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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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皮朗的《中世紀歐洲社會經濟史》/郭方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紀文庫》重版了比利時史學家亨利・皮朗（1862―1935年）的《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這本書對於我們好似一位久別重逢的老友。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西方史學一個繁榮時代，尤以德、法、英三國成就最為突出。皮朗從青年時代就致力於學習研究這些國家中世紀制度史、經濟史專家的著作與講授，並參與了法、德等國史學的研究和編纂項目。但生長於三大國夾縫之間的比利時（中世紀稱為法蘭德斯Flanders地區），皮朗治學的方法和著眼點又與這些學派的傳統不同。他更為重視體現與普通民眾生產、生活狀況密切相關的城市、商號、行會、社團、家庭等經濟、社會原始文獻，而不限於國家、教會等反映政治法律制度與上層人物的“官方”文獻。本書是皮朗在晚年對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和主要觀點進行概述的總結之作。他首先從地中海這個連結歐、亞、非洲古代文明與經濟社會交往的中心入手，認為阿拉伯人在七世紀對地中海西部的控制與封鎖是西歐地區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重要因素，莊園制、領地制、封建制正是適應這種情況而形成的，所以“沒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帝國就不會存在。”皮朗這個觀點在當時史學界可謂獨樹一幟，少有贊同。但皮朗從對中世紀史的長期發展趨向的探討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這使人們想到了數十年後“年鑑派”大師布羅代爾的名作《菲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與“長時段”觀點，而皮朗在晚年對於剛剛創辦的《年鑑》期刊和年鑑派創始人布洛克的著作給予很高評價，這在本書的註解中就表現了出來。皮朗對在這種閉鎖的狀態下在西歐形成的莊園制、農奴制和教會為適應這種社會建立的鄙視經商謀利的意識形態都作了具體生動的描述。而使這種狀態開始發生改變的、從全歐洲的視野而言還是起因於地中海。義大利威尼斯、熱那亞、比薩等義大利城市以拜占廷帝國為跳板逐步擴大了與東方的貿易，是打破這種僵化經濟社會形態的發端。而在歐洲大陸的另一端的波羅的海與北海，北歐諾曼人的海上與沿河流的冒險而刺激起來的商貿活動從另一個方向打破了僵局，並且越過大西洋和大陸與地中海和義大利的海上冒險與商貿活動連線起來。法蘭德斯作為這兩個地區間的海陸交往樞紐，成為歐洲商業和加工業繁盛發展的又一個中心。這樣歐洲商業復興的格局就初步形成了。

商業復興要有鞏固的基地即城市，皮朗對中世紀城市的起源主張“商業移民社團”說，認為商業移民聚集在有防衛設施的城堡周圍並逐步建設起自己的防衛設施，這些新來者最終占據了優勢並取得了對城市的控制權，商人移民吸引了手工業的出現和發展，使人口進一步聚集。其中包括逃亡的農奴。市民（burgess）這個詞即源於“堡”（burg）。在這些商業性移民初步有了防衛的能力後，就要建立一套不同於封建法、教會法的法律體系來保障他們的自由、安全與財產，在爭取到了司法自治後又爭取到了行政自治，出現了大批自治城市以至城市國家。但皮朗也指出市民此時已成為一個排外的、剝削四周農村民眾的特權等級，因而如果沒有外來商貿活動的不斷衝擊，城市市民等級是不能突破中世紀經濟社會的框架的。因而他又進一步分析11、12世紀商業與城市復興後全歐洲商貿活動的幾個重大發展：即交通與安全設施的改進，全歐洲性的國際集市與港口的形成，適應國際貿易的貨幣的大量鑄造與流通，匯兌、借貸的廣泛發展，合夥投資及保險業的出現等，並進一步指出從地中海到波羅的海，獲得最大利潤的是從阿拉伯、印度、中國、俄羅斯運來貴重稀缺貨品的國際貿易，並指出這種國際貿易已具有資本主義性質。正是這種資本主義性質的貿易刺激了商品經濟繞過城市行會的束縛滲入農村占領陣地，這對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保護主義、重商主義政策的出現創造了條件。這是皮朗又一個引起注目和爭論的論點。因為“資本主義”在何時萌芽形成一直是極具爭議的論題。考慮到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論述，馬克斯・韋伯有關資本主義為何形成於西歐的探討，和近年來沃勒斯坦等學者有關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眾多探討與爭論，皮朗在當時中世紀史學界掀起的這個波瀾是具有前驅性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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