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應制詩的雙重觀照》是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程建虎。
《中古應制詩的雙重觀照》從文化和詩學兩個語境觀照中古應制詩，分析應制詩作為意識形態建構、象徵符號和文化資本的不同特點，探究應制詩在思想史、社會政治制度史、文化史及意識形態史等方面的意義，並由此出發，考察士人在專制君權下的人格嬗變和心路歷程。同時，探賾應制詩的起源，勾勒中古應制詩的風格流變，對應制詩的形式美給予特別的關注，闡述其所具有的獨特審美價值，並詳細論述應制詩對和詩、詩歌律化、詠物詩及詩歌用典的影響，肯定應制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古應制詩的雙重觀照
- 作者：程建虎
- ISBN：7010090416，9787010090412
- 出版社：人民出版
- 出版時間：2010.9.1
- 裝幀：平裝
- 開本：32
基本信息,作者簡介,目錄,序言,後記,精彩書摘,
基本信息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9月1日) 平裝: 328頁
正文語種: 漢語
開本: 32
ISBN: 7010090416, 9787010090412
作者簡介
程建虎，男，1973年生，陝西韓城人，2007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文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西安工業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師，主要從事漢唐文學研究。近年來先後在《武漢大學學報》、《學術論壇》、《杜甫研究學刊》、《山西師大學報》、《文學評論叢刊》等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參撰專著《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
目錄
緒論
上編 文化語境中的應制詩
第一章 作為意識形態建構的應制詩
第一節 《詩經》的意識形態功能
第二節 孔子對詩歌功能的新闡發：意識形態功能的轉化和強化
第三節 從“美刺兩端”到“純粹頌美”：漢儒詩學話語和漢大賦的演變
第四節 應制詩中的意識形態功能及其向應試詩的轉移
第二章 作為象徵符號的應制詩
第一節 應制詩的儀式化和符號化
第二節 公共領域和精英團體：應制詩儀式符號化的社會原因
第三節 自我認同和自我實現：應制詩成為象徵符號的心理學原因
第三章 作為文化資本的應制詩
第一節 應制詩的模式化
第二節 應制詩：一種優質的文化資本
第四章 作為政治風向標的應制詩
第一節 從應制詩看儒學與政權的接近和疏離
第二節 從訪寺應制詩看佛教的社會政治地位及其與儒學的關係
下編 詩學語境中的應制詩
第五章 應制詩的起源和嬗變
第一節 應制詩的起源
第二節 唐前應制詩風流變
第三節 初唐應制詩風格的遞嬗
第四節 盛唐至五代應制詩風的演進
第六章 形式美學視域中的應制詩
第一節 應制詩的遣詞特點
第二節 舞台美術效果和現場表演感
第三節 應制詩的裝飾效果
第四節 傳播學視界中應制詩的形式美
第七章 應制詩的類別及特點
第一節 應詔、應令和應教詩的區別及特點
第二節 四言應制詩和祖餞應制詩的“冒頭特色及其成因”
第八章 應制詩在詩歌史上的貢獻
第一節 應制詩對和詩發展的影響
第二節 應制詩與五言詩的律化
第三節 應制詠物詩對詠物詩的影響
第四節 應制詩對詩歌用典的影響
參考文獻
後記
序言
唐代韓愈有言：“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眇，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荊潭唱和詩序》）宋人歐陽修進一步提出“詩窮而後工”的觀點，並認為“詩人少達而多窮”，其所作詩“愈窮則愈工”（《梅聖俞詩集序》）。韓、歐兩人都是大文豪，都強調詩人身世、際遇對於詩歌創作的影響，重視悲愁憂憤之於詩歌感染力的提升，由此上承屈原、司馬遷，有力地夯實了“詩可以怨”的傳統，並一定程度地將那些屬於“和平之音”、“歡愉之辭”的作品劃人了另冊。也因此，在中國詩歌批評史、研究史上，應制詩與省試詩一樣，同屬於不大為人看重的題材。而且，應制詩因是臣下奉和君主的詩篇，在命題、內容、語言、表現諸方面所受限制更多，作者身份亦屬富貴階層，因而更為人所忽略，並常常受到“典實富艷有餘”（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微乏韻度”（楊慎《升庵詩話》卷八）的指摘。
然而，從另一角度看，這類詩作又自有其特點和價值。且不說其歷時久，數量多，在前後承傳中已自形成一套創作的法式和風貌，也勿論其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和政治功用，即以其藝術表現言，因作者大都是宮廷文人，具有良好的文學修養，而其接受對象又是高高在上的君主，這就規定了其創作必然是認真的、有藝術水準的。
後記
這部《中古應制詩的雙重觀照》是在對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古應制詩研究》修改潤色的基礎上成書的。書成後掩卷回首，珞珈六載，倏忽若夢。猶記山陰初夏，一谷蔥蓓如繡，韙烏鎮日啼鳴，佳木花發，幽香穿林。有人在谷中吹笛，越陌度阡，繾綣縈迴。六年故事，竟如一宵之隔，惝恍迷離，不能記省。
感謝恩師尚永亮先生。投身尚師門下時，我只能算是一個古代文學的愛好者，在尚師的諄諄教誨和嚴格要求下；我成長為熟諳學術規範、初具學術素養的研究者，雖仍蹀躞屏營於門徑之外，但競能遠窺文學堂奧，實為至幸。尚師治學踏實嚴謹，眼界弘通，識見卓犖；為人愷悌廉隅，溫恭敬遜，儒雅倜儻又不失豪俠之氣，讓我頗受沾濡。尚師有詩人風度，常於席間朗聲吟喔古人詩句，風儀秀朗，讓人如沐春風。嘗記與尚師漫步湖畔，尚師吟誦張孝祥《念奴嬌·過洞庭》：“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髮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時朗月照平湖，一片玉鑒瓊田，良辰美景，如在目前。師擅詩，偶有所感，輒諷詠成誦。在日本時曾有《京都看晚櫻戲作絕句五首》，其三日：“十里長街十里櫻，春情無限古京城。驅車直入畫圖內，渡月橋邊坐晚風。”其風神如是。私竊忻慕，不足仰唏其萬一。
精彩書摘
近些年來，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堅守著耙梳考據和舊有的範疇，對在研究中引入西方理論持謹慎態度。方家之所以對此謹慎觀望，筆者認為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中西思維方式差別問題。中國古人有自己特有的思維習慣，有人稱為“類比邏輯”、“無類邏輯”或“圓形邏輯”，西方人則有一套嚴密的邏輯規則。西方是認知性的邏輯思維，中國是體知性的直覺思維。王國維在其《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認為，西方人“長於抽象，精於分類”，但“泥於名而遠於實”，而中國則重實踐，對理論“不欲窮究之也”，“用其實而不知其名”，因此“乏抽象之力”，從而導致中國古代學術是“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而西方學術則是“思辨的也，科學的也”。植根于思維方式上的差異造成了學術話語和方法的差異，如果借鑑西方理論和觀點，容易產生嚴重的誤讀，甚至出現用新名詞對古代文學現象進行“重命名”，或者用古代文學知識“驗證”西方理論觀念，這樣的研究無疑會走入歧途；二是中西方文化和文學有各自截然不同的背景，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現代理論更是如隔雲泥，學者們對這種不同語境下的借鑑保持懷疑；加之西方學術理論的話語權威，能否保證在強勢話語下研究立場的自足獨立，值得憂慮。正如張榮翼先生所說：“在與西方他者的對話中，西方他者只是以自己的思想方式來看待問題，它對別的對話者都視而不見。當我們以當代自我的身份與它對話時，往往會懾於西方的話語權勢，只能以他們可以理解、願意理解的方式進行表達，作為當代自我的一方沒有自己的基本立場，或者這種立場不能理直氣壯地表達出來，這就失去了對話本來應該具有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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