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文庫：論語通譯

《世界文學文庫：論語通譯》是201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帆。

基本介紹

• 書名：世界文學文庫:論語通譯
• 作者：張帆
•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1年2月1日
• 頁數：162 頁
• 開本：32 開
• ISBN：9787540224905
• 語種：簡體中文

內容簡介

《文學文庫092:論語通譯》編輯推薦：一部最古老的人類思想寶庫，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源頭。用簡潔精巧的文字，詮釋透徹圓融的智慧。

世界文學文庫:論語通譯是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以記言為主，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在中國古代社會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之大。

圖書目錄

序

第一篇學而

第二篇為政

第三篇八佾

第四篇里仁

第五篇公冶長

第六篇雍也

第七篇述而

第八篇泰伯

第九篇子罕

第十篇鄉黨

第十一篇先進

第十二篇顏淵

第十三篇子路

第十四篇憲問

第十五篇衛靈公

第十六篇季氏

第十七篇陽貨

第十八篇微子

第十九篇子張

第二十篇堯曰

《論語》對後世的影響

名人推薦

要把現代企業建立在算盤和《論語》的基礎上，我的成功經驗就是《論語》+算盤=成功。

——“日本現代企業之父”的澀澤榮一

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1988年1月，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法國巴黎發表宣言

作者簡介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中國山東曲阜市東南）人。中國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是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學說儒家的首代宗師，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統治者尊為至聖、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孔子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教育，相傳所收弟子多達三千人，賢人72，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曾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後記

《論語》一書，篇幅雖不大，但卻是研究、了解中國文化絕對不可不讀的作品。宋人趙普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可見它在歷史上的崇高地位。《論語》不僅影響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而且很早就流傳到海外，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在世界範圍內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誠可謂東方的“聖經”。

談到《論語》的歷史地位和影響，是與孔子的名字分不開的。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屢屢碰壁，得意時少，失意時多，但畢竟以道德高尚、人品出眾、學問淵博知名於世，受到時人稱頌。當時人說他是上天用來啟發下民的“木鐸”、多能的“聖者”。他的學生顏淵說：“孔子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讚美說：“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戰國時，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成為世之“顯學”，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都對孔子倍加頌揚。西漢時罷黜百家，獨尊儒學，孔子的地位被推戴到先秦諸子之上。大史學家司馬遷專門在《史記》中為孔子立“世家”，將他抬到諸侯的地位，稱頌他是“至聖”。還有的儒者稱孔子是“素王”，即指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此後直到清代，儒學基本上一直處於獨尊的地位。歷代統治者都竭力尊崇孔子，為他建廟祭祀，賜給他的後裔封爵和特權，並給孔子本人加上“大成至聖文宣王”、“至聖先師”等多種華貴頭銜。孔子的名字，幾乎成了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徵。雖然歷代的儒學經過某種改造，與孔子學說的本來面目有了一些差異，但像孔子思想中強調德治、重視教化、輕鬼神重人事、積極進取等內容，一直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準則，仍長期在歷史上發揮著作用和影響。

孔子雖然博學多識，但卻“述而不作”，除整理《詩》、《書》等古代典籍外，自己並沒有寫出系統闡述思想的論著。而《論語》作為弟子和後學者整理的材料，卻在這方面起到了彌補的作用。《論語》的內容，涉及孔子的社會政治思想、倫理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還記載了他的一些生活習慣和細節。可以說，《論語》是研究孔子思想和生平最珍貴的第一手材料。這也就是《論語》後來能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西漢時，立《詩》、《書》、《禮》、《易》、《春秋》五部經書為官學，稱為“五經”，它們都是經過孔子刪訂、整理的古代文獻。《論語》在此時尚未取得與上述“五經”並駕齊驅的地位。根據零散材料來看，西漢人往往把《論語》等同於《孟子》、《墨子》等，作為諸子的一種，同時也把它看作輔翼經書的“傳”和“記”。但到東漢，隨著儒學地位繼續上升，《論語》已開始進入經書行列，與《孝經》一同被加到“五經”之上，稱為“七經”。《論語》、《孝經》兩部書，篇幅較短，相對於深奧的“五經”來說也更加淺顯易懂。故而在漢代，學子們大致識字以後，便讀《論語》、《孝經》，為以後學習“五經”打基礎。“五經”難度大，一般人畢生只能通一經，能通兩種以上的很少見。而《論語》則是讀書人必讀之書，無論是否通經、通幾經，必先通《論語》。唐代以《易》、《詩》、《書》、《儀禮》、《周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合稱“九經”，其中又根據經文字數的多少分為大、中、小三等。在“九經”以外，《論語》和《孝經》要求所有讀書人都研讀，被稱為“兼經”。唐代學制當中規定：大經和中經為分科必修，小經為選修科目，而《論語》、《孝經》則為共同必修科目。科舉中有“明經”一科，無論主考何經，《論語》、《孝經》皆為共同必試科目。唐文宗開成年間，詔刻“十二經”，立石於國學。這“十二經”就是在“九經”以外，又正式加上了《論語》、《孝經》、《爾雅》三部書。宋代人又將《孟子》抬入經書行列，於是形成了今天我們所說的“十三經”。

在宋代，以程朱理學為主要代表的宋學興起並盛行，將儒學的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宋學的特點，是輕名物訓詁而重義理髮揮，因此，儒家倫理道德思想比較集中的《論語》、《孟子》等幾部書，尤其受到宋代學者重視，地位開始超出內容繁瑣難懂的舊“五經”。著名理學家程頤即非常推崇《論語》。他評價《論語》“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說：“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序言

序

《論語》是中國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經典，是孔子弟子及後學者記述孔子言行的語錄體著作。這部書大約最後編定於戰國初期。因其成於眾手，具體作者已難考定，但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記載孔子思想的著作。

孔子（公元前552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後期魯國人，是儒家學派的創建者、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原屬殷商一族，先世是宋國的大臣，後遷於魯。孔子出生時家境已經衰落，但他在早年還是接受了良好的貴族教育，對傳統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十分熟悉。孔子天資聰穎，又極為謙虛好學，故而學識日進。到三十歲左右，已經以博學知名於世，開始招收門徒，傳授《詩》、《書》、《禮》、《樂》等古代文化典籍。他一方面對以前的文化、思想資料進行系統總結，同時也結合春秋後期動盪不安的社會形勢，對一系列倫理道德和社會政治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從而創建了儒家學派。

孔子早年曾在魯國執政季氏手下擔任管理倉儲、牛羊的小官，都能恪盡職守。因魯國內亂，一度旅居齊國。後仍回魯國收徒講學，門下弟子達三千之眾。年過五十以後，一度被魯國國君委以官職，做到司寇，主管魯國的司法工作。他希望加強國君權威，削弱卿大夫權力，與當政的季氏等三家大夫產生矛盾，最終被迫棄官離開魯國。這段做官的時間，大約不超出五年。此後，孔子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各國，先後到過衛、曹、宋、鄭、陳、蔡、楚等諸侯國，並曾在衛國、陳國停留了較長時間。然而，他始終沒有得到機會參與各國的政治活動，也沒有找到賢明的君主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一般只是被供養起來裝點門面，還有很多時候備受冷遇和迫害。在這段時間裡，孔子堅持不懈地進行治學和教育，與弟子們反覆探討人生、社會的重大問題，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言論。在公元前四八四年，經過大約十四年的流浪生涯之後，孔子終於重返魯國，將餘生的精力傾注於文化、教育事業。他一邊繼續講學，一邊整理文化典籍，對《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古籍進行刪訂，編成最後的教材定本。晚年的孔子在魯國受到較高規格的禮遇，但仍沒有得到真正的重用。生活上也迭遭不幸，獨子孔鯉和兩個重要弟子顏淵、子路都先他而去。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病逝於家中。魯哀公專門寫了悼詞，弟子們為孔子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並守孝三年。

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簡單表述就是“愛人”，即對人尊重和有同情心。孔子認為：一個人如想達到“仁”的標準，就必須“克己復禮”，通過對自己的克制和約束以提高道德水平，從而符合禮的要求。他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說：自己要在社會上取得自立，在事業上順暢通達後，也要幫助別人做到這樣。孔子的學生概括他的為人處世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中體現出一種關懷互助和平等相待的人文主義精神。總的來說，孔子將“仁”看作道德的最高準則，也是道德的總體。孔子還提到很多其他道德名目：如忠、孝、義、信、廉、儉等等。但在他看來，這些名目屬於局部性的東西，能做到某項或幾項，值得肯定，但還不能算是達到“仁”。“仁”的概念在《論語》中出現百次以上，它是理解孔子思想的關鍵所在。

孔子把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思想貫徹到政治領域，提出“仁政”的學說。他希望統治者“節用以愛人，使民以時”，反對對人民過分剝削、壓榨，而提出富民、惠民的主張。他又希望統治者“為政以德”，反對一味使用嚴刑峻法，而要先用嚴格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以身作則，通過道德感化搞好政治。春秋後期，禮崩樂壞，社會處於大變革的時代。孔子對當時的社會變動感到不滿，希望恢復西周時的禮樂政治。但同時他也敢承認：社會政治制度應當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損益，進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

在天道觀上，孔子不否認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對其持懷疑態度，主張“敬鬼神而遠之”。相對於天命而言，孔子更加注重人事、強調人的主觀努力，把探討和解決人世間的實際問題放在優先地位。從總體上說，孔子是尊重理性、否定迷信的，這一特點對數千年以來中國人的思想和精神產生了重大影響。

與從政事業相比較，孔子一生在教育領域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春秋以前，學在官府，文化知識被貴族壟斷。孔子首創私人講學，面向社會廣泛招收學生，通過傳授文化知識來培養從政人才，對隨後的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據說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這批人在孔子死後繼續遊歷各諸侯國，推動了各國政治體制由貴族制向官僚制的過渡，同時，他們從不同側面發揮孔子思想、傳播古典文獻，為戰國時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孔子通過四五十年的教學實踐，一方面教出許多優秀的學生、桃李滿天下，另一方面也總結出了許多重要的教育經驗。在教育對象方面，孔子主張“有教無類”，指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在教學方法方面，他提出“因材施教”，重視啟發式教育，注意培養學生的學習自覺性和獨立思考能力。對於知識的來源，求知的態度和手段，孔子都做過許多精闢的論述。

《論語》一書作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它並不是孔子親手所寫，而是在孔子去世以後，由他的學生們根據筆記和記憶加以整理、彙編而成。其中主要記載孔子的言語行事，也記載了孔子一些學生的言語行事。班固《漢書·藝文志》概括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按照班固的說法，《論語》的“論”是論纂之意，“語”是語言之意，“論語”即指把“接聞於夫子之語”“論纂”成書。關於《論語》命名的意義，後來還有些不同說法，今天看來還是班固的話比較貼切。

由語錄體的編纂特點所決定，《論語》的體例並不嚴格。一般說一條就是一章，集章成篇。全書共二十篇，約五百章，每篇各章並無嚴密聯繫，只是大致以類相從，由首章首句中取兩字作為整篇標題。全書共約一萬一千字，平均每章字數在二十四個左右，最短的章節不到十字，最長的也不過三百多字。通觀全書，其論述方式並不完整、系統，感想隨事而發，顯得比較零星、散亂。然而另一方面，《論語》也顯示出了語錄體著作的獨特魅力，語言含蓄雋永，敘事簡潔生動，往往能體現出一些長篇論述難以表達的思想深度，折射出一些長篇論述難以反映的人物個性和環境情趣。同時，《論語》靈活的編纂形式，事實上使該書的表現內容大為增加，多方位、多視角地體現出了孔子的思想、性格、才能、趣味、生活環境和時代背景，有利於讀者全面、準確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無論從思想價值還是從藝術魅力來評價，《論語》都是一部不可不讀的作品。

關於《論語》的編著年代，史料中沒有明文記載，我們只能通過研究原文加以推斷。今本《論語》篇幅不多，卻有不少章節互相重複，有些字句完全相同，有些增減一兩字，有些詳略有差而意思一致。對此只能做出一個結論：孔子的言論在當時各弟子皆有記載，後來才匯集成書，故有重複出現。也就是說：《論語》並不是由某一個人編著的。再進一步分析，還可以看出：《論語》中有些篇章是孔子弟子所寫，有些篇章則出自於他再傳弟子之手，其中包括曾參、子張、子夏、閔子騫的學生。自唐朝柳宗元以來，很多人都認為將《論語》最後加工成書的是曾參的學生，其說大體可從。因為曾參是孔子最年輕的學生，而《論語》中時間最晚的材料，就是曾參臨死時對魯國大夫孟敬子說的一段話。另外《論語》中提到曾參皆尊為“子”，有關曾參的記事也比孔子其他弟子的多。從曾參和孟敬子的生活年代來推斷，《論語》的最後成書時間大約是在戰國初期、公元前四○○年左右。

《論語》流傳到漢朝，有三種不同版本。《魯論語》是魯人所傳，共二十篇，我們今天所見《論語》的篇目即由此而定。《齊論語》為齊人所傳，共二十二篇，比《魯論語》多出《問王》、《知道》兩篇。《古論語》是漢武帝末年在曲阜孔子故居牆壁中發現的，共二十一篇，篇目基本與《魯論語》相同，只將《魯論語》最後一篇《堯曰》中“子張問”以下一段單獨分篇。這三種版本除篇數不同外，在章次、文字、解說上都有出入。西漢後期大臣張禹先學《魯論語》、又學《齊論語》，對兩個版本擇善而從，篇目以《魯論語》為主，編成一個修訂本。張禹曾為漢成帝師傅，後封安昌侯，官位尊顯，所以他的修訂本很快流行於世，時稱“張侯論”。到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又在“張侯論”基礎上，參考《齊論語》、《古論語》，為《論語》作注，從而保存了漢代《論語》版本異同的一些資料。鄭玄注今已散失，甘肅敦煌和新疆均曾出土唐代手抄的殘本。三國人何晏匯集漢魏各家註解，作《論語集解》，是現在所見最早的完整注本。

漢代以下，學者對論語進行註解、研究的著作不斷增多。據今人楊伯峻估計，古往今來有關論語的研究著作，可能多達三千種。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何晏《論語集解》外，還有南朝梁皇侃《論語義疏》，匯集了魏晉時期儒者的新解說。此書在唐以後亡失，清代乾隆年間才由日本重新傳回並行世。北宋邢在何晏《論語集解》基礎上作《疏》，為清代編纂《十三經註疏》時所採用。南宋朱熹作《論語集注》，其治學方法與漢唐諸儒不同，輕名物訓詁而重義理分析，為宋儒治《論語》的集大成著作，影響元、明數百年。清代考據學興起，劉寶楠《論語正義》集中反映了清人對《論語》的校勘研究成果，學術價值較高，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世界書局編印《諸子集成》所收。近人程樹德《論語集解》、楊樹達《論語疏證》，繼續用考證方法研究《論語》，材料搜討甚勤，皆有重要參考價值。錢穆《論語新解》、楊伯峻《論語譯註》則較早對《論語》的通俗化進行嘗試，注釋簡明扼要，附有白話文翻譯和內容評述，做到了雅俗共賞，這為一般讀者閱讀《論語》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