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庫·文學類:京派小說選》精選該流派主要小說家的二十多篇代表作。京派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京津地區形成的一個文學流派，其成員主要以小說創作為主，關注社會底層人生，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強調獨特的藝術晶格，以“和諧”、“節制”、“恰當”為基本審美原則。著名作家沈從文是其代表人物。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文庫:京派小說選
-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 頁數：415頁
- 開本：32
- 品牌：商務印書館
- 作者：吳福輝
- 出版日期：2011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020084951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文庫·文學類:京派小說選》中“京派”作家創作的小說被稱為“京派小說”。京派小說文風淳樸，貼近底層人民的生活，在現實主義的創作中融入浪漫主義的、表現主觀個性的多種藝術手法。京派作家以表現“鄉村中國”為主要內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蘊。京派作家多數是現實主義派，對現實主義有所發展變化，發展了抒情小說和諷刺小說。使小說詩化、散文化，現實主義而又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作者簡介
吳福輝（1939—），浙江鎮海縣人。著名學者，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
圖書目錄
前言
沈從文
丈夫
三三
顧問官
八駿圖
凌叔華
李先生
弟弟
一件喜事
楊振聲
報復
廢名
菱盪
四火
莫須有先生下鄉
李健吾
陷阱
罈子
林徽因
九十九度中
模影零篇
一鐘綠
二吉公
三文珍
蘆焚
過嶺記
人下人
百順街
蕭乾
鄧山東
籬下
參商
叔文
小還的悲哀
季康
路路
劉祖春
葷煙划子
前羽
享福
汪曾祺
老魯
戴車匠
雞鴨名家
異秉
林蒲
漁夫李矮子
邢楚均
棺材匠
沈從文
丈夫
三三
顧問官
八駿圖
凌叔華
李先生
弟弟
一件喜事
楊振聲
報復
廢名
菱盪
四火
莫須有先生下鄉
李健吾
陷阱
罈子
林徽因
九十九度中
模影零篇
一鐘綠
二吉公
三文珍
蘆焚
過嶺記
人下人
百順街
蕭乾
鄧山東
籬下
參商
叔文
小還的悲哀
季康
路路
劉祖春
葷煙划子
前羽
享福
汪曾祺
老魯
戴車匠
雞鴨名家
異秉
林蒲
漁夫李矮子
邢楚均
棺材匠
序言
吳福輝
一
每一個文化地域絕非注定便能產生一種文化或文學的流派的。如果歷史讓它產生了，這個流派雖然很難囊括這塊土地上一切紛繁的文學現象，卻實實在在可以成為一部分文化的代表。這裡所說的“京派”，並不專指舊北平的文學或只反映舊北平的文學，僅僅是借用、沿用。與一九三三年沈從文、蘇汶、魯迅那場著名的“京派與海派”論爭中使用的概念，也不盡相同。大約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中國文學中心南移上海以後，在當時的北平和北方，確實形成過一個不小的作家群，除了沒有正式結社外，其他的流派特徵無不顯露，且發展得較為完備。當時便有人用“京派”來稱呼它，也有稱其為“北方作家”、“大公報作家”的。似乎後面這兩個歷史名詞都不及“京派”二字更來得簡單明了，只需給它下一個界說便成。
“京派”的文學傾嚮導源於文學研究會滯留在北方而始終沒有參加“左聯”（包括“北平左聯”）的分子。顯然與“左翼”有社會政治和文學觀念的雙重分野，又決不與右翼文學認同。逐漸地，清華、北大、燕京等一些大學師生組合成一個鬆散的群體，先後出版了帶有初步流派意識的《駱駝草》、《文學月刊》、《學文月刊》、《水星》等刊物。特別以一九三三年沈從文執掌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為流派確立的標誌。開初每周兩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後每周四刊，京派“新人”蕭乾也加入編輯事務，一直延續到抗戰前，使這個著名的副刊成為北方文壇的重鎮和“京派”文學的主要發祥地。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光潛為商務印書館主編《文學雜誌》。此刊在抗戰期間被迫停辦，一九四七年六月復出，京派的壁壘更為分明。汪曾祺的早期作品便在這裡問世，使這個流派更為年輕的一代作家在蕭乾之後出現了。另一個重要之點是《文學雜誌》通過《我對於本刊的希望》、《復刊卷頭語》等文，直接提出了京派的文學主張和理想：既反對“拿文藝做工具去宣傳某一種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條”，也反對“為文藝而文藝”的“不健全的文藝觀”，大聲標明文學“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現”，應“使文藝播根於人生沃壤”，達到“寬大自由而嚴肅”。這就使得京派文學匯成一股獨立的潮流，一股民主的、民族的潮流。
以比較相近的人生目標和文藝追求相吸引，“京派”形成了自己穩定的作家隊伍。即便持一種狹義的觀點，以《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誌》周圍聚集起來的作家為主來加以認定，也便有小說家：沈從文、凌叔華、廢名、蘆焚、林徽因、蕭乾、汪曾祺；散文家：沈從文、廢名、何其芳、李廣田、蘆焚、蕭乾；詩人：馮至、卞之琳、林庚、何其芳、林徽因、孫毓棠、梁宗岱；戲劇家：李健吾；理論批評家：劉西渭（李健吾）、梁宗岱、李長之、朱光潛等。真可稱人材濟濟。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京派”內部產生類似“文藝沙龍”的聚會，比如在北平後門朱光潛家裡按時舉行的“讀詩會”，參加者甚眾，也讀詩以外的作品。另外，《大公報》文藝獎金實際上是“京派”的一種文學獎，評選的主持人便是沈從文、蕭乾等，唯一的一次發獎在一九三七年五月，被評上的有王長簡（蘆焚）的小說集《谷》、何其芳的散文集《畫夢錄》、孫毓棠的長詩《寶馬》和曹禺的劇本《日出》，主要的便是青年京派作家的力作，流派的特點再鮮明不過。京派的作品這時也有了專門的結集，一九三六年林徽因受邀主持選輯了《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由大公報館出版，標明是第一集，如果不是抗戰爆發，相信一定會一集一集地繼續出下去的。林徽因這位京派“才女”在書前的題記中較早試圖歸納大公報小說的創作趨向，認為它們“趨向農村或少受教育分子或勞力者的生活描寫”，創作態度“認真”，“誠實的重要還在題材的新鮮，結構的完整，文字的流麗之上”。指出的這幾點，都較敏感地接近著京派的本體。這個時候，“京派”已經形成了大體共同的文學思想特徵及審美旨趣：對於現代人生的深人體味，對於當時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政治上的中間態度，強調發揮文學自己本來的功能，盡力試驗文體的完美程度，並有意讓它與政治、黨派保持距離，充滿一種誠樸、真摯、執著追求民族文學重造的理想主義態度。它不僅有隊伍，有陣地，甚至專門有集會，有評獎，有編集等活動，作為一個文學流派的形態和各種特徵，已經相當具備，我們不能不承認它的存在。
某些京派作家過去長期受到漠視，或者被視為右翼文人，這是因為“京派”與“左聯”的對峙關係往往被誇大所致。歷史的誤會還是要經由歷史自身來清理，來辨正。“左聯”的歷史功績，“普羅文學”的廣大影響，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主流”地位，自然顯示了時代對文學的巨大選擇能力。這樣，有意遠離政治鬥爭兩極的京派，便填補了中國現代左翼文學與右翼文學之間的廣闊地帶（包括其他各種民主主義作家的文學），發揮著自己獨特地認識中國社會，用現代精神繼承傳統文化，努力探視文學內部規律的特長。只是因為中國的右翼文學太布不成陣了，倒使得“京派”經常以左翼文學對立物的面貌出現。這種誤解是雙方的，有時在彼此的評論文章中更顯示出這種對峙性。實際上，“京派”代表民主性的文學思潮，是一個與中外進步文學息息相通的文化現象。京派文學顯示了三十年代前後中國現代文學的豐富性。如果去掉了這樣一個把中國鄉土小說、中國抒情體小說和民俗文化小說發展得較為成熟的小說流派，則將無法追尋現代小說多樣的發展。如果忽視這樣一個講究藝術表現、藝術個性的寫實派，也無法描述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演變進化的軌跡。僅有左翼文學和右翼文學，是展現不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全貌的。這是“京派”的研究價值所在。
中國現代文學的流派發展並不完善。“五四”時期湧現過各種爭奇鬥豔的寫實的、浪漫的、現代主義的文學派別，不久便退潮了。後來的許多社團往往以非文學因素作為識別標記，“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帶有國民黨背景的“中國文藝協會”，或表明文藝界形成統一戰線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都很難當作一個文學流派來看，雖然它們結了社。而“京派”由於嫌惡一切黨派，雖然已經具有高張某種文學旗幟的條件，卻壓抑了自己的流派意識、集團意識，聲稱追求一種廣博的包容性，反轉來使得創作缺乏一種更自覺的文學推進力。但是，文學史的研究如果把流派作為一條線索，這對於探討文學思潮此消彼長的矛盾運動，對於摸索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性，還是十分有益的。所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家們應當對流派取一種寬宏的態度，大可不必那樣嚴峻。事實上，像“京派”這樣未曾結社或未曾明確喊出某種文學口號來的文學流派，在中外古今的文學史跡中是不乏先例的。所幸我們現在已能舉出不少這樣寬宏地認定京派的見解，比如丁玲一九八一年在美國介紹五代中國作家時，明確指出沈從文是“當年京派作家的領銜者”。姚雪垠也稱沈從文為“在北京的年輕一代的‘京派’代表”。朱光潛回憶說，沈從文“他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我編商務印書館的《文學雜誌》，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糾集在一起，占據了這兩個文藝陣地，因此博得了所謂‘京派文人’的稱呼”。司馬長風提出“獨立作家群”的名稱，即指“以北平為中心，被人稱為京派的一群作家”。可以說，“京派”已經得到世人的承認。
新時期文學廣闊的眼界必然帶來不少歷史的重新發現。這種發現往往便釀成了所謂“某某熱”，像潮流一樣湧來涌去。這種“熱”，也曾加諸於京派的某幾位作家身上，引起了許多不同的迴響。我們應當嚴肅地科學地面對這種現象。這種“熱”，不管轉瞬即逝也罷，經久不衰也罷，終究還是要逐漸地平靜下去，泠卻下去的。最後，便凝結為化石：真正的歷史經驗。從京派文學中選出最有成績的小說，編成這個集子，其用意大概便在於此吧。
……
五
本書既然是一個流派的小說選本，它的最高原則顯然是要體現流派的總體特徵。因此，在編選時並不單單滿足於使這個集子成為幾個京派小說名家優秀作品的集納。這個任務該由他們各自的選集去擔負。因此，編者過去雖然已經翻檢過一些屬於京派的報刊，這次，仍勉力地從《大公報·文藝副刊》、《駱駝草》、《學文月刊》、《水星》、《文學雜誌》（朱光潛主編）重新讀起，小心加意地進行選擇。再輔之以對各種重要代表集的遴選閱讀。這樣來保證本書作為一個選本的獨立價值及選品一定的新鮮程度。
從“京派”壇主沈從文的大量小說中指定某幾篇，這實在是個大難題。現在所選的四篇並不一定就是他的最好的小說。《八駿圖》已能代表他的城市批判，《紳士的太太》便沒有再選，倒是選了兩篇以表現鄉村為主，兼顧了城鄉對比的《三三》和《丈夫》。《顧問官》一篇是我故意挑出的，為了說明京派確有真正的諷刺，並且諷刺的矛頭並不僅僅指向城市。凌叔華、楊振聲、李健吾，均為“五四”資深作家，三人的寫作時間延續很長，楊振聲更是前輩，這裡沒有選他們早期的小說。凌叔華長於心理透視，喜用兒童視角，《一件喜事》似乎沒有入集，是一種平靜的辛酸敘述。楊振聲的這篇膾炙人口的《報復》，是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的。李健吾熱衷於追尋過去，哀傷過分。他們的小說都很精緻。廢名是京派的中堅，沈從文也承認其鄉土文學的傾向對自己的影響。廢名小說的鄉情，豐富的民俗知識，語言的情趣與意境，在《菱盪》、《四火》兩篇中表現十足。《莫須有先生下鄉》是他的莫須有先生歷史（有自敘色彩）的開場。他也能體現一個“京派”作者可能是最好的抒情者，又是諷刺者這一特點。林徽因的小說沒有編過集子，這位充滿了靈秀之氣的女作家似乎偶然寫寫小說，便達到很高的水平。《九十九度中》發表後當時便引出了很好的評論。《模影零篇》中的三篇，都包括對人生的悲感理解，但寫得很美，書面文字表現力很強。蘆焚改筆名為師陀後，政治傾向性加強，流派關係上也脫離了原先北方的軌道。所以，沒有選他在抗戰期內寫作、於勝利後出版的《果園城記》里的名篇，而選了他早期的《谷》和《里門拾記》兩集中的三篇小說，從中已能看到未來果園城世界的端倪。蕭乾是京派第二代青年作家，沈從文的學生。他早期小說表現舊北平，多半採用兒童視角，寫到《鄧山東》里的齋務長、《籬下》里的姨父、《參商》里的神父等，再也冷靜不下，表現的人性惡已與大部分的京派作家不同，代表了京派內部的分化。所以，蕭乾較後的作品這裡也不選。而汪曾祺才是真正承接他的老師沈從文創作的，選了四篇，一方面是汪曾祺的作品處處都合京派的氣度標準，流派味道最足，一方面是他解放前收入《邂逅集》的作品，讀者已不易得到。《異秉》則似乎是集外的。叔文曾寫過一篇《費家的二小》，這篇《小還的悲哀》，寫愛國主義如何滲入普通市民和兒童心靈之中，也有特色。季康的《路路》一篇對現時的愛情文化投入批判，筆法細緻而輕淡，駕馭文字純熟。劉祖春的《葷煙划子》和叔文的《費家的二小》一樣，很得各種現代文學選本的青睞。劉祖春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的小說不少，粗略統計就還有《姐姐》、《收穫時候》、《動》、《生》、《無題》、《除夕》等，但因都與《葷煙划子》的水平相差較遠，所以，仍選了這篇可與沈從文《丈夫》互相媲美的作品入集。其他的前羽、林蒲、邢楚均等人，都是《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誌》上經常的作者，現在已鮮為人知了。前羽的《享福》寫新老兩代人的隔膜，微諷的風格極像凌叔華，也更同情“過去”。林蒲的《漁夫李矮子》、邢楚均的《棺材匠》，描寫生活場景圾語言文字的風格都酷似沈從文。京派對下層生活的熟知，在這裡又一次得到證實。本書適量地選進一些京派無名作家的作品，是為了更可看出這個流派的全貌和已經達到的文學的平均水準。
全書所選作品按作者歸併。而作者的順序及所選作品的多寡，既考慮其在京派文學成就中的地位，又照顧到他們在文壇出現的先後。每位作者的作品則以發表的次序為列。選文一般採用初次發表的版本，有些則遵照作者的定本。對作品中個別脫漏錯訛的字與標點，進行了校勘。凡查出選文原始出處者，一律在文末另用括弧加注。
“京派”作為一個流派得到確認，是近五六年間的事。對它的研究目前尚在展開，在學術界自然還有各種不同的意見。這個選本只能說是提供了一種較趨一致的看法，也是為了進一步推動對中國現代文學流派的認識而作的一項初步工作。所以，它的錯誤及不妥當之處，是肯定會被讀者和專家們一眼看到的。一種選本公之於世了，它只能坦誠地等待時間的檢驗，歷史對待它，或認為不可取，或認為較有可取，或倏忽間煙消灰滅，自有它的標準。作為一個編者，倒是期待著有更好的選本出現，以迅速取代自己的。他期待著進步。
1987年2月12日於三源里
一
每一個文化地域絕非注定便能產生一種文化或文學的流派的。如果歷史讓它產生了，這個流派雖然很難囊括這塊土地上一切紛繁的文學現象，卻實實在在可以成為一部分文化的代表。這裡所說的“京派”，並不專指舊北平的文學或只反映舊北平的文學，僅僅是借用、沿用。與一九三三年沈從文、蘇汶、魯迅那場著名的“京派與海派”論爭中使用的概念，也不盡相同。大約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中國文學中心南移上海以後，在當時的北平和北方，確實形成過一個不小的作家群，除了沒有正式結社外，其他的流派特徵無不顯露，且發展得較為完備。當時便有人用“京派”來稱呼它，也有稱其為“北方作家”、“大公報作家”的。似乎後面這兩個歷史名詞都不及“京派”二字更來得簡單明了，只需給它下一個界說便成。
“京派”的文學傾嚮導源於文學研究會滯留在北方而始終沒有參加“左聯”（包括“北平左聯”）的分子。顯然與“左翼”有社會政治和文學觀念的雙重分野，又決不與右翼文學認同。逐漸地，清華、北大、燕京等一些大學師生組合成一個鬆散的群體，先後出版了帶有初步流派意識的《駱駝草》、《文學月刊》、《學文月刊》、《水星》等刊物。特別以一九三三年沈從文執掌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為流派確立的標誌。開初每周兩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後每周四刊，京派“新人”蕭乾也加入編輯事務，一直延續到抗戰前，使這個著名的副刊成為北方文壇的重鎮和“京派”文學的主要發祥地。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光潛為商務印書館主編《文學雜誌》。此刊在抗戰期間被迫停辦，一九四七年六月復出，京派的壁壘更為分明。汪曾祺的早期作品便在這裡問世，使這個流派更為年輕的一代作家在蕭乾之後出現了。另一個重要之點是《文學雜誌》通過《我對於本刊的希望》、《復刊卷頭語》等文，直接提出了京派的文學主張和理想：既反對“拿文藝做工具去宣傳某一種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條”，也反對“為文藝而文藝”的“不健全的文藝觀”，大聲標明文學“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現”，應“使文藝播根於人生沃壤”，達到“寬大自由而嚴肅”。這就使得京派文學匯成一股獨立的潮流，一股民主的、民族的潮流。
以比較相近的人生目標和文藝追求相吸引，“京派”形成了自己穩定的作家隊伍。即便持一種狹義的觀點，以《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誌》周圍聚集起來的作家為主來加以認定，也便有小說家：沈從文、凌叔華、廢名、蘆焚、林徽因、蕭乾、汪曾祺；散文家：沈從文、廢名、何其芳、李廣田、蘆焚、蕭乾；詩人：馮至、卞之琳、林庚、何其芳、林徽因、孫毓棠、梁宗岱；戲劇家：李健吾；理論批評家：劉西渭（李健吾）、梁宗岱、李長之、朱光潛等。真可稱人材濟濟。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京派”內部產生類似“文藝沙龍”的聚會，比如在北平後門朱光潛家裡按時舉行的“讀詩會”，參加者甚眾，也讀詩以外的作品。另外，《大公報》文藝獎金實際上是“京派”的一種文學獎，評選的主持人便是沈從文、蕭乾等，唯一的一次發獎在一九三七年五月，被評上的有王長簡（蘆焚）的小說集《谷》、何其芳的散文集《畫夢錄》、孫毓棠的長詩《寶馬》和曹禺的劇本《日出》，主要的便是青年京派作家的力作，流派的特點再鮮明不過。京派的作品這時也有了專門的結集，一九三六年林徽因受邀主持選輯了《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由大公報館出版，標明是第一集，如果不是抗戰爆發，相信一定會一集一集地繼續出下去的。林徽因這位京派“才女”在書前的題記中較早試圖歸納大公報小說的創作趨向，認為它們“趨向農村或少受教育分子或勞力者的生活描寫”，創作態度“認真”，“誠實的重要還在題材的新鮮，結構的完整，文字的流麗之上”。指出的這幾點，都較敏感地接近著京派的本體。這個時候，“京派”已經形成了大體共同的文學思想特徵及審美旨趣：對於現代人生的深人體味，對於當時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政治上的中間態度，強調發揮文學自己本來的功能，盡力試驗文體的完美程度，並有意讓它與政治、黨派保持距離，充滿一種誠樸、真摯、執著追求民族文學重造的理想主義態度。它不僅有隊伍，有陣地，甚至專門有集會，有評獎，有編集等活動，作為一個文學流派的形態和各種特徵，已經相當具備，我們不能不承認它的存在。
某些京派作家過去長期受到漠視，或者被視為右翼文人，這是因為“京派”與“左聯”的對峙關係往往被誇大所致。歷史的誤會還是要經由歷史自身來清理，來辨正。“左聯”的歷史功績，“普羅文學”的廣大影響，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主流”地位，自然顯示了時代對文學的巨大選擇能力。這樣，有意遠離政治鬥爭兩極的京派，便填補了中國現代左翼文學與右翼文學之間的廣闊地帶（包括其他各種民主主義作家的文學），發揮著自己獨特地認識中國社會，用現代精神繼承傳統文化，努力探視文學內部規律的特長。只是因為中國的右翼文學太布不成陣了，倒使得“京派”經常以左翼文學對立物的面貌出現。這種誤解是雙方的，有時在彼此的評論文章中更顯示出這種對峙性。實際上，“京派”代表民主性的文學思潮，是一個與中外進步文學息息相通的文化現象。京派文學顯示了三十年代前後中國現代文學的豐富性。如果去掉了這樣一個把中國鄉土小說、中國抒情體小說和民俗文化小說發展得較為成熟的小說流派，則將無法追尋現代小說多樣的發展。如果忽視這樣一個講究藝術表現、藝術個性的寫實派，也無法描述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演變進化的軌跡。僅有左翼文學和右翼文學，是展現不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全貌的。這是“京派”的研究價值所在。
中國現代文學的流派發展並不完善。“五四”時期湧現過各種爭奇鬥豔的寫實的、浪漫的、現代主義的文學派別，不久便退潮了。後來的許多社團往往以非文學因素作為識別標記，“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帶有國民黨背景的“中國文藝協會”，或表明文藝界形成統一戰線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都很難當作一個文學流派來看，雖然它們結了社。而“京派”由於嫌惡一切黨派，雖然已經具有高張某種文學旗幟的條件，卻壓抑了自己的流派意識、集團意識，聲稱追求一種廣博的包容性，反轉來使得創作缺乏一種更自覺的文學推進力。但是，文學史的研究如果把流派作為一條線索，這對於探討文學思潮此消彼長的矛盾運動，對於摸索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性，還是十分有益的。所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家們應當對流派取一種寬宏的態度，大可不必那樣嚴峻。事實上，像“京派”這樣未曾結社或未曾明確喊出某種文學口號來的文學流派，在中外古今的文學史跡中是不乏先例的。所幸我們現在已能舉出不少這樣寬宏地認定京派的見解，比如丁玲一九八一年在美國介紹五代中國作家時，明確指出沈從文是“當年京派作家的領銜者”。姚雪垠也稱沈從文為“在北京的年輕一代的‘京派’代表”。朱光潛回憶說，沈從文“他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我編商務印書館的《文學雜誌》，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糾集在一起，占據了這兩個文藝陣地，因此博得了所謂‘京派文人’的稱呼”。司馬長風提出“獨立作家群”的名稱，即指“以北平為中心，被人稱為京派的一群作家”。可以說，“京派”已經得到世人的承認。
新時期文學廣闊的眼界必然帶來不少歷史的重新發現。這種發現往往便釀成了所謂“某某熱”，像潮流一樣湧來涌去。這種“熱”，也曾加諸於京派的某幾位作家身上，引起了許多不同的迴響。我們應當嚴肅地科學地面對這種現象。這種“熱”，不管轉瞬即逝也罷，經久不衰也罷，終究還是要逐漸地平靜下去，泠卻下去的。最後，便凝結為化石：真正的歷史經驗。從京派文學中選出最有成績的小說，編成這個集子，其用意大概便在於此吧。
……
五
本書既然是一個流派的小說選本，它的最高原則顯然是要體現流派的總體特徵。因此，在編選時並不單單滿足於使這個集子成為幾個京派小說名家優秀作品的集納。這個任務該由他們各自的選集去擔負。因此，編者過去雖然已經翻檢過一些屬於京派的報刊，這次，仍勉力地從《大公報·文藝副刊》、《駱駝草》、《學文月刊》、《水星》、《文學雜誌》（朱光潛主編）重新讀起，小心加意地進行選擇。再輔之以對各種重要代表集的遴選閱讀。這樣來保證本書作為一個選本的獨立價值及選品一定的新鮮程度。
從“京派”壇主沈從文的大量小說中指定某幾篇，這實在是個大難題。現在所選的四篇並不一定就是他的最好的小說。《八駿圖》已能代表他的城市批判，《紳士的太太》便沒有再選，倒是選了兩篇以表現鄉村為主，兼顧了城鄉對比的《三三》和《丈夫》。《顧問官》一篇是我故意挑出的，為了說明京派確有真正的諷刺，並且諷刺的矛頭並不僅僅指向城市。凌叔華、楊振聲、李健吾，均為“五四”資深作家，三人的寫作時間延續很長，楊振聲更是前輩，這裡沒有選他們早期的小說。凌叔華長於心理透視，喜用兒童視角，《一件喜事》似乎沒有入集，是一種平靜的辛酸敘述。楊振聲的這篇膾炙人口的《報復》，是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的。李健吾熱衷於追尋過去，哀傷過分。他們的小說都很精緻。廢名是京派的中堅，沈從文也承認其鄉土文學的傾向對自己的影響。廢名小說的鄉情，豐富的民俗知識，語言的情趣與意境，在《菱盪》、《四火》兩篇中表現十足。《莫須有先生下鄉》是他的莫須有先生歷史（有自敘色彩）的開場。他也能體現一個“京派”作者可能是最好的抒情者，又是諷刺者這一特點。林徽因的小說沒有編過集子，這位充滿了靈秀之氣的女作家似乎偶然寫寫小說，便達到很高的水平。《九十九度中》發表後當時便引出了很好的評論。《模影零篇》中的三篇，都包括對人生的悲感理解，但寫得很美，書面文字表現力很強。蘆焚改筆名為師陀後，政治傾向性加強，流派關係上也脫離了原先北方的軌道。所以，沒有選他在抗戰期內寫作、於勝利後出版的《果園城記》里的名篇，而選了他早期的《谷》和《里門拾記》兩集中的三篇小說，從中已能看到未來果園城世界的端倪。蕭乾是京派第二代青年作家，沈從文的學生。他早期小說表現舊北平，多半採用兒童視角，寫到《鄧山東》里的齋務長、《籬下》里的姨父、《參商》里的神父等，再也冷靜不下，表現的人性惡已與大部分的京派作家不同，代表了京派內部的分化。所以，蕭乾較後的作品這裡也不選。而汪曾祺才是真正承接他的老師沈從文創作的，選了四篇，一方面是汪曾祺的作品處處都合京派的氣度標準，流派味道最足，一方面是他解放前收入《邂逅集》的作品，讀者已不易得到。《異秉》則似乎是集外的。叔文曾寫過一篇《費家的二小》，這篇《小還的悲哀》，寫愛國主義如何滲入普通市民和兒童心靈之中，也有特色。季康的《路路》一篇對現時的愛情文化投入批判，筆法細緻而輕淡，駕馭文字純熟。劉祖春的《葷煙划子》和叔文的《費家的二小》一樣，很得各種現代文學選本的青睞。劉祖春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的小說不少，粗略統計就還有《姐姐》、《收穫時候》、《動》、《生》、《無題》、《除夕》等，但因都與《葷煙划子》的水平相差較遠，所以，仍選了這篇可與沈從文《丈夫》互相媲美的作品入集。其他的前羽、林蒲、邢楚均等人，都是《大公報·文藝副刊》、《文學雜誌》上經常的作者，現在已鮮為人知了。前羽的《享福》寫新老兩代人的隔膜，微諷的風格極像凌叔華，也更同情“過去”。林蒲的《漁夫李矮子》、邢楚均的《棺材匠》，描寫生活場景圾語言文字的風格都酷似沈從文。京派對下層生活的熟知，在這裡又一次得到證實。本書適量地選進一些京派無名作家的作品，是為了更可看出這個流派的全貌和已經達到的文學的平均水準。
全書所選作品按作者歸併。而作者的順序及所選作品的多寡，既考慮其在京派文學成就中的地位，又照顧到他們在文壇出現的先後。每位作者的作品則以發表的次序為列。選文一般採用初次發表的版本，有些則遵照作者的定本。對作品中個別脫漏錯訛的字與標點，進行了校勘。凡查出選文原始出處者，一律在文末另用括弧加注。
“京派”作為一個流派得到確認，是近五六年間的事。對它的研究目前尚在展開，在學術界自然還有各種不同的意見。這個選本只能說是提供了一種較趨一致的看法，也是為了進一步推動對中國現代文學流派的認識而作的一項初步工作。所以，它的錯誤及不妥當之處，是肯定會被讀者和專家們一眼看到的。一種選本公之於世了，它只能坦誠地等待時間的檢驗，歷史對待它，或認為不可取，或認為較有可取，或倏忽間煙消灰滅，自有它的標準。作為一個編者，倒是期待著有更好的選本出現，以迅速取代自己的。他期待著進步。
1987年2月12日於三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