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城市新婚夫婦的心理特質匹配與特質效應作用模式

內容簡介

一對男女為什麼會最終選定彼此而不是選擇其他的潛在配偶?在人類的伴侶選擇中存不存在一種系統的擇偶模式?如果有的話，這種非隨機性的選擇過程是否會影響婚戀關係的質量或主觀感受?近二十多年以來，眾多西方心理學家一直在致力於回答這些問題。而這類研究的典型模式就是圍繞著婚戀伴侶間特徵的相似或者互補展開的：到底是“物以類聚”，還是“互補吸引”呢? 本論文之初，研究者首先闡明了婚戀伴侶特質匹配模式(AM)與伴侶特質效應的涵義，回顧西方以往有關AM、伴侶特質效應(包括伴侶主效應與伴侶互動匹配效應)研究歷史與脈絡，對西方研究的基本結論和最新研究方法進行了介紹和評價，並就此提出在中國大陸開展相關研究的學術必要性和重要性。接著，在本論文實證分析研究1中，研究者首先根據西方眾多AM研究的結果以及中西文化間的異同點，提出了有關中國AM結果的先期理論假設，繼而在中國大陸10個城市隨機抽取1000對左右新婚夫婦進行問卷調查。研究者先後檢驗了丈夫和妻子在三個主要領域上的相關：人口學變數、價值取向和人格(包括基本人格和依戀人格)。結果顯示所有領域上的相關都是正向的，因此為相似性假說提供了極為有力的支持，同時沒有發現支持互補性假說的證據，這和西方同類研究的主要發現是一致的。就相關的程度來言，中國夫婦在人口學變數(包括年齡、民族、教育水平、收入、職業等方面)、價值取向和人格領域的幾乎所有變數上都表現出了顯著正相關。雖然在人口學變數和價值取向上的相關程度與西方研究的結果大致相同，但中國夫婦在人格領域也呈現出穩定而顯著的正相關。這一結果令人驚訝，因為在以西方樣本為基礎的任何一個AM研究中都沒有出現過類似結果。然後，在本論文實證分析研究2中，研究者接著探討了影響中國夫婦婚姻質量與婚姻滿意度的伴侶特質主效應問題。研究者首先發現夫妻自我的基本人格、價值取向和依戀人格等維度對他們自身的婚姻質量和婚姻滿意度都有著幾乎同等的重要影響。但就夫妻間配偶特質主效應而言，在基本人格領域上，丈夫的人格層面對妻子婚姻感受的影響不如妻子對丈夫的影響大。在價值取向與依戀人格領域上，妻子在兩人關係中的負向認知和情感對丈夫的影響也要遠遠大於丈夫對妻子的影響。另外，研究者發現親情層面在顯著影響自身以及影響對方的各種特質中出現的頻率最高，這說明一對夫妻婚姻幸福與否的關鍵很可能在於雙方是否看重親情。在論文實證分析研究3中，研究者在第二部分收集的數據基礎之上，又結合第三部分所細緻甄別的伴侶特質主效應諸關鍵變數結果，併兼顧夫妻婚姻滿意度存在中高度相關的事實，繼而提出了一個能同時納入自我效應、配偶效應和伴侶匹配效應的結構方程預測模型。該數據模型能有效地甄別自我、配偶以及兩種伴侶匹配模式指標各自對夫妻雙方婚姻滿意度的獨立影響力，在“對數據”分析方法上發展了Kenny之前的“當事人-配偶相依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在國際上首次提出了“自我-配偶-伴侶相似性相依模型(Self-Partner-CoupleSimilarity Interdependence Model，SPCSIM)”。套用SPCSIM，研究者最大的發現在於，參與驗證性計算的6個維度(領導性、可靠性、容納性和人際取向這4個人格維度，以及外在價值與內在價值這2個價值取向維度)模型的PSC都顯著地預測了丈夫和妻子的婚姻滿意度。值得關注的是，這一作用模式是獨立於自我效應、配偶效應和ADS效應之外的。因此可以這么說，丈夫和妻子在他們項目作答的輪廓上越是彼此相似，那他們在婚姻中感受到的快樂就越多。這一效應模式在所有4個人格維度和2個價值取向維度上被重複驗證，說明結果是普適而可靠的。相反ADS則只在領導性維度模型中表現出了顯著效應，即夫妻兩人在領導性維度的分數差異越大，他們在婚姻關係中就越感到滿足。這也是本論文研究中發現的唯一支持“互補優勢說”的證據。最後，研究者發現夫妻在自我效應、配偶效應和伴侶匹配效應上皆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論文最後部分，研究者對以上幾部分實證分析的成果進行了集中總結，並認為本論文研究在抽樣樣本代表性、研究工具選擇、新測量指標的設定、文化差異現象的首次發現以及針對“對數據”處理模型的發展上皆有不同程度的創新，但同時也坦陳本論文研究在樣本抽樣地區、被試人群條件設定、數據獲得方式以及問卷題目量等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缺陷。最後研究者指出未來研究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並力主以跨文化的視角作為未來研究的主要取向。

中國大陸城市新婚夫婦的心理特質匹配與特質效應作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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