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世界名人傳記叢書:維多利亞女王傳
- 譯者：卞之琳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品牌：商務印書館
- 作者：里敦·斯特萊切
-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 頁數：241頁
- 開本：1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世界名人傳記叢書:維多利亞女王傳》編輯推薦：英國歷史上有兩個時期被認為是英國的黃金時期，一個是16世紀伊莉莎白女王在位時期，那是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時期；另一個就是19世紀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時期，那是英國資本主義發展鼎盛時期。後面的這個時期，歷史上稱之為維多利亞時代，維多利亞女王就成了這個時代的象徵。
作者簡介
里敦·斯特萊切（1880-1932），出生於倫敦一軍官家庭，曾在利物浦大學和劍橋大學接受教育，在劍橋讀書期間就參加了“布魯姆斯伯里團體”。這個團體的成員都是一些具有反傳統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以不可知論的精神討論美學和哲學問題，尋求真善美，鄙視虛假，對一切既定的觀念提出疑問，並致力於藝術上的創新。這個團體的著名成員還有作家伍爾夫、福斯特和經濟學家凱因斯等人。斯特雷奇的第一部傳記作品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他的作品一問世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因為他向英國“標準傳記作品”的傳統形式和風格提出了挑戰。
圖書目錄
第一章 前事
第二章 童年
第三章 梅爾本爵爺
第四章 結婚
第五章 判麥斯吞爵爺
第六章 配王的晚年
第七章 孀居
第八章 格拉德思敦先生與比肯斯斐爾爵爺
第九章 老年
第十章 終結
參考書目
第二章 童年
第三章 梅爾本爵爺
第四章 結婚
第五章 判麥斯吞爵爺
第六章 配王的晚年
第七章 孀居
第八章 格拉德思敦先生與比肯斯斐爾爵爺
第九章 老年
第十章 終結
參考書目
序言
里敦·斯特萊切（Giles Lytton Strachey，1880—1932）所著《維多利亞女王傳》（Queen Victoria）寫在六十多年前（出版於1921年），現在還沒有被人遺忘，我的譯本完成於五十年前（1935年），現在還辱承新知舊好不時提說，出版社相約重印，亦已有年，如今更殷切催促，我只好忙裡偷閒，見縫插針，匆匆校訂一遍，聊以塞責，也就不得不作一點說明。
近十年來，英美學術界對於斯特萊切生前所屬的布盧姆斯布里（Bloomsbury）文社及其主幹維吉妮亞·伍爾孚的研究與資料整理，轉趨活躍。去年它的小說家成員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Forster）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印度行》被改編成電影上映了，轟動一時。斯特萊切開現代傳記文學先河的著作，特別是這部臻於成熟的代表作，必然也會在現代文學史上，以至今後讀書人手裡，繼續放光。近年來國內傳記文學表現了興旺的趨勢，文學翻譯以及文學翻譯研究有了蓬勃的開展。海內外時機的交匯也就使我生平這個第一部專書的試譯文，也是我生平僅有的一部傳記文學的譯本，沾了光，託了福，及時得到了譯者自己修訂一下，小補藝術良心的機會。
二十世紀只剩最後四分之一了。依我落伍的眼光看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期內以至期前後若干年，可能還算是本世紀資本主義世界文學史上的鼎盛時期。當時，十年代、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初，優秀作品，競放異彩，不少成就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似乎超過了後起的諸多時髦作家更標新立異的作品。
英國十九世紀，主要是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占統治地位的道統，到二十世紀受到了一部分不甘心頹廢的“精神貴族”的新挑戰，應運而興起了一種“拆台”（debunking）文學。所謂“拆台”，也無非揭虛表、破迷信、屏濫調，並無造反的意思。文風一變，主要在二十年代，打開了相當繁榮的新局面，也就此呼彼應，成為西方所謂“現代派”一個新階段的組成部分。
倫敦布盧姆斯布里這個住宅區是這種繁榮的一個典型小中心。那裡的伍爾孚和貝爾（Clive Bell）連襟家，每星期四集聚了少數名士，開明，脫俗，不僅有作家、藝術家，還有思想家、經濟學家，儘管傾向不盡相同，形成了一個匯合點。早先，老一代小說家亨利·詹姆士偶爾光顧；後來，初享盛譽的詩人艾略特、初出茅廬的小說家衣修午德也間或出入門下。斯特萊切是其中唯一的現代傳記文學家。
斯特萊切恰就是以首先好像跟維多利亞時代名人開玩笑起家。他的第一本傳記文學集《維多利亞朝名人傳》，1918年出版，一舉成名，使他成為歐洲現代新傳記文學的先導。在這前後，他寫過一本法國文學史論小書和幾本傳評小書，1928年出版《伊莉莎白和艾瑟克思》，原似乎想寫得爛漫一點，終失卻平衡，有違他自己寫傳記的本色。他生平所著數量不多，而以《維多利亞女王傳》分量最重，最恰到好處，該是他造極的作品。
他在這本傳記里，透過維多利亞女王本人及其左右大人物的王袍朝服，揭示真實面目，公私相襯，亦莊亦諧，謹嚴而饒有情趣，富於生活氣息。
關於這一點，斯特萊切在這本傳記里也就表露了他對傳記寫作的看法。書里寫到配王死後，維多利亞女王要臣下為她摯愛的丈夫一再立傳，出了幾本皇皇巨著，表彰他盡善盡美，問世後並未產生她所預期的效果。“……世人見陳列出來給他們讚嘆的人物倒像是道德故事書里的糖英雄，而不像有血有肉的同類，聳一聳肩，一笑，或是輕薄的一哼，掉頭而去了。然而在這一點上，世人同維多利亞都有所失。因為實際上亞爾培是遠非世人所夢想及的有趣人物。仿佛出於一種離奇的捉弄，一個毫無瑕疵的蠟像硬被維多利亞的恩愛鑲嵌進了一般人的想像，而蠟像所表現的人物本身……卻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第七章第三節末尾）他寫這本傳記，就作了相反的嘗試，根據大量資料，精加汰洗，巧為剪裁，使出了生花妙筆。結果這本書不只是大可參考的歷史傳記，而更是大可欣賞的傳記文學。
我最初注意到這本書，是讀了梁遇春（秋心）寫的一篇評介長文。斯特萊切死於1932年1月，梁在當年6月也病故了，大約只活到前者的一半年齡。這篇遺稿，現在查出，發表在十月一日出版的《新月》第四卷第三期上。編者，顯然是還在教我課的老師葉公超，在文後說，這篇文章難能可貴，水平超過了當時英、法、美幾種著名文學期刊上發表的紀念專論。梁文里提到的一件小事：總不免帶調侃筆調的這本書，剛剛出版，維多利亞的“孫子（喬治五世）看了之後，也深為感動，立刻寫信請他到宮裡去赴宴，他卻回了一封措辭婉轉的短簡，敬謝陛下的恩典，可是不幸得很——他已經買好船票，打算到義大利去旅行，所以還是請陛下原諒吧。”我當時就想，斯特萊切，雖不是酒仙，也有我國古文士“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太白遺風。後來在1934年秋後，經也曾教過我課的余上沅介紹給中華文化基金會胡適主持的編譯委員會特約譯書，我就想起了這本書。所謂“特約”，倒也自由，譯者自定選題，只是在我這種受第三級稿酬待遇的年輕人場合，多一道先拿出譯文樣品送審的手續。成約後我把原注（主要是出處簡名）和參考書目全名譯出了，為中國讀者的便利起見，不僅加了一些注，還編制了“皇室世系圖”、“薩克思·科堡世系圖”以及維多利亞朝“歷任首相表”。譯事因旁的工作關係，不能集中進行，拖延到1935年3月底，就去日本京都閒住趕譯，當年夏天回北平交稿。葉公超原答應為譯本寫序，我就請他寫了直接送編譯委員會，我自己去濟南教書一學年，也就沒有再管交出了的這部譯稿。1936年底我在青島譯完自選的另一本書（紀德的長篇小說），次年初回北平小住，又交了稿（這部譯稿後來完全被丟失了），就離開北平，南下江、浙（當時上海屬江蘇省）轉悠，自由寫作與翻譯，到夏天在繼續為編譯委員會譯書的時候，“七七事變”發生，接著平津淪陷。不久，我接到在胡適手下為編譯委員會辦事的一位原北京大學同學的一封信，告以編譯委員會結束，沒有講如何處理譯稿，卻說了一句“樹倒猢猻散矣”。寫信者可能另有含義，我對“猢猻”二字卻非常反感。以後，我在內地各處，後方前方，輾轉了二三年，於1940年夏天到昆明，不記得哪一位朋友告訴我《維多利亞女王傳》譯本已在遷到香港的商務印書館出版，並把他買到的一本送給了我。我見書被印得截頭去尾，不見可能是葉公超原沒有寫交的序文倒也罷了，書後的參考書目全名、世系圖、歷任首相表等附錄，全沒有了，非常掃興。當時我也無心讀這本譯書。而抗戰勝利後，遷回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把這本譯書又出了幾版，卻從沒有找我聯繫，送我一本。我後來在海內外流寓中，直到“文化大革命”後，幾次承友好相贈，丟失了又在舊書店另外買到了送我。現在我手頭的一本是1947年3月的第3版。
最近我把舊譯本匆匆通讀一遍，並找到美國初版本（Harcourt，Brace&Co，1921；我記得原先是根據英國好像是Chalto&win-dus版翻譯的），草草校看一下，發現被錯排而不易看出處不少，也有自己的不少疏忽處，現在略加修訂。中國語言，三十年代到今，也已有變化，在這裡大致都不改了；有些現在看來已並不需要的譯註也沒有加以刪除，音譯名也沒有照今日通用譯名統一修改，只有一些不常見的人地名，都用括弧注出了原文。沒有參考書目，從原注出處，無從知道原書全名，不得不重新補譯附後。至於原書本沒有的“世系圖”等，現在也沒有工夫補做了，好在這樣對於一般讀者也並無大礙。
這本書（包括參考書目）在最初試譯階段，我曾請教過一些師友。女王丈夫（Prince Consort），中國過去並沒有相當的名稱，譯成“配王”，好像是葉公超為我的恰切創造。有些地方也曾請教過師輩孫大雨先生以及一些可惜已經記不清的其他師友。數十年來我依然沒有學過德文，現在補譯參考書目，有幾個德文書名重新就近請教了楊一之同志。經過校訂，譯文欠妥處，想總難免，出版後又得麻煩方家指正。現在也不記得哪位朋友送給我而尚存手頭的這本書，紙張陳舊發脆，而我又就在書上作了修訂，這會給編輯部和排字問同志帶來不少麻煩。凡此種種，我只有在此志謝和預先志謝。
卞之琳
1985年5月23日，7月23日
近十年來，英美學術界對於斯特萊切生前所屬的布盧姆斯布里（Bloomsbury）文社及其主幹維吉妮亞·伍爾孚的研究與資料整理，轉趨活躍。去年它的小說家成員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Forster）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印度行》被改編成電影上映了，轟動一時。斯特萊切開現代傳記文學先河的著作，特別是這部臻於成熟的代表作，必然也會在現代文學史上，以至今後讀書人手裡，繼續放光。近年來國內傳記文學表現了興旺的趨勢，文學翻譯以及文學翻譯研究有了蓬勃的開展。海內外時機的交匯也就使我生平這個第一部專書的試譯文，也是我生平僅有的一部傳記文學的譯本，沾了光，託了福，及時得到了譯者自己修訂一下，小補藝術良心的機會。
二十世紀只剩最後四分之一了。依我落伍的眼光看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期內以至期前後若干年，可能還算是本世紀資本主義世界文學史上的鼎盛時期。當時，十年代、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初，優秀作品，競放異彩，不少成就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似乎超過了後起的諸多時髦作家更標新立異的作品。
英國十九世紀，主要是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占統治地位的道統，到二十世紀受到了一部分不甘心頹廢的“精神貴族”的新挑戰，應運而興起了一種“拆台”（debunking）文學。所謂“拆台”，也無非揭虛表、破迷信、屏濫調，並無造反的意思。文風一變，主要在二十年代，打開了相當繁榮的新局面，也就此呼彼應，成為西方所謂“現代派”一個新階段的組成部分。
倫敦布盧姆斯布里這個住宅區是這種繁榮的一個典型小中心。那裡的伍爾孚和貝爾（Clive Bell）連襟家，每星期四集聚了少數名士，開明，脫俗，不僅有作家、藝術家，還有思想家、經濟學家，儘管傾向不盡相同，形成了一個匯合點。早先，老一代小說家亨利·詹姆士偶爾光顧；後來，初享盛譽的詩人艾略特、初出茅廬的小說家衣修午德也間或出入門下。斯特萊切是其中唯一的現代傳記文學家。
斯特萊切恰就是以首先好像跟維多利亞時代名人開玩笑起家。他的第一本傳記文學集《維多利亞朝名人傳》，1918年出版，一舉成名，使他成為歐洲現代新傳記文學的先導。在這前後，他寫過一本法國文學史論小書和幾本傳評小書，1928年出版《伊莉莎白和艾瑟克思》，原似乎想寫得爛漫一點，終失卻平衡，有違他自己寫傳記的本色。他生平所著數量不多，而以《維多利亞女王傳》分量最重，最恰到好處，該是他造極的作品。
他在這本傳記里，透過維多利亞女王本人及其左右大人物的王袍朝服，揭示真實面目，公私相襯，亦莊亦諧，謹嚴而饒有情趣，富於生活氣息。
關於這一點，斯特萊切在這本傳記里也就表露了他對傳記寫作的看法。書里寫到配王死後，維多利亞女王要臣下為她摯愛的丈夫一再立傳，出了幾本皇皇巨著，表彰他盡善盡美，問世後並未產生她所預期的效果。“……世人見陳列出來給他們讚嘆的人物倒像是道德故事書里的糖英雄，而不像有血有肉的同類，聳一聳肩，一笑，或是輕薄的一哼，掉頭而去了。然而在這一點上，世人同維多利亞都有所失。因為實際上亞爾培是遠非世人所夢想及的有趣人物。仿佛出於一種離奇的捉弄，一個毫無瑕疵的蠟像硬被維多利亞的恩愛鑲嵌進了一般人的想像，而蠟像所表現的人物本身……卻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第七章第三節末尾）他寫這本傳記，就作了相反的嘗試，根據大量資料，精加汰洗，巧為剪裁，使出了生花妙筆。結果這本書不只是大可參考的歷史傳記，而更是大可欣賞的傳記文學。
我最初注意到這本書，是讀了梁遇春（秋心）寫的一篇評介長文。斯特萊切死於1932年1月，梁在當年6月也病故了，大約只活到前者的一半年齡。這篇遺稿，現在查出，發表在十月一日出版的《新月》第四卷第三期上。編者，顯然是還在教我課的老師葉公超，在文後說，這篇文章難能可貴，水平超過了當時英、法、美幾種著名文學期刊上發表的紀念專論。梁文里提到的一件小事：總不免帶調侃筆調的這本書，剛剛出版，維多利亞的“孫子（喬治五世）看了之後，也深為感動，立刻寫信請他到宮裡去赴宴，他卻回了一封措辭婉轉的短簡，敬謝陛下的恩典，可是不幸得很——他已經買好船票，打算到義大利去旅行，所以還是請陛下原諒吧。”我當時就想，斯特萊切，雖不是酒仙，也有我國古文士“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太白遺風。後來在1934年秋後，經也曾教過我課的余上沅介紹給中華文化基金會胡適主持的編譯委員會特約譯書，我就想起了這本書。所謂“特約”，倒也自由，譯者自定選題，只是在我這種受第三級稿酬待遇的年輕人場合，多一道先拿出譯文樣品送審的手續。成約後我把原注（主要是出處簡名）和參考書目全名譯出了，為中國讀者的便利起見，不僅加了一些注，還編制了“皇室世系圖”、“薩克思·科堡世系圖”以及維多利亞朝“歷任首相表”。譯事因旁的工作關係，不能集中進行，拖延到1935年3月底，就去日本京都閒住趕譯，當年夏天回北平交稿。葉公超原答應為譯本寫序，我就請他寫了直接送編譯委員會，我自己去濟南教書一學年，也就沒有再管交出了的這部譯稿。1936年底我在青島譯完自選的另一本書（紀德的長篇小說），次年初回北平小住，又交了稿（這部譯稿後來完全被丟失了），就離開北平，南下江、浙（當時上海屬江蘇省）轉悠，自由寫作與翻譯，到夏天在繼續為編譯委員會譯書的時候，“七七事變”發生，接著平津淪陷。不久，我接到在胡適手下為編譯委員會辦事的一位原北京大學同學的一封信，告以編譯委員會結束，沒有講如何處理譯稿，卻說了一句“樹倒猢猻散矣”。寫信者可能另有含義，我對“猢猻”二字卻非常反感。以後，我在內地各處，後方前方，輾轉了二三年，於1940年夏天到昆明，不記得哪一位朋友告訴我《維多利亞女王傳》譯本已在遷到香港的商務印書館出版，並把他買到的一本送給了我。我見書被印得截頭去尾，不見可能是葉公超原沒有寫交的序文倒也罷了，書後的參考書目全名、世系圖、歷任首相表等附錄，全沒有了，非常掃興。當時我也無心讀這本譯書。而抗戰勝利後，遷回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把這本譯書又出了幾版，卻從沒有找我聯繫，送我一本。我後來在海內外流寓中，直到“文化大革命”後，幾次承友好相贈，丟失了又在舊書店另外買到了送我。現在我手頭的一本是1947年3月的第3版。
最近我把舊譯本匆匆通讀一遍，並找到美國初版本（Harcourt，Brace&Co，1921；我記得原先是根據英國好像是Chalto&win-dus版翻譯的），草草校看一下，發現被錯排而不易看出處不少，也有自己的不少疏忽處，現在略加修訂。中國語言，三十年代到今，也已有變化，在這裡大致都不改了；有些現在看來已並不需要的譯註也沒有加以刪除，音譯名也沒有照今日通用譯名統一修改，只有一些不常見的人地名，都用括弧注出了原文。沒有參考書目，從原注出處，無從知道原書全名，不得不重新補譯附後。至於原書本沒有的“世系圖”等，現在也沒有工夫補做了，好在這樣對於一般讀者也並無大礙。
這本書（包括參考書目）在最初試譯階段，我曾請教過一些師友。女王丈夫（Prince Consort），中國過去並沒有相當的名稱，譯成“配王”，好像是葉公超為我的恰切創造。有些地方也曾請教過師輩孫大雨先生以及一些可惜已經記不清的其他師友。數十年來我依然沒有學過德文，現在補譯參考書目，有幾個德文書名重新就近請教了楊一之同志。經過校訂，譯文欠妥處，想總難免，出版後又得麻煩方家指正。現在也不記得哪位朋友送給我而尚存手頭的這本書，紙張陳舊發脆，而我又就在書上作了修訂，這會給編輯部和排字問同志帶來不少麻煩。凡此種種，我只有在此志謝和預先志謝。
卞之琳
1985年5月23日，7月23日
