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共9章，系統、全面地勾畫出玻利維亞（上限時間為遠古的時期，下限時間到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變遷、發展軌跡和文明交往特徵及規律。涉及地理和前哥倫比亞文明、殖民地社會的建立、殖民地晚期社會：危機與成長、革命和民族國家的建立（1809—1841）、國家危機（1841—1880）、銀和錫的時代（1880—1932）、新秩序的瓦解（1932—1952）、從民族革命到冷戰（1952—1982）、多種族民主國家的建立1982—2002）等，以時間為經，以政治、經濟、文化等內容為緯，對玻利維亞的過去和現在作了一個多角度的掃描，系統介紹了玻利維亞獨特的地理環境、豐富的資源、悠久的歷史，探究了玻利維亞的社會特徵和歷史發展的總脈絡，可謂包羅萬象，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地勾勒出玻利維亞歷史文化發展的軌跡，顯示出作者把握歷史的獨特視角，為讀者全面了解玻利維亞提供了充分的閱讀空間。
基本介紹
- 書名：世界歷史文庫:玻利維亞史
- 作者：赫伯特·S.克萊恩 (Herbert S.Klein)
-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 頁數：330頁
- 開本：16
- 外文名：A Concise History of Bolivia
- 譯者：董小川
- 出版日期：2013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定價：49.00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世界歷史文庫:玻利維亞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作者簡介
本書作者赫伯特·S·克萊恩是哥倫比亞大學拉丁美洲史教授，是對南美洲史及玻利維亞史研究有較深造詣的學者.譯者董小川，東北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圖書目錄
序言
第一章 地貌與前哥倫布文明
第二章 殖民地社會的建立
第三章 晚期殖民地社會：危機與成長
第四章 革命和民族國家的建立（1809—1841）
第五章 國家危機（1841—1880）
第六章 銀和錫的時代（1880—1932）
第七章 新秩序的瓦解（1932—1952）
第八章 從民族革命到冷戰（1952—1982）
第九章 多種族民主國家的建立（1982m2（D2）
玻利維亞政治史大事年表
表格
參考書目
一、總體描述
二、前殖民地時期和殖民地時期
三、19世紀早期
四、19世紀晚期
五、20世紀初期
六、20世紀30年代——現在
索引
第一章 地貌與前哥倫布文明
第二章 殖民地社會的建立
第三章 晚期殖民地社會：危機與成長
第四章 革命和民族國家的建立（1809—1841）
第五章 國家危機（1841—1880）
第六章 銀和錫的時代（1880—1932）
第七章 新秩序的瓦解（1932—1952）
第八章 從民族革命到冷戰（1952—1982）
第九章 多種族民主國家的建立（1982m2（D2）
玻利維亞政治史大事年表
表格
參考書目
一、總體描述
二、前殖民地時期和殖民地時期
三、19世紀早期
四、19世紀晚期
五、20世紀初期
六、20世紀30年代——現在
索引
序言
玻利維亞人的歷史變遷是人類歷史中最複雜、最撲朔迷離的內容之一。在拉丁美洲各個共和國中，玻利維亞的印第安人口最多，直到今天，那裡只說西班牙語的仍然是少數人。美洲印第安人的蓋丘亞語(Quechua)和艾瑪拉語(Aymara)仍然具有統治地位，甚至還有人講前印加烏魯語(um)。因此，玻利維亞並不那樣簡單地是其最後占領者的殖民地，同時它還是一個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的多文化和多種族的混合體。作為一個充分適應了人類定居地中最高緯度的社會，玻利維亞人已經建立了自己不斷變化和充滿活力的多種族社會。
從廣大民眾看，玻利維亞的文化是一種前哥倫布文明和後征服者政權形式與體制相混合的文化。西班牙政府體制被移植到前西班牙殖民地時代早已存在的親緣組織當中；在經濟上，那些分散的定居點則被轉變成核心村莊；原來存在的各種地方和國家宗教被融人一種新的具有當地色彩的天主教當中，這種天主教中摻雜著眾多的地中海流行宗教的標誌和神秘。傳統的物品交流體制與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和平共處，小麥與前哥倫布文明時代的藜(quinua)和可可(coca)等需求競相增長。在蓋丘亞語和艾瑪拉語中，從西班牙語借用來的辭彙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在城鎮居民中，可以明顯見到前哥倫布文明信仰體制與現代西方信仰形式混合在一起的狀況。
但是，對玻利維亞的這種雙重社會的描述並不意味著玻利維亞僅僅是一個農民在困難環境中形成了一種新文化現象的實驗室。因為，自16世紀西班牙征服以來，玻利維亞就是一個以西方資本家為統治階級、印第安工人為被剝削階級的社會。榨取農民和工人血汗的政府以傳統的方式由新的講西班牙語的“白人”和西方式的社會精英所把持。同時，帶有遺傳色彩的特點，玻利維亞的“白人”看起來與其印第安人祖先同出一轍，但其經濟、社會和文化則與西歐社會階級模式十分相似。歐洲人在玻利維亞搞的教育是歐洲式的教育，甚至他們的宗教活動也與當地農民的天主教有所區別，因為“白人”生活在上層並剝削農民。
然而，社會精英本身也逐漸變得混雜了。在那樣一個多種族的社會裡，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歷史變遷之後，具有混雜背景的新一代人群成長起來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因此，如同拉丁美洲絕大多數多種族國家一樣，玻利維亞確認種族的依據是社會而不是基因或遺傳特徵。講西班牙語的上層階級西裝革履，享受著外來的美味佳肴，他們都是“白人”，當地農民稱他們為“紳士後代”(genre decente)。城鎮下層和中產階級、農村的自由農也穿西裝，講西班牙語，同時還講某一種當地語言，這些人就是墨斯提佐人，玻利維亞把他們叫作“科羅”(cholos)。那些只講印第安語和食用傳統安第斯食品的人是印第安人。除非他們放棄傳統生活方式和語言並融人民族社會當中，也就是成為科羅或白人，印第安人是不能進入權力機構的。因此，很多處於邊緣社會的、有抱負的、有能力的玻利維亞農民只能長期供養白人和科羅階級。甚至那些只說傳統單一印第安語言的農民也有貧富之分，個人地位的高低通常具有繼承性，當地土生土長的人與外來移民之間也是一樣。雖然這種兩分法在不同時代也有變化，特別是在引進了普及教育政策和實行有效的政治民主以後，儘管與其他拉美國家相比玻利維亞的科羅階級的權勢越來越大，但玻利維亞始終還是一個具有嚴重種族主義色彩的國家。
從政治發展來看，玻利維亞曾經是一個典型的多種族社會，但卻由一個種族長期壟斷統治權。事實上，對印第安民眾的剝削是否在王權時代比共和時期更好一些的問題是存在爭議的。在19—20世紀地方政治中，白人精英曾經為使權力掌控在白人集團手中並避免落入科羅和印第安人手裡而做了大量努力，因此他們建立的有限的議會共和制中只有少數白人精英成為權力掌控者。但是，如同拉丁美洲其他國家體制一樣，現代經濟變遷在19世紀後半期對玻利維亞產生巨大衝擊，迫使那些關係密切的政治同盟者發生分裂，社會精英們也被迫把權力分散到中產階級和城市工人階級當中。但由於民主傾向不斷加強，這個偏袒式的權力分配過程最後還是流產了。從這一點看，玻利維亞的政治演進明顯與一般拉丁美洲國家那種廣大普通工人和中產階級革命運動橫掃整個前政治體制的情況有所不同，這主要表現在1952年民族革命中。在玻利維亞，1952年革命後確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式並沒有摧毀原有的雙重社會體制，沒有從根本上減少剝削，甚至在沒有根除美洲原有文化和語言的情況下為與現代西方社會同化打開了大門。最後，儘管印第安人獲得了政治權力，也分到了土地，出口物品也全民化了，但由於這種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過於猛烈，玻利維亞在最近幾十年的變遷中蒙受軍政府統治陰影的同時，卻以一種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不同的路徑發展著。
就其經濟發展來說，玻利維亞顯示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特點。從世界範圍看，玻利維亞幾乎是一個典型的經濟開放型國家。自16世紀到現今，玻利維亞長期以礦物和初級產品為主，並隨著世界市場的需求而變化。這樣，玻利維亞國民經濟完全依靠根據國際市場供求關係而進行的初級產品出口。玻利維亞人口少且居住分散，這在拉丁美洲是數一數二的。除了在世界危機或國際聯合行動等最為特別的情況下，玻利維亞的工業幾乎停滯不前。因此，這個國家與世界上其他開發中國家不同，因為玻利維亞已經被牢牢地束縛在相對發達的經濟當中。
儘管形成這種對外依附關係，玻利維亞對本國資源還是具有明顯的國家控制特點，特別是在民族革命時期。玻利維亞的工礦企業基本都是由白人和科羅階級所控制，直到最近幾十年，基本上沒有外國企業的大規模參與。當然，玻利維亞並沒有擺脫鄰國和來自世界其他國家勢力的經濟陰謀活動，但那裡人民的創造精神可以使自己的國家避免外來干涉，基本上實現自給自足。
從其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演進和當代劇烈變化的過程可以看出，玻利維亞還是一個貧窮和相對落後的國家，從人類生存角度說，玻利維亞還是一個拉丁美洲沒有開墾的處女地之一。即使是在今天，玻利維亞的800萬人口的生活儘管得到了很大改善，但還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壽命最短、西半球人均國民收入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是，在最近的幾十年間，玻利維亞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它的國民教育已經基本普及，按照拉丁美洲標準，玻利維亞的文盲率已經下降到一個很低的程度。
儘管走過了許多不同路徑，玻利維亞還是以其獨特的方式構成了人類共同歷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其作為一個多種族殖民地社會的發展到其當代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存在，玻利維亞都發生了值得重視的社會和政治變遷。玻利維亞的歷史變遷是西方模式與前哥倫布文明傳統、階級組織與雙重社會體制、貧窮與剝削、強勁的獨立願望與社會創造性相互作用的結果。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我將在本書下面要探討的內容。
為了考察玻利維亞史，我閱讀、研究和參與調查這一主題花費了將近40年的時間。由於沒有生活在那個文化氛圍當中，使我難以了解其歷史的細節，但願這種距離不會造成我對這一主題有任何曲解。同樣，作為發達工業國家中的一員，我力圖盡最大可能地不把我自己的道德和思想判斷標準帶進研究當中，儘量保證研究的客觀性。
從20世紀50年代晚期開始，我曾經作為一個“玻利維亞人”(Bolivianist)接受了長期教育，得到了許多建議、教導和眾多學者與朋友的長期支持。其中，比爾納多·布蘭科一岡薩雷斯(BernaedoBlanco-Gonzalez)和德麗莎·希斯韋特(Teresa Gisbert)在正規的課程教學中將我引導到這一主題研究當中來。貢納爾·門多薩(GunnarMendoza)和阿爾貝托·克雷斯波(Alberto Crespo)在我1959年到達玻利維亞後對我的研究進行了指導。安東尼·米特里(Antonio Mitre)是我的一個學生和摯友，曾經對我的一些觀點提出意見。我還要感謝西爾維婭·瑞維拉(Silvia Rivera)、夏維爾·阿爾伯(Xavier Albo)、約瑟普·巴爾納達斯(Josep Barnadas)、菲利普·布萊爾(Philip Blair)、特雷瑟·保尤瑟一卡薩哥涅(Therese。Bouysse—Cassagne)、特里斯坦·普拉特(Tristan Platt)、特里·塞哥涅斯(Terry Saignes)、克倫·斯伯丁(Karen Spalding)、恩里克·坦德特爾(Enrique Tandeter)、彌敦道·瓦赫特爾(Nathan Wachtel)等對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建議、批評和支持。作為我的良師和摯友，馬塞羅·卡爾馬哥納尼(Marcello Carmagnani)和尼古拉·桑切斯(Nicholds Sanchez-Albo-rnoz)曾經對本書的形成做出了無法估價的貢獻。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哈里特·克萊因(Harriet Manelis Klein)、理察·沃爾曼(Richard Worman)、瑪麗亞·里加·科埃略·普拉多(Maria Ligia Coelho Prado)花費了大量時間閱讀了本書的書稿並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在本書修訂過程中，我繼續得到眾多朋友和學者的支持和批評意見，其中包括里卡多·戈多伊(Iticardo Godoy)、歐文·格雷莎波(Erwin Greishaber)和埃里克·蘭格(Eric Langer)。我還要感謝我過去的學生布魯克·拉爾森(Brooke Larason)、克拉拉·洛佩茲(Clara Lopez)、馬努爾·特雷拉斯(Manual Contreras)、瑪麗·莫尼(Mary Money)、安·索洛斯基(Ann Zulawski)，他們從一開始就與我共同為本書勞作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馬尤爾·孑L特雷拉斯(Mauel Contreras)還特別幫助我對有關玻利維亞最新的一些社會和經濟統計數據進行了整理，並對我的一些認識進行了建設性的考證。另外，克拉拉·洛佩斯·貝爾特蘭(Clara Lopez Beltron)曾經為我提供了歷史研究的最新信息。最後，朱迪·斯基拂涅(Judith Schiffner)對本書寫作的整個過程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在當今這個電子資料豐富的新時代，玻利維亞政府的一些部門為我提供了大量十分難得的社會和政府數據，其中包括玻利維亞中央銀行(Banco Central de Bolivia)、玻利維亞國家統計署(The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istica)、玻利維亞國民議會(The Bolivian National Congress)以及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對此我深表謝意。我還要感謝《年鑑》雜誌(Journal Annales)允許我複印了一系列地圖。最後，我要說明的是，我在書中使用了最普通的美洲印第安人蓋丘亞語和艾瑪拉語，這些語言是在不斷變化中的；書中還使用了西班牙語中“酋長”(cacique)這個概念來說明印第安人貴族，這在玻利維亞文學中是很常見的，而沒有使用秘魯研究蓋丘亞語的同一概念，那裡是用“庫拉卡”(kuraka)這個詞。
加里福尼亞門羅公園(Menlo Park California)
2001年8月
從廣大民眾看，玻利維亞的文化是一種前哥倫布文明和後征服者政權形式與體制相混合的文化。西班牙政府體制被移植到前西班牙殖民地時代早已存在的親緣組織當中；在經濟上，那些分散的定居點則被轉變成核心村莊；原來存在的各種地方和國家宗教被融人一種新的具有當地色彩的天主教當中，這種天主教中摻雜著眾多的地中海流行宗教的標誌和神秘。傳統的物品交流體制與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和平共處，小麥與前哥倫布文明時代的藜(quinua)和可可(coca)等需求競相增長。在蓋丘亞語和艾瑪拉語中，從西班牙語借用來的辭彙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在城鎮居民中，可以明顯見到前哥倫布文明信仰體制與現代西方信仰形式混合在一起的狀況。
但是，對玻利維亞的這種雙重社會的描述並不意味著玻利維亞僅僅是一個農民在困難環境中形成了一種新文化現象的實驗室。因為，自16世紀西班牙征服以來，玻利維亞就是一個以西方資本家為統治階級、印第安工人為被剝削階級的社會。榨取農民和工人血汗的政府以傳統的方式由新的講西班牙語的“白人”和西方式的社會精英所把持。同時，帶有遺傳色彩的特點，玻利維亞的“白人”看起來與其印第安人祖先同出一轍，但其經濟、社會和文化則與西歐社會階級模式十分相似。歐洲人在玻利維亞搞的教育是歐洲式的教育，甚至他們的宗教活動也與當地農民的天主教有所區別，因為“白人”生活在上層並剝削農民。
然而，社會精英本身也逐漸變得混雜了。在那樣一個多種族的社會裡，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歷史變遷之後，具有混雜背景的新一代人群成長起來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因此，如同拉丁美洲絕大多數多種族國家一樣，玻利維亞確認種族的依據是社會而不是基因或遺傳特徵。講西班牙語的上層階級西裝革履，享受著外來的美味佳肴，他們都是“白人”，當地農民稱他們為“紳士後代”(genre decente)。城鎮下層和中產階級、農村的自由農也穿西裝，講西班牙語，同時還講某一種當地語言，這些人就是墨斯提佐人，玻利維亞把他們叫作“科羅”(cholos)。那些只講印第安語和食用傳統安第斯食品的人是印第安人。除非他們放棄傳統生活方式和語言並融人民族社會當中，也就是成為科羅或白人，印第安人是不能進入權力機構的。因此，很多處於邊緣社會的、有抱負的、有能力的玻利維亞農民只能長期供養白人和科羅階級。甚至那些只說傳統單一印第安語言的農民也有貧富之分，個人地位的高低通常具有繼承性，當地土生土長的人與外來移民之間也是一樣。雖然這種兩分法在不同時代也有變化，特別是在引進了普及教育政策和實行有效的政治民主以後，儘管與其他拉美國家相比玻利維亞的科羅階級的權勢越來越大，但玻利維亞始終還是一個具有嚴重種族主義色彩的國家。
從政治發展來看，玻利維亞曾經是一個典型的多種族社會，但卻由一個種族長期壟斷統治權。事實上，對印第安民眾的剝削是否在王權時代比共和時期更好一些的問題是存在爭議的。在19—20世紀地方政治中，白人精英曾經為使權力掌控在白人集團手中並避免落入科羅和印第安人手裡而做了大量努力，因此他們建立的有限的議會共和制中只有少數白人精英成為權力掌控者。但是，如同拉丁美洲其他國家體制一樣，現代經濟變遷在19世紀後半期對玻利維亞產生巨大衝擊，迫使那些關係密切的政治同盟者發生分裂，社會精英們也被迫把權力分散到中產階級和城市工人階級當中。但由於民主傾向不斷加強，這個偏袒式的權力分配過程最後還是流產了。從這一點看，玻利維亞的政治演進明顯與一般拉丁美洲國家那種廣大普通工人和中產階級革命運動橫掃整個前政治體制的情況有所不同，這主要表現在1952年民族革命中。在玻利維亞，1952年革命後確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式並沒有摧毀原有的雙重社會體制，沒有從根本上減少剝削，甚至在沒有根除美洲原有文化和語言的情況下為與現代西方社會同化打開了大門。最後，儘管印第安人獲得了政治權力，也分到了土地，出口物品也全民化了，但由於這種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過於猛烈，玻利維亞在最近幾十年的變遷中蒙受軍政府統治陰影的同時，卻以一種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不同的路徑發展著。
就其經濟發展來說，玻利維亞顯示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特點。從世界範圍看，玻利維亞幾乎是一個典型的經濟開放型國家。自16世紀到現今，玻利維亞長期以礦物和初級產品為主，並隨著世界市場的需求而變化。這樣，玻利維亞國民經濟完全依靠根據國際市場供求關係而進行的初級產品出口。玻利維亞人口少且居住分散，這在拉丁美洲是數一數二的。除了在世界危機或國際聯合行動等最為特別的情況下，玻利維亞的工業幾乎停滯不前。因此，這個國家與世界上其他開發中國家不同，因為玻利維亞已經被牢牢地束縛在相對發達的經濟當中。
儘管形成這種對外依附關係，玻利維亞對本國資源還是具有明顯的國家控制特點，特別是在民族革命時期。玻利維亞的工礦企業基本都是由白人和科羅階級所控制，直到最近幾十年，基本上沒有外國企業的大規模參與。當然，玻利維亞並沒有擺脫鄰國和來自世界其他國家勢力的經濟陰謀活動，但那裡人民的創造精神可以使自己的國家避免外來干涉，基本上實現自給自足。
從其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演進和當代劇烈變化的過程可以看出，玻利維亞還是一個貧窮和相對落後的國家，從人類生存角度說，玻利維亞還是一個拉丁美洲沒有開墾的處女地之一。即使是在今天，玻利維亞的800萬人口的生活儘管得到了很大改善，但還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壽命最短、西半球人均國民收入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是，在最近的幾十年間，玻利維亞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它的國民教育已經基本普及，按照拉丁美洲標準，玻利維亞的文盲率已經下降到一個很低的程度。
儘管走過了許多不同路徑，玻利維亞還是以其獨特的方式構成了人類共同歷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其作為一個多種族殖民地社會的發展到其當代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存在，玻利維亞都發生了值得重視的社會和政治變遷。玻利維亞的歷史變遷是西方模式與前哥倫布文明傳統、階級組織與雙重社會體制、貧窮與剝削、強勁的獨立願望與社會創造性相互作用的結果。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我將在本書下面要探討的內容。
為了考察玻利維亞史，我閱讀、研究和參與調查這一主題花費了將近40年的時間。由於沒有生活在那個文化氛圍當中，使我難以了解其歷史的細節，但願這種距離不會造成我對這一主題有任何曲解。同樣，作為發達工業國家中的一員，我力圖盡最大可能地不把我自己的道德和思想判斷標準帶進研究當中，儘量保證研究的客觀性。
從20世紀50年代晚期開始，我曾經作為一個“玻利維亞人”(Bolivianist)接受了長期教育，得到了許多建議、教導和眾多學者與朋友的長期支持。其中，比爾納多·布蘭科一岡薩雷斯(BernaedoBlanco-Gonzalez)和德麗莎·希斯韋特(Teresa Gisbert)在正規的課程教學中將我引導到這一主題研究當中來。貢納爾·門多薩(GunnarMendoza)和阿爾貝托·克雷斯波(Alberto Crespo)在我1959年到達玻利維亞後對我的研究進行了指導。安東尼·米特里(Antonio Mitre)是我的一個學生和摯友，曾經對我的一些觀點提出意見。我還要感謝西爾維婭·瑞維拉(Silvia Rivera)、夏維爾·阿爾伯(Xavier Albo)、約瑟普·巴爾納達斯(Josep Barnadas)、菲利普·布萊爾(Philip Blair)、特雷瑟·保尤瑟一卡薩哥涅(Therese。Bouysse—Cassagne)、特里斯坦·普拉特(Tristan Platt)、特里·塞哥涅斯(Terry Saignes)、克倫·斯伯丁(Karen Spalding)、恩里克·坦德特爾(Enrique Tandeter)、彌敦道·瓦赫特爾(Nathan Wachtel)等對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建議、批評和支持。作為我的良師和摯友，馬塞羅·卡爾馬哥納尼(Marcello Carmagnani)和尼古拉·桑切斯(Nicholds Sanchez-Albo-rnoz)曾經對本書的形成做出了無法估價的貢獻。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哈里特·克萊因(Harriet Manelis Klein)、理察·沃爾曼(Richard Worman)、瑪麗亞·里加·科埃略·普拉多(Maria Ligia Coelho Prado)花費了大量時間閱讀了本書的書稿並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在本書修訂過程中，我繼續得到眾多朋友和學者的支持和批評意見，其中包括里卡多·戈多伊(Iticardo Godoy)、歐文·格雷莎波(Erwin Greishaber)和埃里克·蘭格(Eric Langer)。我還要感謝我過去的學生布魯克·拉爾森(Brooke Larason)、克拉拉·洛佩茲(Clara Lopez)、馬努爾·特雷拉斯(Manual Contreras)、瑪麗·莫尼(Mary Money)、安·索洛斯基(Ann Zulawski)，他們從一開始就與我共同為本書勞作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馬尤爾·孑L特雷拉斯(Mauel Contreras)還特別幫助我對有關玻利維亞最新的一些社會和經濟統計數據進行了整理，並對我的一些認識進行了建設性的考證。另外，克拉拉·洛佩斯·貝爾特蘭(Clara Lopez Beltron)曾經為我提供了歷史研究的最新信息。最後，朱迪·斯基拂涅(Judith Schiffner)對本書寫作的整個過程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在當今這個電子資料豐富的新時代，玻利維亞政府的一些部門為我提供了大量十分難得的社會和政府數據，其中包括玻利維亞中央銀行(Banco Central de Bolivia)、玻利維亞國家統計署(The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istica)、玻利維亞國民議會(The Bolivian National Congress)以及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對此我深表謝意。我還要感謝《年鑑》雜誌(Journal Annales)允許我複印了一系列地圖。最後，我要說明的是，我在書中使用了最普通的美洲印第安人蓋丘亞語和艾瑪拉語，這些語言是在不斷變化中的；書中還使用了西班牙語中“酋長”(cacique)這個概念來說明印第安人貴族，這在玻利維亞文學中是很常見的，而沒有使用秘魯研究蓋丘亞語的同一概念，那裡是用“庫拉卡”(kuraka)這個詞。
加里福尼亞門羅公園(Menlo Park California)
200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