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時期文學30年(1978-2008)》對新時期30年中國文學進行了回顧和反思，主要以文學思潮為線索，把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文化批評等串聯起來，把新時期主要的文學思潮和文學運動放在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中進行了清晰的梳理和深刻的評述。舉凡比較重要的文學思潮、文學運動和文學論爭，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文學的自主性、朦朧詩、“現代派”論爭、尋根文學、先鋒實驗文學、新寫實小說、痞子文學、“人文精神”大討論、道德理想主義思潮、新生代作家、私人化寫作、身體寫作、80後寫作、大話文學、玄幻文學等，均在《中國新時期文學30年(1978-2008)》中得到了中肯和深入的分析。《中國新時期文學30年(1978-2008)》是了解新時期中國文學的重要作品，是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和教學的重要參考文獻。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中國新時期文學30年(1978-2008)》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導論從精英化到去精英化
——新時期文學30年掃描
一 八 十 年代文學活動的精英化
二 精英化的兩個階段
三 文學/文化活動的去精英化
四 痞子文學：去精英化的始作俑者
五 網路和文學的去精英化
六 文化偶像的“祛魅”與“大學精神”的改寫
七 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文學性的擴散和文學的去精英化
八 經典的消費化、大話文學與文學的去精英化
九 眾聲喧譁背後的無聊及其社會根源
第一章 撥亂反正與人道主義的復歸
一 撥亂反正與為文藝正名
二 人道主義及其爭論
三 關於異化問題
第二章 心靈的傷痕與歷史的反思
一 傷痕文學
二 反思文學
三 改革文學
第三章 向內轉與文學自主性的回歸
一 文學主體性的論爭
二 文學“向內轉”的討論
三 “20世紀中國文學”與重寫文學史
四 關於“純文學”的討論
第四章 從朦朧詩到新生代詩
一 朦朧詩
二 新生代詩
第五章 現代主義思潮(上)：現代派小說
一 西方現代主義的譯介
二 現代派手法的初步實踐
三 現代派小說
四 現代派與偽現代派之爭
第六章 現代主義思潮(下)：先鋒文學
一 先鋒小說的出現與命名
二 先鋒小說的敘事圈套
三 先鋒小說的主題表達
四 先鋒文學的終結與轉向
五 先鋒戲劇
第七章 尋根文學
一 尋根文學的興起與討論
二 尋根文學興起的背景
三 尋根文學之尋“根”
第八章 新寫實小說
一 新寫實小說的興起與討論
二 新寫實小說興起的原因
三 新寫實小說的審美特徵
四 結語
第九章 王朔與“痞子文學”
一 “王朔現象”的出現及其論爭
二 王朔小說的敘事策略及其顛覆力量
三 王朔小說的文化虛無主義與反智主義傾向
四 王朔小說出現與走紅的社會文化語境
五 王朔小說的意義與缺陷
第十章 人文精神與世俗精神的論爭
一 “人文精神”的出場語境
二 作為“世俗精神”對立面的“人文精神”
三 世俗化在中國的歷史意義
四 世俗化在中國特殊語境中的畸變
第十一章 女性寫作：從私人化寫作到身體寫作
一 私人化寫作與走向幽閉的身體
二 “美女作家”與所謂“身體寫作”
三 《遺情書》：走向純粹娛樂化的身體
第十二章 大話文學與經典消費思潮
一 話題的緣起與概念的厘定
二 大話文學的文體特徵與快感類型
三 對權威的嘲弄與顛覆
四 眾說紛紜話“大話”
五 大話文學與犬儒主義
附錄一 種特殊的大話文學類型
第十三章 青春文學、盜墓文學與玄幻文學
——“80後寫作”舉要
一 80後的出場與命名
二 青春文學
三 玄幻文學
四 盜墓文學
後記
——新時期文學30年掃描
一 八 十 年代文學活動的精英化
二 精英化的兩個階段
三 文學/文化活動的去精英化
四 痞子文學：去精英化的始作俑者
五 網路和文學的去精英化
六 文化偶像的“祛魅”與“大學精神”的改寫
七 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文學性的擴散和文學的去精英化
八 經典的消費化、大話文學與文學的去精英化
九 眾聲喧譁背後的無聊及其社會根源
第一章 撥亂反正與人道主義的復歸
一 撥亂反正與為文藝正名
二 人道主義及其爭論
三 關於異化問題
第二章 心靈的傷痕與歷史的反思
一 傷痕文學
二 反思文學
三 改革文學
第三章 向內轉與文學自主性的回歸
一 文學主體性的論爭
二 文學“向內轉”的討論
三 “20世紀中國文學”與重寫文學史
四 關於“純文學”的討論
第四章 從朦朧詩到新生代詩
一 朦朧詩
二 新生代詩
第五章 現代主義思潮(上)：現代派小說
一 西方現代主義的譯介
二 現代派手法的初步實踐
三 現代派小說
四 現代派與偽現代派之爭
第六章 現代主義思潮(下)：先鋒文學
一 先鋒小說的出現與命名
二 先鋒小說的敘事圈套
三 先鋒小說的主題表達
四 先鋒文學的終結與轉向
五 先鋒戲劇
第七章 尋根文學
一 尋根文學的興起與討論
二 尋根文學興起的背景
三 尋根文學之尋“根”
第八章 新寫實小說
一 新寫實小說的興起與討論
二 新寫實小說興起的原因
三 新寫實小說的審美特徵
四 結語
第九章 王朔與“痞子文學”
一 “王朔現象”的出現及其論爭
二 王朔小說的敘事策略及其顛覆力量
三 王朔小說的文化虛無主義與反智主義傾向
四 王朔小說出現與走紅的社會文化語境
五 王朔小說的意義與缺陷
第十章 人文精神與世俗精神的論爭
一 “人文精神”的出場語境
二 作為“世俗精神”對立面的“人文精神”
三 世俗化在中國的歷史意義
四 世俗化在中國特殊語境中的畸變
第十一章 女性寫作：從私人化寫作到身體寫作
一 私人化寫作與走向幽閉的身體
二 “美女作家”與所謂“身體寫作”
三 《遺情書》：走向純粹娛樂化的身體
第十二章 大話文學與經典消費思潮
一 話題的緣起與概念的厘定
二 大話文學的文體特徵與快感類型
三 對權威的嘲弄與顛覆
四 眾說紛紜話“大話”
五 大話文學與犬儒主義
附錄一 種特殊的大話文學類型
第十三章 青春文學、盜墓文學與玄幻文學
——“80後寫作”舉要
一 80後的出場與命名
二 青春文學
三 玄幻文學
四 盜墓文學
後記
文摘
第十二章
大話文學與經典消費思潮
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和文化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景觀，就是所謂的“戲說經典”、“惡搞”或“無厘頭”現象：《西遊》被大話，《三國》被水煮，孫悟空變成了好員工(《孫悟空是個好員工》)，沙僧和八戒都開始寫日記(《八戒日記》、《沙僧日記》)，慈禧太后有了“先進事跡’’(《慈禧先進事跡》)，賈寶玉成為“文化大革命”時候的造反派(《寶黛相會之樣板戲版》)，楊子榮有了私生子，白毛女搖身一變為商界英雄(《新版白毛女》)。還有，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被用作音響產品廣告的開頭曲，巨幅的《蒙娜麗莎》複製品被用作瓷磚廣告掛在城市街頭，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對於經典的戲說、改寫、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觀的所謂“大話，，文藝思潮，它們在文化類型上則屬於所謂“大話文化”。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對此進行深人分析，將能窺見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一些重要線索與信息。
一話題的緣起與概念的厘定
1．經典的概念
無論在漢語還是其他語言中，“經典”都有規範、法則的意思，它不但指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以語言文字或其他符號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類文本所或明或隱地體現的制約、規範人類思維、情感與行為的文化一道德與政治力量。比如《論語》就是中國傳統道德規範的象徵，甚至是治國的依據和法則，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由此決定了單純的審美本質主義視角恰恰不能解釋經典的本質。我們固然不能認為文學藝術經典不完全是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權力”產品，特別是從長遠角度看，能夠經得起時間淘洗的經典作品常常體現出某種程度的“超歷史”的穩定性，但是我們卻也無法準確地列舉和分析這種穩定性的固定必要元素(比如對象應該為何，技巧應該怎樣，等等)。何況在歷史尚未終結的情況下我們又如何說經典的“超”歷史性呢。我更傾向於綜合的視角，即把經典看做各種社會力量和社會因素介入其中的複雜建構。隨著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經典一直在被建構、解構與重構。
正因為這樣，經典的命運、對經典的態度，常常能夠折射出特定時代、特定民族與群體的特定文化態度與政治立場，而遠遠不只是審美態度或文學趣味。比如歷史上所謂文化守成主義與文化激進主義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現為對於經典的不同態度。
一般而言，經典總是占統治地位的集團、階級或階層的文化趣味、道德規範的體現，一個時代認定的經典一定是該時代既存社會文化秩序與統治階級利益的維護者。所以，文化守成主義者總是維護統治階級所確立的文化經典，他們深知要保守傳統就不能不維護經典。在以維護傳統為主導的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對於經典，尤其是儒家經典的主導態度就是尊奉。到了充滿激進革命色彩的中國近現代，對於經典的這種敬畏態度與原樣接受方式受到極大衝擊。革命常常從思想領域開始，從“洗腦”開始，而洗腦首先是把腦子裡原先的經典刻印抹去，然後是植入新的刻印(建構並灌輸新的經典)。文化激進主義者的反傳統常常就從“離經叛道”開始。康有為重新考證經典，把許多重要的儒家經典指斥為“偽書”；顧頡剛辨古史的目的也是為了通過顛覆經典來反傳統。陳獨秀要打倒“貴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學，實際上是把古代的絕大多數經典的文體與文本統統置於死地。像魯迅、錢玄同這樣的文化革命闖將，還曾經說過“不讀中國古書”的極端主張，魯迅《狂人日記》中那個“狂人”(他身上有啟蒙主義者的影子)的覺醒，居然開始於對於《二十四史》等中國經典的重新解讀：他在這些經典上讀出了兩個字“吃人”！
2．消費時代的經典
如果說，我們必須在中國現代啟蒙主義的文化價值建構以及相應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現代性語境中理解人們的離經叛道、解構與重構經典的行為，那么，到了今天這箇中國式的早熟的消費時代，經典所面臨的則是被快餐化的命運。五四啟蒙知識界對於經典的態度雖然偏激，其動力卻來自啟蒙知識分子真誠的變革願望與啟蒙救亡的社會文化使命感。他們真誠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國的文化進而拯救中國，首先必須徹底背叛儒家經典。這種對於經典的態度絲毫不帶有商業動機與物慾色彩，其對經典的解構也是以現代啟蒙主義價值理想的建構為正面的肯定性內容，從而使之免於滑向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
而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文壇上出現了消費經典的浪潮。所謂“消費經典”，指的是在一個中國式畸形大眾消費文化的語境中，文化工業在商業利潤法則與後全權體制環境的雙重製約下，以漫畫化的方式，以新興的網路為主要媒介，對中外文學藝術史的經典作品進行戲擬、拼貼、改寫，消解經典文本的深度意義、藝術靈韻以及權威光環，使之轉化為集政治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業氣息為一身的平面圖像或搞笑故事，成為大眾消費文化的構件、裝飾與笑料。
但是，雖然“戲說”、“惡搞”、“無厘頭”、“大話”等是近幾年非常流行的術語，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文化思潮，但這些詞的確切含義卻並不好界定，其內涵和外延都也並不清楚。
3．“大話”及其相近概念
(1)大話
“大話”、“無厘頭”等都是指一種話語類型。“無厘頭”是一個廣東話俗語，這個主要從香港引入內地的新詞對應於英語的“nonsense”，意為“廢話”、“胡說”、“言不及義”。大話和無厘頭的意思明顯非常接近，唯一的區別可能是，“大話”這個詞在中國還有“無厘頭”所沒有的“官腔”、“官話”的意思。但是在無意義、不真實的含義上說，它同樣屬於胡說和廢話。
但對世紀之交流行的作為新語詞的“無厘頭”的準確含義，不能簡單地從字面(或字典)意義上去理解。語言學的一個常識是，語詞的意義取決於語境——不僅僅是文本的小語境，而且也包括社會文化的大語境。“無厘頭”的字面意思雖然是和真話、嚴肅認真的話、值得信賴的話等相對的假話、廢話、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但是如果在主流媒體和重要公共場合出現的那些打著“真理”、“真話”旗號的堂皇語言在人們日常交流和闡釋系統中發生了意義的倒轉，已經成為真正的廢話、假話、胡說，那么，流行於民間的“無厘頭”就會隨之發生意義的翻轉，反而意味著有意義的真話，至少是比那些自稱不是廢話的廢話更有意義——雖然以不正經、攪渾水的面目出現。
大話文學與經典消費思潮
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和文化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景觀，就是所謂的“戲說經典”、“惡搞”或“無厘頭”現象：《西遊》被大話，《三國》被水煮，孫悟空變成了好員工(《孫悟空是個好員工》)，沙僧和八戒都開始寫日記(《八戒日記》、《沙僧日記》)，慈禧太后有了“先進事跡’’(《慈禧先進事跡》)，賈寶玉成為“文化大革命”時候的造反派(《寶黛相會之樣板戲版》)，楊子榮有了私生子，白毛女搖身一變為商界英雄(《新版白毛女》)。還有，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被用作音響產品廣告的開頭曲，巨幅的《蒙娜麗莎》複製品被用作瓷磚廣告掛在城市街頭，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對於經典的戲說、改寫、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觀的所謂“大話，，文藝思潮，它們在文化類型上則屬於所謂“大話文化”。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對此進行深人分析，將能窺見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一些重要線索與信息。
一話題的緣起與概念的厘定
1．經典的概念
無論在漢語還是其他語言中，“經典”都有規範、法則的意思，它不但指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以語言文字或其他符號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類文本所或明或隱地體現的制約、規範人類思維、情感與行為的文化一道德與政治力量。比如《論語》就是中國傳統道德規範的象徵，甚至是治國的依據和法則，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由此決定了單純的審美本質主義視角恰恰不能解釋經典的本質。我們固然不能認為文學藝術經典不完全是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權力”產品，特別是從長遠角度看，能夠經得起時間淘洗的經典作品常常體現出某種程度的“超歷史”的穩定性，但是我們卻也無法準確地列舉和分析這種穩定性的固定必要元素(比如對象應該為何，技巧應該怎樣，等等)。何況在歷史尚未終結的情況下我們又如何說經典的“超”歷史性呢。我更傾向於綜合的視角，即把經典看做各種社會力量和社會因素介入其中的複雜建構。隨著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經典一直在被建構、解構與重構。
正因為這樣，經典的命運、對經典的態度，常常能夠折射出特定時代、特定民族與群體的特定文化態度與政治立場，而遠遠不只是審美態度或文學趣味。比如歷史上所謂文化守成主義與文化激進主義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現為對於經典的不同態度。
一般而言，經典總是占統治地位的集團、階級或階層的文化趣味、道德規範的體現，一個時代認定的經典一定是該時代既存社會文化秩序與統治階級利益的維護者。所以，文化守成主義者總是維護統治階級所確立的文化經典，他們深知要保守傳統就不能不維護經典。在以維護傳統為主導的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對於經典，尤其是儒家經典的主導態度就是尊奉。到了充滿激進革命色彩的中國近現代，對於經典的這種敬畏態度與原樣接受方式受到極大衝擊。革命常常從思想領域開始，從“洗腦”開始，而洗腦首先是把腦子裡原先的經典刻印抹去，然後是植入新的刻印(建構並灌輸新的經典)。文化激進主義者的反傳統常常就從“離經叛道”開始。康有為重新考證經典，把許多重要的儒家經典指斥為“偽書”；顧頡剛辨古史的目的也是為了通過顛覆經典來反傳統。陳獨秀要打倒“貴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學，實際上是把古代的絕大多數經典的文體與文本統統置於死地。像魯迅、錢玄同這樣的文化革命闖將，還曾經說過“不讀中國古書”的極端主張，魯迅《狂人日記》中那個“狂人”(他身上有啟蒙主義者的影子)的覺醒，居然開始於對於《二十四史》等中國經典的重新解讀：他在這些經典上讀出了兩個字“吃人”！
2．消費時代的經典
如果說，我們必須在中國現代啟蒙主義的文化價值建構以及相應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現代性語境中理解人們的離經叛道、解構與重構經典的行為，那么，到了今天這箇中國式的早熟的消費時代，經典所面臨的則是被快餐化的命運。五四啟蒙知識界對於經典的態度雖然偏激，其動力卻來自啟蒙知識分子真誠的變革願望與啟蒙救亡的社會文化使命感。他們真誠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國的文化進而拯救中國，首先必須徹底背叛儒家經典。這種對於經典的態度絲毫不帶有商業動機與物慾色彩，其對經典的解構也是以現代啟蒙主義價值理想的建構為正面的肯定性內容，從而使之免於滑向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
而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文壇上出現了消費經典的浪潮。所謂“消費經典”，指的是在一個中國式畸形大眾消費文化的語境中，文化工業在商業利潤法則與後全權體制環境的雙重製約下，以漫畫化的方式，以新興的網路為主要媒介，對中外文學藝術史的經典作品進行戲擬、拼貼、改寫，消解經典文本的深度意義、藝術靈韻以及權威光環，使之轉化為集政治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業氣息為一身的平面圖像或搞笑故事，成為大眾消費文化的構件、裝飾與笑料。
但是，雖然“戲說”、“惡搞”、“無厘頭”、“大話”等是近幾年非常流行的術語，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文化思潮，但這些詞的確切含義卻並不好界定，其內涵和外延都也並不清楚。
3．“大話”及其相近概念
(1)大話
“大話”、“無厘頭”等都是指一種話語類型。“無厘頭”是一個廣東話俗語，這個主要從香港引入內地的新詞對應於英語的“nonsense”，意為“廢話”、“胡說”、“言不及義”。大話和無厘頭的意思明顯非常接近，唯一的區別可能是，“大話”這個詞在中國還有“無厘頭”所沒有的“官腔”、“官話”的意思。但是在無意義、不真實的含義上說，它同樣屬於胡說和廢話。
但對世紀之交流行的作為新語詞的“無厘頭”的準確含義，不能簡單地從字面(或字典)意義上去理解。語言學的一個常識是，語詞的意義取決於語境——不僅僅是文本的小語境，而且也包括社會文化的大語境。“無厘頭”的字面意思雖然是和真話、嚴肅認真的話、值得信賴的話等相對的假話、廢話、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但是如果在主流媒體和重要公共場合出現的那些打著“真理”、“真話”旗號的堂皇語言在人們日常交流和闡釋系統中發生了意義的倒轉，已經成為真正的廢話、假話、胡說，那么，流行於民間的“無厘頭”就會隨之發生意義的翻轉，反而意味著有意義的真話，至少是比那些自稱不是廢話的廢話更有意義——雖然以不正經、攪渾水的面目出現。
後記
第十二章
大話文學與經典消費思潮
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和文化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景觀，就是所謂的“戲說經典”、“惡搞”或“無厘頭”現象：《西遊》被大話，《三國》被水煮，孫悟空變成了好員工(《孫悟空是個好員工》)，沙僧和八戒都開始寫日記(《八戒日記》、《沙僧日記》)，慈禧太后有了“先進事跡’’(《慈禧先進事跡》)，賈寶玉成為“文化大革命”時候的造反派(《寶黛相會之樣板戲版》)，楊子榮有了私生子，白毛女搖身一變為商界英雄(《新版白毛女》)。還有，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被用作音響產品廣告的開頭曲，巨幅的《蒙娜麗莎》複製品被用作瓷磚廣告掛在城市街頭，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對於經典的戲說、改寫、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觀的所謂“大話，，文藝思潮，它們在文化類型上則屬於所謂“大話文化”。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對此進行深人分析，將能窺見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一些重要線索與信息。
一話題的緣起與概念的厘定
1．經典的概念
無論在漢語還是其他語言中，“經典”都有規範、法則的意思，它不但指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以語言文字或其他符號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類文本所或明或隱地體現的制約、規範人類思維、情感與行為的文化一道德與政治力量。比如《論語》就是中國傳統道德規範的象徵，甚至是治國的依據和法則，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由此決定了單純的審美本質主義視角恰恰不能解釋經典的本質。我們固然不能認為文學藝術經典不完全是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權力”產品，特別是從長遠角度看，能夠經得起時間淘洗的經典作品常常體現出某種程度的“超歷史”的穩定性，但是我們卻也無法準確地列舉和分析這種穩定性的固定必要元素(比如對象應該為何，技巧應該怎樣，等等)。何況在歷史尚未終結的情況下我們又如何說經典的“超”歷史性呢。我更傾向於綜合的視角，即把經典看做各種社會力量和社會因素介入其中的複雜建構。隨著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經典一直在被建構、解構與重構。
正因為這樣，經典的命運、對經典的態度，常常能夠折射出特定時代、特定民族與群體的特定文化態度與政治立場，而遠遠不只是審美態度或文學趣味。比如歷史上所謂文化守成主義與文化激進主義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現為對於經典的不同態度。
一般而言，經典總是占統治地位的集團、階級或階層的文化趣味、道德規範的體現，一個時代認定的經典一定是該時代既存社會文化秩序與統治階級利益的維護者。所以，文化守成主義者總是維護統治階級所確立的文化經典，他們深知要保守傳統就不能不維護經典。在以維護傳統為主導的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對於經典，尤其是儒家經典的主導態度就是尊奉。到了充滿激進革命色彩的中國近現代，對於經典的這種敬畏態度與原樣接受方式受到極大衝擊。革命常常從思想領域開始，從“洗腦”開始，而洗腦首先是把腦子裡原先的經典刻印抹去，然後是植入新的刻印(建構並灌輸新的經典)。文化激進主義者的反傳統常常就從“離經叛道”開始。康有為重新考證經典，把許多重要的儒家經典指斥為“偽書”；顧頡剛辨古史的目的也是為了通過顛覆經典來反傳統。陳獨秀要打倒“貴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學，實際上是把古代的絕大多數經典的文體與文本統統置於死地。像魯迅、錢玄同這樣的文化革命闖將，還曾經說過“不讀中國古書”的極端主張，魯迅《狂人日記》中那個“狂人”(他身上有啟蒙主義者的影子)的覺醒，居然開始於對於《二十四史》等中國經典的重新解讀：他在這些經典上讀出了兩個字“吃人”！
2．消費時代的經典
如果說，我們必須在中國現代啟蒙主義的文化價值建構以及相應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現代性語境中理解人們的離經叛道、解構與重構經典的行為，那么，到了今天這箇中國式的早熟的消費時代，經典所面臨的則是被快餐化的命運。五四啟蒙知識界對於經典的態度雖然偏激，其動力卻來自啟蒙知識分子真誠的變革願望與啟蒙救亡的社會文化使命感。他們真誠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國的文化進而拯救中國，首先必須徹底背叛儒家經典。這種對於經典的態度絲毫不帶有商業動機與物慾色彩，其對經典的解構也是以現代啟蒙主義價值理想的建構為正面的肯定性內容，從而使之免於滑向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
而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文壇上出現了消費經典的浪潮。所謂“消費經典”，指的是在一個中國式畸形大眾消費文化的語境中，文化工業在商業利潤法則與後全權體制環境的雙重製約下，以漫畫化的方式，以新興的網路為主要媒介，對中外文學藝術史的經典作品進行戲擬、拼貼、改寫，消解經典文本的深度意義、藝術靈韻以及權威光環，使之轉化為集政治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業氣息為一身的平面圖像或搞笑故事，成為大眾消費文化的構件、裝飾與笑料。
但是，雖然“戲說”、“惡搞”、“無厘頭”、“大話”等是近幾年非常流行的術語，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文化思潮，但這些詞的確切含義卻並不好界定，其內涵和外延都也並不清楚。
3．“大話”及其相近概念
(1)大話
“大話”、“無厘頭”等都是指一種話語類型。“無厘頭”是一個廣東話俗語，這個主要從香港引入內地的新詞對應於英語的“nonsense”，意為“廢話”、“胡說”、“言不及義”。大話和無厘頭的意思明顯非常接近，唯一的區別可能是，“大話”這個詞在中國還有“無厘頭”所沒有的“官腔”、“官話”的意思。但是在無意義、不真實的含義上說，它同樣屬於胡說和廢話。
但對世紀之交流行的作為新語詞的“無厘頭”的準確含義，不能簡單地從字面(或字典)意義上去理解。語言學的一個常識是，語詞的意義取決於語境——不僅僅是文本的小語境，而且也包括社會文化的大語境。“無厘頭”的字面意思雖然是和真話、嚴肅認真的話、值得信賴的話等相對的假話、廢話、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但是如果在主流媒體和重要公共場合出現的那些打著“真理”、“真話”旗號的堂皇語言在人們日常交流和闡釋系統中發生了意義的倒轉，已經成為真正的廢話、假話、胡說，那么，流行於民間的“無厘頭”就會隨之發生意義的翻轉，反而意味著有意義的真話，至少是比那些自稱不是廢話的廢話更有意義——雖然以不正經、攪渾水的面目出現。
大話文學與經典消費思潮
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和文化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景觀，就是所謂的“戲說經典”、“惡搞”或“無厘頭”現象：《西遊》被大話，《三國》被水煮，孫悟空變成了好員工(《孫悟空是個好員工》)，沙僧和八戒都開始寫日記(《八戒日記》、《沙僧日記》)，慈禧太后有了“先進事跡’’(《慈禧先進事跡》)，賈寶玉成為“文化大革命”時候的造反派(《寶黛相會之樣板戲版》)，楊子榮有了私生子，白毛女搖身一變為商界英雄(《新版白毛女》)。還有，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被用作音響產品廣告的開頭曲，巨幅的《蒙娜麗莎》複製品被用作瓷磚廣告掛在城市街頭，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對於經典的戲說、改寫、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觀的所謂“大話，，文藝思潮，它們在文化類型上則屬於所謂“大話文化”。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對此進行深人分析，將能窺見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一些重要線索與信息。
一話題的緣起與概念的厘定
1．經典的概念
無論在漢語還是其他語言中，“經典”都有規範、法則的意思，它不但指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以語言文字或其他符號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類文本所或明或隱地體現的制約、規範人類思維、情感與行為的文化一道德與政治力量。比如《論語》就是中國傳統道德規範的象徵，甚至是治國的依據和法則，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由此決定了單純的審美本質主義視角恰恰不能解釋經典的本質。我們固然不能認為文學藝術經典不完全是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權力”產品，特別是從長遠角度看，能夠經得起時間淘洗的經典作品常常體現出某種程度的“超歷史”的穩定性，但是我們卻也無法準確地列舉和分析這種穩定性的固定必要元素(比如對象應該為何，技巧應該怎樣，等等)。何況在歷史尚未終結的情況下我們又如何說經典的“超”歷史性呢。我更傾向於綜合的視角，即把經典看做各種社會力量和社會因素介入其中的複雜建構。隨著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經典一直在被建構、解構與重構。
正因為這樣，經典的命運、對經典的態度，常常能夠折射出特定時代、特定民族與群體的特定文化態度與政治立場，而遠遠不只是審美態度或文學趣味。比如歷史上所謂文化守成主義與文化激進主義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現為對於經典的不同態度。
一般而言，經典總是占統治地位的集團、階級或階層的文化趣味、道德規範的體現，一個時代認定的經典一定是該時代既存社會文化秩序與統治階級利益的維護者。所以，文化守成主義者總是維護統治階級所確立的文化經典，他們深知要保守傳統就不能不維護經典。在以維護傳統為主導的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對於經典，尤其是儒家經典的主導態度就是尊奉。到了充滿激進革命色彩的中國近現代，對於經典的這種敬畏態度與原樣接受方式受到極大衝擊。革命常常從思想領域開始，從“洗腦”開始，而洗腦首先是把腦子裡原先的經典刻印抹去，然後是植入新的刻印(建構並灌輸新的經典)。文化激進主義者的反傳統常常就從“離經叛道”開始。康有為重新考證經典，把許多重要的儒家經典指斥為“偽書”；顧頡剛辨古史的目的也是為了通過顛覆經典來反傳統。陳獨秀要打倒“貴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學，實際上是把古代的絕大多數經典的文體與文本統統置於死地。像魯迅、錢玄同這樣的文化革命闖將，還曾經說過“不讀中國古書”的極端主張，魯迅《狂人日記》中那個“狂人”(他身上有啟蒙主義者的影子)的覺醒，居然開始於對於《二十四史》等中國經典的重新解讀：他在這些經典上讀出了兩個字“吃人”！
2．消費時代的經典
如果說，我們必須在中國現代啟蒙主義的文化價值建構以及相應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現代性語境中理解人們的離經叛道、解構與重構經典的行為，那么，到了今天這箇中國式的早熟的消費時代，經典所面臨的則是被快餐化的命運。五四啟蒙知識界對於經典的態度雖然偏激，其動力卻來自啟蒙知識分子真誠的變革願望與啟蒙救亡的社會文化使命感。他們真誠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國的文化進而拯救中國，首先必須徹底背叛儒家經典。這種對於經典的態度絲毫不帶有商業動機與物慾色彩，其對經典的解構也是以現代啟蒙主義價值理想的建構為正面的肯定性內容，從而使之免於滑向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
而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文壇上出現了消費經典的浪潮。所謂“消費經典”，指的是在一個中國式畸形大眾消費文化的語境中，文化工業在商業利潤法則與後全權體制環境的雙重製約下，以漫畫化的方式，以新興的網路為主要媒介，對中外文學藝術史的經典作品進行戲擬、拼貼、改寫，消解經典文本的深度意義、藝術靈韻以及權威光環，使之轉化為集政治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業氣息為一身的平面圖像或搞笑故事，成為大眾消費文化的構件、裝飾與笑料。
但是，雖然“戲說”、“惡搞”、“無厘頭”、“大話”等是近幾年非常流行的術語，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文化思潮，但這些詞的確切含義卻並不好界定，其內涵和外延都也並不清楚。
3．“大話”及其相近概念
(1)大話
“大話”、“無厘頭”等都是指一種話語類型。“無厘頭”是一個廣東話俗語，這個主要從香港引入內地的新詞對應於英語的“nonsense”，意為“廢話”、“胡說”、“言不及義”。大話和無厘頭的意思明顯非常接近，唯一的區別可能是，“大話”這個詞在中國還有“無厘頭”所沒有的“官腔”、“官話”的意思。但是在無意義、不真實的含義上說，它同樣屬於胡說和廢話。
但對世紀之交流行的作為新語詞的“無厘頭”的準確含義，不能簡單地從字面(或字典)意義上去理解。語言學的一個常識是，語詞的意義取決於語境——不僅僅是文本的小語境，而且也包括社會文化的大語境。“無厘頭”的字面意思雖然是和真話、嚴肅認真的話、值得信賴的話等相對的假話、廢話、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但是如果在主流媒體和重要公共場合出現的那些打著“真理”、“真話”旗號的堂皇語言在人們日常交流和闡釋系統中發生了意義的倒轉，已經成為真正的廢話、假話、胡說，那么，流行於民間的“無厘頭”就會隨之發生意義的翻轉，反而意味著有意義的真話，至少是比那些自稱不是廢話的廢話更有意義——雖然以不正經、攪渾水的面目出現。
序言
發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後來由於沒有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體制和機制逐步僵化，導致發展速度緩慢甚至停滯，至20世紀7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面臨嚴重的困難。而在此同時，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抓住新技術革命興起的機遇，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調整自己的體制和政策，緩解社會矛盾，表現出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勢頭。
另一方面，從國內背景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遭遇了極大的挫折。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制度後，極大地發展了經濟社會等項事業，但也走了彎路，甚至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失誤，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度停滯，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性挑戰和壓力。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歷史背景下，肩負著復興中華民族和發展社會主義雙重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深刻思考為什麼社會主義在發展的進程中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和困難，而資本主義為什麼在發展進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現出新的發展勢頭，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怎樣才能克服困難和挫折，發展起來，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引出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如何認識當代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引出了中國共產黨人毅然決然走改革開放之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抉擇。
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實踐者們來說，推進改革開放，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當代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這就必須首先回答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中國，“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又要依次回答“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怎樣建設執政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而上述三個問題最終歸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性問題。這事關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長期執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歸結起來，就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問題。這些問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並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實踐，又不斷地得到新的解決。歷史實踐已經證明，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已經創造性地並將進一步深入地回答這一系列重大歷史性課題。
另一方面，從國內背景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遭遇了極大的挫折。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制度後，極大地發展了經濟社會等項事業，但也走了彎路，甚至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失誤，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度停滯，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性挑戰和壓力。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歷史背景下，肩負著復興中華民族和發展社會主義雙重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深刻思考為什麼社會主義在發展的進程中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和困難，而資本主義為什麼在發展進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現出新的發展勢頭，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怎樣才能克服困難和挫折，發展起來，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引出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如何認識當代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引出了中國共產黨人毅然決然走改革開放之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抉擇。
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實踐者們來說，推進改革開放，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當代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這就必須首先回答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中國，“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又要依次回答“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怎樣建設執政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而上述三個問題最終歸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性問題。這事關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長期執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歸結起來，就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問題。這些問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並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實踐，又不斷地得到新的解決。歷史實踐已經證明，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已經創造性地並將進一步深入地回答這一系列重大歷史性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