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於20世紀初，奠基人是王國維、胡適、馮友蘭等。20世紀30年代馮友蘭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初創過程中的里程碑。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辯證法作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基本範式，香港和台灣地區的新儒家學者則多以德國古典哲學作為中國哲學書寫的參考與比較對象。20世紀80年代之後，大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出現了一系列轉變，無論是學科的研究對象（例如中國哲學學科長期以來對經學的漠視態度有所改觀），還是研究方法論（西方現象學、經典詮釋學等），都呈現蓬勃發展與多樣化的景象。尤其是一大批新生代學者的出現，標誌著學科轉型的人才基礎十分深厚。以下就近幾十年回暖或興起的幾大領域為例，略作述評。
中國哲學與當代社會
通常所謂“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史”，是作為學科建制與知識層面的概念，但是“中國哲學”作為意義世界具有其本身的價值，如“五常”“天人合一”等理念，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研究者都改變了將傳統與現代化決然對立的研究方法，重視對傳統哲學資源的挖掘與評價。21世紀初以來圍繞“親親相隱”問題展開的學術討論就很有意義。從學術的層面來看，這場論爭一方面釐清了學界對“親親相隱”的誤解，另一方面促使大家更為全面辯證地認識儒家的道德哲學與倫理學，進而創造性闡釋以仁為核心的儒學對公德和私德的界定、親親相隱與人權學說的溝通、人情與法理的關係等問題。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場論爭可以視為20世紀以來傳統與現代關係之爭的繼續，只是爭論聚焦於“親親相隱”這一具體問題。
出土簡帛與中國哲學研究
王國維先生提倡“二重證據法”，即地下資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印證。20世紀70年代出土了湖南長沙馬王堆漢簡與帛書、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等，90年代發現了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及至21世紀初，2008年的清華簡、2009年的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等資料，對中國哲學等諸多學科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就中國哲學史研究而言，這些影響主要體現在經學研究與先秦、秦漢諸子學研究等領域。就經學而言，出土文獻中涉及《周易》《詩經》《禮經》《書經》的材料較多，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就諸子學研究而言，不同的簡帛本《老子》《五行》《性自命出》等，以及兵書等新材料的發現，大大推進了先秦道家、儒家與兵家等領域的研究，海外中國學在這方面也取得了積極成果。
佛教與道教研究
20世紀60年代呂澂等的中國佛教史研究，以及任繼愈領銜、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80年代編寫的《中國佛教史》（前三卷）都是有影響力的佛教研究成果。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佛教史研究逐漸呈現地域化、專題化傾向，在禪宗、天台宗等領域取得了諸多突破。受到西方現象學等比較思想的方法論啟發，唯識學研究近年來重新得到關注。中國佛教文獻極為豐富，新中國成立以來，標誌性的佛教典籍整理有《中華大藏經》（1994年）以及《敦煌佛教經錄輯校》（1997年）等。道教史研究與道教典籍資料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績。湯一介主編的《道書集成》（1999年），包含了《道藏》全部，並新增諸多散佚的珍本；李德范編輯的《敦煌道藏》（1999年）影印了大量道教相關文獻的圖版，極大方便了學者對敦煌道經的使用。
宋明理學研究
改革開放之後，宋明理學開始得到客觀評價與進一步重視。1981年在杭州召開了首次宋明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標誌著宋明理學研究進入復甦時期；而2018年在復旦大學召開的宋明理學國際論壇，以及吳震主持的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則展現了大陸宋明理學研究的新氣象。宋明理學文獻整理方面，中華書局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陸續出版《理學叢書》，收錄宋明主要理學家的著作；朱傑人主持《朱子全書》（2002年）二十七卷本出版；王陽明的著作多有遺散，在歷經海內外學人三十餘年努力之後，陽明文獻的輯佚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王陽明全集》（新編本，2011年）收錄了三十餘萬字的佚文。研究方面，學者的關注對象逐漸從“程朱陸王”等一線大思想家轉向程門後學、朱子後學與陽明後學；陳來、楊國榮等學者引入存在主義、現象學的方法分析陽明學，出現了諸多比較哲學性質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以朱熹思想為代表的宋明理學，對17世紀之後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產生了深遠影響，以黃俊傑等為代表的“東亞儒學”研究，為打破中國哲學“一國史觀”的學術壁壘作出了重要貢獻。
現代新儒家及其研究
現代新儒家主要指在繼承傳統儒學的基礎上吸收與借鑑西方哲學理論、以促進儒學的“現代性轉化”的哲學思潮。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代新儒家逐漸受到關注，相應研究成果也日益豐富起來。如：1986年“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其成果為方克立主編的《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1989年），之後對新儒家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2005年，武漢大學主辦了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成果作為《人文論叢》2006年卷出版，共134萬字；《熊十力全集》《梁漱溟全集》《馬一浮集》等代表性人物著作出版；對具體人物的研究也出現了很多具有一定水準的成果。
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哲學史界堅持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論原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近二三十年來，解釋學與現象學的方法被引入中國哲學史研究，值得重視的有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湯一介的中國解釋學，黃俊傑以孟子詮釋為中心的經典詮釋學與東亞經典的詮釋學，李明輝的康德與儒學的互釋，劉笑敢的“反向格義”說，等等。中國哲學史的方法論問題，離不開“理解與批判”“繼承與原創”“傳統與現實”的關係等問題。批判，不能進行不相干的外在批評，而應在全面深入理解的基礎上做出建設性批評；原創、創新，不能標新立異、劍走偏鋒，而應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開拓與揚棄。
“中國哲學（史）”是在中西對比的視野下確立起來的一個概念，中國哲學學科自創立之初，無論是對“哲學”概念的界定和理解，還是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無不受到西方哲學的深刻影響。而近十多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文化地位的不斷提升，以及“國學熱”的興起，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強調文化自覺和學科自主性，有的學者甚至提倡完全拋棄西方哲學的概念框架，以一種純粹中國化的敘事方式來詮釋傳統的中國思想。筆者以為，未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和發展，需要在民族性與世界性、傳統與現代之間保持一定的張力。只有堅持民族主體性原則，與當代西方哲學積極對話，中國哲學才能真正彰顯其特殊性與當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