年代。他年長我1歲，又都與西北有點“淵源”。他是四川蓬溪（今屬重慶）人，父母援疆，長在新疆。我是浙江臨海人，1969年參加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此後被推薦上了蘭州大學歷史系，是“工農兵”大學生。1977年畢業後，分配到了人民出版社，先是在校對科從事校對工作。1年後，按專業分工，我來到了歷史編輯室。其時的人民社歷史編輯室，人才濟濟。主任劉元彥先生，是川軍將領劉文輝的公子、中國古代史專家；副主任陳漢孝、陸世澄，分別是主攻中國近現代史和德國史的專家；此外，還有美國史專家鄧蜀生、共運史專家張郁蘭（她的丈夫是哲學史專家宋家修）、古代史專家張作耀（後來的歷史編輯室主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新華文摘》主編）、近代史專家林言椒（後來的三聯書店副總編輯），以及呂濤、呂一方、江平、蘇文芳、孫祥秀等，以上諸人，江平、呂濤、張郁蘭已去世，其餘都已離休或退休。
我初來歷史編輯室時，正是“文革”後期，出版百廢待舉，作者青黃不接。當時的主任劉元彥，先讓我整理歷史編輯室的樣書，並登記作者的單位（由老編輯提供）。這個工作雖然麻煩，也看似不重要，但卻是編輯工作的一項基本功。為了做好這個工作，我發揮了在內蒙兵團曾做過團計畫股統計員的特長，自行設計了一張表格，將樣書的書名、作者、單位、通信地址設計為“一覽表”，以出版社的“出版物目錄”和歷史編輯室樣書櫃的樣書為主線一一造冊登記。這個工作做了6個月，我邊登記邊閱讀，基本上了解了歷史編輯室在“文革”前17年出版的所有主要圖書及作者隊伍。呂一方是我做編輯工作的老師，她經常帶我拜見歷史編輯室的作者如白壽彝先生、朱仲玉先生、張傳璽先生等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了解了出版現狀和作者的研究方向之後，這對我以後數十年從事的編輯工作，如同注入了一股新生的源泉，以後的組稿、約稿、編稿，則都是這個源泉的汨汨細流。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學和學術迎來了春天，中國古代史各斷代史研究會初創成立的五彩繽紛的年代，也宣告到來。中國宋史研究會即於1979年年底成立，鄧廣銘先生是第一任會長。1981年年初，我接手了鄧廣銘先生的《岳飛傳》（增訂本）一書的責任編輯工作。從1981年到1983年《岳飛傳》（增訂本）出版的3年間，我騎車從家（當時住阜成門內北順城街）出發至鄧廣銘先生的寓所——北大未名湖畔的郎潤園10公寓206室，往返達數十次。從白石橋到當時的中關村南大街，一條大路，奔駛著自市區通往頤和園的332、331路公車，高大的白楊樹佇立兩旁，路上鋪滿林蔭，騎車也曬不到太陽；路的兩邊，除了舞蹈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友誼賓館、人民大學、國家氣象局等單位外，菜地和麥田點綴其間，新建的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大門和中國醫學院口腔醫院大樓，分外巍峨和壯觀。一進北大南門，路西是孔慶東“北大往事”中的研究生32樓、34樓……路兩邊是北大各色各樣的海報和各系、各科的通知。校園裡，肩負培育英才重任的老師們，步履匆匆；樹叢間，莘莘學子，身影婆娑，空氣中都能令人感受到這個百年老校的濃濃的學術之風在流動。從南門一直騎到底，過北大圖書樓，右拐沿未名湖畔東岸體育館東北行，就到了郎潤園，郎潤園的西北是勺園。鄧廣銘先生畢生從事宋史研究，是宋史界的一代宗師。鄧廣銘先生的《岳飛傳》（增訂本）是一部具有“考索之工”的“獨斷之學”，也是迄今為止所有岳飛傳記中的“上乘之作”。我因此書的編輯工作，得到了鄧廣銘先生的讚揚。1983年，我的第一篇關於宋史研究的論文《宋代榷鹽制度述論》發表，也得到鄧廣銘先生的認可。從1981年的宋史研究會鄭州會議開始，兩年一次的宋史年會我幾乎每次都參加，我也是為數不多的由鄧廣銘先生親自介紹入會的會員之一。我進入宋史研究領域，與鄧廣銘先生的鼓勵和幫助是分不開的。先生的道德文章，當另文緬懷；由於這段特殊的經歷，我立志要生命不滅、編書不止，一定要對得起學術研究的引路人。
我在歷史編輯室編輯出版了《唐太宗傳》、《岳飛傳》、《五代史略》、《簡明宋史》、《古代社會斷代新論》等有影響的圖書後，1985年，被任命為人民出版社“《祖國叢書》（年鑑）編輯室”副主任（主任缺），此後又擔任了綜合室、文化室、歷史室副主任。在副主任的崗位上共歷19年（1998年確定為正處待遇），直到2003年黃書元社長來了以後，我才擔任東方編輯室主任，創造了人民出版社副主任任期之長之最。孔子說：人生“不患無位，患無以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的奠基者胡志明主席，當年在中國的廣西桂林和柳州之間搞革命，他的《詩選》就有“柳州桂林又柳州，踢來踢去像皮球”，這條路後來被譽為“胡志明小道”。走出漫長艱辛的小道，2003年擔任東方編輯室主任後，我立即策劃了《東方文化》近20個系列，其中的《20世紀著名人物群體書系》、《現代稀見史料書系》、《戰後國際關係稀見史料書系》、《世界宗教與文化書系》、《中國歷史》（14卷）等，在讀書界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厚積而爆發的喜悅，是我多年曆練的必然結果，也要特別感謝黃書元社長的知人與善任。
1985年起，我開始承擔《中國歷史學年鑑》“宋史研究述評”的撰寫工作。《年鑑》“宋史研究述評”的寫作，既需要對一年的宋史研究論文和專題史著作詳盡的瀏覽，還需要對前此的宋史研究概況做到心中有數，絕不是簡單的“述”與“評”，《年鑑》還特彆強調要有作者的眼光與觀點。也正因為我是《年鑑》“宋史研究述評”的特約撰稿者，我也由此逐漸團結聯繫了一大批宋史研究中的佼佼者，張其凡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張其凡教授是一個謙遜的人。他比我年長，是中國宋史界前輩陳樂素的弟子，也是陳先生於“文革”後，恢復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招生的唯一一位攻讀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他的學識和學歷都在我之上，但他不以此自傲，卻經常和葛金芳（蘭州大學趙儷生先生的研究生、湖北大學教授、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張邦煒（西北大學金寶祥先生的研究生、四川師範大學教授、宋史研究會前副會長）稱我為“大師兄”。我在蘭大時曾聽過李蔚老師的課，而李老師是趙儷生先生的研究生，既亂了輩分，當然就讓我無所措了。因為經歷和年齡相仿，我們是研究會中相互走動比較近的會員。
張其凡教授是一位勤奮的學者。每有大著出版，都承他惠贈。如《趙普傳》、《五代禁軍初探》、《宋初政治探析》、《宋太宗》、《兩宋歷史文化概論》、《張乖崖集》與《宋代典籍研究》等；我也有幸擔任了他參予的大著《〈中國政治制度通史〉（1-10卷）〈宋代卷·宋代軍制〉》、《宋代歷史文化研究》及《續編》的責任編輯；我也經常收到他寄贈的論文。1988年以後，因為連續3年擔任《年鑑》“宋史研究述評”特約撰稿，一年一篇《中國史研究動態》的“宋史研究概況”和《中國歷史學年鑑》條目式的述評，年年相同的工作與流程，使我覺得自己寫不出新東西了，迫切想推掉此項工作。《年鑑》編輯部的特約主持陳高華先生（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前所長），讓我推薦一位合適的人選，我毫不猶豫地推薦了張其凡教授。此時的他已是一位副教授，但他欣然同意，令我感佩。1989年，他又撰寫《1978—1988宋史研究10年回顧》，此後的1998、2008，他都撰寫了近代宋史研究專文。此時，他早已是教授、廣州暨南大學古籍所的所長、博士生導師、宋史研究會的副會長，門生故友遍天下了。撰寫綜述文章，雖然是編輯工作的另一項基本功，也是編輯進入學術界的捷徑，但往往被學界稱為“敲門磚”，他以“大家”屈任，足見他永遠地具有學術研究的廣闊視野。
張其凡教授是一個重交情的人。我擔任責任編輯、白鋼先生主編的《中國政治制度通史》（1-10卷），榮獲了第三屆國家圖書獎。張其凡和白鋼先生交往很早很深，也參予了該書《宋代卷·軍事制度》的寫作。白鋼曾經先生幾次心臟病發作，他都來京專程探望。有一年，他的兒子和夫人來北京，夫人又轉道去了新疆，兒子張睿留在我家。我只是幫他照看了兩天，儘儘地主之誼而已。但他卻時時感念，每逢年會聚會時，他都會和周邊的會員提起此事，搞得我很難為情。
《五代史略》剛一出版，我即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了書評《拾遺補缺 貴在第一》（1985年4月15日），稱該書是第一部關於五代歷史的專著；作者篳路藍縷，填補了該斷代歷史研究的空白。
2000年，開始啟動多卷本《中國歷史》的出版工作，我即將《五代史略》列入其中。但《五代史略》出版於二十多年前，二十年來，五代史的研究不能說是日新月異，但進展不小，卻是有目共睹。原作者陶懋炳先生也已於出書5年後去世。《五代史略》的增訂、修訂工作，在徵得原作者的家屬授權後，我立即約請廣州暨南大學古籍所的張其凡教授擔綱，張教授欣然允諾。
我和張其凡教授相識於20世紀80年代。他年長我1歲，又都與西北有點“淵源”。他是四川蓬溪（今屬重慶）人，父母援疆，長在新疆。我是浙江臨海人，1969年參加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此後被推薦上了蘭州大學歷史系，是“工農兵”大學生。1977年畢業後，分配到了人民出版社，先是在校對科從事校對工作。1年後，按專業分工，我來到了歷史編輯室。其時的人民社歷史編輯室，人才濟濟。主任劉元彥先生，是川軍將領劉文輝的公子、中國古代史專家；副主任陳漢孝、陸世澄，分別是主攻中國近現代史和德國史的專家；此外，還有美國史專家鄧蜀生、共運史專家張郁蘭（她的丈夫是哲學史專家宋家修）、古代史專家張作耀（後來的歷史編輯室主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新華文摘》主編）、近代史專家林言椒（後來的三聯書店副總編輯），以及呂濤、呂一方、江平、蘇文芳、孫祥秀等，以上諸人，江平、呂濤、張郁蘭已去世，其餘都已離休或退休。
我初來歷史編輯室時，正是“文革”後期，出版百廢待舉，作者青黃不接。當時的主任劉元彥，先讓我整理歷史編輯室的樣書，並登記作者的單位（由老編輯提供）。這個工作雖然麻煩，也看似不重要，但卻是編輯工作的一項基本功。為了做好這個工作，我發揮了在內蒙兵團曾做過團計畫股統計員的特長，自行設計了一張表格，將樣書的書名、作者、單位、通信地址設計為“一覽表”，以出版社的“出版物目錄”和歷史編輯室樣書櫃的樣書為主線一一造冊登記。這個工作做了6個月，我邊登記邊閱讀，基本上了解了歷史編輯室在“文革”前17年出版的所有主要圖書及作者隊伍。呂一方是我做編輯工作的老師，她經常帶我拜見歷史編輯室的作者如白壽彝先生、朱仲玉先生、張傳璽先生等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了解了出版現狀和作者的研究方向之後，這對我以後數十年從事的編輯工作，如同注入了一股新生的源泉，以後的組稿、約稿、編稿，則都是這個源泉的汨汨細流。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學和學術迎來了春天，中國古代史各斷代史研究會初創成立的五彩繽紛的年代，也宣告到來。中國宋史研究會即於1979年年底成立，鄧廣銘先生是第一任會長。1981年年初，我接手了鄧廣銘先生的《岳飛傳》（增訂本）一書的責任編輯工作。從1981年到1983年《岳飛傳》（增訂本）出版的3年間，我騎車從家（當時住阜成門內北順城街）出發至鄧廣銘先生的寓所——北大未名湖畔的郎潤園10公寓206室，往返達數十次。從白石橋到當時的中關村南大街，一條大路，奔駛著自市區通往頤和園的332、331路公車，高大的白楊樹佇立兩旁，路上鋪滿林蔭，騎車也曬不到太陽；路的兩邊，除了舞蹈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友誼賓館、人民大學、國家氣象局等單位外，菜地和麥田點綴其間，新建的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大門和中國醫學院口腔醫院大樓，分外巍峨和壯觀。一進北大南門，路西是孔慶東“北大往事”中的研究生32樓、34樓……路兩邊是北大各色各樣的海報和各系、各科的通知。校園裡，肩負培育英才重任的老師們，步履匆匆；樹叢間，莘莘學子，身影婆娑，空氣中都能令人感受到這個百年老校的濃濃的學術之風在流動。從南門一直騎到底，過北大圖書樓，右拐沿未名湖畔東岸體育館東北行，就到了郎潤園，郎潤園的西北是勺園。鄧廣銘先生畢生從事宋史研究，是宋史界的一代宗師。鄧廣銘先生的《岳飛傳》（增訂本）是一部具有“考索之工”的“獨斷之學”，也是迄今為止所有岳飛傳記中的“上乘之作”。我因此書的編輯工作，得到了鄧廣銘先生的讚揚。1983年，我的第一篇關於宋史研究的論文《宋代榷鹽制度述論》發表，也得到鄧廣銘先生的認可。從1981年的宋史研究會鄭州會議開始，兩年一次的宋史年會我幾乎每次都參加，我也是為數不多的由鄧廣銘先生親自介紹入會的會員之一。我進入宋史研究領域，與鄧廣銘先生的鼓勵和幫助是分不開的。先生的道德文章，當另文緬懷；由於這段特殊的經歷，我立志要生命不滅、編書不止，一定要對得起學術研究的引路人。
我在歷史編輯室編輯出版了《唐太宗傳》、《岳飛傳》、《五代史略》、《簡明宋史》、《古代社會斷代新論》等有影響的圖書後，1985年，被任命為人民出版社“《祖國叢書》（年鑑）編輯室”副主任（主任缺），此後又擔任了綜合室、文化室、歷史室副主任。在副主任的崗位上共歷19年（1998年確定為正處待遇），直到2003年黃書元社長來了以後，我才擔任東方編輯室主任，創造了人民出版社副主任任期之長之最。孔子說：人生“不患無位，患無以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的奠基者胡志明主席，當年在中國的廣西桂林和柳州之間搞革命，他的《詩選》就有“柳州桂林又柳州，踢來踢去像皮球”，這條路後來被譽為“胡志明小道”。走出漫長艱辛的小道，2003年擔任東方編輯室主任後，我立即策劃了《東方文化》近20個系列，其中的《20世紀著名人物群體書系》、《現代稀見史料書系》、《戰後國際關係稀見史料書系》、《世界宗教與文化書系》、《中國歷史》（14卷）等，在讀書界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厚積而爆發的喜悅，是我多年曆練的必然結果，也要特別感謝黃書元社長的知人與善任。
1985年起，我開始承擔《中國歷史學年鑑》“宋史研究述評”的撰寫工作。《年鑑》“宋史研究述評”的寫作，既需要對一年的宋史研究論文和專題史著作詳盡的瀏覽，還需要對前此的宋史研究概況做到心中有數，絕不是簡單的“述”與“評”，《年鑑》還特彆強調要有作者的眼光與觀點。也正因為我是《年鑑》“宋史研究述評”的特約撰稿者，我也由此逐漸團結聯繫了一大批宋史研究中的佼佼者，張其凡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張其凡教授是一個謙遜的人。他比我年長，是中國宋史界前輩陳樂素的弟子，也是陳先生於“文革”後，恢復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招生的唯一一位攻讀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他的學識和學歷都在我之上，但他不以此自傲，卻經常和葛金芳（蘭州大學趙儷生先生的研究生、湖北大學教授、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張邦煒（西北大學金寶祥先生的研究生、四川師範大學教授、宋史研究會前副會長）稱我為“大師兄”。我在蘭大時曾聽過李蔚老師的課，而李老師是趙儷生先生的研究生，既亂了輩分，當然就讓我無所措了。因為經歷和年齡相仿，我們是研究會中相互走動比較近的會員。
張其凡教授是一位勤奮的學者。每有大著出版，都承他惠贈。如《趙普傳》、《五代禁軍初探》、《宋初政治探析》、《宋太宗》、《兩宋歷史文化概論》、《張乖崖集》與《宋代典籍研究》等；我也有幸擔任了他參予的大著《〈中國政治制度通史〉（1-10卷）〈宋代卷·宋代軍制〉》、《宋代歷史文化研究》及《續編》的責任編輯；我也經常收到他寄贈的論文。1988年以後，因為連續3年擔任《年鑑》“宋史研究述評”特約撰稿，一年一篇《中國史研究動態》的“宋史研究概況”和《中國歷史學年鑑》條目式的述評，年年相同的工作與流程，使我覺得自己寫不出新東西了，迫切想推掉此項工作。《年鑑》編輯部的特約主持陳高華先生（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前所長），讓我推薦一位合適的人選，我毫不猶豫地推薦了張其凡教授。此時的他已是一位副教授，但他欣然同意，令我感佩。1989年，他又撰寫《1978—1988宋史研究10年回顧》，此後的1998、2008，他都撰寫了近代宋史研究專文。此時，他早已是教授、廣州暨南大學古籍所的所長、博士生導師、宋史研究會的副會長，門生故友遍天下了。撰寫綜述文章，雖然是編輯工作的另一項基本功，也是編輯進入學術界的捷徑，但往往被學界稱為“敲門磚”，他以“大家”屈任，足見他永遠地具有學術研究的廣闊視野。
張其凡教授是一個重交情的人。我擔任責任編輯、白鋼先生主編的《中國政治制度通史》（1-10卷），榮獲了第三屆國家圖書獎。張其凡和白鋼先生交往很早很深，也參予了該書《宋代卷·軍事制度》的寫作。白鋼曾經先生幾次心臟病發作，他都來京專程探望。有一年，他的兒子和夫人來北京，夫人又轉道去了新疆，兒子張睿留在我家。我只是幫他照看了兩天，儘儘地主之誼而已。但他卻時時感念，每逢年會聚會時，他都會和周邊的會員提起此事，搞得我很難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