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推類邏輯對中國古代科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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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李約瑟問題，一直有這樣的解答：中國古代科學缺乏邏輯傳統或邏輯理性，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束縛了中國古代在明代以後的進一步發展。19世紀以來，我國古代科學的傳統發展止步了，這是事實，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我們以為，這些原因的主體，既不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本身特性與內容，更不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思維模式和研究範式，而是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遷和人類知識的轉型。事實上，中國邏輯對中國古代科學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的積極影響，這樣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數學那裡更能得到體現。
中國邏輯的“推類模式”從本質上看更具演繹性，而不是所謂的辨證性。一方面，中國邏輯對中國傳統數學產生了深刻的積極影響，從一個角度看，中國邏輯的“推類”思想與方法推動了中國傳統數學的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數學形成了以“推類”為主導推理類型的固有邏輯思路，並且持續到宋元時期。演繹性的“推類”在劉徽時代就已經發展很高的水平，到宋元時代，從秦九韶的工作來看，此時的數學思維與數學推理不僅已經開始具有公理化特徵，而且仍然以“推類”為基礎，公理化的特徵未能為後世數學家所重視，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相反“推類”的思想與方法在明清數學家那裡還在廣泛套用。那么，是不是“推類”的思維模式阻礙明清數學跟上世界數學發展的步伐的？我認為不是。因為從宋元數學的高度發展來看，在“推類”仍然是數學家套用的主導推理類型前提下，出現了多方面思維模式的創新，如秦九韶的程式化和公理化思維模式，而這樣的思維模式如果被後世數學家所重視，有可能極大地推動數學的發展，也許可像當今吳文俊先生那樣，但這種情況沒有及時出現。總之，明清數學的落後，究其原因，不在於數學自身，而在於社會原因：經濟落後、社會動盪、民不聊生、封建經濟、社會的零需求，而且明清時期“八股取仕”之政策直接阻礙了中國傳統數學的發展。因此，所謂“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束縛中國傳統數學在明代以後進一步發展”的假定是值得懷疑的，中國邏輯不是阻礙中國傳統數學進一步發展的因素，中國傳統數學自身邏輯思路也不是制約中國傳統數學發展的原因。
不僅是中國古代數學，而且對中國古代其它成體系的科學而言，中國邏輯都產生了影響。一是對於中國古代農學而言，中國古代發達的農學在其理論闡述中十分注重推類範式的套用：把天人感應作為最高的推類前提；把比類、類以合類作為中國古代農學理論編撰的基本方法；把易數推類作為闡述中國古代農學理論的思維範式。二是對於中國醫學而言，易數推類為中醫科學提供了一個有效工具，提供了一個有效地認識自然、機體（肌體）、疾病的方法。不僅取象比類是中醫思維的核心，而且推類是中國古代醫學辨證論治的基本方法。三是對於中國古代天文學而言，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研究與發展深受易數推類邏輯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在一段時間內是積極的，推動了天文曆法的進步。
事實上，在中國古代獨立成型的科學中，都有一個定型而普遍的邏輯思維模式：先歸類，然後比照某個類別，最後推延或推演出結論。這一個思維模式的邏輯特性就是墨家推類邏輯的基本思想，從這一點看，不僅驗證了中國邏輯的產生與發展具有十分廣闊的生成基礎，具有巨大的普適性，而且說明了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具有系統的邏輯思維模式作指導，並不缺少“邏輯”。總之，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不僅是在套用“中國邏輯”，而且是在發展“中國邏輯”，中國近代科學的落伍於世界科學的發展，至少與邏輯沒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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