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文庫：茶花女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文學文庫036:茶花女》編輯推薦：一部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經典譯作，這是一出“有情人難成眷屬”的悲劇，是不可不讀的經典愛情小說。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亞歷山大·仲馬譯者：李玉民
亞歷山大·仲馬，是法國劇作家、小說家。為了與同為作家的父親作區別，多稱小仲馬，代表作是小說《茶花女》。小仲馬其它有名的戲劇作品包括《半上流社會》（1855）、《金錢問題》（1857）、《私生子》（1858）、《放蕩的父親》（1859）、《克洛德的妻子》（1873）、《福朗西雍》（1887）等。
小仲馬的劇作是法國戲劇由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過渡時期的產物，話劇《茶花女》也被視為法國現實主義戲劇開端的標誌。他的劇作不以情節的曲折離奇取勝，而以真切自然的情理感人，結構謹嚴，語言流暢，富有抒情意味。1897年，翻譯家林紓翻釋《茶花女》，當時譯名為《巴黎茶花女遺事》。

圖書目錄

小仲馬式的懺悔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序言

小仲馬式的懺悔
——多餘的《茶花女》
書應需而至，是我的一大快事。這次應約翻譯《茶花女》，法國友人斯坦麥茨教授得知，就贈給我一種好版本。所謂好版本，就是有名家安德烈·莫洛亞作序，正文後又有注釋，還附錄了有關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資料。無獨有偶，譯完小說要寫“譯者序”時，我又在書櫥里發現一本應需之書，波羅·德爾貝什著的《茶花女與小仲馬之謎》（沈大力與董純合譯）。這一發現改變了我寫序的方向。
最初想寫的序題為《多餘的茶花女》，是因為看了一篇批評外國文學名著的重譯現象的文章。不料文章剛看過，就有出版社約譯《茶花女》，全然不顧已有多種譯本的存在。像燕山這樣一家不大的出版社，本來就有自家的譯本，為什麼還情願再出一份稿酬，約人重譯呢?這倒值得有使命感的出版家深思。
對我而言，約稿卻之不當，受之又有“多餘”之嫌，因此就要趁寫序之機，找幾條辯白的理由。現在想來未免多餘了，還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讓市場去淘汰多餘的吧。多種譯本並存不算最壞的局面，可以比較優劣，不斷提高譯文質量，至少還可以滿足讀者的不同口味。設使某家出版社買了一部外國名著的著作權，推出的卻是一種拙劣的版本，那情況就更尷尬了：誰想重譯都不成，最終倒霉的是讀者和作者。
小仲馬就不會碰到這種尷尬事了，他的作品已列入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誰翻譯都不受限制。如果小仲馬在天或地下之靈有知，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國爭相翻譯，一定會竊笑和得意非凡：廣泛流傳是一些作家成功的不可替代的標誌。我說小仲馬竊笑和得意，是因為他在本國還從未受如此禮遇，贏得一致的讚賞。
說來也怪，在世界上，《茶花女》是流傳最廣的名著之一，而在法國還稱不上經典傑作，也就是說進不了學校的課堂。在課堂之外，《茶花女》在舞台上成為久演不衰的保留劇目，還由威爾第作曲改編成歌劇，可以入選世界歌劇十佳；至於搬上銀幕的版本就更多了，世界著名影星嘉寶等都演繹過茶花女。可見，從名氣上講，《茶花女》不亞於任何經典名著。
就是在法國文學界，也無人不承認，《茶花女》是一舉成功的幸運之作。一八四八年，小說《茶花女》一發表，就成為熱點的暢銷書。改編成戲劇四年後得以公演，又一炮打響。小仲馬春風得意，成為文壇的寵兒。此後小仲馬又創作並發表了許多小說和戲劇，有些還轟動一時，總之，到了一八七年大仲馬去世的時候，小仲馬的榮耀已經完全遮蔽了父親的名聲。他擁有廣大的讀者和觀眾，在許多人眼裡是他那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一八七五年，小仲馬進入法蘭西學院，可謂功德圓滿，成為四十位“不朽者”之一。
對於這樣一位成功的作家，稱頌者自然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喬治·桑、托爾斯泰、莫泊桑等名家，但時至今日，批評之聲仍不絕於耳。最新的批評之作，就是擺在我面前的這本《茶花女與小仲馬之謎》，寫於一九八一年，作者以尊重史實的態度，披露《茶花女》神話的底細。書中第五頁這樣一段話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她將在祭壇上為資產者的體面而獻身。”小仲馬為自己虛構的“純真愛情”辯白，對父親說：“我希望一舉兩得，即同時拯救愛情與倫理。既然也贖了罪，洗滌自身的污穢，任何權威都不可能指責我選擇了一個婊子當小說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請進法蘭西文學院，他們也無法說我頌揚過淫蕩。”
這段話又讓我想起我本不願理睬的、一種對《茶花女》的最輕蔑的評價，即說這是一部“玫瑰露”小說。寫一個名妓的故事則是不爭的事實，而這名妓又確有其人，名叫瑪麗·杜普萊西，一個淪落風塵的絕色女子。且不說紈絝子弟、風流雅士趨之若鶩，大仲馬也與之有染；單講小仲馬，一八四四年二十歲上，就得到比他大半歲的瑪麗的青睞，很快成為她的“心上情人”。可是一年之後，兩個人就因爭吵而分手，小仲馬給瑪麗寫了《絕交書》。
小仲馬想躋身文壇，試筆不成，早就打名妓瑪麗的主意，開始蒐集寫作的素材。就在瑪麗患肺病咯血期間，他就把她獻上祭壇，寫成了小說《茶花女》，又改編成劇本，成功首演被稱為十九世紀法國最重大的戲劇盛事。
然而，小仲馬的創作命運已定，此後不管他又寫出多少作品，也只是綠葉，陪襯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茶花女》是他唯一的，始終是他成功的基點和頂點，也一直是對他評價或毀或譽的起點和終點。
此後小仲馬的全部文學創作活動，都旨在逃出《茶花女》這個魔圈，逃出這塊骷髏地，另建他的文學王國；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坐上真正的文學寶座。
於是，他開創了“命題戲劇”，主張“戲劇必須服務於社會的重大改革，服務於心靈的巨大希望”。他按照這種主張創作的一些劇本，連題目都已命定：《半上流社會》（1855）、《金錢問題》（1857）、《私生子》（1858）、《放蕩的父親》（1859）、《婦女之友》（1864）……
於是，無論法國進入第二帝國時期，還是變成資產者顯貴們的共和國，小仲馬始終以倫理的權威自居，高舉社會道德這桿大旗。
於是，他不失時機地懺悔青春時期的“原罪”：“讀者朋友，我懷著對藝術的熱愛和尊重，寫了所有這些劇本，唯獨第一種例外，那是我花一周時間炮製出來的，單憑著青年的膽大妄為和運氣，主要是圖錢，而不是有了神聖的靈感。”
他所說的“例外”，當然是指《茶花女》，令人深思的是，圍繞著給他帶來最大名利的這部作品，他總是否定別人肯定的東西。
想當初，小仲馬寫《茶花女》時，拋卻功利的動機不說，他畢竟是寫自身的一段感情經歷，尤其這是同一個紅極一時的名妓不可能長久的戀情，極具新聞看點，即使原本原樣寫出來，就可以成為暢銷讀物了，更何況是美化（藝術加工）了呢?
小仲馬自然不會簡單地敘述同妓女的愛情故事，否則他就真的創作出一部“玫瑰露”小說了。他深感“同時拯救愛情和倫理”的必要，以免落個頌揚淫蕩的惡名。因此，他一方面把這段放蕩行為美化成“純真愛情”，另一方面又準備為了倫理而犧牲掉愛情。
應當指出，小仲馬的高明處，就是通過懺悔的口吻來完成這種美化的。他採用懺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模仿普萊伏神甫的《瑪儂·列斯戈》，也是受繆塞的《世紀兒的懺悔》的啟發。但是，一般意義的懺悔，總是痛悔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小仲馬痛悔的是他在現實中莫須有的、僅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為，這是最大的區別，也是他成功的創新。
在小仲馬的筆下，一次放蕩行為轉化為“純真愛情”，阿爾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卻總誤解瑪格麗特的真情。故事自始至終，兩人都在表述這種心跡。更令人叫絕的是，阿爾芒和茶花女要爭取社會和家庭的認同，把他們不為倫理所容的關係納入倫理的規範，獲得合法的名分，為此不惜一切代價，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礙，從而釀成悲劇。
F.薩爾塞一八八四年談到《茶花女》時，有這樣一段話：“這個年輕人根本不在乎規則，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傳統習慣。他將這個熱辣辣、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再現日常生活的各種細節……他卻沒有意識到引入生活細節的同時，就更新了戲劇的力量，進行了一場變革……這是舞台上所見到的最真實、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正是這種“熱辣辣、活生生的故事”，給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長久的生命力。但小仲馬認為這是要贖的“罪”，要洗滌的“污穢”。他認定《茶花女》的成功是他懺悔的成功。的確，偽裝成純真愛情的放蕩，再加上懺悔的調解就既能滿足那些有產者的欲望，又符合當時社會的道德觀念了。
然而，小仲馬混淆了，或者根本沒有分辨清藝術的成功和社會的成功。他錯誤地以為社會的成功就是藝術的成功。《茶花女》之後四十年的文學創作，小仲馬在社會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不斷地懺悔他的原罪《茶花女》。
四十年社會成功的掌聲和喝彩一旦靜下來，他的眾多作品擺到《茶花女》的旁邊一比，就顯得多么蒼白。
白白懺悔了四十年。
小仲馬仿佛要奪回那四十年，就在一八九五年亡妻之後，他又娶了比他年少四十歲的亨利埃特·雷尼埃。
新婚半年之後，他便去世了。
應小仲馬臨終的要求，家人沒有把他葬到他家在故鄉維萊科特雷的墓地，而是葬在巴黎蒙馬特爾公墓，離茶花女瑪麗·杜普萊西的香冢僅有百米。
這也許是小仲馬的最後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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