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謀略坊·話說蘇商:圖文商諺本》內容簡介：古今中外的商業競爭，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是文化的較量，是精神的博弈。本叢書講述近代中國（有的商幫上溯到明清時期）各地商人的傳奇故事。展現豐富多彩的經營之道、處世之理。旨在對中華商業文化的內容和精神做深入發掘總結，為當今商人群體的成長和成功提供歷史借鑑。 歷史有傳承。文化有根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中國商人和消費客，中國特色經營模式和消費方式。都與我們的前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都與我們的國情鄉情密不可分。弘揚各商幫和各地域商業文化的特色，對於當今打造名省名市名街名企名店名商，實施特色競爭、差異定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十幾省市專家學備精，也打造，中國經濟史學會、中國商業史學會指導支持。本叢書視野開闊。氣勢雄渾。史論結合。深入淺出，圖文拜茂。賞心悅目。既是政府官員的歷史讀本。又是商界人士的經營指南。還是文化愛好查的收藏佳選。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商人謀略坊•話說蘇商:圖文商諺本
- 出版社：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 頁數：316頁
- 開本：16
- 定價：39.80
- 作者：湯可可^王粵海 壽樂英
-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802498877
- 品牌：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中國商人謀略坊·話說蘇商:圖文商諺本》由著名蘇商研究專家湯可可先生歷時五年完成，通俗解讀近代蘇商的扛鼎之作。
講述近代蘇商的傳奇故事，江蘇的地理、人文、經濟特點，介紹以穩健務實為特徵的蘇商經營風格及省內不同地區的發展模式。
配130餘幅精美歷史風光圖片，更加彰顯蘇商文化的獨特魅力，並具收藏價值。
人要長交，賬要短結。看人對湯，百等人百等對待。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尊木同腐。
講述近代蘇商的傳奇故事，江蘇的地理、人文、經濟特點，介紹以穩健務實為特徵的蘇商經營風格及省內不同地區的發展模式。
配130餘幅精美歷史風光圖片，更加彰顯蘇商文化的獨特魅力，並具收藏價值。
人要長交，賬要短結。看人對湯，百等人百等對待。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尊木同腐。
圖書目錄
序言
第一章 蘇商源流
1.1 江河湖海話蘇商
1.2 吳楚重地，榷山煮海
1.3 秦淮河的槳聲燈影
1.4 繁華揚州夢
1.5 《閶門即事》詩與《姑蘇繁華圖》
1.6 “鑽天洞庭”
1.7 “采西學，制洋器”
1.8 如火如荼的國貨運動
1.9 內遷! 內遷
第二章 領軍健將
2.1 蘇北一隅的創業故事
2.2 克勤克儉，任人唯賢
2.3 非常之世非常人
2.4 銀行界笑傲群雄
2.5 “和、明、嚴、正”
2.6 微人創，業成“大王”
2.7 剛柔相濟，新舊融合
2.8 “工廠日廠化，出品日貨化”
2.9 “三個一點點，好賺大銅錢”
第三章 萬千機杼
3.1 治廠如治家，創業同創軍
3.2 由官而商開風氣
3.3 運籌廠屋，決勝市場
3.4 “海歸”創業，革故鼎新
3.5 合作中的衝突
3.6 “變商為工”的兩次浪潮
3.7 白手起家的華豐廠
3.8 西部開發先驅
3.9 眼光四射罩全局
第四章 絲光綢韻
4.1 蘇州：“日出萬綢，衣被天下”
4.2 經綸歸於權益
4.3 馳譽海外“金雙鹿”
4.4 革新造就大發展
4.5 開弓沒有回頭箭
4.6 “證明技術力量之偉大”
4.7 以“三好”聞名於世
4.8 “件件優美，匹匹精良”
4.9 難能而可貴的科學化
第五章 決勝市場
5.1 一炮打紅“龍球”煙
5.2 遊走於官商之間
5.3 以“霍顯”聞名商界
5.4 “名流”的經營之道
5.5 競爭促銷三大法寶
5.6 招牌硬全靠貨色好
5.7 “老虎頭上一個王”
5.8 英雄真本色
5.9 標準：國貨鉛筆第一品牌
第六章 不懈創新
6.1 百年飄香謝馥春
6.2 糖果店還是藥材店
6.3 鑄就化學工業的“兩隻翅膀”
6.4 衝刺在科技前沿
6.5 振奮大無畏精神
6.6 此生不虛陳蝶仙
6.7 開創塑膠工業之先河
6.8 繅車：從引進、仿造到創製
6.9 走出科技研發新路
第七章 精益管理
7.1 漠北拓荒人
7.2 父子魂留利國驛
7.3 服務開出新天地
7.4 縱橫捭闔與嚴細紮實
7.5 遠慮出於深謀
7.6 “新時代的工廠”
7.7 從追隨到挑戰
7.8 品質第一，“道地”至上
7.9 “宜雨宜晴”宴春樓
第八章 制度蝶變
8.1 “官督”與“商辦”的糾結
8.2 家族企業的“換代”危機
8.3 “共享公平利益”
8.4 “無限”的優勢和困局
8.5 變動中的兩合公司
8.6 治理結構三部曲
8.7 在股份公司的外農下
8.8 獨樹一幟的“集體基金”企業
8.9 當年的國字號
第九章 精神和文化生活
9.1 興學不殆，實用為上
9.2 “雅有士人標格”
9.3 從“八怪”到“四傑”
9.4 新戲·新風·新舞台
9.5 山水庭院，巧奪天工
9.6 史書自有一席地
9.7 報與槍的對峙
9.8 “商業之津梁”
9.9 申新三廠的“勞工自治”
後記
參考書目
叢書編後記一
叢書編後記二
第一章 蘇商源流
1.1 江河湖海話蘇商
1.2 吳楚重地，榷山煮海
1.3 秦淮河的槳聲燈影
1.4 繁華揚州夢
1.5 《閶門即事》詩與《姑蘇繁華圖》
1.6 “鑽天洞庭”
1.7 “采西學，制洋器”
1.8 如火如荼的國貨運動
1.9 內遷! 內遷
第二章 領軍健將
2.1 蘇北一隅的創業故事
2.2 克勤克儉，任人唯賢
2.3 非常之世非常人
2.4 銀行界笑傲群雄
2.5 “和、明、嚴、正”
2.6 微人創，業成“大王”
2.7 剛柔相濟，新舊融合
2.8 “工廠日廠化，出品日貨化”
2.9 “三個一點點，好賺大銅錢”
第三章 萬千機杼
3.1 治廠如治家，創業同創軍
3.2 由官而商開風氣
3.3 運籌廠屋，決勝市場
3.4 “海歸”創業，革故鼎新
3.5 合作中的衝突
3.6 “變商為工”的兩次浪潮
3.7 白手起家的華豐廠
3.8 西部開發先驅
3.9 眼光四射罩全局
第四章 絲光綢韻
4.1 蘇州：“日出萬綢，衣被天下”
4.2 經綸歸於權益
4.3 馳譽海外“金雙鹿”
4.4 革新造就大發展
4.5 開弓沒有回頭箭
4.6 “證明技術力量之偉大”
4.7 以“三好”聞名於世
4.8 “件件優美，匹匹精良”
4.9 難能而可貴的科學化
第五章 決勝市場
5.1 一炮打紅“龍球”煙
5.2 遊走於官商之間
5.3 以“霍顯”聞名商界
5.4 “名流”的經營之道
5.5 競爭促銷三大法寶
5.6 招牌硬全靠貨色好
5.7 “老虎頭上一個王”
5.8 英雄真本色
5.9 標準：國貨鉛筆第一品牌
第六章 不懈創新
6.1 百年飄香謝馥春
6.2 糖果店還是藥材店
6.3 鑄就化學工業的“兩隻翅膀”
6.4 衝刺在科技前沿
6.5 振奮大無畏精神
6.6 此生不虛陳蝶仙
6.7 開創塑膠工業之先河
6.8 繅車：從引進、仿造到創製
6.9 走出科技研發新路
第七章 精益管理
7.1 漠北拓荒人
7.2 父子魂留利國驛
7.3 服務開出新天地
7.4 縱橫捭闔與嚴細紮實
7.5 遠慮出於深謀
7.6 “新時代的工廠”
7.7 從追隨到挑戰
7.8 品質第一，“道地”至上
7.9 “宜雨宜晴”宴春樓
第八章 制度蝶變
8.1 “官督”與“商辦”的糾結
8.2 家族企業的“換代”危機
8.3 “共享公平利益”
8.4 “無限”的優勢和困局
8.5 變動中的兩合公司
8.6 治理結構三部曲
8.7 在股份公司的外農下
8.8 獨樹一幟的“集體基金”企業
8.9 當年的國字號
第九章 精神和文化生活
9.1 興學不殆，實用為上
9.2 “雅有士人標格”
9.3 從“八怪”到“四傑”
9.4 新戲·新風·新舞台
9.5 山水庭院，巧奪天工
9.6 史書自有一席地
9.7 報與槍的對峙
9.8 “商業之津梁”
9.9 申新三廠的“勞工自治”
後記
參考書目
叢書編後記一
叢書編後記二
文摘
著作權頁：
插圖：
秦淮河，南京的母親河。她自東南而來，蜿蜒曲折地從南京城的南部穿過，再經過三汊河向西北注入長江。千百年來，她映照著工匠和商人忙碌的身影，也伴隨著詩人、墨客的高吟淺唱，記錄了一個城市的榮枯盛衰。
遠在石器時代，秦淮河兩岸就有先民生息繁衍。沿河各地至今已發現自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代的人類聚落遺址200多處，主要是古湖熟文化的典型遺存。但是，秦淮河的真正繁盛，始於六朝時期。秦在統一中國時，在這裡設秣陵縣，漢武帝時增設句容、湖熟兩縣。公元211年，孫權將東吳的都城自京口(鎮江)遷至秣陵，第二年改名建業。雖然221年一度遷都鄂縣(武昌)，但沒過多久就還都建業。自此經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至陳後主陳叔寶為隋所滅，前後達360年。這就是南京“六朝古都”的來歷。
孫權為了在都城建業修建宏大豪華的宮殿——太初宮，儲備與魏、蜀相抗衡所必需的糧草裝備，先在城南開闢了一條接通秦淮河的人工河道，名為運瀆。接著又在句容、丹陽開鑿破崗瀆。破崗瀆西接秦淮河，東達丹陽延陵，翻越茅山，溝通太湖水系。這是為了把富饒的三吳地區的物產運往建業。
因為要翻越低矮的丘陵，破崗瀆設有14個埭。所謂埭，是人工築的土壩，做成平緩的滑坡，高下落差約數丈。船隻經過壩的時候，卸去重載，用牛將空船拉過壩，再裝上貨物，繼續航行。所以埭又叫“牛埭”。官府在每一道埭設立邸閣，對過往的貨物徵稅，即牛埭稅。牛埭也逐漸演變為商業活動的集中點。《南史》中描述，最繁盛的方山埭，每晚有數十條商船停泊於岸邊。
六朝時期，連線破崗瀆和運瀆的秦淮河，漕運和商業活動十分活躍。一方面川、湘、鄂、贛地區的貨物經過長江源源而下；另一方面，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的農副產品以及來自嶺南、南洋的珍奇貨物也不斷輸入。秦淮河沿岸有大市、小市十多處，包括紗市、谷市、牛馬市等。為了方便商民過往交易，從通濟門到清涼山短短的十多里河道，設定有24座浮航。即用木船排列於河上，聯結成浮橋，隨水漲落，既可相聯作渡河的橋樑，又可散開便利通航。其中著名的朱雀航(今中華門內鎮淮橋)寬六丈，長90步。整個六朝期間，這裡一直是商人們接洽、貿易、宴飲、娛樂之地。從東晉的“桃葉渡”到明清的“桃花扇”，歷來圍繞秦淮河的傳奇故事中，都可以看到行商坐賈們活躍的身影。
整個南朝時期，作為都城的建康，商業繁盛，鼎盛時有人口140萬，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大城市。東晉末年，長安的大批官營手工業工場的熟練工人遷到建康，設立錦署，織錦和綢絹成為建康的重要出品。齊梁兩代，鄰近的蘇南鐵峴山(溧陽)和皖南梅根冶(貴池)相繼得到開發，建康城中集中了八處冶煉工場，採用新的冶煉法，生產出質量高超而成本低廉的“百鍊鋼”。
一些皇室人員、達官貴胄，利用特權，控制手工作坊，參與商業經營，兼帶發放高利貸，榨取民間錢財。梁朝有個郡守叫江祿，為官期間以聚斂資財為能，所得銅錢貯藏在夾牆內，終因錢多而重，將牆壁擠塌，銅錢瀉出，引起周圍幾里內的銅器皿共振，人們戲稱：“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梁武帝蕭衍的六弟蕭宏，囤積大量布絹絲綿，待價而沽，再加上在城中設立多處邸店(典當)，發放高利貸，積聚了大量財富。其家中銅錢，每百萬一架，樹一黃榜；每千萬一庫，懸一紫標，總計有錢庫30多間。有人向武帝告發，說他私藏兵器，蓄意謀反。武帝不放心，便假意約他歡宴，借著酒興說要看看他關鎖嚴密的庫房。結果逐間查看，見蕭宏藏錢達3億多，各類商品無數，不覺鬆了一口氣，稱讚說：“阿六啊，你的日子過得真滋潤啊！”後人便用“黃榜紫標”來表示積聚財富之多。
早在西晉時期，傑出文學家左思，就以三國時的魏都鄴城、蜀都成都、吳都建業為題材，以十年時間，寫成規模宏大、氣勢雄渾的《三都賦》。當時的文人都認為，這篇辭賦足以與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相併稱。這不僅因為其文辭綺麗，而且在於真實描摹了前人所沒有述及的蜀都和吳都的繁華境況。《三都賦》一面世，人們就爭相傳抄，以致洛陽的紙價成倍上漲。這就是“洛陽紙貴”成語的出典。P18-21
插圖：
秦淮河，南京的母親河。她自東南而來，蜿蜒曲折地從南京城的南部穿過，再經過三汊河向西北注入長江。千百年來，她映照著工匠和商人忙碌的身影，也伴隨著詩人、墨客的高吟淺唱，記錄了一個城市的榮枯盛衰。
遠在石器時代，秦淮河兩岸就有先民生息繁衍。沿河各地至今已發現自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代的人類聚落遺址200多處，主要是古湖熟文化的典型遺存。但是，秦淮河的真正繁盛，始於六朝時期。秦在統一中國時，在這裡設秣陵縣，漢武帝時增設句容、湖熟兩縣。公元211年，孫權將東吳的都城自京口(鎮江)遷至秣陵，第二年改名建業。雖然221年一度遷都鄂縣(武昌)，但沒過多久就還都建業。自此經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至陳後主陳叔寶為隋所滅，前後達360年。這就是南京“六朝古都”的來歷。
孫權為了在都城建業修建宏大豪華的宮殿——太初宮，儲備與魏、蜀相抗衡所必需的糧草裝備，先在城南開闢了一條接通秦淮河的人工河道，名為運瀆。接著又在句容、丹陽開鑿破崗瀆。破崗瀆西接秦淮河，東達丹陽延陵，翻越茅山，溝通太湖水系。這是為了把富饒的三吳地區的物產運往建業。
因為要翻越低矮的丘陵，破崗瀆設有14個埭。所謂埭，是人工築的土壩，做成平緩的滑坡，高下落差約數丈。船隻經過壩的時候，卸去重載，用牛將空船拉過壩，再裝上貨物，繼續航行。所以埭又叫“牛埭”。官府在每一道埭設立邸閣，對過往的貨物徵稅，即牛埭稅。牛埭也逐漸演變為商業活動的集中點。《南史》中描述，最繁盛的方山埭，每晚有數十條商船停泊於岸邊。
六朝時期，連線破崗瀆和運瀆的秦淮河，漕運和商業活動十分活躍。一方面川、湘、鄂、贛地區的貨物經過長江源源而下；另一方面，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的農副產品以及來自嶺南、南洋的珍奇貨物也不斷輸入。秦淮河沿岸有大市、小市十多處，包括紗市、谷市、牛馬市等。為了方便商民過往交易，從通濟門到清涼山短短的十多里河道，設定有24座浮航。即用木船排列於河上，聯結成浮橋，隨水漲落，既可相聯作渡河的橋樑，又可散開便利通航。其中著名的朱雀航(今中華門內鎮淮橋)寬六丈，長90步。整個六朝期間，這裡一直是商人們接洽、貿易、宴飲、娛樂之地。從東晉的“桃葉渡”到明清的“桃花扇”，歷來圍繞秦淮河的傳奇故事中，都可以看到行商坐賈們活躍的身影。
整個南朝時期，作為都城的建康，商業繁盛，鼎盛時有人口140萬，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大城市。東晉末年，長安的大批官營手工業工場的熟練工人遷到建康，設立錦署，織錦和綢絹成為建康的重要出品。齊梁兩代，鄰近的蘇南鐵峴山(溧陽)和皖南梅根冶(貴池)相繼得到開發，建康城中集中了八處冶煉工場，採用新的冶煉法，生產出質量高超而成本低廉的“百鍊鋼”。
一些皇室人員、達官貴胄，利用特權，控制手工作坊，參與商業經營，兼帶發放高利貸，榨取民間錢財。梁朝有個郡守叫江祿，為官期間以聚斂資財為能，所得銅錢貯藏在夾牆內，終因錢多而重，將牆壁擠塌，銅錢瀉出，引起周圍幾里內的銅器皿共振，人們戲稱：“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梁武帝蕭衍的六弟蕭宏，囤積大量布絹絲綿，待價而沽，再加上在城中設立多處邸店(典當)，發放高利貸，積聚了大量財富。其家中銅錢，每百萬一架，樹一黃榜；每千萬一庫，懸一紫標，總計有錢庫30多間。有人向武帝告發，說他私藏兵器，蓄意謀反。武帝不放心，便假意約他歡宴，借著酒興說要看看他關鎖嚴密的庫房。結果逐間查看，見蕭宏藏錢達3億多，各類商品無數，不覺鬆了一口氣，稱讚說：“阿六啊，你的日子過得真滋潤啊！”後人便用“黃榜紫標”來表示積聚財富之多。
早在西晉時期，傑出文學家左思，就以三國時的魏都鄴城、蜀都成都、吳都建業為題材，以十年時間，寫成規模宏大、氣勢雄渾的《三都賦》。當時的文人都認為，這篇辭賦足以與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相併稱。這不僅因為其文辭綺麗，而且在於真實描摹了前人所沒有述及的蜀都和吳都的繁華境況。《三都賦》一面世，人們就爭相傳抄，以致洛陽的紙價成倍上漲。這就是“洛陽紙貴”成語的出典。P18-21
後記
2006年，在中國經濟史學會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遇到了壽樂英女士。我因為陷身於雜務之中，十多年間很少參加全國性的學術活動，樂英女士雖然很早以前就認識，但平時一直沒有聯繫。她告訴我，正在策劃編輯一套關於中國商人的叢書，以地域作區分，介紹近代中國各地商人的經營之道、處世之理，展現繽紛多彩的商業文化，首批四冊已經付梓。我因為曾在商業部門工作，接觸過商業史研究，一度還忝為中國商業史學會理事，她於是要我幫助推薦“蘇商”的寫作者。我知道，當時江蘇衛視剛開設一檔“蘇商”欄目，《新華日報》報業集團也辦了一本《蘇商》雜誌，但都是面向當今“蘇商”的。省內這方面的歷史研究者不多，但還是答應幫助做聯絡。
不久，樂英女士寄來《話說徽商》等四冊圖書，巧妙的創意，別致的樣式，翻閱之下，覺得確實是一套雖然“另類”但很“可看”的好書。我也寄去我參與編撰的近作《江蘇近代企業和企業家研究》等，同時告訴她，我認為最適合承擔《話說蘇商》寫作的江蘇省商業廳的趙寧淥先生退休去了美國兒女處，我認識的高校一些研究者也忙於教學和科研，一時難以分心。樂英女士很快回信，並寄來了川商、滬商、漢商等書的提綱，鼓勵我勉力一試。這樣，我也就頗為意外地進入了這套《中國商人謀略坊》叢書的編撰者圈子。
但是，一當進入角色就感到了分量不輕，因為要以講故事的方式來描述百年蘇商的歷史風貌，完全脫出歷來習慣了的研究論文的程式，不僅要深入挖掘那些有“情節”的材料，而且要恰當地透視過往人物的個性品格，顯然頗不容易做到。而多年來的公文起草和學理性文章的寫作，早已把手中的筆鋒瀝得相當乾澀，試寫的幾節連我自己都不滿意。我於是約了在地方報社和電視台工作的對近代經濟史感興趣的幾位年輕人，一起聯手來做。他們固然文筆不錯，但對歷史資料的熟悉和把握則較為欠缺，因而文稿修改補充頗是費力。而我在檔案局(後來轉到政協研究室)工作，又被諸多事務性工作所纏繞，所以寫作的事只能擠出時間時斷時續地去做。問題還在於，不僅原來構想可以與《蘇商》雜誌“溯源”欄目套用的稿子，因為側重點和視角不同而不能簡單搬用，而且在《話說滬商》《話說浙商》一一面世的情況下，一些跨地區投資經營的工商人物已經先期登場，作為後來者只能另闢蹊徑。慚愧的是，這項對別人來說並不複雜的工作，我前後磨了四五年時間。
這期間，樂英女士時時來信給予指點，從寫作提綱到試寫章節，從內容取捨到文字錘鍊，一一提出中肯的意見，並幫助提供相關資料。她是一位不滿足於已有成果的人，在叢書組稿過程中，總是不斷突破自我，提出新的創意、新的要求。事實上，在我工作棘手、寫作幾度中斷時，多虧她一次次地給予鼓勵，一起商議突破瓶頸的辦法。正是她的認真和執著，為我完成這項工作注入了一份可貴的動力。
本書的編寫，廣泛吸收了江蘇和各地研究者對於近代經濟史、企業史和工商企業家的研究成果，書後的參考文獻目錄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盡之處懇請鑑諒。書稿寫作初期，與我合作完成《無錫文化叢書》中《工商華章》一書的王粵海、沙雲等年輕人承擔了部分章節的初稿寫作，後來編纂修改又利用了蔣偉新、尤學民等人的若干文稿資料，但因為本叢書的體例，作者署名僅僅列入了承擔工作較多的王粵海一人。謹在此做一說明，並向諸位朋友一併表示真誠的謝意。
中國近代民族工商企業發展的歷程，是我多年關注的研究課題。但在時斷時續的探究之中，一直有一個想法在心頭縈繞，那就是：歷來的區域經濟發展研究往往偏重於“模式”的概括和比較，而較少有對引領發展的“人”的研究和描述。而恰恰是那些活動著的創業者、經營者、管理者和勞動者，以他們的才智和力量撬動歷史的巨輪前行。他們的創業精神、經營謀略、道德品格和人文情懷，不僅構成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勁動力，而且是長久激勵和影響一代又一代後來者的寶貴文化遺產。在探尋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的軌跡時，不能忽略那些經歷有別、個性迥異的歷史人物的作為，應該記錄他們也許稱不上彪炳史冊的成功業績，也剖視其見容於當時時代的弱點和失誤。這對至今尚在經濟社會轉型中摸索前行的人們將不無啟迪。由此而言，本書也許僅僅是一個起步，區域經濟發展史研究許多深入細緻的工作，還有待留心於此的同道共同努力。
湯可可
不久，樂英女士寄來《話說徽商》等四冊圖書，巧妙的創意，別致的樣式，翻閱之下，覺得確實是一套雖然“另類”但很“可看”的好書。我也寄去我參與編撰的近作《江蘇近代企業和企業家研究》等，同時告訴她，我認為最適合承擔《話說蘇商》寫作的江蘇省商業廳的趙寧淥先生退休去了美國兒女處，我認識的高校一些研究者也忙於教學和科研，一時難以分心。樂英女士很快回信，並寄來了川商、滬商、漢商等書的提綱，鼓勵我勉力一試。這樣，我也就頗為意外地進入了這套《中國商人謀略坊》叢書的編撰者圈子。
但是，一當進入角色就感到了分量不輕，因為要以講故事的方式來描述百年蘇商的歷史風貌，完全脫出歷來習慣了的研究論文的程式，不僅要深入挖掘那些有“情節”的材料，而且要恰當地透視過往人物的個性品格，顯然頗不容易做到。而多年來的公文起草和學理性文章的寫作，早已把手中的筆鋒瀝得相當乾澀，試寫的幾節連我自己都不滿意。我於是約了在地方報社和電視台工作的對近代經濟史感興趣的幾位年輕人，一起聯手來做。他們固然文筆不錯，但對歷史資料的熟悉和把握則較為欠缺，因而文稿修改補充頗是費力。而我在檔案局(後來轉到政協研究室)工作，又被諸多事務性工作所纏繞，所以寫作的事只能擠出時間時斷時續地去做。問題還在於，不僅原來構想可以與《蘇商》雜誌“溯源”欄目套用的稿子，因為側重點和視角不同而不能簡單搬用，而且在《話說滬商》《話說浙商》一一面世的情況下，一些跨地區投資經營的工商人物已經先期登場，作為後來者只能另闢蹊徑。慚愧的是，這項對別人來說並不複雜的工作，我前後磨了四五年時間。
這期間，樂英女士時時來信給予指點，從寫作提綱到試寫章節，從內容取捨到文字錘鍊，一一提出中肯的意見，並幫助提供相關資料。她是一位不滿足於已有成果的人，在叢書組稿過程中，總是不斷突破自我，提出新的創意、新的要求。事實上，在我工作棘手、寫作幾度中斷時，多虧她一次次地給予鼓勵，一起商議突破瓶頸的辦法。正是她的認真和執著，為我完成這項工作注入了一份可貴的動力。
本書的編寫，廣泛吸收了江蘇和各地研究者對於近代經濟史、企業史和工商企業家的研究成果，書後的參考文獻目錄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盡之處懇請鑑諒。書稿寫作初期，與我合作完成《無錫文化叢書》中《工商華章》一書的王粵海、沙雲等年輕人承擔了部分章節的初稿寫作，後來編纂修改又利用了蔣偉新、尤學民等人的若干文稿資料，但因為本叢書的體例，作者署名僅僅列入了承擔工作較多的王粵海一人。謹在此做一說明，並向諸位朋友一併表示真誠的謝意。
中國近代民族工商企業發展的歷程，是我多年關注的研究課題。但在時斷時續的探究之中，一直有一個想法在心頭縈繞，那就是：歷來的區域經濟發展研究往往偏重於“模式”的概括和比較，而較少有對引領發展的“人”的研究和描述。而恰恰是那些活動著的創業者、經營者、管理者和勞動者，以他們的才智和力量撬動歷史的巨輪前行。他們的創業精神、經營謀略、道德品格和人文情懷，不僅構成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勁動力，而且是長久激勵和影響一代又一代後來者的寶貴文化遺產。在探尋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的軌跡時，不能忽略那些經歷有別、個性迥異的歷史人物的作為，應該記錄他們也許稱不上彪炳史冊的成功業績，也剖視其見容於當時時代的弱點和失誤。這對至今尚在經濟社會轉型中摸索前行的人們將不無啟迪。由此而言，本書也許僅僅是一個起步，區域經濟發展史研究許多深入細緻的工作，還有待留心於此的同道共同努力。
湯可可
序言
歷史上的蘇商，應當僅指蘇州商人，抑或僅指蘇州吳縣的洞庭商幫。而近代蘇商，如果以江蘇範圍的代表人物來衡量的話，那就完全不同於人們通常所說的徽商、晉商，也不同於傳統的蘇商。蘇人注重實業。近代蘇商，是一批以開廠辦實業為己任的近代企業家。他們與封建時代的傳統商幫在時代背景、基本屬性、經營方式、文化素質、思想品格上迥然有別，分屬兩個赫然不同的系列。正因為此，本書傾向於把蘇商定義為近代工商企業家。
一
近代江蘇商人是一群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他們在自己創業、經營的實踐中創造和積累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同時又在近代經濟社會的轉型中擔負著重要使命。西方經濟學大師熊彼特把企業家與創新聯繫在一起，在他看來，經濟和社會發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而這個創新的主體組織者就是企業家。他們套用新技術，開發新產品，建立新的生產組織，創造新的消費需求和新的市場，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的演進發展。正是企業家的不斷創新，為近代以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了不竭的動力。
稱雄商界幾百年的徽商、晉商，曾經足跡遍布天下，一些人資力雄厚富可敵國，可謂意氣風發事業有成，但他們內心卻埋藏著深深的自卑感。在長期崇本抑末政策的影響下，賤商、輕商的傳統觀念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為了維護尊嚴，平衡心理，他們一方面極力結交官府名士，乃至出資捐納功名；另一方面殷殷教導子弟“重拾儒業”，重返科場仕途，以此光宗耀祖。與此相反，江蘇商人的大多數雖然也接受過傳統文化教育，但無愧無悔地把創辦和經營工商實業作為救國富民的正途，顯然展現了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
毫無疑問，江蘇近代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明顯表現為全面和典型的創新過程，這與江蘇商人的創新實踐密不可分。包括近代企業採用機器作為生產動力，成十倍乃至成百倍地提高生產效率，推動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演化；生產組織突破以家庭為單位，在區域、全國乃至世界的範圍里組織資源供給，推廣市場行銷，建立起生產製造與商業貿易、交通運輸、堆疊倉儲、錢莊銀行的密切聯繫，以及社會化的聯合、協作；企業組織和管理引進股份制度、公司制度，明晰企業產權，建立公司治理結構，運用現代理念和制度管理企業，創造出新的內涵和形態。這些都對民眾生活乃至社會管理和社會組織，產生了積極而深刻的影響，引發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革。但願本書能夠大致勾勒出這一歷史變遷的輪廓。
二
不過，當我們檢索江蘇商人創業故事的時候，得到感動和啟發更多的是，那種在開拓創業和市場競爭中熔鑄而成的企業家精神。那是一種在特定的社會轉型期形成、具有鮮明時代特徵和地域人文特徵的文化積澱。它以不斷開拓創新的精神，建樹新的價值取向，為經濟和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注入強勁的活力。雖然歲月流逝、時代變遷，但至今依然可見其絢爛奪目的光芒。
比如實業報國理想。近代中國處於積貧積弱的艱難境地，面臨列強環伺、鯨吞蠶食的巨大危機。因而，包括江蘇商人在內的一大批中國商人，始終抱定實業救國的堅定信念，把富國利民作為自己自覺自為的目標。薛南溟就自稱，“經營地方實業垂三十年，思欲以西國新法導中國利用之，以蘄福國利民”。唐保謙也說，“言利，非以自饒樂，思自效工賈，以此遠謨而為國家塞漏卮，為鄉里興大利”。在他們身上，固然不乏“興新業而占大利”的經濟驅動力，但為鄉里、地方、國家、民族擔責盡力的道德驅動力也同樣鮮明突出。這一具有理想意義的社會責任感，常常成為他們克難制勝的精神支柱。
比如開放競爭意識。江蘇近代工業的發展，一方面接受上海的輻射、擴散，一方面集聚來自內地腹地的資源，這造就了它開門接納、兼容並蓄的品格。無錫楊氏兄弟創辦業勤紗廠時曾爭取到十年間百里內獨家經營的“專利權”，周舜卿開辦裕昌絲廠時標榜為“奏辦”，但他們都沒有限制別人開設同類企業。無錫與常州及周邊城市同行企業之間，也都是既相互競勝，又聯合協作，謀求共同發展，形成一種共生互動、開放競爭的格局。這種開放競爭又集中表現為對洋商洋貨的競爭抵制。薛福基、鄧仲和勇於挑戰洋商名牌產品，許冠群、項康原認真在管理上與外商企業爭高下，薛壽萱聯契約行企業組織通運公司，越過洋行直接進軍國際市場，都體現了這種開放競爭的精神。
比如務實進取精神。穩健、務實，是江蘇商人經營的基本特徵，但這並不排斥他們勇往直前、頑強拼搏的進取精神。無論是創業伊始，還是擴張展業，抑或遭遇挫折，都表現出堅忍不拔、勇毅精進的志向和氣度。榮宗敬的企業擴張理念人們都不陌生，他所說“多買一隻錠子，就像多得一支槍”，至今擲地有聲。而被人視為溫和的榮德生，創業雄心也不亞於其兄長。他晚年規劃“大天元計畫”，包括金木水火土五大領域，決心“另成一新時代”。他在答覆別人的質疑時說：“對外競爭，非擴大不能立足。”“在別人看來，貪心不足，力小圖大，風險堪虞，實皆不明余志也！”就連具有較多文人氣質的薛明劍、陳蝶仙，也不計個人的成敗得失，數十年間輾轉口岸和內地間，分別興辦一系列企業，顯露出創業者的風骨。
比如誠信經營理念。誠實守信是為人的基本道德準則，也為歷來很多工商從業者所信守。而在江蘇的主流商界，從張謇到劉國鈞，不僅商品的質量、價格和經營行為講究誠實不欺，也不僅借貸還款、貨款結算、稅款繳納做到重諾守信，更重要的是自覺地保持一種誠信經營的自律精神。榮德生有鑒於商道基於人道、為商本自為人，主持編寫印行《人道須知》一書，以期“振聵發聾，啟迪人心”。其中“忠信”單列一卷，逐條闡述士、農、工、商必須恪守的誠信準則。他本人則以“心正思無邪，意誠言必中”的聯語，作為為人處事的信條，認定：“吾輩辦事業，……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等於無業也。”
江蘇商人的創業精神、經營理念體現的是一種嶄新的價值觀念。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中包含著輕視工商的因素，“君子不器”，傳統讀書人以坐而論道為高尚，以出仕君王為榮耀，專注於獵取功名祿位，不得志便退而修身養性，尋求一種精神上的寄託。而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則需要有一種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實驗精神”，勤勉努力，實幹實做，謀取實利。江蘇商人人文精神的一個基本取向，就是務本務實，經世致用，以實業興邦、科教濟世作為追求目標，講實用，興實業，辦實事，重實效，腳踏實地將工商實業做實做好做強。
三
江蘇商人以敢冒風險、甘任辛勞的精神艱難創業，固然有著積聚財富的利益衝動，但“實業報國”始終是他們心中的精神支柱，“造福鄉里”則成為他們投資經營活動的現實託付。他們的作為已不局限於自我致富的狹隘功利觀念，而體現為一種遠大的眼光和高超的境界。這樣一種以自覺信念為支撐的自在、自為的歷史主動性，正是一代江蘇商人的精魂所在，也成為他們對於社會的自覺責任。
江蘇商人在經營發跡之後，都注重於地方建設，推動一方繁榮。張謇在南通倡導地方自治，興實業，辦教育，整治城市道路，興修水利，建設一系列公共文化事業，為南通贏得了“近代第一城”的美譽。同樣，榮氏兄弟等在無錫辦工廠，修橋築路，接電燈，通電話，發展各類公益事業，催動地方各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也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所有這些，已完全不同於傳統致富商人、退職官員單純的造福桑梓，他們具有了截然不同的眼光和思維，開始按照新興資產階級眼界來規劃城市的建設和發展，營造有利於近代工商業發展的經濟社會環境。
有所不同的只是，江蘇各地經濟發展的格局各不相同，各地商人的行事方式也各具風格。在這方面，張謇當年的一番議論是頗值得咀嚼的。南通近代化建設的起步略早於無錫，起點情況也稍有不同。在張謇主持之下，其實業發展、城市建設曾領先無錫。但隨後無錫很快集聚起自己的競爭優勢，依靠創業者群體的努力，興辦工廠商行，力爭開埠設市，城鄉發展反超南通。對此，張謇曾感慨道：“南通事業由個人主持，較有系統，唯持久較難；不若無錫之能人白為戰，可以永興不敗。”對於地方教育，他也說過：無錫能自動而乏統一，南通能統一而乏自動。”對於無錫與南通近代發展模式的比較，國內外學者的論著連篇累牘，論及兩地的方方面面。但還是張謇的話一語中的，言簡意賅。
細細品味張謇所言，其著眼不在天時地利而在人事：近代無錫的發展依託於一個創業族群，而不像南通僅靠個人主持；無錫創業群體“自動”、“自為”，具有一種旁人所不及的發展活力；“人自為戰”使無錫的發展較少因個別人的進退起落而受到影響，因而勢頭強勁而且持久；但無錫“人自為戰”也帶來了分散凌亂，使建設缺乏統一規劃、整體協調；各自獨立，過度競爭，也難免會相互分割、相互制約……所有這些，至今令人深長思之。
不過，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發展僅有人自為戰的主動還遠遠不夠。張謇所針砭的“缺乏系統”和“不能持久”，雖然是以更高的標準來衡量南通和無錫這兩個當時的“模範縣”，但也恰當地點到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之處。即如何實現全面、協調、較快發展，又能保障長久持續，這個問題至今仍困擾著現代化的建設者。在近代政府當局疲弱不堪的情況下，江蘇商人曾在積極自為的基點上加強合作，嘗試規劃城市建設，組織產業協作，發揮商會和工商同業組織的功能，約定自律協調的規則。以現代眼光來看，這一切難免粗疏簡陋，然而其意義卻不容忽視。統籌規劃，加強協調，為發展做出公平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包括人群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以及代際之間，至今仍具有認識和實踐的歷史借鑑意義。
冷靜思索百年來的發展歷程，從中梳理出激發騰飛的基本因素，再融入當前的現代化建設實踐，續寫新的更加燦爛的歷史篇章，這是真正需要認真去做的事。無論如何，蘇商精神經過百年孕育，熔鑄成帶有鮮明地域特徵的精神品格，已成為這個地區的一種社會核心價值。它對於調控社會成員的行為、整合社會力量，有著重要的意義。儘管時代更迭、歷史變遷，這一人文精神可能會有所沖淡，其表現形式也會發生某些變化，但在今天改革開放的情勢下，它依然是一筆值得珍視的精神財富，應該得到包括創業者、從業者在內的更加廣泛的社會認同，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傳承和弘揚。
歲月不居，形勢常新。百年來江蘇各地和各主要城市的經濟發展各有千秋。如果說前期發展的高低徐速更多取決於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的話，那么，往後的競爭制勝則較多地依賴於結構、素質、體制機制和綜合發展環境。站在新一輪發展的起跑線上，機遇又會更多地眷顧哪一個地區和城市呢？歷史的提示是，新一代的蘇商創業群體需要再次點燃人文精神的火炬，用它照亮前行的路程，並一代一代接力傳承！
一
近代江蘇商人是一群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他們在自己創業、經營的實踐中創造和積累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同時又在近代經濟社會的轉型中擔負著重要使命。西方經濟學大師熊彼特把企業家與創新聯繫在一起，在他看來，經濟和社會發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而這個創新的主體組織者就是企業家。他們套用新技術，開發新產品，建立新的生產組織，創造新的消費需求和新的市場，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的演進發展。正是企業家的不斷創新，為近代以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了不竭的動力。
稱雄商界幾百年的徽商、晉商，曾經足跡遍布天下，一些人資力雄厚富可敵國，可謂意氣風發事業有成，但他們內心卻埋藏著深深的自卑感。在長期崇本抑末政策的影響下，賤商、輕商的傳統觀念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為了維護尊嚴，平衡心理，他們一方面極力結交官府名士，乃至出資捐納功名；另一方面殷殷教導子弟“重拾儒業”，重返科場仕途，以此光宗耀祖。與此相反，江蘇商人的大多數雖然也接受過傳統文化教育，但無愧無悔地把創辦和經營工商實業作為救國富民的正途，顯然展現了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
毫無疑問，江蘇近代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明顯表現為全面和典型的創新過程，這與江蘇商人的創新實踐密不可分。包括近代企業採用機器作為生產動力，成十倍乃至成百倍地提高生產效率，推動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演化；生產組織突破以家庭為單位，在區域、全國乃至世界的範圍里組織資源供給，推廣市場行銷，建立起生產製造與商業貿易、交通運輸、堆疊倉儲、錢莊銀行的密切聯繫，以及社會化的聯合、協作；企業組織和管理引進股份制度、公司制度，明晰企業產權，建立公司治理結構，運用現代理念和制度管理企業，創造出新的內涵和形態。這些都對民眾生活乃至社會管理和社會組織，產生了積極而深刻的影響，引發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革。但願本書能夠大致勾勒出這一歷史變遷的輪廓。
二
不過，當我們檢索江蘇商人創業故事的時候，得到感動和啟發更多的是，那種在開拓創業和市場競爭中熔鑄而成的企業家精神。那是一種在特定的社會轉型期形成、具有鮮明時代特徵和地域人文特徵的文化積澱。它以不斷開拓創新的精神，建樹新的價值取向，為經濟和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注入強勁的活力。雖然歲月流逝、時代變遷，但至今依然可見其絢爛奪目的光芒。
比如實業報國理想。近代中國處於積貧積弱的艱難境地，面臨列強環伺、鯨吞蠶食的巨大危機。因而，包括江蘇商人在內的一大批中國商人，始終抱定實業救國的堅定信念，把富國利民作為自己自覺自為的目標。薛南溟就自稱，“經營地方實業垂三十年，思欲以西國新法導中國利用之，以蘄福國利民”。唐保謙也說，“言利，非以自饒樂，思自效工賈，以此遠謨而為國家塞漏卮，為鄉里興大利”。在他們身上，固然不乏“興新業而占大利”的經濟驅動力，但為鄉里、地方、國家、民族擔責盡力的道德驅動力也同樣鮮明突出。這一具有理想意義的社會責任感，常常成為他們克難制勝的精神支柱。
比如開放競爭意識。江蘇近代工業的發展，一方面接受上海的輻射、擴散，一方面集聚來自內地腹地的資源，這造就了它開門接納、兼容並蓄的品格。無錫楊氏兄弟創辦業勤紗廠時曾爭取到十年間百里內獨家經營的“專利權”，周舜卿開辦裕昌絲廠時標榜為“奏辦”，但他們都沒有限制別人開設同類企業。無錫與常州及周邊城市同行企業之間，也都是既相互競勝，又聯合協作，謀求共同發展，形成一種共生互動、開放競爭的格局。這種開放競爭又集中表現為對洋商洋貨的競爭抵制。薛福基、鄧仲和勇於挑戰洋商名牌產品，許冠群、項康原認真在管理上與外商企業爭高下，薛壽萱聯契約行企業組織通運公司，越過洋行直接進軍國際市場，都體現了這種開放競爭的精神。
比如務實進取精神。穩健、務實，是江蘇商人經營的基本特徵，但這並不排斥他們勇往直前、頑強拼搏的進取精神。無論是創業伊始，還是擴張展業，抑或遭遇挫折，都表現出堅忍不拔、勇毅精進的志向和氣度。榮宗敬的企業擴張理念人們都不陌生，他所說“多買一隻錠子，就像多得一支槍”，至今擲地有聲。而被人視為溫和的榮德生，創業雄心也不亞於其兄長。他晚年規劃“大天元計畫”，包括金木水火土五大領域，決心“另成一新時代”。他在答覆別人的質疑時說：“對外競爭，非擴大不能立足。”“在別人看來，貪心不足，力小圖大，風險堪虞，實皆不明余志也！”就連具有較多文人氣質的薛明劍、陳蝶仙，也不計個人的成敗得失，數十年間輾轉口岸和內地間，分別興辦一系列企業，顯露出創業者的風骨。
比如誠信經營理念。誠實守信是為人的基本道德準則，也為歷來很多工商從業者所信守。而在江蘇的主流商界，從張謇到劉國鈞，不僅商品的質量、價格和經營行為講究誠實不欺，也不僅借貸還款、貨款結算、稅款繳納做到重諾守信，更重要的是自覺地保持一種誠信經營的自律精神。榮德生有鑒於商道基於人道、為商本自為人，主持編寫印行《人道須知》一書，以期“振聵發聾，啟迪人心”。其中“忠信”單列一卷，逐條闡述士、農、工、商必須恪守的誠信準則。他本人則以“心正思無邪，意誠言必中”的聯語，作為為人處事的信條，認定：“吾輩辦事業，……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等於無業也。”
江蘇商人的創業精神、經營理念體現的是一種嶄新的價值觀念。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中包含著輕視工商的因素，“君子不器”，傳統讀書人以坐而論道為高尚，以出仕君王為榮耀，專注於獵取功名祿位，不得志便退而修身養性，尋求一種精神上的寄託。而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則需要有一種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實驗精神”，勤勉努力，實幹實做，謀取實利。江蘇商人人文精神的一個基本取向，就是務本務實，經世致用，以實業興邦、科教濟世作為追求目標，講實用，興實業，辦實事，重實效，腳踏實地將工商實業做實做好做強。
三
江蘇商人以敢冒風險、甘任辛勞的精神艱難創業，固然有著積聚財富的利益衝動，但“實業報國”始終是他們心中的精神支柱，“造福鄉里”則成為他們投資經營活動的現實託付。他們的作為已不局限於自我致富的狹隘功利觀念，而體現為一種遠大的眼光和高超的境界。這樣一種以自覺信念為支撐的自在、自為的歷史主動性，正是一代江蘇商人的精魂所在，也成為他們對於社會的自覺責任。
江蘇商人在經營發跡之後，都注重於地方建設，推動一方繁榮。張謇在南通倡導地方自治，興實業，辦教育，整治城市道路，興修水利，建設一系列公共文化事業，為南通贏得了“近代第一城”的美譽。同樣，榮氏兄弟等在無錫辦工廠，修橋築路，接電燈，通電話，發展各類公益事業，催動地方各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也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所有這些，已完全不同於傳統致富商人、退職官員單純的造福桑梓，他們具有了截然不同的眼光和思維，開始按照新興資產階級眼界來規劃城市的建設和發展，營造有利於近代工商業發展的經濟社會環境。
有所不同的只是，江蘇各地經濟發展的格局各不相同，各地商人的行事方式也各具風格。在這方面，張謇當年的一番議論是頗值得咀嚼的。南通近代化建設的起步略早於無錫，起點情況也稍有不同。在張謇主持之下，其實業發展、城市建設曾領先無錫。但隨後無錫很快集聚起自己的競爭優勢，依靠創業者群體的努力，興辦工廠商行，力爭開埠設市，城鄉發展反超南通。對此，張謇曾感慨道：“南通事業由個人主持，較有系統，唯持久較難；不若無錫之能人白為戰，可以永興不敗。”對於地方教育，他也說過：無錫能自動而乏統一，南通能統一而乏自動。”對於無錫與南通近代發展模式的比較，國內外學者的論著連篇累牘，論及兩地的方方面面。但還是張謇的話一語中的，言簡意賅。
細細品味張謇所言，其著眼不在天時地利而在人事：近代無錫的發展依託於一個創業族群，而不像南通僅靠個人主持；無錫創業群體“自動”、“自為”，具有一種旁人所不及的發展活力；“人自為戰”使無錫的發展較少因個別人的進退起落而受到影響，因而勢頭強勁而且持久；但無錫“人自為戰”也帶來了分散凌亂，使建設缺乏統一規劃、整體協調；各自獨立，過度競爭，也難免會相互分割、相互制約……所有這些，至今令人深長思之。
不過，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發展僅有人自為戰的主動還遠遠不夠。張謇所針砭的“缺乏系統”和“不能持久”，雖然是以更高的標準來衡量南通和無錫這兩個當時的“模範縣”，但也恰當地點到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之處。即如何實現全面、協調、較快發展，又能保障長久持續，這個問題至今仍困擾著現代化的建設者。在近代政府當局疲弱不堪的情況下，江蘇商人曾在積極自為的基點上加強合作，嘗試規劃城市建設，組織產業協作，發揮商會和工商同業組織的功能，約定自律協調的規則。以現代眼光來看，這一切難免粗疏簡陋，然而其意義卻不容忽視。統籌規劃，加強協調，為發展做出公平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包括人群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以及代際之間，至今仍具有認識和實踐的歷史借鑑意義。
冷靜思索百年來的發展歷程，從中梳理出激發騰飛的基本因素，再融入當前的現代化建設實踐，續寫新的更加燦爛的歷史篇章，這是真正需要認真去做的事。無論如何，蘇商精神經過百年孕育，熔鑄成帶有鮮明地域特徵的精神品格，已成為這個地區的一種社會核心價值。它對於調控社會成員的行為、整合社會力量，有著重要的意義。儘管時代更迭、歷史變遷，這一人文精神可能會有所沖淡，其表現形式也會發生某些變化，但在今天改革開放的情勢下，它依然是一筆值得珍視的精神財富，應該得到包括創業者、從業者在內的更加廣泛的社會認同，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傳承和弘揚。
歲月不居，形勢常新。百年來江蘇各地和各主要城市的經濟發展各有千秋。如果說前期發展的高低徐速更多取決於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的話，那么，往後的競爭制勝則較多地依賴於結構、素質、體制機制和綜合發展環境。站在新一輪發展的起跑線上，機遇又會更多地眷顧哪一個地區和城市呢？歷史的提示是，新一代的蘇商創業群體需要再次點燃人文精神的火炬，用它照亮前行的路程，並一代一代接力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