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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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總是要死的，對死者而言，死即是了。對生者而言，便有著不同的蓋棺論定。司馬遷說過，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輕如鴻毛。但時間推移，歷史沉澱，會使當時比泰山重的死者，後來變得比鴻毛還輕；反過來，死時比鴻毛還輕，經過數朝數代以後，又變得比泰山還重了。所以，對一個文人的評價，有時很說不準，很難拿捏。因此，對舊時稱之為“士”，後來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中國文人來說，最省事的辦法，以其壽終正寢，日正常死亡，以其死於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區分，也就免得一回兒泰山，一回兒鴻毛，來回折騰，纏夾不清的麻煩了。

中國文人有一種奇特的品質，無論其為大名人，還是小名人，無論其為好死者，還是賴死者，應該說百分之九十點九，都以維繫數千年的中華文化自任，絕不敢讓這一線香火斷絕在自己手中。也許每個人的貢獻有多少之別，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盡其綿薄，報效祖國母親。尤其那些“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為主義獻身，為真理捨命，為民族大義而灑盡熱血，為家國存亡而肝腦塗地，以“頭顱擲處血斑斑”的書生意氣，與暴政，與侵略者，與非正義，與人吃人的制度，與一切倒退、墮落、邪惡、愚昧，奮鬥到生命最後一刻者，從來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

如果沒有這些精英，以堅忍不拔、前仆後繼的意志，繼往開來，以歷經厄難、矢志不渝的精神，發揚光大；沒有他們在暴政的壓迫下，在戰亂的摧殘下，在文字獄的恐怖下，在掌握權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權杖的人民大眾聯合起來以毀滅文化為樂事的無知愚昧統治下，還能夠堅守文明，珍惜傳統，還能存滅繼絕，薪火相傳，恐怕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胖尼基、兩河文明，乃至瑪亞文化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星空中，成為絕響了。

正因為一代又一代傳承相繼，中華民族才能夠一次又一次地鳳凰涅盤，浴火重生，始終葆有強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沒的中國文人，無論其為正常死亡，還是非正常死亡，能夠被人記住，載入史冊；在有皇帝的年代裡，甚至列入“天地君親師”的最後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燭紙馬的供奉，頂禮膜拜，應該說是當之無愧的。

不過，話說回來，中國文人儘管在理論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香龕里，神氣十足，可在這塊國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並不真把文人當一回事的。千萬不要以為“士農工商”的排序，就擁有優先權。因此，切切牢記這一條，誰要缺乏這最起碼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對統治者來講，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盤，裝裝門面用得著，唱唱讚歌用得著，可到了開飯時間，那張桌子上肯定不會有你的座位。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咱們中國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義，最講求現實精神的民族。數千年來，無論神州怎樣天翻地覆，而不致陸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在這種物競天擇的大環境中，中國人為求得生存而養成獨善其身，絕對自我，而罔顧其他的個人至上主義，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彆強大。在這些講求實利的同胞眼裡，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屬於精神層面的虛榮，不影響誰的實際所得，自然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國文人的祖師爺孔夫子，還加冕一個“百代素王”的盛名，歷代帝王專門跑到山東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義的崇敬；說穿了，這與《西遊記》中玉皇大帝封孫悟空一個“齊天大聖”的番號，是差不多的意思，不過給後來的聖人之徒一種虛幻的滿足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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