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大講堂是中央高層官員集體學習的固定模式。目前授課主題的確定主要有兩個途徑：一類是高層領導根據自己的關注度親自點題，另一類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相關課題組人員根據當前熱點問題進行篩選並報批。作為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一個體現，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是一種“帶有諮詢性的學習”，其對政策的影響作用不可小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南海大講堂-中央高層官員集體學習的固定模式
- 地點：中南海
- 類別：講堂
- 闡述：中央高層官員集體學習的固定模式
基本簡介,課程細節,2.1“上課”很緊湊,2.2“備課”很複雜,2.3“課後”有深意,授課人員,
基本簡介
沒有上課鈴，沒有班長喊起立，只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一句“開始吧”，中南海的集體學習課程在懷仁堂一上就是11年。
至今共有140多名老師來到這裡，給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內的高層官員上了82堂課。不過，老師們有一個更謙遜的說法，叫“講解”。
自2002年第一堂課“開課”以來，11年間，平均每隔45天，中央高層就要會聚一堂，聽講不同主題的課程，既有“聆教”姿態，亦含“切磋”之意。其中，2006年集體學習次數最多有10次，2012年恰逢中共領導層換屆，課程被壓縮為4次。
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延續了集體學習制度。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半年來的5次學習會
11年來，請老師們來中南海上課已經成為中央高層官員集體學習的固定模式，它是中央諮詢決策、凝聚共識的渠道，也向外界傳達了這個國家未來發展動向的重要信號。
課程細節
2.1“上課”很緊湊
2002年12月26日，離正式上課還有一刻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溫家寶走進懷仁堂，老遠就向許崇德和周葉中招手示意，連聲喊“老師好”。讓周葉中感到親切的是溫家寶稱呼一同前往的許崇德教授為“許老”。溫家寶走近後，緊握著他的手，說：“我們今天來聽你的課，都是你的學生。”
不久，胡錦濤迎面走來，首先與許崇德握手，還講起了許崇德對憲法的貢獻。課程原定於下午2點開始，但9個常委和其他100多名聽課者1點50就到齊了。胡錦濤提議提前講，爭取讓教授們多講一點兒。
十六屆、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一堂課，都是在當屆一中全會閉幕1個多月後開始的，學習的內容均與法律有關，邀請了法學專家來“授課”，所謂“先學法而後治國”。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是在一中全會後的第3天舉行的，這是中南海集體學習的第一堂課。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許崇德曾參與制訂“54憲法”和“82憲法”，是憲法學泰斗;而來自武漢大學的教授周葉中24歲就成為中國憲法學學會最年輕的理事，代表法學界的新生力量。
上課的“教室”設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一個會議室。“可能大家對中南海有很多想像，其實中南海內很樸素，我們講課的地點在懷仁堂，那裡都是以前的老建築，非常的樸素典雅。”這是中南海留給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徐勇最深的印象。
“課桌”則由一圈圈同心橢圓型的桌子構成。一般情況下，聽講人數約有五六十位。“學生”按由外向里、由後到前順序，依次是各部委領導、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坐在最內圈的前頭，講課專家正好在對面。
講義印成了放大版，人手一份，“每講到翻頁處，總能聽到齊刷刷的翻頁聲。”在這裡授過課的時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的黃宗良、時任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教授的陳雪薇有著同樣的回憶。
作為參與過授課的少數女性之一，陳雪薇說：“外界可能認為這樣上課是務虛的，事實上是非常實際的。我們都掌握了材料和實例，不是在做報告，更不是匯報工作。好比老師們在辦公室討論問題一樣，沒有什麼顧忌。”講解中，陳雪薇發現中央官員們看著稿子聽，非常認真，不時地在講稿上勾勾畫畫。
給中央官員們上了第一課的周葉中也表示：“領導們看問題的角度非常實在，在他們眼中沒有什麼敏感話題，也沒什麼禁區，談的多是熱點問題。討論非常熱烈。”
整個學習時間一般在120分鐘左右。通常是每位講師按照既定計畫各講40分鐘，之後30分鐘用於討論和提問，最後由總書記總結髮言再宣布學習結束。不過，第一堂課就“拖課”了，周葉中回憶，原定下午4點半結束的課程，被延長到了下午5點多。
和普通課堂一樣，高層講壇也會有人缺課、早退。黃宗良回憶，自己在講解《如何加強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時，曾慶紅和李長春出訪在外沒能來上課。吳邦國和溫家寶則在自己講解完後就急匆匆地離開了會場。第二天，他從新聞中得知：吳邦國和溫家寶“早退”是因為還有其他的重要國務活動。
有時學習結束後，講師們還意猶未盡。2003年“SARS”來襲時，到中南海講課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就在結語時表示，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詳細講一講中國公共衛生事業面臨的根本問題。
也有“學生”會主動要求“開小灶”。外交學院副院長秦亞青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宇燕就在課後和胡錦濤單獨交流過金融安全的話題。
中南海學習的課程表涉獵面極廣，其中經濟、法律議題出現的頻率最高。此外，軍事、科技、文化、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熱點話題也是高層講壇不可或缺的部分。
與此前不同的是，新一屆政治局這半年的5次課程，除去第一次集體學習未從外部請講師，第三、四次集體學習的“授課者”，也並非專家學者，而是中央部委的部級官員。
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表示，這種現象以前很少見。事實上，在前兩屆77次學習中，授課老師出現官員身影的情況只有兩次，分別在網路技術問題興起之時和奧運會前夕。
2.2“備課”很複雜
走進中南海，成為不少老師們履歷中的重要一筆。可是，當他們站上高層講壇之前，需要如何“備課”呢?
從程式上看，中南海課堂是“先定題，再選人”。中央辦公廳、中央政研室和相關部委機構共同牽頭組織，先協商出一個意向性的題目或是由高層親自點題，然後報中央審批，批准後再確定主講人。
“想要走進中南海，首先要是某一領域裡最好的專家，政治上也要可靠。”曾於2006年為集體學習做過講解的徐勇表示。
絕大多數專家學者都是中共黨員，所獲的國際、國內榮譽不勝枚舉。到中南海講課的老師半數以上都擁有海外留學或擔任海外訪問學者的背景。在140多名走進過中南海的教授、研究員中，只有6名為女性。唯一的一名副教授林堅，來自北京大學城市環境學院。
從每堂課的講師配置來看，常常是由兩名老師同時授課，年齡結構上“老、中、青”兼備，主要集中在45至55歲之間。最年長的有上世紀20年代出生的許崇德(當年73歲)，年輕的有“60後”張西明(當年38歲)。
據統計，中國社科院獲邀參與授課的人次最多，達31人次。此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改委巨觀經濟研究院獲邀參與的比例也比較高。
其中，只有8位有過重複授課的經歷。去年年底剛給新一屆高層講解“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的王一鳴，來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巨觀經濟研究院。這是他第三次給高層上課。面對媒體的採訪要求，王一鳴表現得相當低調，“我事先答應了要保密，我得遵守紀律。”
被邀請的專家、學者多以教授、研究員的身份進入中南海授課。事實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其所在單位擁有一定的領導職務，比如中國社科院所長等;亦不乏一些專家學者由仕途轉向學術，比如：中央黨史研究室教授曲青山原為青海省委常委;農業大學教授程式原為農業部科技司司長;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授袁振國原為教育部社科司司長;社科院研究員裴長洪原為杭州副市長;國防科工委專家諮詢委員會研究員欒恩傑原為國家航天局局長。
不過，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工作系副教授葛忠明表示：“事實上，從國務院到各個部委都有自己的專家組，但它們的問題在於，跟政府關係太過緊密。”他認為，決策者需要傾聽客觀的、準確的事實。
定好人選後，給老師們“備課”時間並不一致。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周弘在2007年11月接到了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電話通知，此後半年他都在緊張的準備工作中。而周葉中則回憶說，自己在接到講課任務後，只有15天時間備課。
在中南海上課被視為殊榮，因而競爭也十分激烈。有些時候，課題組不止一個，頗有些競標的意味，誰準備得更好，就讓誰上，另外也可以在意外情況下做應急候補。
進中南海授課，在程式上主要由推薦主講者、選拔主講者、撰寫初稿、幾輪甚至幾十輪討論修改、定稿、正式講課座談等環節組成。“每一句話、每一個提法都必須經過深思熟慮。我對講稿進行了反覆修改10多次。”周葉中說。
正式上課前，還要經過三輪試講，課題組成員、相關部委官員和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人都會到場聽講。從講課內容到語言表達——包括語音、語調、語氣、語速等——都有專人提供指導意見，老師須練習到各方面都滿意為止。
2.3“課後”有深意
下課後，老師們坐著黑色小車從中南海西門離開，留下的上課內容則成為外界觀察中南海動態和決策的風向標。
由於中央政治局每次集體學習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因此海內外的觀察人士已將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內容作為透視中國動向的一個視窗，從講課時機和主題確定，以及集體學習後已成慣例的總書記總結講話中一窺政策動向。
“從中央政治局11年來的課程以及所出台的政策，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大體趨勢：當年講課的內容，都是一段時間內中央政治局比較關心的問題，制定政策也好，做決策也好，都需要事先進行學習，於是就請學者或者專家來講課。”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說。
“集體學習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不過以前只學法律，就叫法制講座。1989年江澤民任總書記後基本上是每年1～2次，每次是一個人主講。”在中央集體學習形成制度前，就參與了兩次法制講座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林解釋說。
經濟觀察報記者查閱新聞發現，幾乎所有的地方黨委也都進行了類似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不少地方政府和企業專門請曾給中央政治局講過課的專家前去授課。
而講師們把到中南海授課看成使自己的所學所研發揮影響力的途徑，個人的學術思想能夠經由決策走向實踐。
兩次走進中南海上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就曾表示：“經濟學家影響政策通常有三個途徑：第一，做行政官員，把自己對經濟問題的思考轉為國家政策;第二，給政府做顧問;第三，做研究並發表相關的文章和報告，潛移默化地影響決策者。”蔡昉無疑是第二種和第三種路徑的最好結合者。除了在中南海上課，他還通過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代表等身份，為國家發展出謀劃策。
授課老師的前途也頗有意思。近日，剛剛履新北京市委常委的李偉，2010年在中南海上課時還是中宣部副秘書長兼任全國宣傳幹部學院常務副院長，後調任國家廣電總局副局長;早在1994年就進入中南海參加法制講座、時年39歲的華東政法學院教授曹建明，如今已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2004年授課時還是同濟大學校長的萬鋼，在三年後正式擔任中國科學技術部部長，並於2008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此外，為數不多的女性講師江小涓，從社科院研究員到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再至國務院副秘書長，如今已列席十八大中央候補委員。惟一的副教授林堅雖然沒有從政，但是在授課一年後被評為教授職稱。
當然，近期因為生活作風問題，免去其中央編譯局局長職務的衣俊卿也是中南海講師中的一員。上課時，他還只是黑龍江大學校長，三年前他從黑龍江省委常委、宣傳部長上調任中央編譯局局長。
另外，中南海講堂上也衍生出副產品。比如曾經在央視熱播的紀錄片《大國崛起》就與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歷史”頗有淵源。
據《大國崛起》總編導任學安回憶，2003年11月底的一個清晨，他在上班途中聽到收音機里播報了這條新聞，因此產生了做一個記錄片的興趣。該紀錄片正式進入籌備階段後，任學安還請了當時為中央政治局講授這個主題的北大教授錢乘旦擔任了學術指導，參與了片子的創作工作。
授課人員
這是一群特殊的“老師”，儘管多位專家謙虛地表示，不要說成是去中南海上課，其實只是講解。但無可置疑，授課名單上的125位專家全部是精心挑選出的各個領域的翹楚。國家領導人的老師人選，首要條件是學術成就，此外，像政治素養等因素也會考慮。
據不完全統計，主講人中80%以上具有海外留學或長時間做訪問學者的海外教育背景。縱觀幾年來這些主講人所代表的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有21次，占16.8%；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10次居第二；中國人民大學和國家發改委巨觀經濟研究院均為8次，緊隨其後。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軍事科學院和中央黨校，分別以7次和6次的次數，超過了原來排名第4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科研院所。而中國農業大學、中國科學院因為農業、科技課題的相對密集，也成為新話題領域的智囊誕生地。
擔任“中南海大講堂”的老師並不容易，根據曾進中南海講課的老師表示，通常約4個月前接獲通知，然後開始備課。正式到中南海授課前，基本要經過3輪試講，課題組成員、相關部會領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負責人都會到場聽講。
這些為中央政治局講課的主講人，也愈來愈受到外界關注，甚至因此而有所發展。例如，早在1994年進入中南海講課、時年39歲的華東政法學院教授曹建明，如今已是最高檢察院檢察長；2004年時任同濟大學校長的萬鋼，也升為科技部部長了。
許崇德：中南海講憲法第一人
作為新中國憲政的親歷者，許崇德和中南海結緣已久，早在1954年初，他就住進中南海，從事“憲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
許公如今居住在北京世紀城時雨園—隱於繁華的中關村地帶。“1954年初，我研究生畢業不久，在中國人民大學擔任教員。中央是在1953年1月啟動了《憲法》起草工作，專門成立了憲法起草委員會。”他語氣舒緩，娓娓道來，相比照片，本人清瘦許多，背微駝，滿頭銀髮。
委員會的工作地點在中南海。“我當時是被調到委員會下面的一個辦公室，這個辦公室由秘書處領導，下面再分小組，我被分派到資料組。當時資料組除了我還有來自北大、中央政法幹校和北京政法學院的同事，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收集資料。”
工作結束後，又轉到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秘書處工作，見證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人大的召開。時至今日，許崇德依然清晰記得代表們全體起立、熱烈鼓掌並歡呼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勝利通過的動人場面。1929年1月，許崇德出生於上海青浦，195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法律系。後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法(憲法)專業研究生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
2002年12月26日，北京中南海。十六屆中央政治局舉行第一次集體學習，主題是“認真貫徹實施憲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許崇德是主講人之一。講課開始，他十分感慨：“當年，就是在這間屋子後面的懷仁堂，我國第一部《憲法》誕生。”
當年正值“82憲法”頒布20周年，胡錦濤在紀念憲法施行2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了尊重憲法、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引起了各界一致好評。和許崇德當時同為主講人的周葉中回憶稱，“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12月9日早上9點，我接到電話讓我下午兩點半到法務部開會。於是我馬上往機場趕，下午按時趕到那兒開會。當時沒跟我說要講課，就說是有課題，讓我們研究準備。”
許崇德較早提出了“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的觀點。許崇德認為，我國的法律成千上百，每一部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並非全部一樣。治國最直接、最根本的應當首推憲法。2003年，他窮盡畢生所學，完成了70萬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成為憲法規範史的空谷足音。
許公至今在中國人民大學已執教50餘載，獨著、主編、參著的學術著作和教材共57種之多。是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學位點建立人和主持人。許崇德還兼任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等職務。許崇德參與制定了在我國有重大影響的四部法律—1954年《憲法》、1982年《憲法》、《香港特區基本法》、《澳門特區基本法》。
陳雪薇：從中央黨校到中南海
前往中南海講課的學者中，陳雪薇是為數不多的女教授之一。1935年出生於廣州的她，是著名黨史理論研究專家，歷任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師、政治歷史系副主任，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當年，這些中南海“學生”的學習熱情，給陳雪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4年12月1日，她和同校教授劉海濤前往中南海講述了“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歷史考察”的課程。“溫總理11月30日晚上剛從寮國出訪歸來，轉天上午出席政治局會議後，下午就參加了這次集體學習。在學習中途，吳邦國委員長還出去接見了英國的副首相。”
劉海濤回憶起當天的學習情景說：“這些領導人的時間是這么緊張，但他們盡最大可能擠出時間進行學習，這確實讓我們非常感動。”而作為女性的陳雪薇，更注意到一些細節。“可能是我們的講解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的共鳴，他們不時地在講稿上勾勾畫畫，現場氣氛非常之好，大家就有關問題討論了75分鐘。”
陳雪薇和劉海濤走進紅牆論道“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歷史考察”，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體學習，自然成為他們一生之中最值得珍藏的記憶。“政治局集體學習請專家學者講課，表明中央領導虛懷若谷、認真敬業，向人民民眾學習，向知識分子學習，集思廣益，開拓思路，也反映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民主精神。”陳雪薇體會最深的是，中南海的這種鮮明的學風，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鮮明政風。
數易其稿，兩次試講。連語調高低、語速快慢、語言風格都有建議或要求。老教授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帶著講稿步入中南海。2004年9月1日下午2：30，中共中央黨校會議室里專家學者濟濟一堂。該校常務副校長虞雲耀宣布由陳雪薇教授與劉海濤教授為中央政治局講授“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歷史考察”課題。
中央黨校領導極為重視這次講課，力求反映中央黨校的教學和研究水平，為此在中央黨校專門成立了由l4人組成的備課小組。備課小組討論確定講課提綱後，陳雪薇和劉海濤著手分工撰寫講稿。
陳雪薇回憶稱：“講稿提綱差不多先後討論了五次，花了近一個月時間，國慶期間我與海濤同志拿出了第一稿。”初稿提交上去後，備課小組又進行了討論，做了較大的修改，先後改了三次。
集體學習結束後，有位領導同志對陳雪薇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這么概括挺清晰、挺公允，每段什麼是主要貢獻，什麼是主要成果，有一個很好的交代。我們走過的路是很不容易的”。
余永定：社科院智庫的影響力
余永定並不是第一次到中南海講課，他已經連續去了兩次。“當時我是跟社科院科研局學術委員汪小涓一起講的。我還很清晰地記得講課時的情景，領導們聽得都很專注，不停地記筆記。”
200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此次集體學習安排的內容是“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時任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汪小涓就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世界經濟發展中的若干新趨勢和新特點以及中國經濟的發展做了講解，並提出了有關建議。
北京建國門內大街5號，從這裡往西不到十分鐘車程即可到中南海。這個地址的重要性不僅僅體現在地理位置上，作為中央直接領導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最高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自建院在此32年，一直擔負著黨和國家“思想庫”、“智囊團”的重任。
在美國“全球智庫影響力研究”日前發布的報告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排名亞洲最頂尖智庫第一名，排名“非美國”最頂尖智庫第二十五名，再次體現了其在全球智庫研究領域的影響力。
縱觀這些主講人所代表的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有21次，占16.8%；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10次居第二； 中國人民大學和國家發改委巨觀經濟研究院均為8次，緊隨其後。“作為國家智庫，可能是社科院跟中南海的關係本來就比較近一些吧。”
余永定研究領域為巨觀經濟和世界經濟。主要學術專長是西方現代經濟理論。被海外媒體譽為“美元殺手”，對國際資本市場深具影響力。多年來一直呼籲央行減持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並因此多次導致國際市場上美元匯率走弱。是受到政策界、經濟界和學術界尊敬的中國經濟學家之一，也是中國政府在國際經濟政策領域的重要智囊。
高培勇：中南海里多次講稅法
在為“中南海學員”講過課的學者中，有好幾位有過重複授課的經歷。其中，社科院的高培勇教授早在1997年就為中央決策層作過稅法講座，2010年他又兩次為中央政治局講解“世界主要國家財稅體制和深化我國財稅體制改革”以及“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研究”。
第一次講課時，國家稅務總局為了以防萬一，派了兩輛車去接高培勇。一行人早上7點50就進了中南海。“因為時間太早，會議室還沒開門，我們只好站在會議室外說話。雖然包括我在內的好幾位同志都是第一次進中南海，但大家都未敢走開。”一直等到8點40分服務人員將會議室的門打開，他們才進去。
主持人宣布講座開始後，高培勇還沒有開口，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插話：“高培勇同志，是不是先把講稿發給我們呀？”“對不起，朱副總理，我還沒有寫講稿。”“那有沒有印好的提綱給我們啊？”高培勇搖了搖頭。“那你講吧。看來今天我們要做筆記了。”朱鎔基嚴肅了起來。
講座結束後，朱鎔基充分肯定了高培勇提出的觀點。高培勇心中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
2010年1月8日，高培勇第二次去中南海為領導人講財稅體制改革時，集體學習制度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程式。高培勇說：“我們開著社科院自己的車就去了，到了門口報車牌號，就直接‘進海’了。”
那次講課，胡錦濤聽得特別認真。結束後，所有人都離開了，胡錦濤又留下來和兩位老師就財稅制度進行了更深一步的交流。“大概談了10多分鐘，主要還是討論我國財稅體制運行當中的一些難點和重點問題。後來，胡錦濤突然提出要合張影，這在以前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此後，高培勇通過財政部領導拿到這張珍貴的合影，一直珍藏至今。
高培勇認為，學者影響政治決策主要有4種形式：一是發文章，二是寫研究報告，三是參加相關部門組織的座談會，四是在決策層集體學習時講課。“最後一種是最直接、最近距離，也是最完整而系統地闡釋自己思想主張的途徑。學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過集體學習的形式傳遞給決策層，是報效祖國和人民的最高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